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虎穴，矢志报国——郑乃之革命生涯

奥巴虎

郑乃之，福建长乐县玉田村人，1907年生于贫苦农家。其父早年远赴南洋谋生，客死马来西亚。1926年初，经长乐基督教会保送，郑乃之入福州协和师范求学，在校追求进步。1927年2月，由长乐籍进步知识分子郑学稼、陈昭礼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里说明一下，福建地方党史口传讹误，把郑学稼写成郑廷太，把陈昭礼写成陈绍礼）陈昭礼又名陈豪人、陈希周，曾与邓小平、张云逸共同领导百色起义。

郑乃之入党介绍人陈昭礼

入党后，郑乃之投身收回教育权运动，在此期间结识协和大学教授陈锡襄、协和师范学校共产党员李圣述，并结下深厚情谊。这两人，是日后郑乃之打入十九路军开展兵运工作的关键人物。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国共合作破裂，郑乃之转入地下坚持斗争。同年6月，国民党福建当局发行“金库券”，盘剥百姓，农民怨声载道。在李圣述协助下，郑乃之以闽侯十三区（营前区）农民协会主任身份，联络郑启勋、林茂桂等十余名长乐籍同学返乡，组织领导反“金库券”斗争。斗争取得胜利后，他又联合各区农协会员，先后赴长乐玉田、营前、东渡等十几个乡，协助建立农民协会，开办农民夜校，传播革命思想。

同年9月，郑乃之重返福州，入读时代中学。10月，中共特派员刘谦初抵达福州，委派郑乃之回乡继续开展农民运动。1928年2月，中共长乐玉田乡党小组成立，江木煊任组长兼组织委员，郑乃之负责统战与农协工作。他以玉田乡小学教员的公开身份为掩护，招收农民开办成人夜校，开展革命宣传。很快，玉田、桃源两乡发展农协会员百余人，两地建立党支部，从中吸收三十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顺应农民诉求，推动田地租额调整，开展“二五减租”运动。农运的蓬勃发展遭到土豪劣绅的强烈敌视，他们联名向国民党省防司令部诬告。1928年8月，国民党海军陆战队与便衣警察数十人包围玉田、桃源，郑乃之、江平等被捕入狱。刑满释放后，党组织安排他前往广州。

1929年12月中旬，郑乃之来到广州，暂住中山大学陈锡襄教授家中。恰逢陈教授的亲戚潘作桢（福州城门人，中共党员）因地下活动遭国民党通缉，暂避于此。陈锡襄随即通知游毓桢前来会面。

游毓桢，1902年生于福州风岗里冯宅，毕业于西北陆军干部学校，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投身国民革命，在北伐战场上屡建功勋。1926年9月，在王荷波领导下，与陈昭礼、陈伯达等人参与福建党组织建设，在此期间结识陈锡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游毓桢遭通缉，逃亡香港，后转赴武汉，跟随杨正英等同志参加北伐；在叶剑英率领下参加南昌起义，之后又投身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利，他再度流亡香港。1928年10月，经杨正英引荐，游毓桢进入黄埔军校，利用黄埔军校代校长何遂（福州人）的关系，出任军校上尉大队长。

陈锡襄还通知了张英。张英与游毓桢同期考入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同期入党，一同参加广州起义；之后随徐向前所部红军转战海陆丰开展游击战争，作战中身中五弹负伤，部队送他赴香港治疗，伤愈后返回广州。还有毛桐侯、张字人等一批福州籍中共党员齐聚陈锡襄家中集会。游毓桢向大家介绍：粤军第六十、六十一师即将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部队正在大规模扩编，正是潜入十九路军开展兵运的最佳时机。众人一致议定，打入十九路军，在部队内部发展党组织。

会后，众人分头利用各自渠道，陆续进入六十一师。郑乃之经六十一师政治部科长李圣述（李干军）引荐，进入六十一师担任政治部文书。潘作桢、张字人、张英、毛桐侯由陈锡襄介绍进入六十一师；之后陈锡襄又引荐翁松龄、周问苍进入该部。游毓桢依靠黄埔军校代校长何遂的人脉，在六十一师参谋长赵锦雯安排下，任六十一师师部特务营上尉副营长兼连长。

