延安行（收官）：圣地情结

天末孤烟

（天末孤烟 /1277661/文中图片为原创 ）

　　延安是中国革命圣地，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第一精神谱系，延安也是父母组建家庭的发祥地。因此，对个人而言，到延安同时具有信仰朝圣和家庭溯源双重意义。

我的理解，在中国能称为革命圣地的是建国前党中央或党的首脑机构停留过的地方。符合这一特征的那就是井冈山、瑞金、延安、西柏坡。其他重要革命纪念地一般都有专属称呼。当然，官方表述也是个很宽泛概念，地方政府也是官方。印象中，总书记2015年考察陕西时明确说过“延安是革命圣地”，这见诸于央媒的报道。

建国前党的核心首脑机构停留过的四个地方的时期长度，官方定义为：井冈山两年四个月，1927年10月～1930年2月；瑞金约三年，1931年11月～1934年10月；延安约十三年，1935年10月～1948年3月；西柏坡约十个月，1948年5月～1949年3月。

这四处圣地，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高度，延安时期应是最高的。理由是这个时期与建党建国的实践关系最密切。关于这一点官方表述一般是：实现革命转折、确立指导思想、培育伟大精神、锻造干部队伍。

以个人学习之见，延安时期有几个特征是很独特的。首先是延安时期党内思想斗争和统一思想的漫长过程。历经瓦窑堡会议、六届六中全会、六届七中全会、党内整风、七大，确立了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这在今天看来，这是党始终保持正确发展方向的根本保证。统一思想的过程则创造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典范。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都是这个时期确立的。后面的发展实践证明，背离就会走偏。第二是延安时期的熔炉效应，输出了大批坚定的党政军骨干人员。开国将帅1614人多数经历过延安时期，有非官方统计超过千人。史料汇总，延安时期三十余所院校和青训班培训毕业骨干超过百万人。第三是延安时期为国家治理实验积累了实践经验，特别是土地改革、公有制、民主选举三个方面。

如果从有井冈山根据地算起至一九四九建国的二十二年，延安时期十三年就占了一多半。延安是失败后的落脚点，也是新征程的出发点，这是中国共产党最伟大的转折。学党史，解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行，了解延安时期极为丰富的党内政治生态是关键。

父亲1937年1月随红军总政治部进驻延安，母亲1937年11月辗转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安排抵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

母亲在陕北公学的进步是“开挂”式的，入学一个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两个月后转正。转正后一个月担任陕北公学14队党支部副书记，三个月后担任16队支部书记。入学一年，已经成为党的优秀基层党务工作者。母亲由于学习努力、工作积极、对党忠诚，于1938年12月选调进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0年7月进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母亲抵达延安后在三个学院连续学习工作了近三年，这在当时一般学制仅几个月的战争年代是很少见的。放在今天，应该是本硕博连读的样子。母亲1941年7月任延安中共中央敌后城市工作委员会（简称敌工委）办公室一科科员，那年母亲不到24岁。父亲1938年2月任中央教导大队（1942年改称中央警卫团）政治委员，1940年7月进入马列学院在职学习。父母同期进入马列学院学习是他们天大的缘分，也因此延安马列学院是我们这个家庭的发祥地。在此之前他们并不相识，也没有交集。

父亲关于这次学习写到：“经上级同意后，于1940年7月入马列学院在职学习。除学习外还担任支委、小组长的工作。这个学校的学员除部分是较高级别的老干部外，大部分是经过在延安党校、抗大、陕公等校学习后能培养干部的新知识分子。当时学习的主要东西是党的建设、联共（布）党史及世界革命史等课程。学习时间约一年”。

母亲在当时显然是属于“能培养干部的新知识分子”了。母亲说，刚认识父亲的时候还是有些看不起他的。不过，父亲当时的自我感觉良好：“这是我第一次进学校学习理论的，过去没有看过这些书，也未听过这些课，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的。因自己迫切想学点东西，因此学习是积极的，也有些收获。但由于自己文化理论基础差，和当时学校教条主义的教学方法，真正领会的不多，因此收获是不大的……。这是我第一次和知识分子在一块学习生活，和他们的关系一般还好。但当时学生中的自由主义、平均主义空气较浓厚，我对这些东西看不惯，能大胆公开的正面的进行批评，对同学仍是有帮助的。同学们佩服我，同时也有些怕我。同学和领导对我的印象都较好”。

