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醒着的人，第7章 桐城槐下

介子

作者：耿顺甫

美篇昵称：介子

美篇号：504271

背景音乐:耿顺甫作词的小说主题歌曲线没断

封面与插图：Ai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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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桐城槐下

母亲打电话来的时候，他正在老隋的院子里喝酒。

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屏幕——"安徽桐城"四个字，是老家镇上的号码。塑料桶里的酒还剩小半桶，搪瓷杯里的没喝完。他放下杯子，接了。

那头是母亲的声音。比平时尖，气息不稳，像跑了很远的路才停下来喘气："小远，你爸住院了。"

他愣了一下。手指捏着搪瓷杯的把手，停在半空。杯里的酒晃了一下，荡出一个波纹，又平静下来。

"什么病？"

"医生说是心脏的问题，让去大医院检查。"母亲的声音在发抖，隔着一千多公里的电话线，章程远都能听出她嗓子里那股颤劲儿，"你爸不肯去，说花钱。你回来一趟吧。"

挂断电话，手机屏幕暗下去。章程远低头看着屏保上映出的自己，不太清晰，一团模糊的影子。他把搪瓷杯里剩下的酒喝完，站起来的时候凳子腿刮了一下地面。

跟老隋说了一声。老隋靠在石榴树底下，手里夹着烟，烟雾细细地升着。他说："去吧。"

从北京到桐城，一千多公里。他开了整整一天一夜，只在服务区停了两次。第一次在山东境内，停下来加了一箱油，买了两瓶矿泉水和一袋面包。加油站的工作人员看了一眼他的车，又看了一眼他，什么也没说。

第二次在江苏境内，停下来睡了两个小时。夏利的暖气不好使，夜里冻得他手指僵硬，他把手伸到出风口前面，暖风细细的一缕，像人的呼吸。醒来的时候车窗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霜花，他用指甲刮了一下，指甲缝里留下细细的冰屑。

到桐城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傍晚。太阳快落了，西边的天红了一片，像泼了一盆铁锈水。县城不大，医院也好找。他把车停在门口，跑进住院部。走廊里充斥着消毒水的气味，混着药棉的腥气和病人身上的体味。有人推着轮椅过去，轮子吱呀吱呀响，轮辐上沾着干了的泥点。他走到病房门口，推开门，看见父亲躺在病床上。

父亲老了。老得比记忆里快。

被子盖到胸口，脸是蜡黄的，两颊凹下去，颧骨突出来，像两座小山包立在脸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透明的管子从鼻翼下面弯过去，贴在脸颊上，用一小块白色胶布固定着。嘴唇干裂，起了一层白皮，有几处裂口渗着极细的血丝。手搁在被子外面，手背上有一块青紫色的针眼，周围的皮肤泛着暗黄。

章程远站在门口，手里的塑料袋提手勒着手指，勒出一道红印。过了几秒，他才走进去。鞋子踩在地板上，橡胶底和瓷砖摩擦，发出轻微的吱声。

父亲看见他，愣了一下。他张了张嘴，声音很低，像嗓子里卡着什么东西："你怎么回来了？"

章程远没回答。他走到床边，把塑料袋放在床头柜上。塑料袋里装着在医院门口买的几个橘子，黄澄澄的，表皮上还贴着绿色的标签。他拉了把塑料椅子坐下，椅子腿蹭了一下地面，发出刺耳的一声。

"医生说是什么病？"他问。

父亲没说话。他躺在那儿，眼睛看着天花板，像是天花板上有他想看的字。输液管里的药水一滴一滴地往下滴，落在滴壶里，发出很小的声音，啪嗒，啪嗒。

母亲在旁边说："说是冠心病，前降支堵了七成五，要装支架。你爸不肯，说太贵了。"她的眼睛是红的，鼻头也是红的。手指绞着衣角，绞了一圈又一圈，指甲剪得很秃。

章程远看着父亲："装。"

父亲转过头。他瞪了章程远一眼，眼皮耷拉着，但瞪的时候还是睁大了，眼白里布满血丝。"装什么装，你知道多少钱吗？好几万。"

章程远说："我有钱。"

父亲愣住了。嘴微微张着，没合上。氧气管在他鼻翼下面轻轻颤着，随着呼吸一鼓一缩。母亲也愣住了，绞衣角的手指停了，绞好的那一圈慢慢松开。

章程远站起来，走出去。走廊里的灯管有一根坏了，忽明忽暗地闪，光在白色的墙壁上跳来跳去，像一盏快要灭掉的信号灯。医生办公室在走廊尽头，门开着，里面有个中年男人坐在桌后，白大褂的袖口卷到手肘，露出下面深灰色的毛衣袖口。

