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荣誉——结合蔺相如、屈原、孔子的故事谈语言文字、思想智慧与道德情怀的力量

永超凡（学鲁斋主人）

作者网名：永超凡，笔名：秦风、放牛书生，法名：了尘、圆凡，自号：学鲁斋主人，其它身份：真圆法师“元宪”初代文明翻译官

作于2026.10.12

本月7日的文章《说都不会话》七千多字，发表四天过去，九千多的浏览量，不多不少。该篇意在宣传语言表达的重要性，依笔者习惯，带有较重的讽刺性。凌晨醒来，觉得不过瘾，话没说透，不如换成正面风格试试，以补遗憾。

古代最出名的文人之一，当属蔺相如，与他关联的历史典故有：完璧归赵、将相和、负荆请罪、刎颈之交等。

廉颇是战国时期的赵国名将，以勇猛善战闻名，曾率军大败齐国，攻取阳晋，因战功被封为上卿。他自恃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认为蔺相如出身低微，仅凭口舌之劳，官位却反在自己之上，心中极为不服，扬言要当众羞辱蔺相如。

蔺相如原为门客，因 “完璧归赵” 和 “渑池之会” 两次立下赫赫外交奇功，维护了赵国的尊严与安全，被赵王封为上卿 ，位在廉颇之上。

蔺相如得知廉颇的宣言后，处处引避。每逢上朝便称病不出，甚至在大街上远远望见廉颇的车马，也会命人驾车躲进小巷。随从以为他惧怕廉颇，蔺解释说：“我连秦王都不怕，怎么会怕廉将军？但我深知强秦不敢伐赵，是慑于我和廉将军文武同心。我们若两虎相斗，必有一伤，秦国定会坐收渔利。我之所以忍让，是把国家危难放在个人恩怨之上罢了。”

这番话传到廉颇耳中，久经沙场的铁血将军深感惭愧，为自己的狭隘和蔺相如的顾全大局而自愧不如。于是，廉颇脱去上衣，背负荆条，亲自到蔺相如府上请罪。两人从此消除隔阂，结为 “刎颈之交” ，生死与共，一心保卫赵国。

屈原（约公元前340年—前278年），芈姓（一作嬭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出生于楚国丹阳秭归（今湖北宜昌），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

他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被誉为“楚辞之祖”，被评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1953年由世界和平理事会评选，另三人分别为：波兰的尼古拉·哥白尼、法国的弗朗索瓦·拉伯雷和古巴的何塞·马蒂。

屈原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章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公元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国的怀抱。使得屈原亦被楚怀王逐出郢都，开始了流放生涯。

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楚国都，屈原政治理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于同年五月投汨罗江自杀。

屈原的流放之路满怀愤懑，从郢都到鄂渚，入洞庭，溯沅水，至溆浦，回度湘水，进入汨罗江下游。流放到这里后，居住在汨罗江北岸的玉笥山。罗人与楚同姓，屈原触景生情，更加怀念楚国。他把满腔的哀愁、忧国忧民的情志，与沅湘民间文化营养倾注笔端，写下《离骚》《天问》《九章》《九歌》等作品。

这些诗篇想象丰富，感情真挚，志高义，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璀璨明珠，“逸响伟辞，卓绝一世”（鲁迅语）。屈原在《离骚》中旗帜鲜明表示：“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他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愿与黑暗现实同流合污的强者形象。“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种精神成为后世仁人志士所信奉和追求的一种高尚丰碑。

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2400多字。在表现手法上，他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以臭物、萧艾比喻奸佞或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来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创造性。

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中的中的“国风”并称为“风、骚”。“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他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当然，若论古代文人，恐怕排第一的还属孔老夫子。生卒年为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别称孔夫子，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出生于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是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被后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等，“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1956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按年代顺序排列，其他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哥白尼、培根、牛顿、伏尔泰、康德、达尔文。这十位名人共同代表了人类在哲学、科学、文学等领域的杰出贡献。

他开创私人讲学的风气，曾受业于老子，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诗》《书》《礼》《乐》《易传》《春秋》六经。去世后，后人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主要思想主张：“仁”（思想核心）、“德”（以德教化人民）、“礼”（以礼治理国家）。

