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千里营救西路军战俘，被俘战士却不愿意回延安。陈昌浩警卫员道出了实情——西路军魂之155

大江东去

叶剑英千里营救西路军战俘，被俘战士却不愿意回延安。陈昌浩警卫员道出了实情

1938年十月，西安七贤庄的庭院铺上了一层轻盈的秋霜。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刚接到消息，得知马家军将一众老弱病残的红军战俘移交给了西安的国民党军队。

他立刻赶去营救。然而，当他抵达关押地点，蒋军军官的一番话语，让他瞬间愣在了原地。河西走廊的风雪，把西路军的骨头都吹冷了。没人想回延安。那地方是家。可为什么？

康海生知道答案。他给陈昌浩当过警卫员。后来他把话说出来了。

一

1936年10月，甘肃靖远。黄河水声很大。三十军、九军、五军。还有总部的人。两千一百八十多人。晚上过的河。指令很明确，宁夏战役的规划摆在案头。目标只有一个，向北方推进，打通国际通道，把苏联的支援接回来。陕北的地气太薄，粮草匮乏，红军急需一条能喘口气的活路。

可渡口没守住，很快就被国民党军队接管了。黄河水哗哗地流，河西的红军和河东的红军，就这么被硬生生隔开了。一河之隔，天堑变深渊。

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站在河岸上。他看着对岸，沉默了很久。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犹豫不决。部队继续向西走，背影消失在风沙里。

迎面撞上的，是马步芳、马步青的骑兵。马家军在河西这片地盘上扎根多年，早就把这里当成了自家的后花园。他们绝不允许任何外来者在这里插足，更别提立足生根。这是一场不对等的遭遇战，铁蹄之下，没有谈判的余地。

七万人的队伍，加上天上飞着的飞机，这种火力配置放在任何一场常规战役里都是碾压级的存在。马步芳的骑兵和步兵混编在一起，像一张收紧的大网，死死咬住了西路军的后颈。

西路军那时候是在荒原上流浪。没有根据地，就像断了根的草，连一口干净的水都要靠抢。后勤补给线早就断了，弹药库里的子弹数得清，打一发少一发，那种紧迫感不是文字能形容的。伤员越来越多，抬走一个，队伍就空出一个位置，这个空缺永远填不上来。两万多人里，有一半人手里的家伙事儿还是大刀长矛。这在冷兵器时代叫勇猛，在热兵器时代叫送死。每挥一次刀，臂膀就酸一分，但对面射来的子弹可不会减速。

从一条山到古浪，从永昌到高台，每一场仗都在掉肉。兵力不是在战斗中减少的，是在一次次绝望的冲锋中被磨平的。那些年轻的面孔，还没来得及看清战场的全貌，就成了地图上的一个标记。

1937年1月，高台县城成了最后的绞肉机。红五军被围困在这里，军长董振堂带着三千人守城。城墙在炮火下一寸寸塌下去，尘土飞扬中看不清敌人的脸，只能听见枪声越来越近。巷战打得惨烈，每一扇门后都可能藏着生死。直到最后一颗子弹耗尽，董振堂倒下了。他的头颅被割下示众，这是一种极端的羞辱，也是一种无声的震慑。消息传回总部的时候，陈昌浩没有说话。他坐在那里，沉默的时间长得让人窒息。那种沉默不是愤怒，也不是悲伤，而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他知道，这支军队已经走到了尽头。

历史的齿轮在1937年那个早春卡住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湖北汉阳人，当时三十一岁。副主席兼总指挥徐向前，山西五台人，比陈昌浩大五岁。这两个名字背后，是两股截然不同的性格与命运轨迹。他们心里都清楚，那面旗帜插在祁连山下的日子，已经快到头了。战局像一块吸饱水的海绵，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既定任务完成的概率，几乎为零。

二月里的倪家营子，成了绞肉机。马步芳调来了六个步兵骑兵团，加上各地的民团，总兵力压到了七万人以上。这个数字对西路军来说，是一座无法逾越的山。四十多天，阵地像翻书一样换了几次。战士们手里没枪了，就用刺刀、枪托，实在不行，就用牙齿。那是人类最原始的搏斗方式，血腥味盖过了所有的战术讨论。三月，残部退入祁连山脉。这里的雪，白得刺眼，也冷得透骨。

