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燕故地行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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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11日、12日）

李尔山、刘艾珍

（一）

拒马河畔紫荆关主关城实地纪行

2026年10月11日先抵达易县紫荆关拒马河南岸主关城。

此城是明万历年间紫荆关防御体系的核心枢纽。沿拒马河古道抵达紫荆关后，第一眼便能直面的明代原生关隘遗存。

这座主关城选址在拒马河南岸的一处向东凸出的台地上，北侧直接以拒马河主河道作为天然护城河，无需额外人工开挖壕沟，东北侧紧邻万仞山延伸下来的陡峭崖壁，西侧依托犀牛山的山梁形成天然侧翼屏障，仅南侧留有一条通往十八盘古道的狭窄出口。整个关城的平面形态并未遵循传统城池的方正规制，完全顺着河岸台地的自然等高线顺势修筑，轮廓随地形呈现不规则的曲尺形，总占地面积约7万平方米，是整个紫荆关防御集群中唯一一座直接紧临拒马河主河道的大型关城。

主关城的墙体全部采用紫荆岭本地开采的花岗岩条石垒砌，条石的尺寸经过统一规整，大多长80至120厘米、宽40厘米、厚30厘米，每块石料的重量都在两百斤以上，砌筑时采用一顺一丁的传统工艺，灰浆以白灰、碎石、糯米汁混合灌注，石石之间的缝隙咬合极为紧密，至今六百余年，大部分墙段仍未出现明显的整体错位。

现存主关城的外墙高大约在6米以上，墙顶外侧保留着部分明代原砌的垛口，内侧的宇墙虽有局部残损，但仍能清晰辨识出当年守军巡守的马道痕迹。这座临河主关城的墙体从基础到墙顶几乎全部以整石砌筑，没有使用碎石黄土填充墙芯，抗冲击与防洪能力都远高于外围城防，数百年来经历拒马河多次汛期洪水的冲击，临河的墙基仍未出现大面积坍塌。

主关城明代城门，坐落在关城的东侧立面，打破了传统城池“南门北向、北门南向”的常规朝向，完全顺着河谷通行的动线设置：北门紧邻拒马河河岸，坐西朝东，花岗岩条石砌筑的拱券门洞深约10米，可供车马直接穿行，门额处保留着明万历年间的两重石匾，上层横书“河山带砺”，落款为“万历丁亥夏 聊城傅光宅书”，下层石匾刻“紫荆关”三个大字，字迹苍劲浑厚，是关城最具标志性的原生遗存。

沿着主关城外侧的豁口攀登城上，墙顶的石面上还能清晰看到当年守军留下的多处擂石投放口、排水沟槽与旗杆石遗迹，部分墙段的花岗岩表面，还留存着深浅不一的战时兵器磨击的凹痕。这些没有经过后期修复扰动的原生遗存，完整保留着明万历年间营建时的原始格局，没有过多现代复建的人工修饰，站在城墙上便能直面拒马河的湍急流水，真切触摸到这座临河石城六百年未曾消褪的军事质感。

（二）

圣塔院塔（荆轲塔）建筑形制与时代背景考述

圣塔院塔，民间俗称荆轲塔，坐落于河北省保定市易县荆轲山山顶，现存建筑主体为辽乾统三年（1103年）始建，明万历六年在原址按辽式形制复建，清代康乾年间多次补葺，是华北地区辽代密檐砖塔的遗存之一。

2006年被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塔因坐落于荆轲山，后世与山名绑定，逐渐形成“荆轲塔”的民间俗称，其正式定名始终以所在寺院“圣塔院”为依据，清代留存的《重修圣塔院记》碑刻中明确记载“寺与塔同山共名，因地得称”，未将建筑本体与战国时期的荆轲遗存做直接的功能关联。

塔基：简化的辽代须弥座形制

该塔塔基直接砌筑在荆轲山山顶的天然夯土台基之上，台基整体高出周边地面约3米，未做辽代早期佛塔常见的多层台明扩展处理。现存须弥座通高1.8米，整体呈八角形，束腰部分仅做简单的砖雕壸门装饰，无辽代中期佛塔常见的力士、伎乐、瑞兽等高等级雕刻，转角处的仿木斗拱构件尺寸偏小，出檐深度不足7厘米，砌筑时部分砖缝的灰浆饱满度不均，局部位置可见后世补砌的明清砖块。