章程远敲了敲门框。医生抬起头，食指还停在病历本上。

他说了情况。医生放下笔，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桌上："冠心病，前降支堵塞百分之七十五，需要装两个支架。加上住院费、药费，总共六万左右。"

章程远说："装。什么时候能安排？"

医生看了看墙上的日程表，翻了一页："最快后天。"

章程远点点头，转身走出去。缴费窗口在住院部一楼，窗口前面排着三个人。最前面是个老头，手里的单据拿反了，窗口里面的工作人员提示他转过来，他慢慢转着，手指哆哆嗦嗦的，像是扶不稳一张纸。章程远站在后面，手插在口袋里，摸到那张银行卡。卡面光滑，边角有点硌手，他的拇指在卡面上来回蹭着。

轮到他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银行卡，从窗口下面递进去。窗口里面的女人接过去，刷了一下，机器发出一声短促的滴。她看着屏幕，手指在键盘上敲了几下。

"六万二。"

章程远说："好。"

他输入密码。手指按在数字键上，每个键按下去都有轻微的阻力——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托着你的手指，然后才塌下去。屏幕上的数字一格一格地跳。凭条从机器里吐出来，咔嗒一声，像什么东西合上了。

他把凭条折好，放进口袋里。凭条的纸张很薄，折的时候边角有点扎手，像很小的针尖碰了一下指腹。他走回病房的路上经过那条走廊，坏掉的灯管还在闪。他走过了，灯管在他身后又闪了一下，然后暗下去了。

回到病房的时候，父亲正跟母亲说话。两个人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墙听见。章程远一进门，声音就停了。父亲转过头看着他。

"交了。"章程远说，"后天手术。"

父亲张了张嘴。他的嘴唇干裂，起了一层白皮，裂口处的血丝已经凝住了，变成一条细细的暗红色线。"你哪来的钱？"他问。

章程远说："做生意赚的。"

"什么生意？"父亲的声音比之前紧了一些，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

章程远沉默了一下。病房里很安静。只有输液管里药水滴落的声音，啪嗒，啪嗒，一下一下的。窗外的光线在暗下去，墙上的影子从一角慢慢爬向另一角，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沿着墙壁移动。

"帮别人做投资。有人想投资，我帮他们找项目。"他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稳着，像是提前想好了怎么说。手指在口袋里捏着那张凭条，凭条的边缘陷进指腹里，像一道极细的沟。

父亲看着他，没说话。氧气管随着他的呼吸轻轻颤着，那根透明的管子贴在他的颧骨上，被灯光照出一小段亮光。

"小远，"父亲说，声音比之前低了一些，"你记着爸那句话。"

"我记得。"

父亲看着他。他的目光落在章程远脸上，停了一会儿。那一眼不重，但章程远觉得有什么东西从父亲的眼睛里透出来，沿着目光落在他身上，像一层很薄的东西覆在皮肤表面。

"那就好。"父亲说。他把眼睛闭上了。

那天晚上，章程远在医院陪床。

父亲睡着了，呼吸很重，胸腔里有什么东西在响，呼噜呼噜的，像水管里有什么东西在动。他坐在床边，塑料椅子的椅面是凉的，凉意透过裤子渗到大腿上。母亲回家拿东西去了，临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下，回头看了他一眼。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没出声。然后她拉开门，走了。

病房里安静下来。章程远坐在椅子上，把父亲的手从被子里面轻轻拿出来——那只手很轻，骨节突出，手背上的皮肤松松地包着骨头，输液留下的针眼周围泛着一圈青紫。

他拿起床头柜上的棉签，蘸了水，在父亲干裂的嘴唇上轻轻涂了一下。水珠沾上嘴唇，像是渗进了干裂的土地里，一下子就被吸掉了。他又涂了一下。父亲的嘴唇动了一下，像在梦里尝到了什么。睫毛颤了颤，但没有睁开。

他坐回椅子上。塑料椅面还是凉的。窗外是县城的夜景，不高不矮的楼房，稀稀拉拉的灯光。有几盏路灯坏了，黑着一截。偶尔有汽车驶过，车灯在黑暗中划出一道弧线，照亮一小片路面，又暗下去。