由于童年生活的艰苦，孔子并不陌生于粗重的劳作。自二十多岁起，孔子便有志于仕途，对国家大事保持高度关注，并常思考治理之策略，发表见解。鲁昭公十年，孔子开始担任委吏，负责管理仓库。次年，转而管理畜牧，称为乘田。

到了鲁昭公十七年，孔子与郯子交流了关于郯国古代官制的知识。此时，孔子已经开办了私人学校，开始教授学生。鲁昭公二十年，孔子三十岁，已小有名气，并自认为在此年龄已有所成就。齐景公与晏婴访问鲁国时，孔子有机会与他们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从而结识了齐景公。

四年后，即鲁昭公二十四年，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向孔子学习礼仪。孔子还曾与南宫敬叔一同访问老聃，探讨礼乐之学。鲁昭公二十五年，鲁国内乱，孔子遂前往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但晏婴阻止了齐景公封赠孔子土地的意图。随后的鲁昭公二十六年，孔子向齐景公阐述了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并在齐国聆听《韶》乐，沉醉其中，以至于三月忘却肉味。

鲁昭公二十七年，孔子因齐国大夫的威胁，请求齐景公的保护，但未获支持，只得匆忙返回鲁国。次年，晋魏献子执政，提倡举贤不论亲疏，孔子对此表示赞同，认为这是仁义之举。鲁昭公二十九年冬，晋国铸造刑鼎，孔子认为晋国的衰败是因为缺乏良好的制度和法度。

鲁定公六年，季氏家臣阳虎权势日增，孔子避免参与政事，专心著述《诗》《书》《礼》《乐》，有众多弟子随行学习。尽管阳虎曾试图邀请孔子出仕，但并未明确回应，后被提拔为小司空。

鲁定公十年，孔子升任鲁国大司寇，摄相事，七日之内处决了少正卯，并将其尸体曝晒三日，鲁国因此大治。鲁定公十二年，孔子采取隳三都的措施以削弱权贵家族三桓的势力，但行动未能完成，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公开化。

鲁定公十三年春，齐国送来八十名美女，季桓子接受了女乐，导致君臣沉迷歌舞，忽视朝政。孔子与季氏关系恶化，失望之下，又发生了郊祭后孔子未获祭肉的情况，意识到季氏不再任用他，遂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的求道之旅。

身处乱世，孔子所主张的仁政没有施展空间，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强大的齐国也畏惧孔子的才能，足见他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上。他曾任鲁国司寇，后周游列国，入东周向老子请教。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

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七十，后世多称七十二贤士，很多成为各国高官栋梁，为儒家学派延续了辉煌。

孔子建构了完整的“德道”思想体系，主张在个体层面上应持有“仁、礼”之德性与德行。这一体系以性善论为基础，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并以立人极的“三极之道”为目标，追求人道与天道、地道的和谐统一。孔子提出的中庸之道，强调适时之变，构成了他的方法论。

孔子是一个充满仁爱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他的做人准则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他对自己一生的各个阶段有明确的总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礼制传统较深的鲁国，这时周王朝的统治权力已经名存实亡，诸侯间相互争战不断，出现了“王道哀，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的社会现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个时代的特点。社会矛盾的激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些共同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条件，“仁”与“礼”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他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体现了人道精神，而他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他认为人道主义是人类永恒的主题，适用于任何社会、时代和政府，而秩序和制度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础。这些思想被视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孔子晚年提出的最高理想是“大同”，在这个理想的世界里，人们不仅仅爱自己的家人和亲属，而是相互敬爱，爱所有人。在大同世界中，老人有所终，壮年有所用，孩子们得到温暖和关怀，孤独者和残疾者有所依靠，男人和女人各得其所。社会没有欺诈和盗贼，人们不拾遗、夜不闭户，讲信修睦，选贤举能，实现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孔子的经济思想最主要的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与“富民”思想。这也是儒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他所谓的“义”，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而“利”则指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在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上，强调将“义”放在首位，主张“见利思义”，即在面对物质利益时，首先考虑其是否符合道德规范。他认为只有在符合“义”的前提下，人们才能追求利益，这在《论语·子罕》中体现为“罕言利”，意味着要少谈利益，但并不是完全排斥追求利益。