1937年3月14日黄昏，肃南县康隆寺以南的石窝山。这是最后一次会议。山上的人，不足三千。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曾经纵横西北的铁流，如今只剩下一缕残烟。三项决议定下了最后的基调：部队分散游击，保存火种；陈昌浩和徐向前离开，回陕北汇报；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统管剩余力量。逻辑很清晰，也很残酷。高层撤离，基层自生自灭。

夜幕降临的时候，会议结束了。陈昌浩特意留了一排警卫。这排警卫的任务很简单，掩护主力转移。他们知道，这可能是他们最后的机会。在队伍中，年纪最轻的要数康海生。

二

康海生，河南光山人氏，生于1917年，家境贫寒，到了一贫如洗的地步。

1930年，年仅十三岁的他，目睹红军经过光山，毅然决然地加入了这支队伍。他对革命并无深刻理解，只是怀揣着跟随红军的信念，希望能借此解决温饱问题。凭借其敏捷的身手和出色的记忆力，康海生被选为西路军总部的警卫员，直接服务于陈昌浩。他身材不高，面容仍显少年的稚嫩。他身负两支短枪和一部电台的零件，紧随陈昌浩的脚步，穿越枪林弹雨。他沉默寡言，但首长交代的任务，他总能准确无误地完成。

康海生这人，记性极好。首长们喝多少水，夜里起几次夜，他都能像报账一样记得清清楚楚。

西征路上，陈昌浩问过他一句："小康，你怕不怕？"

康海生的回答很硬气："在首长身边，我不惧。"陈昌浩笑了笑，没再说话。

石窝会议之后，局势变得微妙。陈昌浩和徐向前商量着要东进。有人劝康海生跟着徐向前走，说那边风险小一点。康海生拒绝了。他说："跟首长，不掉队。"那时候的他大概没想到，这句话后来成了他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三

1937年三月，祁连山还在下雪。陈昌浩和徐向前带着精锐小队向东出发。康海生和徐向前的警卫员赵家仕提前一步，去探路。康海生穿了件破棉袄，脸上涂满锅底灰。他和赵家仕沿着猎户走的小道往外走。这一趟行程，后来演变成了传奇。走了三天，两人到了冰河边。

河面结了厚冰，泛着冷光。他们正琢磨怎么过河，突然听到马蹄声。马家军的骑兵从旁边冲过来，飞奔而过。冰面是冷的，石头是硬的。康海生还没从马背上摔下来的眩晕中回过神来，脸已经贴在了碎冰和砾石上。那股寒气顺着脸颊往骨头缝里钻，比刀割还具体。搜身的人动作很机械，手指在他身上摸索。很快，那份地图被翻了出来。对于敌人来说，这不仅仅是张纸，这是他们此刻最想要的筹码。康海生躺在地上，听着周围杂乱的脚步声，心里清楚得很，这张地图的存在，直接把他从“普通士兵”的名单里划掉了。几十双眼睛盯着他。那种目光里没有好奇，只有审视和杀意。空气凝固得像一块铁板。他在想怎么破局。脑子里闪过几种方案，又迅速被否决。时间不够了。突然，队伍里有个年轻小兵指着他喊了一嗓子：“他可是徐向前的军师！”

康海生抬眼。那张脸他很熟悉，是个平时爱闹腾的小鬼。此刻小鬼的眼神里带着点天真，也带着点闯祸后的慌张。那个被俘的红军战士太年轻了。脸颊瘦得只剩骨头，颧骨突出，眼窝深陷。嘴角的血已经干涸发黑，那是马家军拳脚相加留下的印记。他颤抖的手指指向康海生。眼神里全是恐惧和绝望。康海生的心脏猛地收缩了一下。这不是普通的误会。他是陈昌浩的贴身警卫，不是徐向前的参谋。那个孩子认错人了。

但在这种时候，认错人就是死刑判决。夜色像墨汁一样浓稠地压下来。敌人把康海生和赵家仕押到了指挥部。一间狭小的黑屋成了他们的牢笼。门外站着一个哨兵。手里提着大刀。刀刃在黑暗中偶尔反射出一点寒光。康海生缩在角落里。后背紧紧贴着那面墙。墙体冰冷刺骨，泥土的味道混合着霉味钻进鼻孔。