远处的山是龙眠山，黑黢黢的影子趴在天际线上。他从小看着那座山长大，夏天的傍晚坐在院子里，山是青灰色的；冬天下了雪，山顶白一片，像戴了一顶白帽子。现在它只是一团黑，比夜空的颜色深一些，像是用墨在纸上涂了一大块。

他想起小时候，父亲每天骑着自行车，带他去镇上的小学。冬天冷的时候他缩在父亲身后，把手插进父亲外套的口袋里。口袋是布的，薄薄的，能摸到父亲腰上的皮带扣。父亲的背很宽，挡着风，他能听见父亲呼出的白气被风刮散的声音。那时候父亲的头发是黑的，骑车的时候被风吹起来，露出额头上的汗。

他想起高考那年。每天晚上父亲陪他复习到很晚。父亲不识字，看不懂他的课本，但他坐在旁边，给他倒热水，给他削苹果。苹果削得很慢，皮不断，一圈一圈地垂下来。

他偶尔抬起头，看见父亲垂着眼，削得很认真，苹果皮在他指间翻卷着，细瘦的手指稳稳地握着水果刀。他考上大学那天，父亲喝多了酒，拉着他的手说："小远，爸这辈子没本事，就指望你了。"父亲的手很热，攥得他指节发痛。

他想起毕业那年，收到父亲的信。信纸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田字格的格子歪歪扭扭的。字写得工工整整，一笔一划，像是用尺子比着写的。他说家里攒了两万块钱，让他留在南京买房用。

他知道那两万块怎么攒的——父亲退休了还在代课，每月多挣几百块。母亲养鸡卖鸡蛋，攒一筐提到镇上去。那个筐是竹编的，筐沿被磨得光滑发亮，母亲提的时候小臂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

现在他有钱了。六万二，卡一刷，凭条一吐，就没了。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手心有一道薄薄的红印，是刚才用力握着手机留下的。他把手翻过来，手背朝上，血管在皮肤下微微凸起，淡蓝色的，细细的。

他想起那些文件。那些签过的名字，那些躺在抽屉深处的纸。那些钱从那些纸上流出来，流到他的卡上，又从他的卡上流到医院里。

他不知道这算不算干净。

父亲翻身了。动作很慢，肩膀在被子下面拱起一个小包，又落下去。氧气管蹭了一下枕头，发出一丝极细的摩擦声。章程远坐在那儿，没动。

过了很久，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窗玻璃上凝着一层薄薄的水汽，他用手指在上面画了一道，露出一条细长的口子，能看到外面黑黢黢的龙眠山。那条水痕很快又被新的水汽盖住了，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

"做人要干净。"父亲说过很多次。小时候挨打了说，考完试说，上大学临走说。他一直记着。但他不知道现在自己算不算干净。手指隔着一层薄薄的水汽贴着玻璃，凉意从指尖渗进来，慢悠悠的，像有什么东西在皮肤底下走。

第二天早上，章程远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趴在床边睡着了。胳膊底下垫着那件外套，袖口压出了一道深深的褶痕。病房里已经有光了，白色的，从窗户外面透进来。父亲已经醒了，正在看窗外。他侧着头，氧气管还插着，嘴唇上的干皮比昨天好了一些，水润了一点。

章程远直起身，胳膊是麻的，像有无数小针在扎。他甩了甩手，站起来。母亲提着保温桶推门进来，桶盖拧得严严实实的，热气从桶身的缝隙里一丝一丝地往外冒。

"炖了鸡。"母亲说，拧开盖子，一股香味散开来，金黄色的汤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油花，被灯光照得亮晶晶的。她拿了个碗，盛了小半碗，递给父亲。父亲接过去，手还不太稳，汤在碗里晃了一下，差点洒出来，他赶紧用另一只手托住碗底。

"你吃了吗？"父亲问章程远。

"吃了。"

"在哪儿吃的？"父亲一边喝汤一边问，汤从嘴角流了一点，他用手背擦了一下。手背上的青紫还没消，像一小片淤在水里的墨。

"楼下，买的包子。"

父亲点点头，喝完了那碗汤。他把碗递给母亲，又躺回去。躺下去的时候枕头被他挪了一下位置，里面的荞麦皮簌簌地响了一阵。

这一天过得慢。上午有护士来换药，下午有医生来查房。章程远出去了几次——买了两瓶水，接了一个电话，在走廊尽头站了一会儿。电话是大鹏打来的，问他还回不回北京。他说过两天就回。大鹏没多问，说了句"你爸没事吧"，他说"没事"，大鹏就说"那我等你回来喝酒"。