孔子还提出了“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观点，表明他不屑于通过不道德的手段获得财富和地位。他认为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即使面临贫穷也不会放弃道德原则。此外，孔子认为对“义”与“利”的不同态度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的关键。有道德修养的“君子”会重视“义”，而缺乏道德的“小人”则只追求“利”。这一点在《论语·里仁》中有所体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关于孔子对体力劳动的态度，有误解认为他轻视体力劳动，但实际上孔子对想学农的弟子樊迟表示不满并非因为轻视农业，而是因为他认为人应有更高的理想和责任，希望学生们成为价值的承担者，而不仅仅是农民。

孔子提倡“有教无类”，创办私学，广招学生，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

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从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修养，所以强调学校教育必须将德育放在首位（“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在教学方法上要求老师“有教无类”、“经邦济世”的教育观，“因材施教”与“启发式”的方法论、注重童蒙、启蒙教育。他教育学生要有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要谦虚好学、时常复习，“温故而知新”、“举一而反三”。

“学而知之”是孔子教学思想的主导思想。在主张不耻下问、虚心好学的同时，强调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同时还必须“学以致用”，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

关于启发式教学，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意谓教师应该在学生认真思考，并已达到一定程度时恰到好处地进行启发和开导。关于因材施教，他通过谈话和个别观察等方法，了解和熟悉学生的个性特征，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培养出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多方面的人才。孔子热爱教育事业，毕生从事教育活动。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仅言教，更重身教，以模范行为感化学生。他爱护学生，学生也很尊敬他，师生关系非常融洽，成为中国古代教师的光辉典范。

孔子的美学思想核心为“美”和“善”的统一，也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他提倡“诗教”，即把文学艺术和政治道德结合起来，把文学艺术当作改变社会和政治的手段，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并且认为，一个完人，应该在诗、礼、乐修身成性，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影响巨大。

孔子在易学中明确提出了“美在其中”、“见仁见智”等著名美学命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童子问易》在易宗基础上提出了美宗——阳刚、阴柔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认为“阴阳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可谓是美学之宗”。

孔子的史学思想体现了浓重的历史意识和渊博的学识，为创立史学思想奠定了基础。他强调治史要十分慎重，主张研究历史必须先掌握大量的史料，即言必有征。认为如果史料不足，宁可存疑也不能妄言。例如，在《论语·八佾》中提到，由于杞、宋保存的夏、殷文献太少，不足以详实其历史。在《论语·尧曰》中，征引《尚书》所记，具体形象地说出了自尧、舜至周以来的历史情况，但不言及尧舜以上的历史，因为相关资料匮缺。

孔子治史思想的一个重要主张是“直”，即研究历史要实事求是，重视根据，并坚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原则。他反对狂妄不直的人，如《论语·泰伯》中所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这种态度也体现在他的治史观中。

其治史观还体现在对历史发展的看法上。他认为历史在不断“损益”，如《论语·为政》中所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周代在总结夏、殷二代的基础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显示了历史的进步性。尽管这种思想不甚明确，但它是中国史学史上进化论的早期表现。

作为历史学家的孔子，在品评人物和事件时，以树立当代从政及为人的标准为特点，提倡效法先王的“仁”“德”，都体现了对史学的深刻理解和严谨态度。

大概可以说：儒教起源于各种祭祀，儒学起源于国民教育，儒家起源于思想改革，随着时代推移，最后与时俱进、兼容并包、海纳百川成一门政治理念、思想宗教与文化学说。由以上百科内容和分析探讨可以得出：孔子不仅是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先师、孔门至圣，而且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家、外交家、史学家、编辑出版家、理论家、宣传家、实践家、美学家、心理学家、文学家、辩论家、哲学家、宗教家和社会活动家、文明传灯者。

由于唯一的儿子鲤早年夭折。孔子去世后，不少弟子按当时丧父的礼制守墓三年，子贡守墓六年。弟子及鲁国人从墓而家者上百家，得名孔里。孔子的故居改为庙堂，受到历代奉祀。孔庙、孔林、孔府等三孔皆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孔子庙即孔庙，是纪念祭祀孔子的祠庙建筑。中、朝、日、越、印尼、新、美等国家分布着2000多座孔庙，国内1600多座，目前保存较好的有300余座，列人国家重点文保单位的有21座。

