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墙外的囚徒—服刑的迈克尔 电影《朗读者》观感之二

刘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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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简介】

2008年美德两国联合出品由英国导演和主要演员创作的电影《朗读者》讲述15岁中学生迈克尔与36岁电车售票员汉娜一场轰轰烈烈的忘年恋。汉娜热衷于在温馨亲密的气氛中聆听迈克尔为她朗读世界文学名著，却在某天突然消失。7年后，成为法学院学生的迈克尔随教授实习旁听审判纳粹战犯时，震惊地发现被告席上坐着汉娜、他昔日热恋至今依然不舍的那个女人，竟然曾是纳粹集中营的女看守。在法庭上，汉娜直言不讳自己在集中营的所作所为，认为那是尽忠职守于她的那份“工作”。但为了掩盖自己文盲的秘密，竟宁愿承认同僚伪造陷害的重罪而被判终身监禁。迈克尔意识到真相，却因复杂的原因内心苦苦挣扎：自己与安娜的关系在年龄上是社会道德禁忌的；自己与纳粹的情人关系对于反思一代的战后德国人是可耻甚至罪恶的；汉娜保守文盲私密的尊严又是值得他作为曾经的爱人所尊重和维护的。所以他选择沉默，却因此而终生郁郁寡欢而失去正常的家庭和爱情生活。汉娜入狱十年后，迈克尔决定自己用磁带录制名著朗读寄给狱中的汉娜。汉娜竟在狱中第二个十年通过艰难地比对书籍学会认字，并能勉强阅读那些名著和犹太幸存者的回忆录，最终学会写简单的书信。扫盲后的汉娜也因此认清了自己的罪孽和不可能被迈克尔再次接受的现实，出狱前自杀谢世。这段交织着爱、罪与时代历史原罪的纠葛，彻底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

电影《朗读者》由德国作家的同名小说改编，2009年获得81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导演，最佳摄影提名；汉娜的扮演者凯特·温斯雷（电影《泰坦尼克号》中的罗斯）获得最佳女主角奖。《朗读者》是原片名 The Reader 的汉语直译，香港译作《读爱》，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译作《为爱朗读》。

如果你认定《朗读者》是关于女主人公汉娜的故事，难免会疑惑为什么小说原著和改编电影都叫《朗读者》而不是《听者》。

德语通过构词法（前缀和后缀）区分动词“朗读（vorlesen）”和“阅读（lesen）”、名词“朗读者（vorleser）”和“读者（leser）。你或许已经留意到德语词“朗读”是“阅读”加上前缀vor；“朗读者”也是“读者”加上同样的前缀。英语在词汇层面没有相对应的“朗读”与“阅读”的区别，都是read，直译就是“阅读”。一定要说“朗读”，只好用两个词 read loud（读出声儿来）表达。其实，“读出声儿来”也未必就等同于“朗读”，朗读通常是读给别人听。所以德语朗读构词是前缀vor（在（人）前）加上lesen（读）。据此，德语小说Der Vorleser的英语直译最接近原意的应该是 The Person Who Reads Aloud（朗读的那个人）。不过对于一部文学作品，这样的翻译过于死板且缺乏诗意。

翻译文学作品时书名并不一定非要反映原名的意思，美国小说Gone with the Wind（直译是“随风而逝”）被照顾原题诗意地翻译成《飘》，但据此改编的同名电影却译为与原题没有直接关系的《乱世佳人》。英文版小说《朗读者》的译者布朗·杰恩韦（Carol Brown Janeway）解释，书名被“简化”为The Reader为的是抓住汉娜和迈克尔关系的核心互动模式与“文盲”这一中心主题，又保持了德语书名简洁有力的特质。“简化”泄露了英语翻译家的纠结和无奈，为的是强调即便是在电影改编时也要突出的“朗读者”。

不难看出，《朗读者》其实更是关于男主人公迈克尔的故事。

观众与评论界的目光容易被汉娜这一角色所吸引：她集文盲、集中营女看守与战后审判受刑者等多重身份于一体被具象化为“平庸之恶”的典型；其实，影片中更具现代悲剧性人物的，却是男主角迈克尔。

表面上看，迈克尔是战后新一代德国人的代表，是历史的旁观者、法庭的聆听者与秩序的承继者。在旁听席上，他与同龄的法学院同学们一起，作为干净的下一代，站在道德高地对汉娜等旧时代罪人进行历史审判。然而，当法槌落下，汉娜被判处终身监禁的那一刻，决定迈克尔命运的内心法庭也悄然开庭。汉娜走向了物质的监狱，而迈克尔则进入了一个没有铁窗、没有看守，却无时无刻无处不在被自我精神惩罚的无形牢笼。 他成为了一个大墙外的囚徒，在世俗生活中默默服役长达二十年。