父亲和母亲同学了一年，1941年7月母亲选调进敌工委工作，父亲回原单位任原职。他们的工作生活地点开始是杨家岭，后来是枣园。抗战期间，父母亲一直在延安。父亲1945年8月奔赴东北战场，母亲1946年6月带着4岁和2岁的女儿随干部家属团奔赴东北前线。

父亲在延安期间其实是不安心的，一直要求上前线。他在《思想汇报》中写到：“在这一时期中因担负全面的领导工作，自己在单独工作能力的培养上得到了锻炼。但是缺乏前方战斗部队那种实际的战斗生活的锻炼。因看到一些在前方的同志发展提拔快，于是也常想到前方去，或要求到学校学习以便过渡到前方去。当时虽对工作没有多大影响，服从了组织的需要，但这是个人主义思想，是不应该有的。由于直接在中央领导下，同时处在后（方）较安静的环境里，学习条件较好，自己也要求进步。因此在这几年的工作中还注意学习，在政治思想上以及文化水平上都（提）高了一步”。

　　父母离开延安后，就开始在战火中颠沛辗转了。父亲在东北战场经历了大撤退、大反攻，随着大部队一直打到海南岛。母亲带着孩子，紧紧追随着部队，从祖国的最北面一直到最南面，边带孩子边工作。从哈尔滨到广州，部队打到哪她工作到哪。在东北根据地下乡搞土改，不怕土匪打黑枪。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母亲带着孩子紧紧跟随。在哈尔滨、天津、广州、武汉搞工业建设。母亲是军队家属中的贤妻良母，是战时地方工作中的女强人。

延安是我们家庭的精神圣地。父母因革命事业在延安同学相识，组成家庭。在延安他们有了两个女儿。如果他们一直在中央机关长期工作，生活将是平稳安全的。但信仰和党性驱使他们义无反顾的离开了延安，奔赴民族解放的战场。没有问过他们，也不会问他们，是否后悔离开中央机关，因为他们那一代人从来不会把贪图安稳享受放在自己的理想目标里。

　　1990年父母在大姐和二姐的陪同下重返延安。他们在杨家岭、在枣园一个窑洞一个窑洞看；宝塔山要上，延河边要站；抗大、马列学院、陕北公学、中央党校旧址挨个走遍。当时的情景，大姐在她的《长女抒怀》中写到：“1990年9月我和妹妹有幸陪父母一道回了延安。虽只停留了短短的四天，可那是多么有意义、多么激动人心、多么无法忘却的四天啊！四十四年后，还是当初我们从延安走出去的四个人重返故地，是一次极不平常的“寻根”。在延安，我们参观了王家坪《延安纪念馆》和杨家岭中共中央原所在地旧址；流连忘返于凤凰山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故居；默默听着烈士陵园里那肃穆的松涛声；站在宝塔山顶俯瞰延安全城和长流不断的延河水……。在枣园我们找到了父母的洞房，父母在“金婚”前夕并肩站在窑洞前留下了珍贵的合影。汽车冲过浅浅的河水，我们爬上了候家沟的山坡，伫立在我刚出生后住过的窑洞前，瞬时间感到那么神圣亲切。宝塔山延河水，我们真切地感到这里真正是我们姊妹俩的根。我们的生命从这里开始，我们比别人更有责任继承父母的事业、思想和品德，把延安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做个延安的好女儿”。

　　2017年我们姐弟五人沿着母亲当年奔赴革命的曲折路线，从河北赵县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旧址、洛川、甘泉到延安，重走母亲当年之路。

今天又站在延安的热土上，能告慰父母的是，我们姐弟五人都获得了”光荣在党50年”的荣誉纪念章，我们懂得什么是传承。

（完稿于返程K559绿皮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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