孔林又称至圣林，是孔子及其后裔的墓地。坐落于曲阜城北，占地3000余亩。为中国规模最大、持续年代最长、保存最完整的氏族墓葬群和人工园林。

孔府位于曲阜城内，孔庙东侧，是孔子嫡长子孙的府第，即衍圣公府。明代洪武十年（1377年）始建，1503年重修拓广，1838年扩修。1885年部分遭焚重建。建国后，人民政府多次拨款重修，现保存良好。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孔府占地7.5万平方米，九进院落，楼房厅堂463间。

尊孔学孔的赞美性评价数不胜数。

伏尔泰：东方找到一位智者。莱布尼茨：热烈地赞美儒学。李约瑟：孔子是“无冕皇帝”。爱默生：孔子是哲学上的华盛顿，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朝鲜学者金益洙：孔子是万古圣人，也是东洋学问哲学思想的元祖。日本古学派创始人伊藤仁斋：夫子之德实为超迈群圣，夫子之道高于天地。日本学者井上靖：孔子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先哲，而且是全人类的老师。日本学者儿岛献吉郎：孔子者，伟人中之伟人，圣人中之圣人。日本学者简野道明：自古以来，《论语》被尊为至高无上的圣典。

司马迁：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孔子的《论语》及后世儒学理论体系、儒家系列经典之所以伟大，思想智慧与文化魅力之所以跨越千年依然璀璨夺目、作用无限、力量无穷，除了时代、环境与天赋、执着等原因外，还因为如同毛泽东思想一样，是政治使命与道德修身并行不二的神圣产物、历史传统文化与当代国情民意相结合的不朽精髓、大量社会实践与优秀思想理论相结合的伟大创举、卓越个人领导与多代弟子集体智慧合二为一的永恒结晶。

秦汉时代是儒学发展中的关键时期。在先秦，儒家成为百家之一，号“显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从此居于统治地位，成为官方意识形态。

宋元时期对孔子推崇备至，进一步把孔子神化，用其神圣光环和纲常伦理来维护封建统治。该时期的哲学运动以更典型的形式表现了中国中世纪哲学思维的特点及其逻辑发展的曲折。从以前儒佛道相互攻伐到相互吸取，由三教鼎立到三教合流，从而产生了宋元时期十分精致的官方哲学：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内容，以精巧的哲学学说为理论基础，吸取佛老思想营养而建立起来的理学唯心主义。

继宋元之后，明代理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心学极盛。与之同时，还出现了与之对立的所学，呈现理学、心学和气学三大思潮鼎立的局面。三者对孔子及其学说亦各自有其阐发和评述。

清朝以来，孔学由盛而衰。清末的早期改良派目睹当时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关心时政，热心西学，提出了“器变道不变”的“中体西用”思维模式。甲午战争后，面临列强瓜分中国的危局，资产阶级维新派倡导变法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儒学展开猛烈批判，并发动革命与改良之辩，深化了近代评孔运动。辛亥革命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出现了尊孔复古的逆流。

港台的儒学发展则出现了新变化。

现代新儒家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力图恢复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并以此为基础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儒家资本主义又称“第三种现代化模式”或“东亚工业文明”。现代新儒家设想的以儒家文化为背景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来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或模式。

古代文人的才识精英、思想巨子与道德先锋、教育楷模，还必须有：左丘明、韩非子、管子、墨子、司马迁、班固、班昭、曹操、陈寿、司马相如、扬雄、张衡、嵇康、陶渊明、周敦颐、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柳宗元、韩愈、刘禹锡、李商隐、杜牧、张载、朱熹、王阳明、苏轼、辛弃疾、陆游、李清照、王安石、司马光、范仲淹、关汉卿、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蒲松龄、曹雪芹等。

晚清以来，文人最杰出的代表有：鲁迅、毛泽东、林则徐、龚自珍、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陈独秀、瞿秋白、梁漱溟、李叔同、赵元任、丰子恺、老舍、胡适、林语堂、沈从文、张爱玲、梁实秋、茅盾、巴金、郭沫若、曹禺、钱钟书、朱自清、张恨水、闻一多、南怀瑾、田汉、路遥、乔羽。港台文人代表主要有：三毛、金庸、琼瑶、李敖、庄奴。

