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四位公知：崇洋媚外、卖国求荣…令人反感至极

八一⭐老黑

张召忠将军

如果要说有哪一类人，这几年在中国互联网从“顶流”跌成“毒瘤”，那绝对绕不过一个词：公知。

曾几何时，“公共知识分子”是个挺体面的称呼——敢说真话、替弱者发声、监督权力，多少人把他们当“良心”“灯塔”。可后来事儿的发展完全超出了当初的想象：

一批人打着“真话”“良心”的旗号，一边享受中国社会给的全部红利，一边把自己的国家骂得体无完肤，把西方捧成天堂，甚至甘愿充当境外势力的“话语工具”。

从万人追捧到万人唾弃，这个翻转不是一夜之间的情绪暴走，而是一个缓慢积累、最终爆发的过程。

要讲公知的故事，绕不开几个人：方方、蒋方舟、柴静、高晓松。这几位，差不多集齐了公知口碑崩塌的全部模板。更讽刺的是，他们曾经都是真实存在的“时代宠儿”。

先从方方说起。

很多人只在骂战里认识方方，却忘了，她曾经是被无数人尊敬的“文学才女”。

方方，本名汪芳，1955年出生于武汉，父亲是小学校长，母亲是教师，算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

她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写作，真正立住名声是在1987年的中篇小说《风景》——那是一部典型的“伤痕文学”，把文革时代写的很残酷、人性写的很扭曲，也写得很狠。

那个时候，很时兴、时毳这种文字！

之后几年，她在《人民文学》《收获》等刊物上不断有作品发表，《风景》《万箭穿心》等作品都获过鲁迅文学奖、路遥文学奖，文坛地位渐渐坐稳，后来还当上了湖北省作协主席。

那时候的方方，被视作敢于直面现实的作家，她笔下的武汉，是有苦难但有温度，有灰暗也有光亮。

很多读者是带着尊敬去看她书的——觉得她是在“揭露问题，促进社会进步”。这个所谓“敢说真话的知识分子”人设，一维持就是几十年。

然后，时间到了 2020 年。

那个年份，只要提起“武汉”，每个人心里都有画面：封城、口罩、救护车、火神山雷神山、医护人员倒在走廊的身影、社区大爷大妈给楼里送菜、全国各地一车车援助物资往湖北赶。

在这样的背景下，方方开了一个网络日记——后来结集成书，就是那本争议巨大的《武汉日记》。

刚开始，很多人以为她要做的是“见证”：一个老资格作家，在封城的日子里，记录普通人真实的生活状态。确实，疫情中有焦虑、有混乱、有问题，这些都不该被粉饰。这种记录本来很有价值。

然而当日记持续更新，当它从中文网络走向海外出版，人们才发现问题不在于她写了“黑暗”，而是在于她选择性地、单面地、甚至带着预设立场地只写“黑暗”。

在她笔下，武汉几乎是一个充满绝望的巨大牢笼：

你看不到火神山、雷神山连夜建成的那种“中国速度”，看不到千里驰援的医护团队，看不到方舱医院里医生护士带着病人跳广场舞、唱歌减压的那些瞬间。

她的叙述里几乎只有两种东西——“听说的悲惨故事”和对体制的不满不信任。

更关键的是，她大量采用未经证实的“听说”“据说”。比如：

她写到某殡仪馆手机堆成山，被解读为死者数量巨大，后来被网友扒出那张图其实是多年前一家手机店的宣传照，被误用成“证据”。

她提到“政府隐瞒疫情、瞒报死亡”，但没有给出可以核实的调查路径，更多停留在“听邻居说”“有人微信里发给我”。

当时，网络环境极度紧张，人人焦虑，那种“自己城市被抛弃的恐惧”本就容易蔓延，而方方的文字，把这种情绪进一步放大，却没有提供一套严谨、负责的事实基础。

如果《武汉日记》只在国内传播，它仍然可以被视为一种偏激的个人视角，最多引起争议。但真正让事情变得严重的，是这本书的海外路径。

2020年3月武汉尚未完全解封，这本日记的英文版版权就已经卖给美国出版机构，法文版、德文版也迅速跟上。

不到几个月，它就被包装为“来自中国内部的良心之声”“揭露中国防疫真相的禁书”，在西方舆论场频频露脸。

西方媒体报道疫情时，开始引用方方的日记作为“佐证”，用来支撑“武汉疫情是中国政府失职”“中国数据不可信”“中国民众生活在恐惧之中”等一整套叙事。

甚至“****”这样的污名化说法，也在那个阶段迅速扩散。

问题不是她批评了现实，而是她提供了一套极其符合西方预设的“失败中国”故事，而这套故事被拿去当成了现实的全部。

更让人愤怒的，是出版时间和流程的异常——

按照正常的图书出版流程，选题、签约、编辑、校对、翻译、排版、印刷，少说几个月起步。《武汉日记》从网络连载到海外出版，几乎像早已准备好了一条快速通道，这种高度配合，让很多人怀疑背后有没有早就设计好的“叙事工程”。