挂断电话的时候，他在走廊尽头站着。窗外的天灰蒙蒙的，压得很低，像是要下雪的样子。不知道北京下雪了没有，他走的时候北京还没下。他想了一会儿，想不起北京冬天什么样。好像他记忆里的北京都是灰的，雾蒙蒙的，看不清远处的东西。

"小远。"母亲的声音从病房门口传来，带着一点急。

他转回病房。父亲靠在床头，床头被摇起来一些，上半身斜靠在枕头上。他的眼睛看着章程远，像是想了很久才决定要开口。

"你在北京，到底干什么？"

母亲站在旁边，手里还捏着那个保温桶的盖子。盖子边缘有一圈橡胶圈，她捏得指节发白。空气里还残留着鸡汤的味道，混着消毒水的药味，形成一种说不清的气息。

章程远在塑料椅子上坐下来。他坐下来的时候，椅子腿又蹭了一下地面，发出同样的声音。"做投资。"他说，"帮别人管钱，找项目，赚分红。"

"合法的？"

"合法的。签了合同，有律师。"

父亲看着他。过了很久。窗外的光在他脸上移了一小段距离，从颧骨移到了下巴，像有什么东西在他脸上缓慢地走了一格。氧气管随着他的呼吸一起一伏。

"那钱，"父亲说，"干净吗？"

章程远没说话。他的手指在膝盖上停住了。手心有一层薄薄的汗，在裤子的布料上洇开一小片凉意。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不快，但重，每一下都清清楚楚的。

"是干净钱。"他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是稳的。

父亲看着他。那只手搁在被子外面，指节微微弯着，手背上针眼的青紫色在日光灯下显得格外清晰。他的目光从章程远的眼睛移到嘴唇，又移回眼睛，像是在他的脸上读一份他早就知道内容、只想再看一眼的文件。

然后他点了点头。

"那就好。"他说。"你说话，爸信。"

章程远的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堵了一下。他咽了一下。咽的时候能感觉到嗓子眼有一块微微发紧的地方，像是被什么温热的东西撑了一下，又恢复了。

那天晚上，章程远没有留在医院。他一个人走出住院部，在县城里走了很久。

县城不大。他在桐城长了十八年，每条街都是熟的。出了医院大门往右拐，是新华路。路两旁的梧桐树叶子快掉光了，剩几片干巴巴的在枝头挂着。

镇政府门口那根旗杆还在，旗子收上去了，光秃秃的铁杆杵在夜风里，顶上一个小圆球反射着路灯的光。中心小学的铁栅栏门关着，里面黑漆漆的，操场上那棵老槐树影影绰绰，只能看到一个伞状的轮廓。

供销社改成了超市，换了新招牌，灯还亮着，透过玻璃门能看到里面有人在排队结账。新华书店还在，橱窗里的书已经换了新的，但书架还是老样子，深褐色的，边角磨得发亮。

他走到母校门口，停下来。铁门上面有锈，门缝很窄，他侧着头把脸贴近栏杆，一只眼睛贴在栏杆的缝隙上往里看。操场上什么都看不见。只有黑。

但他知道那棵老槐树就在操场边上，和镇上小学门口那一棵是同一棵树的苗移过去的，他小时候两棵树差不多大，后来镇上那棵长得快一些，学校的就矮了一截。他不知道现在谁更高了。黑漆漆的看不出来。

他想起父亲。每天早上骑着自行车，载着他从家到学校，再从学校回家。那条路走了六年。有时候他坐在车后座上，看着父亲的后背，汗迹在深蓝色的衬衫上洇出一小块深色，被风吹干了，又洇出来。

父亲骑得慢，上坡的时候会站起来踩，车把跟着晃。他的手掌贴在父亲的后腰上，隔着那层薄薄的布，能感觉到父亲的脊椎骨在皮肉下面一下一下地活动着。

现在他开着小车回来。六万二。卡一刷就没了。他站在铁门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凭条。凭条的纸被他捏了一整天，有点软了，折痕处都快磨断了。他用两根手指捏着，借着路灯的光看了一眼——上面印着时间和金额，字迹已经有点模糊了，像是被手心里的汗洇过。他没掏出来。他把凭条放回口袋，没有再看。