与政治家、军事家相比，包括思想家、史学家、诗人、作家、艺术家等在内的文人无疑以作品跨越时代、超越政治而影响力显著胜出，与医学家、科学家、农学家、发明家、宗教家和民族英雄、仁人志士等齐名，永远名垂青史。

文人的荣誉，来自于语言与思想文化的丰富、独特、伟岸、博大、高远、精深。文化与文明的力量，是文字、诗歌、文学的力量，是史学、思想、智慧的力量，是情感、人格、志向、理想、信念、奉献、牺牲、坚持与执着的力量。

才华再卓越，思想再高深，都必须以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都必须与劳动、斗争、创造、时代、人民、政治、司法、经济、艺术结合起来，深切影响社会、民族、国家的方方面面，一点一滴。

文人大多为柔弱书生，一生不事稼穑，不爱习武，手不能提，肩不能挑，脚不能踢五湖四海，手不能打南来北往，日不能冲锋陷阵，夜不能翻山越岭，家中没有千万巨财，手中没有刀枪棍棒，底下没有骁勇人马，无法指挥任何的政治、革命、军事力量，只有一支笔，靠着笔墨纸砚书写春秋，褒贬人物。

但就是这种看似柔弱的力量，却以春风细雨、润物无声、滴水穿石、潜移默化的形式，发挥着穿透迷雾、导航历史、崇敬先贤、定位人生、翻江倒海、拨乱反正、融合差异、消弭矛盾、跨越山河、纵横捭阖、卷扫千军万马、改变亿万人心、屹立万峰、炳彪千秋的巨大作用。

文人的力量，在于文章的风骨、语句的韵致、诗意的阑珊、情感的深沉、见识的博大、思想的锐利和作者的品行。

冯梦龙《醒世恒言》：“美人骨，世间罕见。有骨者，而未有皮，有皮者，而未有骨。世人大多眼孔浅显，只见皮相，未见骨相。 ”后人将此浓缩改编为：“美人在骨不在皮，岁月从不败美人；真花在韵不在色，君子在心不在言。”

古话云：字如其人，文如其人；文品如人品，诗品出人品，见信如见面。大抵说的是：言为心声，字迹透心性。

但看问题不能绝对化，社会不过是理想上追求文品与人品的统一，文品与人品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并不能简单单通过文章推断一个人的真实品德。性坏书法绝、官恶诗文美的情况并不少见，譬如：趋炎附势的西晋顶级辞赋家潘安、初唐窃诗并害死外甥兼作者刘希夷的初唐宋之问、宋代奸臣书法家的蔡京和权恶文美的严嵩、清代弄臣书法家和珅。

关于人品与文品的关系，更妥帖的表达是：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志高则言洁，志大则辞弘，志远则旨永（叶燮《原诗》）。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清·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

几次拜访、一场谈判或一趟出使，可以化两军两国的干戈为玉帛，或者重大改变历史进程。比如：晏子使楚、毛遂自荐、苏秦合纵、张仪连横、齐鲁夹谷会盟、晋楚弭兵之会、张骞出使西域、周文王礼遇姜尚、张良桥边拜师、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舌战群儒、国共重庆谈判。其中，靠得就是有文化有思想有智慧的人。

一部书、一席话、一个锦囊、一次夜谈、一首诗词、一副对联、一篇文章、一场演讲、几句忠言、几条建议，就可能影响重大战役走向或国家历史命运。

比如：《山海经》《道德经》《逍遥游》《论语》《孟子》《荀子》《左传》《战国策》《吕氏春秋》《孙子兵法》《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新唐书》《资治通鉴》《诗经》《易经》《大学》《中庸》《列子》《黄帝内经》《金刚经》《说文解字》《淮南子》《世说新语》《昭明文选》《全唐诗》《窦娥冤》《西厢记》《徐霞客游记》《聊斋志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阿Q正传》《呐喊》等书。