从现存遗存来看，该塔塔基的用料规格远低于大同灵丘觉山寺塔、涿州云居寺塔、蔚州南安寺塔等辽代中期皇家敕建佛塔，未采用特殊的磨砖对缝工艺，基础埋深仅1.2米，远达不到同期核心区域佛塔的工程标准，属于辽代晚期地方佛寺自主营建的塔基形制。

塔身：缩减的楼阁式结构

该塔通高约25米，整体为实心砖石结构，塔身高度占总塔高的比例不足五分之一，远低于辽代中期佛塔近三分之一的常规比例。塔身八面均做仿木结构处理，东西南北四个正面辟出砖雕假门，门楣处仅刻简单的卷草纹，其余四隅设置直棂假窗，窗格线条粗糙，无多余装饰。

塔身内部未设置辽代佛塔常见的登临梯道，也未预留安置造像的佛龛空间，仅在塔体正下方设置小型地宫。据载：地宫中曾出土的两百粒舍利，容器做工简易，无铭文标识。塔身外壁砌筑时的错缝处理较为随意，部分位置甚至出现通缝，建筑工艺的精简特征十分明显。

塔檐：程式化的密檐层叠

该塔为典型的八角十三层密檐结构，每层塔檐均以叠涩砖向外挑出，檐下仅做简单的一斗三升仿木斗拱，无辽代中期塔檐常见的斜拱、计心造等复杂工艺。每层塔檐的出挑宽度逐层向内收分，从第一层的0.6米缩减至顶层的0.2米，檐角位置未使用专门的角梁构件，仅以叠涩砖逐层外探，每面檐角插木枋各悬挂一枚铁制风铃，部分风铃为清代补铸，与辽代原构件的尺寸存在明显差异。

十三层塔檐的整体收分比例并不均匀，中部几层的檐口甚至出现轻微的向外凸出变形，可见营建时未经过严格的力学验算，工程精度远逊于辽代鼎盛时期的佛塔作品。

塔刹：简易的砖石束顶

该塔塔刹通高不足2米，底部以两层砖砌仰莲作为基座，上方直接安置三层相轮，顶端仅设置一枚小型铁制宝珠，无辽代佛塔塔刹常见的覆钵、宝盖、露盘等完整构件，更没有金属刹杆贯穿塔体的加固结构，整体形制极为简化。现存塔刹构件中，仅仰莲部分保留少量辽代原砖，其余相轮、宝珠均为清代乾隆二十八年修缮时补装，与辽代原初设计的形制存在一定差异。

圣塔院塔作为辽天祚帝乾统年间的地方营建作品，建筑工艺的简化、规制的缩减，恰恰折射出辽代晚期的时代特征：此时辽朝境内佛寺营建活动虽仍在延续，但国库财力已无法支撑中期那种大规模、高规格的佛塔建造工程，地方寺院只能以缩减工序、降低用料标准的方式完成建塔目标。这座质量平平的地方辽塔，恰好成为辽代统治末期社会经济由盛转衰的实物缩影，为后世观察契丹王朝最后的建筑遗存提供了一份不加修饰的真实样本。

（三）

河北易县龙兴观道德经幢述略

位于河北易县城区的龙兴观道德经幢，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唐代道教御注石刻经幢，1996年被列入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为盛唐官方道教传播体系留存至今的孤品实物，它既是唐代书法史与金石学的重要标本，也是校勘《道德经》传世版本的核心一手史料。

经幢始刻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由时任易州刺史田仁琬奉唐玄宗李隆基敕令主持营建。李唐王室尊老子李耳为始祖，开元年间玄宗亲自为《道德经》作注，下诏全国各州将御注本刻石立幢，易州经幢便是这一全国性文化工程中，为数不多完整穿越千年留存下来的遗存。

经幢最初安置于易州城西的开元观，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随观名变迁，整体迁移至城内龙兴观。此后历经金、元、明、清数代，龙兴观殿宇屡有兴废，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经幢在暴风雨中倾圮，幢顶脱落深埋土中，两年后地方官府组织重修，因工匠对经幢原有朝向不熟，安装时将幢身方位偏移，使经文开篇位置从传统的正东面转向东北，这一细节也成为后世金石学者考证经幢沿革的重要标记。