他想起来了。很多年前，父亲骑车载他上学的第一天。他坐在后座上，手不知道放哪儿，只能抓着车座下面的铁架子。铁架子上的漆掉了，露出生锈的铁皮。父亲回过头，喊了一声："扶稳了。"然后才蹬下去。

从北京到桐城，一千多公里。他开了整整一天一夜。

但他从小就知道，有些路，比一千公里长。

手术很顺利。两天后，父亲从手术室出来，脸色比之前好了一些，嘴唇有了一点血色。医生说过几天就可以出院，回家静养，不能干重活，不能生气，按时吃药。

章程远在医院待了五天。白天陪着父亲说话，说些有的没的——老家的收成，镇上谁家盖了新房子，哪个同学结婚了。父亲说得多，他听得多。晚上睡在旁边的折叠床上，折叠床是铁管的，铺一层薄垫子，翻身就响，吱呀吱呀的。

但那声响反而让他觉得踏实，像有个声音在告诉他：你在这儿，你能睡着。半夜醒来的时候，听见父亲的呼吸声，平稳的，一下一下的，他就又闭上眼睛。

母亲每天从家里送饭来。都是父亲爱吃的——炖鸡汤，上面浮着一层金黄的油，油面泛着细小的气泡；红烧肉，切得方方正正，酱汁收得浓稠；炒青菜，蒜蓉的，拌了猪油，叶子绿得发亮。保温桶打开的时候热气扑在脸上，带着一股暖融融的香气。

父亲吃得不多，每样只动几筷子，但每次都说好。鸡汤的香味飘满病房，章程远闻着，想起小时候过年才能吃上鸡。那时候母亲把鸡腿夹给他，父亲把自己碗里的也夹过来，说"我不爱吃鸡腿"。如今他端起碗来喝的时候才发觉，一碗鸡汤下去，从喉咙到胃，热了一路。

有一天下午，父亲忽然问他："你谈对象了吗？"

章程远愣了一下。他正在削苹果，水果刀停在苹果皮的一圈半处，皮没断，但停住了。"没有。"

父亲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停在他脸上，停了几秒。"有合适的，就谈一个。你也老大不小了。"

章程远继续削苹果。苹果皮又动起来了，一圈一圈地垂下来，悬在半空中。他想起宁小雨，想起那封信。他没有说话。

母亲在旁边说："我听说，老王家闺女也在北京打工，要不介绍你们认识？"

章程远说："不用。"

母亲还想说什么，父亲摆了摆手。手掌抬起来的时候，输液管跟着晃了一下，透明的液体在管子里荡了荡。"算了，他自己的事，让他自己定。"

章程远把削好的苹果递给父亲。苹果削得很干净，皮是完整的一圈，落在床头柜的盘子里，一圈一圈地盘着，像一个缩小的弹簧。父亲接过去的时候，手指碰到了章程远的手。父亲的手指是凉的，指尖的皮肤微微发硬。章程远的手指缩了一下，又停住了。

父亲咬了一口苹果，慢慢嚼着。腮帮子动了几下，然后又动了几下。水果的酸甜气息在两人之间淡淡地散开。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章程远一个人走到病房外面的走廊里。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一条缝，冬天的风从缝里钻进来，凉飕飕的。

他靠在窗户旁边的墙上，墙皮是凉的，贴着他后肩的位置。他摸出手机，翻到通讯录的某个地方——没有"宁小雨"，没有"她"，只有一个很早之前的号码，存着"南京"。

他盯着那个名字，拇指悬在拨号键上方。拇指停了三秒。他能感觉到拇指的指腹下面那股微微的热度，像是屏幕上的光在暖着他的皮肤。然后他按了一下返回键，把手机放回口袋里。

回到北京之后，章程远的生活又恢复了原样。

还是去秦海洋的公司，还是签那些文件，还是拿那些分红。但有些事情不一样了。他给老家打电话的次数多了，以前一个月一次，现在一个星期一次。每次都是母亲接，说家里都挺好的，让他别惦记。

母亲在电话里的声音比在医院时松弛了一些，但背景音里偶尔会传来父亲咳嗽的声音，隔着听筒，听着闷闷的。每个月都会寄钱回去，不多，但准时。汇款单上的字写得工工整整的，怕母亲看不清。

有一次，母亲说："你爸让你别寄那么多，说你在北京也不容易，给自己攒着。"

章程远说："你跟他说，我够花。"