更吊诡的是，在国内舆论场已经因为她的日记吵得不可开交时，方方却获得了一些国外文学奖项，被称赞为“勇敢的批判者”“为中国民众发声的作家”。

这种鲜明的反差，让不少人彻底对她翻了脸——你到底是在为谁发声？

再往后，她去了美国，又在疫情爆发后悄然回国，几乎不再出现在公众视野。曾经湖北作协主席、鲁迅文学奖得主的光环，彻底被“给西方递刀子”的骂名覆盖。

方方的争议，核心不是一句“你不能写黑暗”，而是：

当你掌握话语权、拥有巨大影响力时，你在关键时刻选择的是给自己国家添光，还是添堵；你是如实记录复杂现实，还是只录制符合某种既得利益方叙事的那一面。

从方方往下看，是另一位曾经的“才女偶像”：蒋方舟。

如果说方方是一路严肃文学走来，蒋方舟则几乎从小就被包装成“天才”。

她出生于1989年，湖北襄阳人。7岁开始写作，9岁出版散文集《打开天窗》，因为贴合当时的“素质教育”宣传，被各地教辅资料大量转载，成为语文试卷上的常客。

这些文字，按照今天的阅读标准看，的确稚嫩，但在那个年代，小学生写出这种东西，很容易被捧成“天才”。

后来，她成为了多家报纸的“少年专栏作者”，13岁出版《睡不着的夜晚是伤心的》，16岁当选中国少年作协副主席，高考时清华大学给她降了60分破格录取。

新闻一出，全国哗然——有人羡慕她的“天赋”，有人质疑这种“明星式录取”。

大学毕业后，她进入《新周刊》，担任副主编，很快频繁出现在各种文化节目、综艺访谈里。那几年，蒋方舟是“文艺青年”的符号：

敢说、敢骂、语气里带着点叛逆和自嘲，被不少人视作“有态度的一代青年代表”。

在这个阶段，她已经有争议——

方舟子曾质疑她的文稿有母亲代笔嫌疑；她自己也承认过早年的创作高度依赖母亲的指导。但这些争议，更多停留在“文学含金量”的讨论范围内。

真正让她从“文艺女神”变成“公知内奸”的开端，是那一本：《东京一年》。

2015年，蒋方舟受日本外务省下属的国际交流基金资助，前往东京进行为期一年的“文化交流”。这类项目，在各国很多，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头——促进文化理解、增进民间交流。

但具体操作，往往是这样的：选一批在本国有一定知名度的文化人，提供丰厚生活费、舒适居住条件、观光资源，然后期望他们回去后写作、发言时能多多“讲好日本故事”。

蒋方舟在东京这一年，就是这样的安排：有翻译陪同，有固定津贴，每月约2万人民币的生活费，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一份精致的“文化公关合同”。

一年结束后，她写出了《东京一年》，一本以日记形式记录日本生活的文字。单从文体上看，这本书本来可以只是一本城市游记——写交通、写便利店、写公园、写街道，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在于，她反复采用了一种对比叙事：把东京的细致、洁净、礼貌，与北京的拥挤、粗糙、烦躁直接对照。

比如，她写东京的公共厕所人性化到极致，写女性在夜晚独自行走的安全感，写便利店贴心到何种程度，写公共空间对单身女性有多友好。

而当她提到北京时，多是雾霾、粗暴、冷漠、对个体的忽视——这就不再是单纯的“描写异国生活”，而是在潜移默化地告诉读者：“看，人家才是文明社会，我们活在垃圾堆里。”

这种写法，恰好踩中了很多中国人的焦虑点：大家都知道国内还有很多问题，空气污染、城市管理、公共服务都不完美，但当一个中国文化名人，在拿着日本政府资助的情况下，用一本书去帮人家做“软包装”，就已经超出了“旅行记录”的范畴，变成了一种带方向的宣传。

