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旧照的回忆

李班主

　　8月10日，锐姐发来一张照片，是1965年襄师附小老师的合影。这张几十年来最让我动容的照片，深深触碰了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一阵阵暖流心中激荡。母校襄师附小，托举了我的童年时光，承载了我的无数梦想；亲爱的老师，为我涂抹生命最美底色，为我人生开路引航。都说往事如烟，可往事却清晰如昨。

　　刚上二年级，襄阳师范学校举行开学典礼，班主任杨淑惠老师推荐我代表附小学生发言。杨老师怕我出错，特意让我在老师办公室，熟读《决心书》。《决心书》已经用红纸抄好了，我读了一遍又一遍，觉得已经非常熟练了，我还把《决心书》倒过来，字体朝下地读了一遍，用“倒诵如流”形容熟练程度，一点都不夸张。那年我八岁，第一次独自登上舞台，看见台下黑压压的人头，心慌了，开始读得还很顺畅，读到“否则”时，突然卡壳了。“否则”两个字我没学过，汉字也没标注汉语拼音，“否则”的意思我也不懂，连蒙混过关的能力都没有，顿时傻了眼，脑子一片空白，低着头，一声不吭地站在台上，活像受审的囚犯，样子一定又难看又好笑。会场安静极了，一千多双眼睛聚焦我，我害怕得连心跳都能听到。不知过了多久，身后好像有人靠近，耳边传来轻微清晰的声音：“否则”。这声音真是救命仙丹，我终于得救了，“否则”啊否则……事后知道，那位上台救我的“神仙”，是负责思政教育的副校长孟道正老师（二排右三）。

有一次期末考试，有个同学的铅笔断了，又没有备用铅笔，就举手求救。杨老师问哪个同学有多的铅笔。我一听，赶紧拿出自己的铅笔，递向杨老师，几乎是同时，又有几个同学也拿出铅笔递向杨老师。这一幕，正好被前来巡考的孟校长看见了。散学会上，孟校长点名表扬了我们班，说我们班风正，同学之间相互帮助。后来，孟校长升任市教育局副局长，跟我家住一栋楼。我还想着抽空回去拜访他，可他几年前就走了。

（孟道正副校长）

　　张文媛老师（一排右四）长得漂亮，个头不高，身材小巧，爱说话，很活泼，成天乐呵呵的，她没有教过我，可我对她印象很深。有一年，学校文艺汇演，排了一出话剧《一百分不算满分》，讲了一个男孩儿成绩很好，门门功课一百分，可他骄傲自满，自以为是，不尊重老师，对同学也不团结友爱，老师批评教育他，他还满不在乎，跟老师顶撞。按照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这样的学生，哪怕考了一百，也不能算满分。小话剧是学生和老师共同表演的，目的就是教育我们，不但学习好，还要表现好。剧中主角小男孩，是张文媛老师饰演的，剧中的老师，是我班主任杨老师本色出演。演出那天，低年级学生坐在前面，我清楚看到张老师头戴鸭舌帽，身穿背带裤，说话声音洪亮，走路的时候，头都昂到天上去了。最记得张老师演男孩儿骄横样子的一个典型动作，一只脚踏在椅子上，一只手叉腰，一只手把鸭舌帽摘下来，使劲儿摔在桌上，然后大声喊叫，张老师表演自然逼真，惹得同学们哈哈大笑。如今张老师已届耄耋，身体和精神状态也都很好，我会找机会回去看望她的。

（张文媛老师）

　　高光珍老师（一排左四）跟我班主任杨老师关系好，所以我还记得。高老师言语不多，可她孩子般的笑声，跟银铃一样清脆，非常好听，至今没忘。

大学毕业那年，我应邀到洪山区参加一个小学生的朗诵比赛。我怕迟到，早早到了现场，我坐在前排，观众还很少，我会不时往身后看几眼，不一会有几位中年女老师进来了，坐在一起说笑。在我回头坐定那一刻，觉得中间那位老师有点儿面熟，多次回头看了几次，终于想起来了，原来她是襄师附小的高光珍老师，听说文革中他随丈夫调到武汉来了，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了！我兴奋地走下座位，来到高老师身边，低身跟老师寒暄：“请问您是高光珍老师吗？我是襄师附小学生。”高老师身子一下坐直了，眼睛盯着我，显得格外惊喜：“哦！你是附小的学生啊！”高老师没教过我，时间一长，不记得我了，这很正常。我告诉她：“我是杨淑慧老师的学生！”还讲了当年附小师生的一些人事，高老师听得很认真，也很高兴，可她还是没有想起我来。突然想起钱包里有一张我小学时的全家福，赶紧掏出来递给高老师，高老师一看照片，仿佛一下清醒过来，很快道出我的小名：“哦，你是李小燕儿啊？”不一会儿，比赛开始了，我回到了前面的座位。等到活动结束，会场乱了，人头攒动，我想再找回高老师，已经不可能。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我也忘了记下她的电话号码，没想到这一错就彻底错过了，我和高老师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几十年没再见一面，那次短暂的邂逅，竟然成了这辈子我对老师最珍贵的回想。多年后再提到高老师，有人说高老师已经作古，真让我唏嘘不已。

