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行（连载）：红色学校

天末孤烟

（天末孤烟 /1277661/文中图片为原创 ）

　　在父亲的《历史思想汇报》中，多次读到父亲在红军和抗战时期接受教育的情况。联想到父亲在革命队伍中的成长过程，于是开始重点关注我党我军的早期教育建设。深入了解后，深感党和军队在队伍建设伊始就高度重视教育，这和平常印象中初创条件艰苦、大多数红军战士不识字、生存艰难哪有条件搞教育的印象形成鲜明对比。

　　父亲参加红军时认识字，这为他在红色军旅生涯中进步成长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发展条件。

“我家世代都是贫苦农民，据说我父亲以上没有人上过学。到父亲手上，生活可勉强维持。为了少受人欺负，父亲打算让我读几年书，因此我7岁时就上了小学。但到了我8岁时因父亲去世、姐姐出嫁及母亲患病，家里无劳动力，生活困难，只上两年多小学就失学了。以后我就逐渐成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不但家里做饭、种菜、挑水、上山砍柴全由我负担，而且种田、挑担等荷重的劳动也要我负担。到我母亲去世后，这个破烂的家庭就全靠我来支撑了”。 父亲提到的“小学”其实是当时江西农村最底层的私塾，就是这样的“小学”他也只断续上了两年，但学会了认字。

　　父亲在思想汇报中提到的第一次接受全时教育是在1933年春天。他这样写到：“当了两年多的战士后，于1933年春调到3军团教导营军事队学习约4个月。毕业后分配到5师14团团部当通讯班长，不久即代理通讯排长。在两年多的连队战斗生活中，考验了自己，锻炼了自己坚决勇敢的战斗精神，养成了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的组织性”。在这次集训学习之后，仅过了半年，父亲于1934年2月被选调进入中国工农红军彭杨步兵学校学习，学制4个月。当时红三军团正处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最艰难战斗期间，这样的调学频度，即便是在今天也是少有的。可见红军对培养自己优秀骨干力量的高度重视。父亲在4个月的学习结束后，因表现优异留校担任一期学员队指导员，期满还未来得及返回原部队，长征命令下达，即刻分配到作战部队出发。

父亲的第三次调学是1937年8月，进入延安红军抗大第三期政治四队脱产学习。在这次学习期间父亲生平第一次参加了针对党内错误路线斗争的学习。“参加了反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当时我任党小组长。在这次实际斗争中更明确地认识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路线的正确，认识了张国焘路线的错误，以及它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性和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在斗争中我是积极的，能帮助和团结过去在张国焘错误路线下犯有错误的同志。斗争过后开始学习党的建设及一般的军事课程。在这次学习中使我对党内的斗争、党的建设等一些基本问题及一般的军事知识有所提高”。

父亲第四次调学是1940年7月进入延安马列学院在职学习，学制一年。那时他任中央教导大队（中央警卫团前身）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这次学习机会是父亲向组织主动申请的，因为他深感自己政治水平和工作要求差距大。在马列学院的学习没能学完，因为大队长也调学了，军政主官不能同时离岗，只能提前回到任职岗位。关于这次学习他写到：“1938年入抗大时还不能做笔记，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与锻炼后就具有了一般的阅读、写作能力。但对学习重视还是不够，有计划、有系统地学习还差，因此文化理论水平的提高还赶不上工作的需要”。

父亲的第五次调学是1943年3月，经组织批准到中央党校一部学习，这是他毕生最高层次、最系统、最专业、学制最长的学习机会。虽然父亲珍视这样难得的学习机会，但还是没有学完。1945年8月，日本投降，父亲奉命直接奔赴东北战场。

父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还参加过中南军区的文化速成高级班和高级干部速成班学习。这些学习主要是学习文化知识，课程从小学到高中都有。

　　回顾父亲的学习经历，一方面是深感学习使人进步的硬道理，但更多是对早期我党我军重视教育程度的震撼。特别是延安时期，党和军队先后设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马列主义学院、中央党校、陕北公学等三十余所院校，可谓洋洋大观。

　　1931年11月，组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32年春改名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前身及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1分校（原闽西红军学校）、红5军随营学校、红8军随营学校、红1军团随营学校、红3军团随营学校、赣南红军学校、闽粤赣红军学校。

1933年10月，红军学校分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简称“红大”）、红军彭杨步兵学校、红军公略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游击队学校。随后又在瑞金组建红军通信学校、红军卫生学校、红军供给学校、地方武装干部学校。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大学合并，组成红一、四方面军大学。大学下设高级指挥、上级指挥、上级政治3个科和一个步兵团。后因张国焘分裂红军，该校也名存实消。

1936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扩建为西北抗日红军大学。

1936年6月，在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基础上，于陕西瓦窑堡扩大成立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毛泽东任校教育委员会主任兼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下设第1科、第2科、第3科（步兵学校）。1936年6月21日遭敌突袭瓦窑堡，突围后迁至陕西保安（今志丹县）。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3个方面军的红军学校正式编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6年12月，林彪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副校长。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下辖第1校、第2校。

1937年1月，第1校迁址陕西延安，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抗大）。第2校迁至甘肃庆阳，改称庆阳步兵学校。抗大总校1939年迁往晋冀豫边区，1943年迁回陕西绥德。1945年8月，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结束。

1938年5月5日，中共中央组建延安马列学院。马列学院1941年改组为马列研究院，同年7月更名为中共中央研究院，1943年并入中央党校第3部。

一九二七年建军，一九三一年就有了自己的学校。到了一九三八年，仅仅十年，我党我军的教育体系就已经基本建立完毕，开始发挥巨大的输送人才能量。对于一个以工农成分为主的政党武装，这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我党我军教育体系充实完善的最重要阶段就是延安时期。这个时期党的教育事业空前发展，核心原因首先是党中央把教育提到了关系革命成败的战略高度，其次是因为有了根据地才有了办学条件。大批国统区革命知识青年的加入，革命队伍文化结构得到了很大提升。党创办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就是一个典范，著名的《黄河大合唱》就诞生在哪里。1940年在延安还创办了包含财经系的行政学院。这已经是着眼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着眼国家管理的培养方向了。

　　其实，我并不知道父亲的学习愿望和动力是从哪里来的，但是他对提高自身的想法如此明确和强烈，这绝对是军队内部氛围使然。我们从建党建军初期，就是要打造一个有文化的人民政党，就是要打造一支有文化的人民军队。

父亲在战争年代的学习意识是超前的，这一点我印象极为深刻。他在七十年前这样评价自己：“总之，从我整个历史来看，有些优点，同时也存在某些缺点。伟大的革命在迅速地向前发展，工作越来越繁重复杂，对每个干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已有的一点东西已赶不上革命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要学习的东西越来越多，因此决不能自满松动，停止不前。同时也不因为还存在某些缺点，而失去前进的信心和决心。今后必须克服困难，有计划地抓紧文化理论的学习，提高文化理论水平。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继续努力前进”。

父亲的经历教会了我：学无止境，才能行而致远。父亲是楷模，我也努力成为一个毕生好学的人。

学习不吃亏，年轻的时候是上进，工作的时候是本钱，老了是最健康的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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