得知六十一师即将调往东江潮汕地区，郑乃之、游毓桢等党员召开会议，成立党支部。

1930年2月，六十一师进驻汕头。游毓桢负责新兵招募，他与郑乃之商议，认定这是发展革命力量的良机。在汕头，他们招收数十名新兵，其中两个粗通文化，郭稳轸（本名郭同薪，化名刘突军）、汤池等部分新兵编入特务连。经过一段时间接触，郑乃之、游毓桢了解到刘突军的经历：他1901年生于江西信丰县，共产党员，因参与信丰农民大暴动，被当局通缉。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第六十师、六十一师开赴中原战场。7月27日，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正式组建。

中原大战结束后，游毓桢派郑乃之返回福州，向中共福州市委汇报部队地下党工作。市委作出指示：当前革命处于低潮，务必保护好这支潜伏在敌军中的革命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再策动部队起义。

刘突军：闽中红军游击队的重要领导人，曾任中共闽中工委书记、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一支队政委。1938年3月10日被国民党暗杀，牺牲时年仅29岁。

不久，蒋介石调遣十九路军开赴江西“围剿”红军根据地。郑乃之立即返回部队，当晚党支部召开会议，郑乃之传达中共福州市委指示。众人共同商议：待部队开赴江西时伺机起义投奔红军，由刘突军负责前往红军根据地联络。郑乃之叮嘱同志们，千万不能错失起义投奔红军的机会。

1931年9月，部队抵达江西兴国县蓝田村。刘突军老家信丰与兴国相距不远，熟悉当地方言。他化装成农民，步行十余里前往红军根据地，向红军负责人说明起义计划，通报十九路军作战任务，兵力部署等情报，告知对方拟起义连队的连长是中共党员，连队内部有十多名党员。红军领导听完汇报，打消顾虑，约定次日夜晚十时，起义部队开赴附近山坳，红军将出山接应，并明确接应地点。

次日晚上八点半，全连紧急集合，一百五十余名官兵整装出发，执行起义计划。刘突军在前引路，郑乃之、游毓桢断后。行军约一小时，队伍抵达约定山坳，静候红军接应。但一直等到深夜一点多，始终未见红军。三人紧急商议，决定再等候一小时。至凌晨两点，接应部队仍未出现，游毓桢、郑乃之只得下令队伍撤回。

次日，高兴圩战斗打响，六十一师与六十师120旅，同林彪指挥的红四军展开激战。战斗中，地下党员带领官兵消极作战，有意泄露火力配置，喑中配合红军突破防线。战至9月8日黄昏，红四军与红三军团主动撤出战斗，此战双方打成平手。

同年9月10日，十九路军撤离兴国，调往沪宁沿线布防，六十一师驻防南京。在南京，郑乃之、刘突军等人聚集游毓桢住处召开秘密会议。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1月29日师部下达作战决议后，郑乃之、游毓桢立刻召集各地下党书记开会，要求各支部党员带头奔赴抗日战场，奋勇杀敌。因张英驻地较远，郑乃之专程前往，向张英所在支部传达会议精神。

戎装并影赴申江，

誓扫烽烟抗敌强。

一帧留照存肝胆，

赤心犹记旧国殇。

六十一师即将奔赴上海抗日前线，游毓桢与郑乃之二人写下遗书，在南京合影留念，立下誓死报国的决心。这张珍贵照片，至今陈列于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

六十一师迅速开赴上海前线，在闸北、江湾、吴淞、曹家桥一带与日军展开多场恶战，接连击退日军数次猛烈进攻。3月1日，日军集结七八万兵力发动全线总攻，我军伤亡惨重，被迫后撤，转入第二道防线。

1932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签订，蒋介石随即下令将十九路军调往福建。

6月部队抵达福建，六十一师布防泉州。游毓桢派郑乃之返回福州向党组织汇报工作。郑乃之找到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详细汇报六十一师地下党组织活动情况，并提交一份详实书面报告。市委研究决定：六十一师地下党组织改由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巡视员蔡协民直接领导。郑乃之赴厦门与蔡协民对接，次日陪同蔡协民前往泉州面见游毓桢。听完游毓桢的汇报，蔡协民决定六十一师成立党总支，统一领导各个支部，并任命郑乃之为六十一师地下党总支书记。