他开始后悔。后悔没有早点看清局势，后悔身处这无解的绝境。冰封的河面是个陷阱。我后悔没多带个人，也后悔自己当时脑子一热就踩了上去。

石窝会议那天的画面在脑子里闪回。陈昌浩走的时候，手搭在我肩上，力道不轻不重。他说：务必小心。这三个字像钉子一样楔进记忆里。眼睛闭上。心跳得很快，但必须压住。跟着陈昌浩这两年，见过太多生死局。首长们在那种时候稳得像块石头。恐惧没用。找路才是正经事。两天后的夜里。康海生和赵家仕被叫走了。审讯开始了。

对面坐着马元凯。马家军的总指挥。气场很沉。堂屋很大。空荡荡的。回声听得人心里发毛。康海生跨过门槛的瞬间，目光便像探照灯一样扫过屋内。炕上蹲着个六十多岁的胖老头，脑袋锃亮，连根头发茬都看不见，下巴上却蓄着一把浓黑的大胡子。那老头眼珠子瞪得溜圆，白眼仁子翻出来，直勾勾地盯着他们俩，眼神里透着一股子审视的寒意。

马元凯没急着动手，反而先开了口，语气平淡得像是在问路：‘在红军那边，你具体干啥职务？跟徐向前将军熟不熟？’

康海生早就背熟了这套说辞，声音稳得连一丝颤抖都没有：‘我就管点后勤杂活，离徐将军远着呢，根本不熟。’‘不熟？’马元凯挑了挑眉，‘那他这会儿在哪？’。“那天夜里乱成一锅粥，我们走散了，从那以后就断了联系。’康海生回答得干脆利落，没有半句废话。

马元凯显然不买账，他晃了晃那颗光亮的脑袋，嘴角扯出一丝冷笑，眼神里的怀疑几乎要溢出来：‘你们到底是怎么弄丢的？这理由听着有点悬啊。’康海生手心全是冷汗，黏糊糊地贴在裤缝上，但他硬是没敢抬手擦一下。他心里清楚，只要马元凯一嗓子喊出那个‘鬼魅’来对质，或者摊开地图指认路线，自己这点拙劣的谎言瞬间就会崩盘。好在马元凯只是盯着他看，既没提那个鬼魅，也没拿出地图来较真，空气凝固了几秒后，才缓缓流动起来。马元凯眯缝着双眼，换上了一副和善的面容，说道：“你们若知晓，便带我们一同前往捉拿，归来必有赏赐。”

康海生默然不语。赵家仕同样保持沉默。马元凯又说：“红军都完了！你们不要受了共产党的骗！”康海生垂首低眉，眼角瞥向地面。他心中明镜似的清楚，敌人尚未找到徐向前，亦未探得他们的虚实。如此一来，他们暂时尚能苟活。

夜深人静之际，他们被押回那间昏暗的小黑屋。康海生躺在麦草堆上，双眼紧闭，凝视着周围的黑暗，开始数着守卫换岗时脚步的节奏。

四

四

西安，七贤庄。1937年4月，叶剑英遵照中央的指示，率领李涛、宣侠父等同仁抵达七贤庄一号院，成立了红军联络处。他们的职责之一，便是营救被国民党拘押的西路军战士，以及收留那些流离失所的战士。他留意到，岗位更替的周期大约为两个时辰，而在交接过程中，可以听到短暂的交谈声。

这一细节，他铭记于心。

七贤庄的门廊下，空气里总带着一股子洗不掉的旧时代尘埃味。叶剑英就站在那儿，作为八路军参谋长，他的公开身份是一把双刃剑，既要在国民党眼皮底下周旋，又得把军人的硬气和政治家的耐心揉碎了混在一起。

信是黄鹄显寄来的。红三十军参谋长，这个名字在当时的西北风沙里带着血腥气。他和三十多个西路军的干部被押解到西安，关进那座阴冷的监狱。黄鹄显没坐以待毙，他盯着站岗的士兵，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让那个年轻的面孔帮他把这封求救信递了出去。叶剑英拆开信封的时候，指尖大概也是凉的。他二话没说，直接把情况报告在西安的周恩来。