（高光珍老师）

　　1963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向雷峰同志学习”的号召，很多学校都请解放军当少先队校外辅导员。照片里的谭友余（二排正中军人）是我们分区警通排的一名战士，分区和附小只隔一条马路，附小近水楼台，聘谭叔叔为校外辅导员。这张照片就是为了欢送他拍摄的。谭叔叔当年还是我们分区“少年之家的”辅导员，1964年分区组队到地区礼堂表演节目，从南街的分区，到城东北角的地区礼堂，一去一来，都是谭叔叔负责带队护送。谭叔叔在附小当校外当辅导员，不仅收获了雷锋精神，还收获了爱情，把李忠贤老师处成了未婚妻。1965年谭叔叔调到郧阳军分区，仍然当了校外辅导员，提干后跟李忠贤老师结婚了，转业后在襄阳档案局当局长。

李忠贤老师是杨老师的朋友，经常跟杨老师一起玩儿，我跟她也很熟。李老师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说我像杨老师，说话的口型也像，声音也像，舞蹈动作也像，在李老师眼里，我就是杨老师的翻版。前几年我去看杨老师，顺口说出想去看看李忠贤老师，杨老师说，李老师已经走了，我的心不禁一阵难受，后悔没有早点儿去看她。

（李忠贤老师和谭友余叔叔）

　　当年教音乐的是王沁佩老师（二排左三）。王老师很有才，他的课也深受学生喜爱，每次课上完了，大家仍然沉浸其中，意犹未尽。我们喜欢音乐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每次上课，王老师都会抱着手摇留声机进教室，那个家伙很重，如果王老师还要拿其他教具，就会叫几个男生帮忙抬进来。听音乐的时候，王老师会在这个神奇家伙身上插上手柄，使劲儿摇上几圈，再把唱针往唱片上一放，音乐就响起来了。可是每次王老师放唱针，我都会提心吊胆，屏住呼吸，眼睛一眨不眨，生怕老师把唱针放歪了。欣赏音乐的感觉真能让人陶醉。可是过了一会儿，留声机的劲儿快用完了，音乐就开始降调了，五音不全了，怪声怪调地，同学们都笑起来，王老师赶紧去摇手柄，音乐又重新回归正常。后来文革开始了，留声机成了“封资修”，我们的音乐课再也见不到留声机了。王沁佩老师后来调到樊城二十七中教数学，因为家庭原因和文革冤案，王老师的日子过得非常凄惨，六十多岁就早早走了，回想起来非常难过。

（王沁佩老师）

　　用时下的词语形容，高洪林老师（三排左一）是附小的“高大帅”、美男子，可是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文革中备受打击，可谓半生坎坷，一生艰辛。高老师是美术和数学老师，教过我们美术课，会一手绝美粉笔画。我小时候不大喜欢美术，每次上课，除了欣赏高老师画粉笔画的时候，我还比较用心，但是轮到自己作画时，我就心不在焉了，“偷工减料”了。比如画一个信封，高老师要求我们先用铅笔勾勒信封的外形，然后再用各色蜡笔给信封图上颜色。可我从来不用铅笔，直接拿起蜡笔开干，连画带涂，速战速决。所以每次图画作业发下来，我的分数经常都是60分。因为文革遭受冲击，高老师的身心健康受到很大伤害，曾一度丧失工作权利。好在后来得到平反，还有退休工资，不但找到了勤俭持家的好妻子，儿子的学业和工作也都理想，儿子成家后，还为高老师添了孙子，高老师也算苦尽甘来，终得善果。

（高洪林老师）

　　这张珍贵的照片里，还缺三位老师：一位是校长朱家友，拍照时他外出开会不在学校，一位是教导主任卢兴凯老师，王荺淑老师调到樊城米公小学去了。三位老师我都不熟，也没印象了。现在，照片里的老师大多都走了，只有八位老师健在：罗清霞、郭明全、王昇、范朝林、刘明忠、高洪林、张文媛和杨淑惠老师。王昇，范朝林老师在樊城，刘明忠老师坐轮椅，张文媛老师在渔梁洲，罗清霞老师88岁身体很好，郭明全老师87岁了依然精神矍铄，高洪林老师87了，还在带孙子。岁月不饶人，老师们都在与慢病共存，祝他们晚年幸福！深深缅怀那些逝去的老师，斯人已逝，教泽长存。写下此文，倾诉衷肠，纸短言长，师恩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