母亲沉默了一下："他说，你说话算话就好。"

章程远握着手机，站在通州的客厅里。窗外的天已经暗下来了，路灯亮了一排，黄澄澄的光照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块一块的光斑。"算话。"他说。

有一天，他在公司的文件堆里找一份旧合同，翻到抽屉最里面的时候，手指碰到了那封信。信纸的边角已经磨平了，不再扎手了。他拿出来看了三秒，然后放回去，关上抽屉。抽屉合上的时候，声音很轻，咔嗒一下。

他给大鹏打电话。

大鹏还在五道口那间破平房里，还在写那些没人看的诗。电话里他的声音懒洋洋的，像刚被吵醒。章程远说："出来喝酒。"

"你请客？"

"我请客。"

他们在五道口那家酒馆见面。酒馆还是老样子，楼梯嘎吱嘎吱响，灯光昏黄，墙角的破吉他还靠在那里，面板上的裂纹和第一次见时一样——像是这条裂纹就是它长出来的，不会变长，也不会消失。章程远坐在老位置上，要了两瓶燕京。大鹏坐下来，端详了他一会儿。

"你不一样了。"大鹏说。

"哪儿不一样？"

大鹏想了想，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食指和中指交替落在桌上。"以前你眼睛里那股劲往外冲。现在好像往里走了。像是那些劲还烧着，但火苗低了一些，烧得慢一些了。"

章程远端起酒瓶喝了一口。啤酒凉丝丝的，苦味在舌尖上散开，但比以前淡了一点——可能只是他习惯了那种苦。"你说得对。"他说。

大鹏也喝了口酒："老隋说的，饿和馋的事。你现在是哪种？"

章程远想了想。酒馆里有人在唱歌，调子很慢，不知道在唱什么，歌词断断续续的，从人声和碰杯声的缝隙里漏进来。"可能没那么馋了。"他说。

大鹏举起瓶子，瓶口冲着他碰了一下，发出很轻的声响。"那就好。馋的难受。"

那天晚上，大鹏又念了他的诗。还是那些关于北京、关于梦想、关于失去的句子，但念到其中一首的时候，他在中间停了一下，像是突然忘了词。然后他继续往下念，声音比之前低了一些。

"我们都是从很远的地方来

往很远的地方去

中间经过北京

把最好的年华丢在这里"

章程远听着。他端起酒瓶喝了一口，啤酒已经不凉了。他想起那棵老槐树。想起父亲站在树底下的样子，背有些驼了，手垂在两侧，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最后只是摆了摆手。

他说："走吧。"

那两个字，他记得。记得父亲说"走吧"的时候，那只抬起来的手摆了摆，手掌心的纹路朝外。阳光从他身后照过来，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那个"走"字从父亲嘴里出来的时候，尾音有一点抖，像是咽回去了半截。

章程远放下酒瓶。他坐在破旧的酒馆里，塑料椅子硌着大腿，桌子上的烟灰被灯光照得泛白，像是有什么东西正要落定，又悬着没落。

大鹏碰了他一下："想什么呢？"

章程远说："没什么。喝酒。"

两个人碰了一下瓶子，又喝了。玻璃相撞的脆响在酒馆里荡了一下，被其他声音盖过去了。那天晚上，喝到快凌晨才散。走出酒馆，章程远站在门口，把羊绒大衣的领子竖起来。冷风灌进领口，他缩了一下脖子。

他想起去年冬天，他也站在这家酒馆门口，穿着那件军大衣，口袋里有几十块钱。那件军大衣已经不知道去哪儿了，也许还在通州房子的衣柜里压着。

他上了车。发动引擎，夏利抖了两下才稳住。驶入夜色中的北京，路过那些关了门的店铺，路过那些亮着灯的写字楼，路过那些黑着灯的居民楼。路过天安门的时候，他停下车，看了很久。城楼上的灯光照着那些飞檐、那些琉璃瓦，金水桥的栏杆影子投在水面上，一道一道的。

他想起父亲站在病床边的样子。想起父亲说"做人要干净"的时候，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想起他回答"我记得"的时候，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堵了一下。想起那棵老槐树，树干粗得一个人抱不过来，树皮裂成一块一块的，像龟壳。