《天问》《观沧海》《龟虽寿》《短歌行》《蜀道难》《将进酒》《赋得古原草送别》《悯农》《春望》《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满江红·写怀》《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沁园春·雪》《谏逐客书》《曹刿论战》《过秦论》《隆中对》《出师表》《诫子书》《兰亭集序》《陈情表》《孔雀东南飞》《神灭论》《滕王阁序》《桃花源记》《爱莲者说》《阿房宫赋》《陋室铭》《岳阳楼记》《师说》《报任安书》《少年中国说》《心之力》《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论持久战》《反对党八股》《矛盾论》《实践论》《论十大关系》《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诗文。

别说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的诗文巨作，就连童谣、儿歌、歇后语、俗语、对联、警句也同样具有无与伦比的时间力量。比如：

几代人口口相传、脍炙人口的儿歌：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和青菜，蹦蹦跳跳真可爱。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倒下来。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在家，打到小松鼠。

《中国共产党儿童团团歌》创作灵感，主要来源于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的真实斗争经历，由乔羽深入苏区体验生活后创作而成。故事原型：以1934年红军北上后江西苏区李家坳赤卫队为背景，主人公苏保和伙伴们自行组成少年游击队，与白军斗争——夺枪支、贴标语、救出被捕的李主席、击毙敌团长黄静波等。曲调源于前苏联少年先锋队队歌《燃烧吧，营火》，由钢琴家谢尔盖·菲奥多罗维奇·凯丹-杰什金作曲，具有奥地利梯罗耳族民歌风格。1957年长影拍摄电影《红孩子》，作为主题歌。

歌曲有四段，前两段如下：准备好了么，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将来的主人，必定是我们。嘀嘀嗒嘀嗒嘀嘀嗒嘀嗒。小兄弟们呀，小姊妹们呀！我们的将来是无穷的呀。牵着手前进，时刻准备着。嘀嘀嗒嘀嗒嘀嘀嗒嘀嗒。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于1978年10月由共青团十届一中全会定为少年先锋队队歌。创作背景：1958年8月，为严惩国民党当局对大陆的军事骚扰，毛主席下令炮击金门。厦门何厝小学的少先队员成立支前活动大队，战前夜13名小学生主动留下，为解放军送开水、洗军衣、擦炮弹、挖战壕、站岗放哨，还在防空洞以石头为凳、地板为黑板坚持学习。事迹被改编为话剧、电影《英雄小八路》。作词周郁辉、作曲寄明采风后创作。

歌词分两段，首段如下：“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不怕困难，不怕敌人，顽强学习，坚决斗争，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前进，向着胜利勇敢前进，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东林书院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岳麓山书院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清嘉庆年间由山长袁名曜与学生张中阶所作）。灵隐寺对联“上：暮鼓晨钟，惊醒世间名利客；下：经声佛号，唤回苦海梦游人 。横批：回头是岸”。 北京潭柘寺弥勒殿对联“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开颜便笑世间可笑之人。”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满招损，谦受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犯我大汉者，虽远必诛！周恩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事不三思终有悔，人能百忍则无忧。恶人先告状。无事不登三宝殿。人怕出名猪怕壮。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失足成千古恨。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认理不认人，帮理不帮亲。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人心隔肚皮。画虎虎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万事留一线，日后好见面。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多行不义必自毙。得饶人处且饶人。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不到黄河心不死。饱汉不知饿汉饥。好了伤疤忘了疼。马行无力皆因瘦，人不风流只为贫。懒人懒马屎尿多。初生牛犊不怕虎。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过河的卒子——能进不能退（一去不回）；太平洋的警察——管得宽；打破砂锅——问到底。

真正的好文章，如同战国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文中的东家之子之美：“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原指东邻之女，后世用以形容美貌出众的女子，延伸则有多意。

真正的好诗句，不可删改一字，调换一句。比如：《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贾岛《题李凝幽居》：“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王维《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李商隐《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马致远《天净沙·秋思》：“古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文人的好名誉，来自于真才华、纯情怀、伟愿力、雄志向、高胸襟、苦吟诵、久沉淀、牢忠心、深爱民、大功名。

比如：《周南·关鸠》《秦风·蒹葭》《王风·黍离》《魏风·硕鼠》《诗经·伐檀》、刘邦《大风歌》、项羽《垓下歌》、曹操《蒿里行》、张志和《渔歌子》、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王昌龄《出塞》《芙蓉楼送辛渐》《从军行·其四》、贺知章《回乡偶书》、武则天《开经偈》《腊日宣诏幸上苑》、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白居易《琵琶行》、杜甫“三吏三别”与《长恨歌》、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黄巢《菊花》、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陆游《示儿》《游山西村》《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龚自珍《己亥杂诗》、谭嗣同《狱中题壁》、秋瑾《对酒》、夏明翰《就义诗》、叶挺《囚歌》、陈毅《青松》。