周恩来的反应快得像一道闪电。他派联络处秘书孔石泉去探监。那地方连阳光都吝啬给，孔石泉费了不少唇舌，才把那三十多人的名单抄回来。孔石泉回来的时候，脸色灰败。他说那些人窝在黑屋子里，吃的窝头已经发了霉，绿斑点点的。有人饿得只剩一把骨头，眼窝深陷，看着让人心里发毛。

叶剑英只说了一句："任何一人都不容有失。"这话轻飘飘的，却像铁钉一样楔进了石头里。

周恩来亲自出面找蒋鼎文谈。谈判桌上的烟雾缭绕，最终换来了首批三十名干部的释放。紧接着，二百一十多名人也被接了出来。当这些人出现在七贤庄门口时，叶剑英站在门前，一个一个地握手。他的手很稳，声音也很轻："你们辛苦了，现在可以回家了。"没有多余的煽情，只有事实的重量。

兰州那边，谢觉哉也在忙活。这人湖南宁乡出来的，生于1884年，这时候五十三岁了。头发花白，但眼神锐利。他是中共老党员，党内尊称他为"延安五老"之一。1937年7月29日，他带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到了兰州。任务很重，就是营救、收容、转运那些西路军被俘和失散的人。

兰州的局势比西安更乱。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虽然挂着国民党中央的牌子，但马家军的势力盘根错节，根本不把省政府放在眼里。贺耀祖的态度暧昧，谢觉哉就得两头跑。他一方面跟贺耀祖套近乎，求他帮忙向马家军施压；另一方面，自己也在暗中寻找突破口。这种夹缝中的舞蹈，稍有不慎就会摔得粉身碎骨。

1937年8月2日，谢觉哉从中共党员吴鸿宾处得知，河西走廊尚存一千余名西路军战士幸存。他们中有的在修建公路，有的被编入马家军的补充团从事繁重的劳役，有的则在街头流浪，以乞讨为生。

当晚，谢觉哉致信贺耀祖，恳请他协助联系青海的军阀，以寻求散落各地的西路军战士。与此同时，他积极筹集资金，并派遣人员前往河西走廊搜寻失散的战士。其中，一位名叫高金城的人，在张掖开设了一所医院。谢觉哉向他汇款，请求其协助寻找流散的红军战士。高金城在回信中回应道：“流离失所者众多，正在一一探访并给予慰藉。”

谢觉哉手里攥着的那封信，薄得像张纸，重得能压断脊梁。那是西路军连长蔡光波用米汤写成的密信，纸张上看不见墨迹，只有隐约的水痕。他求的是张掖监狱里那八个被囚禁的同志，命悬一线。

这封信递上去的时候，谢觉哉没把自己当个传声筒。他以十八集团军正副司令的身份，直接给蒋介石发了电报。没有中间人，没有缓冲带，就是要把人救出来。这种直接式的操作，在那个年代需要极大的胆量，也需要极高的政治底气。

兰州八办的那些夜晚，灯光总是昏黄的。谢觉哉常常熬到深夜，皮箱敞开着，里面塞满了往来书信和电报。每一封文件的边缘都磨出了毛边，那是无数日夜翻阅的痕迹。这些纸张不仅仅是文字，它们是活生生的人，是生死存亡的重量。

五

时间转到1937年年末，局势变得更加复杂。马步芳把那一千五百名被俘的西路军战士，硬生生编排成了一支“新兵团”。这不是普通的整编，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切割和重新定义。他的算盘打得很响，意图将这支队伍交付给国民党的卫立煌部队。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把红军的力量消化掉，或者转化为自己的筹码。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意味着那些战士的命运再次被推向了未知的深渊。

谢觉哉与林伯渠的联手，并非一时兴起。那是1938年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迷雾中运作。两人各自动用渠道，像精密仪器般截获了那批人，将其安全护送至延安。这只是一次常规的操作，尚未触及真正的深水区。