他想起自己小时候坐在树底下写作业，父亲搬了把竹椅坐在旁边，手里拿着一张报纸，把报纸翻来覆去地看，看得慢，但翻页的时候又很小心，像是在碰一样会碎的东西。

他看着那座城楼。风从广场上吹过来，带着灰尘的味道，细细的，干干的。然后他踩下油门，继续往前开。

回到通州的时候，已经快两点了。他把车停在楼下，坐在车里，没有上去。车厢里黑漆漆的，窗外的路灯照进来，在副驾驶座上画出一块光斑。光斑是椭圆形的，边缘模糊，里面有灰尘在缓缓浮动。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宁小雨的照片。他一直带在身上，用那个信封的背面衬着，压在胸口位置的内袋里。照片有些皱了，边角卷起来，她笑着，眼睛弯成月牙，阳光从她身后照过来，头发丝是亮的。他看着照片，看了很久。路灯的光照在照片上，她的脸半明半暗，像一幅被光切成两半的画。

他把照片放回口袋里。手指碰到那张缴费凭条，又缩回来了。

他下了车，上楼。楼道里的灯是声控的，他跺了一下脚，灯亮了。昏黄的灯光照着墙上的小广告——疏通下水道、开锁、搬家——那些电话号码被一层层地覆盖着，新贴的盖着旧的，露出边角。他走到三楼，掏出钥匙。锁孔有点涩，拧了两下才开。屋里黑漆漆的，他没开灯，走到床边坐下来。床垫响了一声。

窗外有火车经过的声音。他躺在床上，想起南京那天的雨。他想起父亲说"走吧"的时候，那只手摆了摆。他想起自己坐在火车上的时候，手里攥着那个竹线轴。

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

梦里他站在老家门口，老槐树的叶子黄了大半，风一吹，哗啦哗啦响，像翻一本旧书。父亲站在他旁边，穿着那件蓝色的中山装，扣子扣到最上面。他抬起头，想看清楚父亲的脸，但父亲的脸被树影遮住了，看不清楚，只有一个轮廓。

父亲说："小远，你记住，做人要干净。"他说："我记得。"父亲笑了一下。那笑是模糊的，但声音清清楚楚。然后父亲转身走了。走在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上，步子很大，鞋底扬起细细的尘土。

他想追，但脚动不了。他看着父亲的背影越走越远，最后变成一个点，消失在路的尽头。路还是那条路，弯弯曲曲的，两边的田里稻茬子短短的，黄黄的。

他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块光斑。长方形的，边缘有窗帘的褶皱纹路，里面有灰尘在飘。他躺在床上，看着那块光斑，看了一会儿。光斑在慢慢移动，从地板的一头移向另一头，无声无息的，像一个不说话的人在走。

他坐起来。床垫在他起身的瞬间弹了一下。他去卫生间洗了脸，对着镜子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眼睛下面有一块小小的暗色。下巴上冒出了几根胡茬，他用指甲掐了一根拔掉，拔的时候嘶了一声。

然后他穿上衬衫，系好扣子。领口挺括，蹭着脖子的一侧。把下摆塞进裤子里，系好皮带。皮带扣的金属环在日光灯下反了一下光。

他走到门口，手搭在门把手上。门把手是铁的，凉的。他回过头，看了一眼那堵白墙。墙上什么都没有。阳光照在上面，白得发亮。

他又想起父亲的那句话。

然后他拉开门，走出去。门在他身后合上了，锁舌弹进锁孔里，咔嗒一声。

新的一天开始了。

车窗外，北京的早晨灰蒙蒙的。太阳还没出来，远处的高楼是灰的，天是灰的，路是灰的。路边的早点摊已经摆出来了，热气腾腾地往上冒，白色的蒸汽在冷空气里凝成细小的水珠，亮晶晶地悬了一会儿就散了。有人站在摊前面等，手揣在袖子里，脚在地上跺着。

他想起母亲送他走的时候，站在门口，手里捏着那个塑料袋。塑料袋里装着煮鸡蛋，还是热的，隔着袋子暖着他的手心。她说："到了打个电话。"

他说："好。"

父亲没有出来送。但他开车离开的时候，从后视镜里看见那棵老槐树底下站了一个人。那人的影子被晨光拉得很长，从树下一直延伸到院墙外面，细细的，像一根线。

他踩下油门。阳光照在仪表盘上，画出一块光斑。光斑从他的手指滑过去，落在方向盘上，又滑到另一边去了。

车往前开。

城在身后。树在身后。那个影子也在身后。

他继续往前开。路在前面。

他不知道前面有什么。他只是开着。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