这本书出版后，网上质疑声越来越多：

有人问她：你拿的是日本外务省的钱，这本书算不算一种“文化广告”？你有没有向读者说明这种资助关系。

也有人更直接：你当年被当成中国少年偶像，现在转身帮日本粉饰形象，你到底站在哪一边？

最开始，她并不正面回应。直到 2021 年，日本外务省公开了一份资助名单，明确写着蒋方舟的名字，说明她是“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对象。

这下很多人觉得自己之前的猜测被坐实——她不是“自由旅行者”，而是受日本官方系统支持的宣传对象。有不少人笑称：日本太不厚道，怎么把给你们吹喇叭抬轿子的人出卖了？

那一刻，情绪就不只是“失望”，而是愤怒：

她MM的！一个曾经写成长烦恼、写中国少年心事的所谓“才女”，在拿着日本的钱写出一本“东京真好”的书，模糊资助背景，对日本的战争历史和现实问题只字不提，只呈现一幅“完美文明国度”的图景——这很容易被理解成“文化内奸”。

之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她在公众视野中几乎消失，社交媒体极度低调，曾经围绕她的“文艺女神”光环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有那顶帽子——日本豢养的御用内奸文人。

再往下，是柴静。

如果说方方和蒋方舟早年在小圈子里起步，柴静则是彻头彻尾的“全民熟脸”。她的路，其实一开始，很是让人敬佩。

1991年，她在山西一个地方电台做主播，嗓音清亮，业务能力很强。后来考入中国传媒大学，进入央视，一步步从普通记者做起。

有很多人，是在《东方时空》《新闻调查》里第一次看到她的身影——那时候的柴静，是简洁素颜、眼神干净的那种类型。

真正让她“出圈”的，是2003年的非典。

那一年，全国谈“非典”色变，很多媒体机构都希望能在第一线给观众传递消息，但没人敢轻易去高风险区域。

柴静主动请缨，带着摄像团队进入抗疫前线，在医院、隔离区、病患宿舍之间穿梭，她镜头下的那些画面，让很多人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被病毒击中的普通人。

她在节目里哽咽、眼眶通红，却又保持专业克制，不煽情、不夸张，只是冷静地讲述事实。那时候的她，被无数人视作“真正站在人民生活现场的记者”。

之后，她又追踪矿难事故、医患纠纷、农民工维权……柴静的名字，几乎和“关注底层”“讲述苦难”绑定在一起。

2013年的一本书《看见》，更是把她推到了“公知女神”的顶点。

那本书记录了她在央视十年的采访经历：河北矿难、山西艾滋病村、北京拆迁、四川地震……她写那些镜头背后的小人物、写自己的困惑和内心挣扎，语言细腻而克制。

很多读者说，看完那本书，第一次觉得“电视里的记者，不只是读稿机器，而是有血有肉的人”。

销量超过百万，签售现场排队到门外，周星驰在接受她采访后说“她是我见过最专业的记者之一”。那几年，她被称为“知识分子的良心”“中国记者的标杆”。

但是，争议的种子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埋下。

2010年，她在《面对面》里采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仲礼，话题是碳排放和气候变化。丁仲礼反复强调：

发达国家在历史上排放了大量二氧化碳，现在却要求发展中国家严格限制排放，这从公平角度讲是一种陷阱，是为了锁死发展中国家的工业成长空间。

柴静在现场却一次次把话往“我们要为世界负责”“要承担更多责任”上引，甚至隐约带出一种“我们是不是太自私了”的语气。

这场访谈播出后，在专业圈就有不少争论——有人认为她的立场过于贴近西方话语，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缺乏深入理解，只从环保主义者的角度看待问题，对“碳排放”背后的博弈不了解。有人直接说，她在不自觉地替西方的话语站台。

争议真正全面爆发，是在《穹顶之下》。

2015年，柴静自己筹资百万，制作了一部关于中国雾霾和环境污染的调查纪录片。那部片子在刚上线的几天里，可以说是现象级——播放量数亿，朋友圈刷屏，很多人觉得：“终于有人认真把雾霾这件事讲清楚”。

片子里，她讲了自己女儿患病的经历，说医生建议远离污染环境，她因此开始调查空气质量问题；她走访官员、专家、企业，也拍下了很多真实环境污染画面：

非法排放、偷排油烟、监管形同虚设。片子的节奏很会抓人，充满情绪张力，配乐、剪辑都出自专业团队手笔。

但是冷静下来，让人感觉问题非常多。

首先，她大量采用国外环保组织的数据，却很少讲这些数据的采集方法、适用场景和争议。她用美国的某些标准来衡量中国，却没有呈现美国自身在工业化阶段的污染经验，也没有提到美国至今仍是世界主要污染排放国之一。