然而，营救行动并未就此画上句号。1938年10月，叶剑英与谢觉哉遭遇了一件异常之事。马家军将一批年迈体弱、伤病在身的红军俘虏转交给了西安的国民党军队。叶剑英听闻此事后，立刻着手进行营救。抵达关押地点时，蒋军军官上前迎接，并吐露了一句令人意外的话语：“我已询问过，那些红军无人愿意返回延安。”

叶剑英停住了。记者现场确认了蒋军军官的陈述。他指出，他确实目睹了这一幕。叶剑英步入关押区域。这是一间宽敞的房间，地面铺满了稻草，数十名红军战俘或坐或卧于稻草之上。屋内弥漫着浓重的气息，药味、汗臭与霉气交织在一起。一些人的手臂缠绕着布条，布条之下是溃烂的伤口；另一些人则因失去双腿，依靠着木棍倚靠在墙壁上。

叶剑英走近一位年长的老兵。这位老兵年约四十，面颊高耸，双目深陷，正低头沉默不语。

叶剑英庄严地宣告：“同志们，我是叶剑英，受延安之命，特来此迎接你们归家。”空气里那股子陈旧的霉味，怎么都散不去。

叶剑英没急着说话，目光落在那位老兵身上。他试图用一种近乎温和的语调去打破僵局：“你们受尽磨难，待你们归来，便一切皆可烟消云散。”

这句话像是一块石头扔进深井，连个回响都没有。

老兵终于动了。他没抬头，喉咙里发出像是砂纸摩擦过的声音，沙哑得厉害，显然这沉默已经持续了太久：“首长……我决定不回去了。”问句很简单，只有两个字：“为什么？”

老兵的解释带着一种令人窒息的逻辑闭环。他说自己身陷战乱，被俘异乡，如今回去，那些过往的经历，那些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根本没法向人解释清楚。清白？在生存面前，那是奢侈品。

叶剑英沉默了片刻。那几秒钟的停顿，比之前的任何话语都要沉重。他转过头，看向周围那一排低垂的头颅。同样的问题抛出去：“你们呢？难道也不愿重返故土？”点头的动作整齐划一，甚至带着一种机械般的麻木。其中有个年轻的战士，把头埋得更低了，仿佛地上有什么值得挖掘的秘密。

叶剑英站在原地，久久未曾发声。这种沉默不是无话可说，而是千言万语堵在胸口，却不知从何说起。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场景。战场的败绩，物资的枯竭，粮草断绝时的绝望，还有那些坚守阵地、誓死不降的壮烈瞬间。这些画面在他脑海里翻涌，最后都化作了眼前这群人的背影。

六

为何战俘们不愿返回延安？原因深藏于他们心中层层叠叠的心理防线之中。最外层，是马家军所植入的恐惧。在马家军对战俘进行屠杀前，他们总会说：“待会儿，我们将送你们回家，送你们回延安。”起初，红军战俘们并未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待他们恍然大悟时，却已为时已晚。

1937年11月的深夜，张掖的风很硬。马步芳站在集结的俘虏面前，说了一句送他们回延安的话。这话听着像恩赐，其实是催命符。队伍没往东走，反而拐进了飞机场附近的荒地。那里早就挖好了坑，泥土是松的，等着填人。

这不是普通的处决，是一场精心计算的屠杀。在张掖，马家军动手了。三千二百六十七个活生生的名字，就这样被抹去。其中二千六百零九人，是被活埋的。五百七十五人挨了枪子儿。五十六人被火吞噬。还有二十七人，死法连记录者都懒得细写，只归为其他残忍手段。

视线转到西宁。解放后，土地翻动，一千八百多具红军烈士的头骨露了出来。白骨森森，不说话，但比任何文字都震耳欲聋。从那个夜晚开始，“回延安”这三个字，对幸存者们来说，不再是归途。

它成了死神的代名词。只要听到这三个字，心跳就会漏半拍，那是刻在骨头里的恐惧。

战俘们心里都有一本账，一旦回到延安，便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审查的程序。这程序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它背后的逻辑链条。自西路军失利以来，返回陕北的幸存者中，有人被审查了长达一个多月。那是一个漫长的冬天，空气里都弥漫着怀疑的味道。针对西路军失散人员的安置政策规定得很死板：一年内归队者将直接接收，第二年归来者需接受审查，而超过三年者，部队将不再予以接纳。这条时间线，就是生与死的界限，也是信任与猜忌的分水岭。它不讲究人情，只讲究纪律和效率。