1933年初，六十一师地下党正筹备兵变，叛徒郭坚向师长毛维寿告密。毛维寿随即下令抓捕郑乃之、游毓桢、刘突军、潘作桢。游的妻子林望平得知消息，立刻将家中存放的党内文件转移到一位菜场大嫂家中。师部搜查人员到游家搜查，一无所获。四人提前串好口供，加之当局没有掌握确凿证据。与此同时，游毓桢的堂兄游联钊（同盟会会员）闻讯赶赴漳州十九路军军部，面见政治部主任徐名鸿，游联钊与徐名鸿素有交往。游联钊向徐名鸿说明事件原委，徐名鸿心中了然。

次日，四人被移送军部处理，当庭获释，军部还给他们开具介绍信，准许返回原岗继续工作。

四人回到师部后秘密商议，决定撤离部队。郑乃之将六十一师地下党组织工作交由张英接手，后续由蔡协民直接领导张英开展工作。

1933年9月16日，四人回到福州，暂留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协助工作。1934年4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陈之枢被捕叛变，潘作桢不幸被捕，狱中危难守密，宁死不屈，同年8月在福州鸡角弄英雄就义，年仅25岁。

福州陷入严重白色恐怖，同志们相继撤离。游毓桢北上武汉寻找董必武；刘突军转移到闽中，继续坚持革命斗争；郑乃之再赴广东，考入陈济棠创办的燕塘军校，后转入中央军校，任学员总队区队副，又以重兵器考核第一名调任少校教官。

李觉：建国后历任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副司令、中南军区高参、全面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委员等职。

1938年，国民党七十军军长李觉通过郭沫若，请求中共派遣干部协助七十军创办战时步兵干训班。时任武汉新四军办事处主任的陈希周（郑乃之入党介绍人），在潘汉年、郭沫若安排下，前往七十军担任军部上校参议兼干训班主任。中共湖南省委派郭超、杜修经等十余名共产党潜入七十军。1939年底，陈希周电召游毓桢来七十军协助工作，任上校军事大队长兼干训班军事教官。游毓桢又召回郑乃之、张英进入七十军。

1940年上半年，七十军驻防江西修水县，中共湖南省委告知郭超，湖南平江有十多名地下党员遭到反动派追剿。郑乃之、郭超等人密商营救方案，由郑乃之准备十余套军服与相关证件，会同郭超等人前往营救，成功救出十多名地下党员，并将他们安全送往江北新四军根据地。

1940年8月13日，陈希周在福建崇安被军统特务暗杀。不久，七十军特务向国民党军委密报，开列包含郑乃之在内的“异党分子”名单。幸好受到李觉军长的庇护，郑乃之安然无事。1942年1月郑乃之提任七十军特务营营长。1942年9月七十军调防福建，李觉打算调郑乃之任军部参谋，但此时陈希周牺牲已一年有余，七十军内部的中共党组织遭到国民党破坏，郑乃之、游毓桢判断，在部队很难继续开展工作，二人婉言谢绝任命，一同离开七十军。郑乃之回到家乡，与郑春敏创办“龙卷墓”农场。

1944年4月，福州第二次沦陷。郑乃之避难南平，专程拜访驻防当地的七十军军长李觉，提出回乡组建抗日自卫团的请求。李觉同意他的请求，拨付枪支弹药，任命他为抗日自卫团副司令，只是不拨付军饷。郑乃之凭借这一合法身份，组建起上百人的抗日自卫团，在玉田乡周边开展抗日活动。

1944年8月，中共闽浙赣省委机关迁驻长乐南阳村，闽中特委机关、闽中游击队与省委武装队伍也进驻南阳村，距离郑乃之自卫团司令部仅10公里。不久，省委派交通员陈有金与郑乃之取得联系，曾镜冰、黄国璋先后在南阳、梨洞约见郑乃之，郑乃之重新接上党组织关系。郑乃之把龙卷墓农场辟为福建地下党组织的隐蔽根据地与给养基地，为闽中抗日武装提供物资、掩护人员。省委决定利用郑乃之的公开合法身份，组建一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抗日游击队。此后郑乃之率队在长乐、福清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斗争。