1926年，龙兴观全观建筑遭驻军拆毁，仅经幢独存。1986年河北省文物部门为其修建六角保护亭，2001年完成碑亭升级修缮，使这处千年石刻彻底脱离自然风化的直接威胁。如今经幢所在的遗址范围内，还保留有龙兴观明代全图残碑与两株树龄超千年的古柏，与经幢共同构成龙兴观最后的地面遗存。

整座经幢通高约6米，整体采用汉白玉石材分段雕琢拼接而成，仅顶部庑殿式幢顶为青石材质，从下至上分为三层结构：底层为双层束腰覆莲须弥座，束腰处雕刻卷草与瑞兽纹样；中部是上下两段八角形幢身，为经文镌刻的区域；顶部为仿唐代木构建筑的庑殿顶，瓦垄、飞檐、斗拱等细节均按写实比例雕琢，角梁下保留的“一斗三升”式斗拱，是研究唐代北方石作仿木技艺的罕见实物。

幢身上部镌刻18个标准正楷大字：“太上玄元皇帝道德经大唐开元神武皇帝注”，其余八面幢身完整镌刻唐玄宗御注《道德经》八十一章全文，连同开篇敕文与唐代官员落款，总刻字量达5300余字。后世金石学界经多方考据确认，经文与题额均出自唐代著名书法家苏灵芝之手，其书风圆转流美、刚劲端严，是盛唐楷书“写经体”向官方石刻书风过渡的代表性作品，清代金石学家翁方纲曾专程赴易县实地踏勘，在幢侧留下亲笔题记，对其书法价值与文献价值给予极高评价。

作为唐代官方颁布的标准《道德经》刻本，经幢文字未经后世历代传抄翻刻的改动，是学界校勘《道德经》诸多传世版本异文、还原唐玄宗御注原始面貌的最权威实物依据，在道教文献史研究领域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不同于云冈、应县木塔这类广为人知的大型古迹，龙兴观道德经幢始终以静默的姿态伫立在易县城区的日常空间里，没有宏大的建筑群落烘托，也没有密集的旅游人流簇拥，却完整串联起盛唐崇道政策、辽金地方文化变迁、清代金石学兴起等多个历史阶段的文化脉络。

它既是燕赵大地上罕见的唐代中央级官方石刻遗存，也是先秦道家思想在盛唐完成官方化、经典化之后，留在华北平原上的一块坚实文化坐标。千余年来，无数金石学者、道教史研究者专程赴易县踏勘捶拓，围绕这方经幢形成的著录与考证，至今仍是河北区域史与唐代宗教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

易县燕下都武阳台遗址记略

武阳台遗址位于河北省易县县城东南2.5公里处，今属高陌镇武阳台村地界，是战国燕下都宫殿区的核心主体建筑基址。1961年，燕下都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阳台作为遗址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夯土台遗存，是整个燕下都考古体系的核心坐标。

据《水经注·易水篇》记载，武阳台营建始于燕昭王在位时期（公元前311年—公元前279年）。此前燕国因“子之之乱”遭受齐国大规模入侵，都城残破，昭王即位后为抵御南部齐、赵、中山的军事威胁，在北易水与中易水之间营建下都，武阳台正是这座新都的最高中心建筑。

现存考古实测数据显示，武阳台夯土台基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最长处140米，南北最宽处110米，与北侧望景台、张公台、老姆台沿南北中轴线依次排布，共同构成燕下都宫殿区的核心骨架。据载：台体周边分布有密集的手工业作坊遗址：西北侧21号遗址为铸铁、铸铜作坊，23号遗址为铸兵器作坊，22号遗址为制骨作坊，完整覆盖了战国都城核心区的官营手工业体系。1956年，武阳台东侧丛葬坑出土文物1480件，其中6件铁制兵器经检测为公元前3世纪初的高碳钢制品，证明彼时燕国已熟练掌握淬火工艺，将中国古代钢铁冶炼技术的成熟年代大幅推前。1962年，台基西侧地下5.4米处发掘出总长百余米的陶质排水管道，以三节套接的陶管串联铺设，是先秦大型宫殿排水系统的罕见实物遗存。考古研究表明，武阳台的宫殿主体功能一直延续至战国晚期晚段，秦灭燕前夕，燕人紧贴台基修筑防御隔墙，破坏了原有宫殿格局，其功能从燕王理政的核心大殿转变为城防体系的附属防御建筑，此后再未恢复宫殿使用功能。