《沁园春·长沙》《采桑子·重阳》《水调歌头·游泳》《卜算子·咏梅》《清平乐·六盘山》《忆秦娥·娄山关》《浪淘沙·北戴河》《七绝·改诗赠父亲》《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长征》。这些诗词如此脍炙人口，作者不说是谁，有文化的中老年读者也能一口说出。

鲁迅先生的旧体诗很少，也曾说过自己不擅写，但仅存的若干首却体现了他对故国和人民深沉博大的爱意：《自题小像》“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自嘲》“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答客俏》“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题三义塔》“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文学虽为历史悲歌，但从来不是个人的才华展示和自怨自艾，根本无法与政治和现实分开。由此，文学不仅是歌颂的伟大工具，而且是批判的坚定力量。不仅批判反动、残暴、荒淫、保守、落后与腐朽，而且时刻、积极、全面、深刻反省自身，赋诗言志，吟歌教民，做文成圣，著书立道，塑凡入神。

诗人与文学家唯有站在人民、真相、真理一边和历史深处、思想高处，才能一针见血、一言九鼎、一呼百应。

真正的文人，融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改革家、社会活动家、理论实践家于一体，写自然，写劳动，写历史，写社会，写人性，写征战，写政治，问天问地问苍茫，讴歌真善美，鞭挞假丑恶，从现实中来，到历史中去，成为中华文化与智慧的种子、民族精神气概的脊梁骨与政治文明的熊熊火把。

文人相当部分一专多能，爱好广泛，多才多艺，具有较高的语言天赋，加之情感丰沛，思想活跃，以及因社会接触面广和与名人结识多等诸多便利因素，精于钻研儒释道等各大宗教，同时是语言学家、文字学家、评论家、翻译家、出版家、收藏家、金石家、戏曲家、剧作家、词作家、国学家、美学家、书法家、演讲家、外交家、社会学家、宗教史家、文学史家、哲学史家或音乐家、演奏家，以及美食家、旅行达人、宣传能手、故事高手。

或如：范蠡、晏子、东方朔、张道陵、陶弘景、魏伯阳、王重阳、祖冲之、王羲之、郦道元、孙思邈、李时珍、颜真卿、柳公权、黄庭坚、贾思勰、徐光启、宋应星、程颐、程颢、晏殊、欧阳修、解缙、纪晓岚、洪应明、王永彬、陈继儒、张岱、张潮、唐寅、郑板桥、袁枚、金圣叹、黄宗羲、顾炎武、严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盛宣怀、张謇、沈葆桢、陈叔通、戴季陶、辜鸿铭、章太炎、章士钊、吴稚晖、钱玄同、刘半农、梅贻琦、潘光旦、张季鸾、张伯驹、张伯苓、张元济、张东荪、陶行知、叶圣陶、吴宓、马一浮、马相伯、马叙伦、马寅初、范长江、竺可桢、罗振玉、范文澜、翦伯赞、周培源、周光召、朱光亚。

林伯渠、谢觉哉、董必武、徐特立、周有光、吕叔湘、流沙河、文怀沙、汤用彤、丁玲、郑振铎、夏衍、冯雪峰、周扬、赛珍珠、顾维钧、阳瀚笙、黄炎培、邵力之、马叙伦、于右任、柳亚子、徐悲鸿、梅艳芳、费孝通、冰心、张大千、王雪涛、吴昌硕、潘天寿、吴冠中、刘海粟、傅抱石、黄宾虹、李可染、李苦禅、林风眠、黄胄、陆俨少、吴湖帆、任伯年、陈半丁、王雪涛、陈师曾、蒋兆和、石鲁、张乐平、叶浅予、刘开渠、李济深、张澜、冼星海、聂耳、李劫人、萧友梅、黎锦晖、张寒晖、刘天华、贺绿汀、李焕之、马可、郑律成、施光南、王立平、谷建芬、王酩、傅庚辰、雷振邦、张丕基、赵季平。

