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金探讨儒家专制主义的最终落脚点，并非为专制辩护，而是为了解决当下的现实问题

复旦金声缘李士金

儒家理想的专制主义

实际上儒家所提倡的是理想化的君主专制主义，并没有压抑人性的特质，它所谓的“专制主义”主要是防止人性的病态，而不是残害人民。令人遗憾的是，专制主义的权力网络在实际上相当程度地表现为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欺骗和愚弄。

看来，对专制主义的含义是有不同的解释的。说“孔子的教义远非专制主义的”也是不准确的。孔子对中央集权是赞成的，他希望国家统一而有秩序，他不可能对专制主义的作用和好处一无所知。他仅仅是不希望专制主义对人民有害处而已。由于事实上君主专制主义在实行过程中背离了理想，才会误以为专制主义是必须加以否定的，而孔子是反对专制主义的。实际上，孔子对专制主义的理解与今天的许多人不一样，人类的病态纷呈，在那样一个时代，专制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正如在今天的时代，民主主义是完全必要的一样。

（参见《圣贤传统与文化传承》第73-74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

上文为李士金2001年著述的部分内容。这段文字展现了李士金教授作为一位具有深厚学术底蕴的现代学者，对儒家政治思想及“专制主义”这一复杂历史概念的独特且深刻的理解。结合他的生平思想体系，这段论述蕴含了以下几个层面的思想内涵：

一、 哲学根基：基于“健全与病态并存”的人性论

李士金对儒家“专制主义”的辩护，并非出于对权力的盲目崇拜，而是基于他独特的人性学说。他认为，人类的遗传结构是“健全与病态并存”的。因此，社会治理（包括政治制度）不能建立在乌托邦式的绝对理想化之上，而必须直面人性的复杂现实。

* 防恶重于扬善：他提出儒家的“专制主义”主要是“防止人性的病态”，这实际上是对荀子“性恶论”及法家“以法制恶”思想的某种吸收与转化。在他看来，在人类病态纷呈的时代，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即他所称的专制主义）是维持秩序、防止社会陷入混乱与内耗的必要手段。这与他在其他论述中批判“功名利禄”导致“内耗残杀”的历史观一脉相承。

二、 政治理想：儒家“圣王”理想与现实的悖论

李士金敏锐地指出了儒家政治思想中“理想”与“现实”的巨大鸿沟。

* 理想层面：他认同儒家所追求的是“德位相配”的圣王政治。在这种理想中，君主应以“仁”为核心，爱民、修身、纳谏，其权力合法性在于善待百姓（“民贵君轻”）。此时的“专制”是道德的集中体现，是为了天下苍生的福祉。

* 现实层面：他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历史现实中“专制主义”的异化。他指出，由于权力金字塔的任命制和缺乏有效制约，专制主义在实践中往往沦为“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欺骗和愚弄”。真正忠君爱国的知识分子往往因为讲真话而遭到迫害，这构成了封建政治的深刻悖论。李士金的这一论断，体现了他作为知识分子对历史真相的清醒认识和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

三、 历史观：制度演进的“渐进改良”逻辑

文中“正如在今天的时代，民主主义是完全必要的一样”这一论断，是理解李士金思想的关键。这表明他并非一个复古主义者，而是一个坚定的“渐进改良论者”。

* 历史的必然性：他认为，任何政治制度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孔子所处的时代，专制主义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同样，在现代，民主主义也是应对现代性挑战的必然选择。

* 反对暴力革命：这一观点与他“反对暴力革命（以暴易暴），主张通过改良逐步优化制度”的思想完全吻合。他主张社会应像有机体一样自然演进，从传统的“王道政治”渐渐走向现代的“宪政民主社会”。因此，他对儒家专制主义的分析，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辩证的态度，旨在理解历史，而非简单地肯定或否定。

四、 现实关怀：以“圣贤文化”重塑权力伦理

李士金探讨儒家专制主义的最终落脚点，并非为专制辩护，而是为了解决当下的现实问题。

* 文化治理的智慧：他深知“人类社会何种人掌握各层各级权力无法预测”。因此，他提出不能仅仅依靠制度设计，更要通过在全社会培育“圣贤文化氛围”，来潜移默化地提升掌权者的道德文化素质。