唐代，燕下都的旧宫殿台基被重新利用，武阳台夯土高台之上建起善兴寺。依托11米高的天然台基，寺庙无需额外修筑高台，便拥有了俯瞰周边数十里的视野，这处建于战国宫殿遗址上的唐代寺院，成为易水河畔一处特殊的人文地标。

该寺在唐代天宝年间达到香火鼎盛阶段，金代、明代、清代均有地方信众与官府主持的重修工程。直至清末民初，善兴寺仍保留着完整的寺院格局，台基上的殿宇依夯土地势逐层抬升，从台底沿石阶而上，依次穿过山门、前殿、正殿，与两千年前燕国宫殿的登临路径恰好重合。

20世纪上半叶，善兴寺建筑逐渐倾颓，台基上的木构殿宇相继损毁。1957年，残存的寺庙旧址被改造为村办小学，直到上世纪后半叶学校迁出，台基上仅留下数件石质遗物：残断的重修碑一通、石门槛一件、柱础两件，成为善兴寺跨越千年香火的最后实物见证。

今日的武阳台，仍完整保留着先秦以来的全部夯土台体，未进行任何大规模复建工程，是国内极少数保持原始夯土风貌的大型先秦宫殿基址。登临台顶可完整俯瞰燕下都宫殿区的中轴线格局，南北两侧的残存夯土台基在平原上依次排开，与《水经注》记载的空间格局完全吻合。

2013年之后，燕下都遗址纳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文物部门开始使用无人机定期巡查监测，对夯土台体的水土流失、风化剥落情况建立动态档案，周边现代坟侵占遗址区的现象也逐步得到治理。如今武阳台周边仍为传统农耕区域，村路从台基边缘绕过，村民世代在遗址周边耕作，这片从战国延续至今的黄土台，始终与脚下的土地保持着最质朴的共生关系。

从燕王的理政大殿，到烽烟中的防御堡垒，再到千年古寺的高台基座，武阳台的每一层夯土都叠压着不同时代的痕迹。它没有后世重建的飞檐斗拱，却以最本真的黄土形态，把从战国到今天的两千多年时光，稳稳托举在易水河畔的秋阳之下。

（五）

狼牙山的千层岩

站在狼牙山的山径边随手拾起一块石头，指尖触到的不是普通岩石的粗粝，而是一层叠着一层的、被时光打磨出的温柔棱角。这些静静躺在太行余脉里的千层岩，藏着一部写了十几亿年的山海传记，每一道层理都是岁月刻下的注脚。

远古海洋的信笺——

大约十二亿年前，这里还没有狼牙般的奇峰，只有一片浸在暖光里的浅海。海浪慢悠悠地拍打着岸线，海水中的碳酸盐、硅质碎屑，还有细碎的铁锰矿物，在平静的水底日复一日地沉淀。不同季节、不同年代的沉积物带着各自的色彩与质地，一层灰岩、一层白云岩，偶尔还夹着一条硅质的黑带，像被时光随手夹进书页的书签。千万年过去，这些松散的沉积物在海底堆叠成厚厚的书页，在压力与温度的悄然作用下固结成岩，把浅海的风、海底的静，都封进了岩石的肌理里。

燕山运动的笔锋——

后来地壳的书页被燕山运动（2亿年前—6600万年前）的巨手缓缓掀起。原本平躺着的岩层被托举、褶皱、断裂，从幽暗的地下抬升到阳光之下。坚硬的硅质层不肯轻易弯折，便在岩层里留下了清晰的节理缝隙，而质地偏软的碳酸盐岩层，早已在抬升的过程中悄悄埋下了风化的伏笔。原本平铺的“海之书页”，就这样被塑造成了狼牙山最初的骨架，那些层层叠叠的纹理，终于有机会暴露在风雨面前。