朱光潜、杨朔、冯友兰、熊十力、金岳霖、傅斯年、钱穆、邓拓、吴晗、冯至、侯外庐、陈寅恪、陈翰笙、陈望道、陈垣、夏鼐、吴玉章、李达、杨献珍、艾思奇、胡乔木、胡绳、赵朴初、何其芳、艾青、吴伯萧、刘白羽、郭小川、臧克家、周作人、杨绛、宗白华、俞平伯、马识途、傅雷、黄永玉、马君武、汤一介、楼宇烈、贺敬之、启功、季羡林、刘绍棠、冯骥才、王蒙、黄霑、蔡澜、倪匡、叶嘉莹、马未都、蒋勋。

人们知道吴冠中、刘海粟的画画好，可往往不知道他们的散杂文和绘画史也写得好，人品好，骨头硬。人们知道张季鸾、张伯驹分别是中国报业第一人、艺术收藏大家，可往往不知道他们还分别是新闻政论名家、诗词高手，是坚定的爱国人士。人们知道冰心、杨绛是作家，可往往不知道她们还是翻译家，译作惊人，两位先生都是百岁左右的高寿。冰心同时是社会活动家，丈夫是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家吴文藻。杨绛丈夫钱钟书是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中央图书馆外文部总编纂、中国科学院哲学部学部委员、社科院副院长、文学研究家。民国为什么出大师？学贯中西是标配，经天纬地是志向，知书达理、智勇双全、敏事善言是核心。

文人的荣誉，形成于：经典咀嚼、艰辛揣摩、文字铸就、苦乐煎熬、悲喜自渡、成败孕育、生死交织、思想汇聚、智慧熔炼、时代激发和历史创造。

文人墨客的荣誉，是天赋异禀、神威盖世、上苍安排、机缘巧合，也是凿壁偷光、程门立雪、面壁十年、极致雕琢，语不惊人死不休，化腐朽为神奇。

文字的力量，从来与形式无关，但必须借助于一定的形式，体裁、模式、结构、长度、故事、背景、人物、对象、语言、风格、态度、深度等不断推陈出新，敢于标新立异，说出人人心中皆有个个口中皆无的惊人话语。文学的魅力，在于创新，在于人格，在于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在于青春的、战斗的激情与不屈不挠的志气、泰山压顶而不折的勇气。

自古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不同时代的武术家、将军、元帅没法在一起比你高我低，秦琼不能战关公。但稍微拉长时间，不同的诗人、文学家、艺术家搁在一起，以历史的、思想的、道德的眼光看，还是大致能分出孰高孰低、份量轻重。

蔺相如、屈原、孔子、司马迁、李白、鲁迅，是历史最著名的文人代表，他们的身份各有不同。蔺相如：门客、上卿、外交家、文人；屈原：左徒、三闾大夫、诗人；孔子：委吏、乘田、小司空、大司寇、教育家、史学家、外交家、社会活动家；司马迁：太史令、中书令、历史学家、传记作家；李白：翰林供奉、诗人、社会活动家；鲁迅：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科长及佥事、左联斗士、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报人、诗人、作家、社会活动家。最大的特征就是，皆有政治身份或在朝廷为官，以及关注社稷民生，热爱人民。说明文学必须与政治有关，为政治服务，站在国家与思想最高处，思考解决社会问题，积极发声，为人民大众服务。

几乎所有顶级的战略家、军事家都是文人，如：孙膑、伍子胥、范蠡、李斯、张良、萧何、曹操、诸葛亮、周瑜、司马懿、房玄龄、王安石、司马光、刘伯温、张居正、王阳明、张廷玉、曾国藩、李鸿章、左公徐公、孙公毛公周公邓公陈公，是因为他们受的教育都是智慧之学、道法之髓、富民强军治国良策，从小读的书都是圣人之作、历代典籍、三教之经，年轻轻就志在天下、眼界万里、好学多思、文武双修、审时度势、学以致用。

思想的力量，在于作品的才华、学识的渊博、身世的浮沉、经历的丰富、道路的坎坷、情思的锐敏与智慧的高度。

文学与思想、政治、人民、历史一旦结合，便具有无与伦比的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