* 终极目标：无论是肯定儒家专制主义的初衷，还是批判其现实异化，抑或倡导现代的民主主义，李士金的终极关怀始终是“追求人类和平幸福社会理想”。他希望通过文化的传承与改良，避免历史的治乱循环，建立一个基于人道关怀的文明秩序。

总结而言，这段文字是李士金思想体系中一个极具张力的节点。他以“人性病态论”为起点，以历史辩证法为工具，既肯定了儒家理想中“圣王专制”的道德内核，又深刻批判了其在现实中的权力异化，并最终将解决方案指向了“文化启蒙”与“渐进改良”。这展现了一位现代学者在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求出路的深邃思考。

皇帝家族内部的团结与合作问题

事实说明周代的家族团结与合作程度远比后世的皇帝家族的团结与合作程度高，皇权的稳定发展对家族力量的依赖性也远比后世的强。从历史事实来看，家族内部的团结与合作显然是重要的。周朝比以后的任何一个朝代延续的时间都长也是一个证明。之所以会如此，因素并非是单一的，而是与社会文明的整体发展有关。至少，皇帝家族以外的各种政治势力远比以前更易发展是确定不移的事实。

（参见《圣贤传统与文化传承》第99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

上文为李士金2001年著述的部分内容。这段关于周代与后世皇权家族内部团结程度的比较，不仅是李士金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演变的敏锐洞察，更是他宏大历史观与“圣贤文化”社会治理思想的集中体现。结合他的生平思想与学术轨迹，这段论述蕴含了以下几个层面的深刻思想内涵：

一、 历史观：对“权力异化”与“零和博弈”的深刻批判

李士金指出周代家族团结程度远高于后世，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皇权专制演变规律的深刻总结。

* 权力异化的必然悲剧：李士金长期研究历史，他认为随着历史发展，皇权日益集中，但伴随而来的却是“权力异化”。后世皇帝家族内部为了争夺最高权力，往往陷入残酷的内耗与残杀（如骨肉相残）。这种家族内部的“零和博弈”正是人性中“病态”在权力巅峰的集中爆发。

* 对传统帝王史观的解构：他借此打破了传统史学对后世大一统王朝的盲目崇拜，指出随着文明发展，虽然皇权看似稳固，但其内部凝聚力却因私欲膨胀而瓦解。这与他一贯主张的“剥离权力与功绩的迷障，回归利他性”的理想原则高度一致。

二、 政治哲学：对“分权制衡”与“社会多元力量”的肯定

文中提到“皇帝家族以外的各种政治势力远比以前更易发展是确定不移的事实”，这是李士金政治思想中极具现代性的一面。

* 超越单一集权的视野：李士金并不迷信绝对的中央集权。他敏锐地看到，后世社会文明的整体发展必然导致社会力量的多元化。这种“家族以外政治势力的发展”（如科举官僚集团、地方势力、民间力量），实际上是社会走向成熟、权力走向分散与制衡的历史必然。

* 倡导多元共治：这与他后来提出的“官民团结一家亲”、“精英与民智共启”的社会治理理念一脉相承。他主张打破阶层隔阂，认为真正的社会稳定不能仅靠皇权一家独大，而需要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与协同共治。

三、 伦理内核：以“圣贤文化”重构社会共同体的纽带

李士金将周代的长久归功于“家族团结与合作”，这背后隐藏着他“以文化人”的核心诉求。

* 道德自律是维系关系的基石：周代之所以能维持较长时间的团结，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礼乐制度”和宗法伦理的约束。李士金借此强调，无论是家庭还是国家，维系其运转的不能仅仅是利益分配或暴力镇压，而必须是基于共同价值认同的道德纽带。