其次，她在叙述中，对中国在治理污染方面做出的努力，只是用极少的篇幅带过，却把民众恐慌情绪无限放大。很多画面、比喻，被批评为“情绪化煽动”，而不是科学意义上的严谨普及。

更让人刺眼的是片尾的鸣谢——她感谢了美国的一项环保信息公开项目，给人一种“真正好的制度在美国，我们落后又无知”的暗示。

这部片子在短时间内被很多人视作“良心之作”，但是很快就出现了反弹——

环保界专业人士指出其中不少数据使用不当、理论混淆；更多网民则开始重新审视她的身份——

一个在美国生孩子，让女儿直接拿美国国籍的人，一个自己持美国绿卡、在美国享受高质量生活的人，她正在用极具煽动性的方式告诉中国人“你们的空气污染太严重了”。

更让争议升级的，是她的“言行不一”。

有人拍到她在美国出行时开着大排量SUV，而她在片中批评的，恰恰是高排放的私家车消费模式。

于是很多人觉得，她是在拿“中国人的问题”给自己移民美国找到一个“心安理得”的道德理由——仿佛是在说：“看吧，中国这样，我当然要给孩子一个美国的未来。”

这之后，她彻底淡出了中国公众视野。有人说她彻底移民美国，偶尔会在海外某些公共活动中出现。但在国内，她不再被允许占据舆论高地。

当年那个深入矿难现场、跑非典前线、在镜头前掉眼泪的女记者，现在被许多人提起时只剩下一个评价——“香蕉人”“二鬼子”。这评价未必公平，但却是长期累积的情绪爆发：你口口声声说“看见底层”，结果最后选择了离底层最远的那条路。

最后一个，是高晓松。其实，他不应该是最后一个，公知内奸很多很多。

2011年一个民间网络评选“当代十大文化汉奸”活动中，被列为候选人的有吴敬琏、袁腾飞、李锐、方舟子、辛子陵、贺卫方、厉以宁、张维迎‌……”等18人。

网络上还说有冯伟、许秀中、葛红兵、时殷红、石平、马立成、余茂春、董郁玉‌、余桂元…等。在此，咱不展开讲了。

它们吃着中国的饭，还砸着中国的锅。

咱接着说高晓松的故事，比前面几位更加复杂。他的才华是真的，问题也是真的，甚至一度成为“公知”的缩影。

他出生在一个标准的“知识分子贵族家庭”。父亲高景德，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母亲是建筑设计师，姥爷、姥姥也不得了，舅舅高行健后来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整个家庭就是彻彻底底的书香门第。

从小高晓松就不爱按部就班的读书，他却有一种不羁的聪明。

高中时期就开始写歌、玩乐队，19岁考入清华大学，读电子工程，但他根本就没有把那些公式放在心上。那时候的北京校园文化圈，他就是那种“大家都认识的有才哥”。

后来高晓松退学，转去北京电影学院，正式开启文艺生涯。

九十年代，是属于他的音乐年代。

歌曲《同桌的你》《青春无悔》《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这些歌几乎承包了几代中国人的青春记忆。校园民谣从他那里开了一个口子，很多普通人第一次意识到：

原来简单的吉他，配上几个真诚的句子，就能击中内心。

他写词、作曲、拍电影《那时花开》《青春期》，虽然电影质量有争议，但是文化影响力巨大。

后来，他又开始做脱口秀节目《晓松奇谈》《晓松说》，拿着一把折肩，还有一杯清茶，在镜头前讲历史、讲文明、讲世界，语气轻松幽默，引用大量的典故，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有学识又好玩”的文化厨师。

很多年轻人是通过他，第一次大量接触西方历史、制度和文化。在那个时候，“晓松体”很有市场：自嘲、段子、随手抛一个“在美国如何如何”或“在欧洲怎么怎么”，把复杂问题说得很轻巧。

问题开始暴露在两条线上：身份和立场。

2011年，他因为酒驾被北京交警查获，被判行政拘留。当时曝光的信息里，有一条让人错愕——

他拿出了美国护照，想主张自己是美国公民，不应该接受中国法律的某些处罚。当然，这在法律上根本站不住：酒驾行为发生在中国，即便是外国人也要遵守中国法律，最后这货依然被拘留了。