在这群战俘中，有些人已被俘逾一年。这个时间节点，恰好卡在“直接接收”和“接受审查”的临界点上。稍有不慎，便是深渊。一旦归队，他们便不得不面对漫长的审查期。他们并不畏惧审查过程，那些刑讯逼供的传闻，他们在战场上见得多了。

一位退役战士曾回忆道：“在马家军的囚牢中，我未曾感到恐惧，然而一想到重返故土后，将不得不面对同袍的质询，我的双腿便不禁颤抖起来。”

一位老兵感慨道：“我是从尸山血海中爬出来的。但归来之后，我又算得上什么呢？”

康海生亦闻得那语。他自身亦为被俘者，深知其中滋味。然而，康海生最终选择了重返故土。

把时间拨回1937年3月。那晚没有月亮，乌云压得很低，连风都像是凝固在土窑冰冷的墙壁上。被囚禁的康海生彻夜未眠。他手里攥着绑带，一点点拆解成细长的布条。木栅栏上的钉子粗糙且冰冷，他将布条系紧，然后开始拉动。动作很慢，很轻，生怕惊动了外面的守卫。木条在布条的牵引下发出细微的摩擦声，逐渐松动。他侧身，挤过那道缝隙，滚落进雪地里。雪地很冷，但他不敢停。先匍匐不动，听风声，听脚步声。确认四周死寂后，才沿着干涸的河床，一点一点往前爬。这还不算完。接下来的八天，是一场与饥饿和寒冷的拉锯战。草根挖出来，洗不干净也得吃。冰块咬碎了，混着血水吞下去。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到了第八天，靖远城外一户穆斯林乡亲的庭院出现在视野里。他推开门，整个人瘫软在地，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那家人收留了他。没有多余的盘问，只有热汤和沉默的接纳。此后，他历经辗转，最终回到了延安。回到组织怀抱的那一刻，他没有欢呼，只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后来，他在抗大深造，在军队中奉献，直到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誉加身时，他依然低调。那些关于西路军的往事，被他折叠起来，藏进了记忆的深处。

如今，当我们坐在明亮的房间里谈论历史时，往往容易忽略那些细节。比如，康海生逃离时，身上的棉衣已经破烂不堪。比如，那户穆斯林人家，或许并不知道他是一个军人。他们只是出于善意，伸出了手。这种善意，在那个年代，显得尤为珍贵。我们无法还原所有的真相。但我们可以记住这些碎片。康海生的故事，只是一个缩影。还有成千上万像他一样的人，用生命书写了那段历史。他们的牺牲，换来了今天的安宁。这份安宁，来之不易。

七

1938年年末这个数字，在历史长河里轻得像一粒尘埃，落在纸面上却重得压手。西路军那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战士，超过四千人，终于回到了延安。这不是什么奇迹，是叶剑英在七贤庄磨破嘴皮子换来的。也是周恩来跟蒋鼎文面对面博弈的结果。谢觉哉在兰州那些见不得光的暗处，林伯渠截获“新兵团”的狠劲，还有无数人冒着掉脑袋的风险送出的密信，把这些碎片拼在一起，才凑出了这个数。

周恩来给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定了调子。说是“革命的接待站，战斗的指挥所”。这话听着简单，做起来全是刀尖上跳舞。叶剑英这一趟千里赴救，救回来的不只是命。很多人不想回延安，不是不想，是不敢。那种恐惧，比死亡更让人窒息。

祁连山的雪确实冷，但比那更冷的，是人心里的墙。马家军当年的那些谎言，加上后来层层叠叠的审查阴影，还有运动员自己心里那道解不开的自我怀疑的镣铐，把这些东西揉在一起，冻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冰壁。可总得有人撞上去试试。

康海生撞开了一个口子。不止他一个人，四千多个名字跟着他一起跨了过去。他们回延安，不是为了给谁看表演，也不是为了争什么口舌之快，就是觉得手里的枪该擦亮了，日子还得接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