* 微观基地的示范效应：他晚年致力于在父母老屋大院建设“圣贤文化传承微型基地”，正是将这种“家族团结”的理念从宏观历史拉回微观现实。他认为，只有从家庭伦理（修身齐家）做起，培育“仁义礼智信”的文化氛围，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人际关系，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治理生态。

四、 现实关怀：对现代家庭与社会关系的启示

李士金对历史的探讨，最终都落脚于对当代社会的深切关怀。

* 抵制功利主义，重塑亲情纽带：他曾在大家庭群中倡导“简单朴素”、“不需要花费一分钱、不带礼品”的聚会原则，正是为了对抗现代社会中异化为“利益交换”的人情往来。他借周代家族团结的正面案例，呼吁现代人回归纯粹的情感交流，构建“开心乐意”的无压力亲情空间。

* 追求人类和平幸福的终极目标：无论是分析周代的团结，还是批判后世的内耗，李士金的终极关怀始终是“追求人类和平幸福社会理想”。他希望通过挖掘传统圣贤文化中的和谐基因，为现代社会提供化解矛盾、避免内耗的智慧方案。

总结而言，这段文字是李士金以史为鉴、融汇古今的思想结晶。他以周代家族的团结为镜，照出了后世皇权专制的病态与异化；他以社会多元力量的发展为据，预示了现代民主与共治的必然趋势。这不仅展现了他作为历史学者的深邃眼光，更彰显了他作为一位现代知识分子，试图用传统圣贤文化疗愈现代社会创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胸怀。

家庭家族的责任重大、利害相关

这种制度对社会的稳定产生了重大作用，对促进家庭家族的团结和合作也是不可缺少的机制。传统中“光宗耀祖”的心理力量是非常大的。按说，社会理应在这种种严密的制度下稳定发展，繁荣昌盛，但对照历史，只有少数的时代是这样。我十分怀疑人类天生的病态和缺陷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所起的破坏作用远比我们今天想象的要大得多。这才是我们历史和现实悲剧的根本原因。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历代思想家的足够重视。现代生命科学的进展为此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科学技术的前提，而人们对这一思想观念的认识还必须予以加强，从而回忆人类生活质量提高的速度。

（参见《圣贤传统与文化传承》第101-102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

上文为李士金2001年著述的部分内容。解析（贴合李士金整体思想脉络，关联其“人性先天缺陷”命题、心智拓扑学、理学重释、跨学科视野）

本段出自《圣贤传统与文化传承》，是李士金早年就传统家族制度提出的历史哲学思考，也是贯穿他此后全部著述的核心母题之一，可视作他后来整套理论的重要思想伏笔。他没有简单否定宗法家族制，也没有落入“制度决定论”，而是把制度效能、社会治乱、人性局限三者并置，提出一个在当时颇具批判性的判断：再好的社会制度，终究会受到人性本身固有的局限牵制。可分为四层阐释：

一、辩证看待传统家族宗法：承认其正向社会功能，拒绝单向度褒扬

李士金首先肯定传统家族、宗族机制的历史价值。在古代治理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家族是基层自治单元，以血缘纽带、伦理规范、光宗耀祖的价值感召，促成家族内部协作、责任分担，发挥维系基层秩序、促进社会稳定的功能。“光宗耀祖”不只是世俗功名欲，更是一套强大的社会心理激励，属于文化建构出来的集体心理动力。

这一点体现了他治学一贯的风格：不做简单化的肯定或否定，承认制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合理性，区别于一味美化传统，或是全盘否定宗法的二元叙事。

但紧接着，他抛出关键疑问：既然这套制度设计如此有利于稳定，为什么历史上长治久安只是少数，动荡、衰败、冲突反复出现？

在一般思想史解释中，常见归因是土地兼并、吏治腐败、外患、制度僵化等外部结构性因素。李士金在此处，有意识地把追问推向更深一层：外部条件固然重要，但历代解释普遍低估了人性自带的局限所具备的破坏力。