但在公众心里，一个巨大问号出现了：原来你已经是美国人？

之后，他在各种采访里，对自己的国籍问题通常含糊其辞，有时说自己“喜欢住在不同国家”，有时强调自己“在美国生活过多年”。

随着他更多的信息被扒出，基本可以确认：高晓松持有美国护照，是地地道道的美籍华人。

这让他在节目里不断地强调“中国要向美国学习”、“在美国如何先进”“美国社会多么开放”的那些话，有了完全不同的背景意义——

观众开始觉得，这不是一个中国人站在外面看世界，而是一个美国人站在中国的舞台上，用中国话语，替自己的母国做形象输出。

在《晓松奇谈》中，他多次讲到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事件，用极度娱乐化的方式解构严肃题材。比如：

把某些抗战英雄的故事讲得象段子，把复杂的历史简化成轻飘调侃，甚至在某些地方出现事实性错误，却被很多年轻观众当成“知识”记在心里。

他也多次在节目里把美国制度描述得近乎完美，对贫富差距、种族歧视、对外战争等问题轻描淡写，形成一套“美国梦好，中国差”的隐性叙事。

这些事情，让他从“有趣的文化人”慢慢变成“崇洋媚外的公知代表”。

但真正压死骆驼的那根稻草，是靖国神社。靖国神社是什么？

它是日本供奉包括甲级战犯在内的大量军人的场所，这些人里，有参与侵华战争的军官，有对中国百姓犯下滔天罪行的刽子手。靖国神社本身就是日本右翼势力“美化侵略历史”“歪曲二战史观”的象征。

一个中国人，如果知道怎么回事，还跑去日本靖国神社去“参拜”，那基本已经是在拿自己的祖先、同胞的血泪开玩笑。

后来有人扒出高晓松去日本时，在靖国神社拍照、参与所谓“文化活动”的记录，他面对质疑时竟然说：“平民可以参拜靖国神社。”这句话，在很多人心里直接翻译成了：“侵略者的庙堂也可以是观光景点。”

这个行为，在舆论场里几乎没有任何辩解空间。

于是你会看到，高晓松的“形象坍塌”速度比别人快得多：

各平台节目下架，作品遭到抵制；他在某平台尝试直播，弹幕几乎一边倒在骂，最后只能草草收场；曾经被认为“幽默又有知识”的那个人，成了很多人口中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文化汉奸”。

令人唏嘘的是，他毫不缺才华，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曾帮助一代人打开视野。但在国籍、立场、历史态度的连环组合下，他变成了典型的公知样本：

站在中国舞台上，拿着美国的护照，不断强调“中国人的短”和“西方的长”，甚至在关乎民族伤痕的场合轻佻失格。

讲完这几个人，再来看一个更大的背景：公知为何从褒义词，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贬义？

这背后，至少有几层逻辑——

第一层，是信息时代的反噬。

在九十年代、OO年代，中国普通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渠道有限：书籍、电视、少数出国留学者带回来的故事。从美国、欧洲回来的人，往往会刻意讲那边的好——街道干净、制度完善、人权意识、教育质量。

对那时的大部分中国人来说，这些描述几乎没有现实可比照，只能一边羡慕，一边把自己的所有问题放大，形成一种“他们那里是天堂，我们这里是地狱”的错觉。

“公知”的崛起，就踩在这条时间线上：他们掌握话语权、有媒体平台、有公众信任，他们批评中国的问题、同时高度赞美西方，看上去是在“讲真话”。

那时候，任何批评，只要说得比别人狠一点，都能收获“勇敢”“有良心”的赞美。

然而，互联网真正普及以后，局面变了。越来越多中国人自己出去留学、务工、旅行，亲眼看到西方国家的现实：

看到美国大城市里一街一街的流浪汉、毒品问题、枪支暴力；看到欧洲很多地方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福利系统沉重，种族隔阂严重；看到所谓“言论自由”背后，是媒体被资本和政治高度操控，是对外政策一路打着民主旗号发动战争。

他们再回头看这些公知几十年来的叙事——就会感觉很不对劲：为什么你们讲西方只讲光，不讲影？为什么你们讲中国只讲污点，忽略进步？

这样一对比，公知那种“单向度叙事”就失去了市场。曾经被视为“锐利”的批评，逐渐被看穿为“选择性失明”“立场偏颇”。

第二层，是利益关系的曝光。

你在意一个人是不是“批评者”，也在意他有没有拿钱说话。

这几年，关于美国每年拨款数亿美元用于“民主宣传”“软实力输出”“培育异见声音”的信息，被媒体不断提及。很多项目都以“国际交流”“文化合作”“人权研究”的名义进行，对象的选择非常有针对性——