1945年抗战胜利，游毓桢与郑乃之重新取得联系。游毓桢计划赴延安，并且已经和延安党组织取得联系。郑乃之认为自己已经和闽浙赣省委书记曾镜冰接上组织关系，劝说游毓桢留在福建省委工作。1945年9月23日，郑乃之与曾镜冰前往福州八角楼巷47号游毓桢住所商议工作。

不久，党组织派郑乃之前往台湾。到台后，经进步人士程星龄推荐，担任台湾省训练团军训中队长。程星龄随陈仪赴台，担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重要职务，既是陈仪的核心幕僚，也是隐蔽的进步民主人士。郑乃之以训练团军训中队长的合法身份，进入台湾军政上层圈子，避开特务监视开展地下工作。

在台湾期间，郑乃之接触大量台湾本地青年军官，同时摸清台湾军政部署、社会治理等核心情报，为后续地下党在台开展工作打下基础。

依托程星龄的关系，郑乃之间接接触陈仪身边核心决策圈层，研判陈仪的思想倾向与政治立场，确认陈仪早已不满国民党当局的腐败统治。这为1948年前后党组织正式启动策反陈仪工作，完成关键的前期摸底与人脉铺垫。

1946年，郑乃之被调回大陆，担任省委统战部长，负责上层统战工作。

在郑乃之赴台期间，游毓桢介绍老党员陈矩荪到省委工作。陈矩荪是福州螺洲人，陈宝琛之孙，曾任刘少奇秘书。郑乃之返回福州后，与游毓桢一同前往花巷陈矩荪住所会面。

此后，郑乃之奉命策反王调勋，并筹划与福建省主席刘建绪建立统一战线。这项工作尚未完全铺开，省委又决定派郑乃之打入国民党高层军事机关。为此，郑乃之再次约游毓桢到陈矩荪家中，代表中共闽浙赣区省委书记曾镜冰，传达省委决定：任命陈矩荪为中共福建省委社会部长，按既定计划开展工作。

之后，郑乃之与陈矩荪共同参与策动浙江省主席起义。不料，参与起义的汤恩伯被蒋介石收买，陈仪被捕，起义计划不幸流产。

郑乃之曾研究发明武器自动瞄准器，遵照党的秘密指示，将这项成果提供给南京当局采用。这时，郑乃之接到台湾训练团通知，调他赴南京陆军总部，任中校参谋。

曾镜冰密电请示中央后，1947年2月初，曾镜冰陪同郑乃之前往上海，刘晓从曾镜冰处接收郑乃之的组织关系。

1947年3月，郑乃之按情报部门安排，恢复国民党军籍，进入南京国防部，任陆军部第三厅中校参谋。经陈矩荪介绍，郑乃之抵达南京后，结识福州籍国民党高级将领陈长捷、吴石，住进陆军高级将官宿舍。抵达当日，他听到陈长捷、吴石等人交淡，获取蒋介石部署五个战区兵力、准备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军事情报。郑乃之立刻乘火车返回上海，将情报转交刘晓。

在南京陆军总部，郑乃之先后获取蒋介石下达的《对共作战命令》《全国分区围剿计划》以及蒋介石作战命令密本、机要作战地图等绝密材料，亲手交给刘哓。

潜伏南京期间，郑乃之孤身战斗，在敌人心脏坚持地下斗争，不畏艰险，想方设法完成情报任务。为应对突发情况，他特制一粒假牙，内部藏有剧毒氰化钾，随时准备为革命献身。

新中国成立后，郑乃之任二野军政大学教育处副处长。1950年调福建省军区，任团级参谋。1953年转业，历任省侨委生产救济科科长。他曾蒙受不白之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得平反。1986年3月4日，郑乃之于福州逝。

资料大部分参考叔祖父游毓桢《自传》《福州晚报》

图片：部分网络。

2026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