风雨雕琢的山骨——

从此之后，风成了刻刀，雨成了溶剂。温差让岩石表面热胀冷缩，慢慢裂开细碎的纹路；带着二氧化碳的雨水顺着层理缝隙钻进去，一点点溶蚀掉质地松软的部分。抗风化能力强的岩层留了下来，凸起成硬朗的岩脊；质地脆弱的部分被慢慢掏空，凹进去形成深浅错落的岩槽。千万年的冲刷过后，原本平整的岩层变成了层层堆叠的“千层台”，像微缩的山峦，像凝固的云阶，甚至像一座天然生成的小石塔。

我拾到一块覆着鲜绿苔藓的千层岩，那是把时光的故事写到了最后一笔。湿润的山风把苔藓的孢子撒进岩缝，它们在层与层的凹陷里安了家，把亿年沉默的岩石，晕染出鲜活的绿意。这时候你才忽然明白，狼牙山的千层岩从来不是一块冰冷的石头，它是从远古海洋走来的行者，带着十二亿年的浪声与风声，静静立在太行的群峰之间，和五壮士的故事一起，成了这座英雄山最沉默也最厚重的注脚。

（六）

涞源阁院寺文殊殿唐辽两经幢调查结论

一、唐咸通八年经幢结论

该幢为八棱汉白玉石质，主体镌刻晚唐通行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现存可辨文字约千余字，部分经字因千年自然风化漫漶不清。现存题名以晚唐飞狐县本地僧团、民间信众为核心功德主群体，幢身附带的短篇题记，明确记载了晚唐时期当地信众集资重修寺院的史实。

咸通八年即公元867年，属唐懿宗统治晚期，此时飞狐县隶属于河北藩镇管辖，虽地处边地，仍延续着长安、洛阳一带流行的中晚唐陀罗尼信仰传统。这一纪年是阁院寺现存最早的明确唐代纪年实物，将寺院可考的连续历史向前推进了近百年，直接坐实了文殊殿是在成熟的唐代寺院基址上重建的核心判断。

它与殿内经碳十四检测确认为唐代的两根金柱形成完整证据链，合理解释了文殊殿区别于多数辽构“坐西朝东”的契丹传统取向、独取“坐北朝南”中原汉式布局的特殊成因——辽代建殿时并未改动唐代寺院的原有整体格局，是国内极少数能明确“唐基辽构”传承关系的早期木构建筑。

二、辽应历十六年经幢结论

该幢同为八棱汉白玉石质，通高约2米，主体镌刻辽代燕云地区广泛流行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现存完整可辨文字约1200余字。幢身明确刻有功德主李崇宛的题名，其为追荐亡父李彦超而立，幢尾保留清晰的应历纪年落款，未见后世补刻、改刻痕迹。

应历十六年即公元966年，属辽穆宗统治时期，此时燕云地区归入辽朝尚不足四十年，辽廷对汉地州县仍施行“因俗而治”的过渡政策，这一纪年与文殊殿梁架上残存的同期墨书题记精准互证，是辽初燕云地区汉将家族佛教活动的直接实物遗存。

幢文内未直接出现“文殊殿”字样，但其立幢位置恰好处于文殊殿殿前中轴线的原始唐代月台范围内，与殿宇营造时间完全同步，是文殊殿在公元966年已正式建成的核心空间证据。

三、关键疑点考辨

功德主家族“异姓”疑点：李崇宛祖父本为五代名将符存审，家族却以李为姓，并非血缘层面的祖宗异姓，而是唐末河东藩镇的赐姓制度遗存——符存审作为李克用麾下核心宿将被赐姓李，纳入河东李氏宗属，其后人入辽后仍沿用赐姓，是燕云边地五代政治记忆的鲜活痕迹。

双幢的学术价值：唐、辽两通经幢形成前后衔接的完整纪年链条，彻底厘清了文殊殿“唐基、辽建、承续汉式营造传统”的核心建筑史定位，补全了从晚唐佛光寺体系到辽代早期木构之间缺失的百年过渡环节，让阁院寺文殊殿成为“八大辽构”中年代序列最清晰、早期传承脉络最完整的辽初原构。

李尔山刘艾珍2026年10月11—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