锁定那些在本国有影响力，又对现实不满的知识分子、文化人、媒体从业者。

当名单一份一份被扒出来，当某些“公知明星”的出国行程、讲座合作、项目资助，被追踪到某些国外基金会、政府机构时，公共舆论很难再把他们当作“单纯的良心”，而是要问一句：你到底是在替谁工作？

蒋方舟的日本外务省项目，就是典型案例；某些专家教授学者频繁地参加由某些西方基金会资助的“研讨会”，之后回国在媒体上高谈阔论“制度差距”，或者出害民害国的孬点子……也是类似模式。

当公众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公知的“道德高地”瞬间塌陷——你可以批评，但你有没有先交代你背后的金主是谁？

第三层，是价值观的对焦。

改开之后，中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缺少自己的“英雄叙事”。许多真正干事的人，被埋在专业领域里，默默工作，几乎不被公众熟知。

但这几年有所变化：袁隆平、钟南山、黄旭华、钱七虎，很多在科研、国防、基础建设、抗疫一线的人，被越来越多地讲述出来。

大家开始意识到什么叫“无双国士”：

默默在稻田里蹲几十年的人，让全国不再挨饿；半生隐姓埋名的人，把自己的全部交给国防事业的人；疫情期间七十多岁还穿着防护服在最前线的医生，不在镜头前喊口号，而是在病床前争分夺秒救人。

……

与此同时，人们也看到大量普通人：快递员、外卖小哥、建筑工人、程序员、小镇教师……在自己的岗位上认真生活、认真工作。

你会发现，中国真正站得住脚的，是这些为现实改善付出时间和体力的人，而不是那些坐在演播室里，把中国讲得一无是处，把西方讲成圣地的人。

当社会开始重新尊敬“实干者”，公知那种“我只负责摇旗呐喊，实际贡献为零”的角色自然就站不住了。

尤其，是那些一边骂着这个国家，一边享受着这个国家给的资源、赚着中国观众的钱，却把自己的孩子和护照留在西方的香蕉人——他们的“道德破产”，在这种氛围下就被放大了。

最后说说对“公知”的看法。

批评问题，不是罪。揭露黑暗，也不是罪。任何成熟的社会，都需要批评者，需要敢说“不”的声音。

真正让人厌恶的，是这几样东西叠加在一起：

一是立场的双标。

只看中国的错，不看中国的改进；只看西方的优，不看西方的烂。该严厉的时候装看不见，该宽容的时候磨刀霍霍，这不是“良心”，是“有选择的良心”。

二是话语的投机。

在中国讲“真话”的时候，靠踩自己国家赚流量；在西方讲中国的时候，提供符合他们预设的“失败叙事”；遇到自己祖国与所在国利益冲突时，往往选择站在后者那一边，却又不愿明确说出：

“我是美国人”“我是日本合作对象”。这种躲躲闪闪，只想着两头占好处，是最让人看不起的。

三是责任的缺席。

他们享受的是头衔、话筒、平台带来的巨大影响力，却从不对自己话语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真正负责。疫情中轻率传播未经证实的恐怖信息，环境问题上用片面的叙事引导大众恐慌，历史问题上用娱乐化方式解构严肃记忆——

说完就走，把一地鸡毛留给现实社会去收拾。

在今天的中国，“公知”已经从张召忠将军当年那个褒义概念，变成了你一说大家就皱眉的骂人话。

那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再愿意听批评，而是因为他们终于有能力分辨：什么是出于善意和责任的建设性批评，什么是拿着外面的剧本在本国演戏的“话语工具”。

你问我怎么看这些公知？

他们曾经掌握话语权，也曾经有过真实的付出和才华，不必完全抹杀。但他们今天的处境——被唾骂、被抵制、被从公共舞台清理出去——更多是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结果。

在这个国家，真正值得被记住、被尊敬的，不是那些在推特、在访谈里把自己包装成“良心”的人，而是那些在实验室、在稻田里、在手术台前、在工地上、在疫情封控小区里默默用行动守护这个社会的人。

那些“赚着中国的钱，骂着中国这个娘”的公知们，现在发现他们越来越难忽悠人了——不是因为“洗脑更厉害了”，而是因为中国人亲眼看到了世界，也亲眼看到了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过来的路。

当你见过外面的样子，再回头看那些只会贩卖“西方梦”的人，你就明白：他们不是在帮你“觉醒”，他们只是想让你永远做一个心理上跪着的人。

而这个时代，已经不再需要这样的“导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