二、核心立论：“人类天生的病态和缺陷”，是历史悲剧常被忽略的深层动因

这是理解本段的关键，也是和主流史学解释最不一样的地方，同时和他长期接续朱子心性论的取向一脉相承。

在程朱理学框架里，有“气质之性”一说：人性本善（天地之性），但受气质禀赋所限，容易生出偏私、躁动、贪欲、偏执等倾向。李士金将这一古典心性假说，做了现代转译，称之为“天生的病态和缺陷”。

注意：这不是说人性全恶，而是主张人性存在先天、内生的脆弱性与自毁倾向；这种内在倾向，会嵌入所有制度运行之中。制度可以约束、引导人，却不能凭空改造人的禀赋局限。无论设计多完善的伦理、礼法、家族规约，都要在由具体的人构成的网络里运行；一旦人性中的偏私、竞争、猜忌爆发，再优良的机制也会慢慢变形、失效。

在他看来，古往今来多数思想家，偏重讨论礼法、仁政、教化、制度，对这种内生人性局限的重视不足，形成了思想史里长期存在的盲区。这也是后来他发展心智拓扑学的思想源头之一：社会不是抽象结构，而是无数相互勾连、持续变动的心智构成的拓扑网络；个体心智自带的结构性偏失，会传导、扩散，最终演化为家族、社群乃至国家层面的失序，对应他常说的“熵增”隐喻。

三、跨学科视野：寄望生命科学，主张观念更新与人文教化协同推进

“现代生命科学的进展为此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科学技术的前提”，体现他典型的跨学科融通思路：打通传统心性哲学与现代科学，反对人文与科学割裂。

他的意思不是单纯依靠技术“改造人性”，而是：生命科学（遗传、神经科学等），为理解人性禀赋差异、先天倾向，提供实证工具，弥补传统心性思辨偏于玄想的局限。但科学只是前提，观念革新、文化传承、持续教化，同样不可或缺。技术可以增进认知，却不能自动带来更好的生活秩序；必须配套认知升级、文化共识，才有可能加快人类生活质量提升。

这也呼应他贯穿一生的教育主张：真正有效的教化，是使人觉察自身内在局限，学会克制、合作，由个体心智优化，外推至家庭、家族，再扩及更大社群，和他“寰球一大我”“微行善念带来负熵”的长期主张前后贯通。家族是这套传导链条最基础一环：家族之内利害牵系最重，人性里的合作潜能和冲突本能，在血缘共同体中表现得最集中。

四、时代精神与现实关怀：对“制度万能论”的持久反思，指向和谐社会建设

放到李士金整体思想里看，这段文字藏着他毕生关心的现实命题：任何组织，小至家庭家族，大到社会国家，都不能预设“只要制度设计到位，问题自解”。制度、伦理、激励（如光宗耀祖）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秩序，永远是外部规范和内在心性持续博弈的结果。

放到百年学术语境里，近代以来，不少思潮容易走向两端：一端相信制度变革足以根本解决社会问题；一端寄望单纯道德教化。李士金此文，在2001年就表达了对两种单向思路的审慎反思：制度有其用，教化不可废，同时要正视人性禀赋自带的约束，引入现代科学认知，走人文、教育、科学相互配合的路径。

对家族这一层的讨论，也服务于他“建设和谐社会”的长期实践关怀：家庭、家族是社会最基础单元，责任重、利害密，人性固有的矛盾在这里极易放大；所以持续的文化传承、理性启蒙、自我觉察，必须从基层血缘共同体做起，由家及国，由近及远。

简要小结（可直接用作札记结语）

综上，李士金在这段文字中，辩证评估传统宗族制度的历史功能，跳出单纯的制度史观，提出内生人性局限是历史动荡容易被忽视的深层动因；一方面接续宋明理学“气质之性”的心性传统，一方面主动对接现代生命科学，主张科学认知、观念更新、人文教化并举。该段是其早期历史哲学的重要片段，埋下后来心智拓扑学、社会心理分析、教育改革主张的伏笔，贯穿着他一以贯之的反思：优良制度与伦理文化，若缺少对人性内在局限的清醒认知，便难以稳定落地；个体心性自觉，是家庭、社群乃至人类走向良性秩序不可省略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