从旁听席到被告席的心理逆转

理解迈克尔的“服刑”，必须首先剖析他在法庭审判那一幕中所经历的心理坍塌。这一情节是迈克尔人生的命运分水岭，也是他悲剧表面化的起点。

电影《朗读者》运用了大量冷调的、具有压迫感的全景与特写镜头，将法庭勾勒成一个绝对理性的空间。迈克尔坐在高高的旁听席上，从他的视角望下去，被告席上的汉娜显得渺小、困惑而无助。此时的迈克尔则是观众席上审判汉娜的一员。他的导师罗尔教授以及他的同学们，都在以一种近乎冷酷的理性，解剖着上一代人的罪行。

然而，这场审判对迈克尔而言，却同时又是一场毁灭性的精神凌迟。悲剧的核心在于他双重身份的无法调和：在公共领域，他是正义的捍卫者和历史的清算者；在私人领域，他是汉娜曾经的爱人，是那个在亲密无间的肉体欢愉中听她呼吸、为她朗读小说的少年，是那个在学校有众多女生仰慕者却钟情于大自己21岁的痴情者，是那个借口逃避同学为他举行的生日派对却跑去与汉娜幽会的地下情人。当汉娜在法庭上承认自己起草了那份导致数百名犹太人死亡的报告时，迈克尔的内心世界彻底崩溃了。他发现自己倾注了全部青春期爱恋的对象，竟然是一个不惜对集体屠杀负有直接责任认罪的纳粹战犯。

此时的迈克尔是全场唯一了解真相的人。如果他站出来说明真相，汉娜的刑期无疑会大大减轻，迈克尔犹豫了。他告诉教授自己有一条重要信息，可能会给判决结果带来重要影响。教授让他说出来，他却说当事人自己不愿意透露，所以他不能说。教授问他有没有跟当事人谈过，他说没有。他终于决定在宣判之前去看望在押的汉娜，让她说出文盲的真相。直到他经许可已经进入了在押犯人的探视区，迈克尔又犹豫了：如果他走进去，意味着他向世人承认自己曾与一个纳粹女战犯有过一段惊世骇俗的畸恋，他的道德清白将不复存在，他会沦为战后德国社会的边缘人。如果他保持沉默，他就能保全自己作为“审判者一代”的纯净身份，但他将亲眼目睹汉娜因为虚荣和无知而被判处极刑。

迈克尔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咫尺之遥，汉娜在探视区等待的时候，迈克尔义无反顾的离开了。正是他的懦弱与退缩，他永远地推离了审判者的宝座，同时把自己送上了命运的被告席。

当法官宣判汉娜终身监禁时，电影的音效在这一刻变得极度沉闷。汉娜被带走了，迈克尔的眼神却失去了光芒，泪水静静在他面颊上流淌。他虽然没有穿上囚服，但他的良知、他的道德清白，已经在他的沉默中死亡。他实际上也被另一个由无形的神明、由他自己内心建立的法庭宣判了。汉娜的刑期是牢狱的终身监禁，迈克尔的刑期是精神上的终身监禁。

无形监狱中的生活细节

电影《朗读者》没有用大肆抒情的方式来表现迈克尔的痛苦，而是将这种长期的、慢性的精神惩罚，拆解并重组在数十年生活细节的片断中。迈克尔的“服刑”是日常化的、生理性和心理性的，表现在他与世界、与家人和他人、乃至与自己身体的关系上。

1. 情感机能的丧失与婚姻坟墓

汉娜入狱后，迈克尔进入了成年时代。影片在表现中年迈克尔时，色调变得极其灰暗阴冷。事业上他是一名成功的法律学者，但他的整个人生却呈现出一种死寂的灰色。

迈克尔服刑的第一个表现，是他情感能力的彻底丧失与对亲密关系的机械性排斥。迈克尔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并育有一个女儿。然而，电影对这段婚姻只是通过几句简单交代和迈克尔毫无波澜的表情来完成的。当妻子试图接近他的内心、向他表达爱意时，迈克尔的眼神总是游离的、空洞的。他的身体留存现世，但他的灵魂依然封存在那个1958年的夏天，以及那个冰冷的审判法庭上。在女儿童年的时候，迈克尔选择了离婚。

有一个细节极具象征意义：迈克尔与妻子离婚后，搬进了一间极简、甚至显得有些家徒四壁的公寓。房间里除了书本，几乎没有任何生活的气息，冷清得如同一个扩大的单人牢房。他无法给予妻子和女儿真正的爱，因为他体内的情感能量已经在对汉娜的背叛与愧疚中消耗殆尽。他用这种自毁式的冷漠，将自己与世俗的幸福彻底隔绝。这种对幸福的自我剥夺，在伤害妻子和女儿的同时，正是他对自己最直接的惩罚。

2. “朗读” 既是服刑也是救赎

影片后半段的核心线索，是中年迈克尔开始重新为狱中的汉娜录制朗读磁带。这一行为历时十年，构成了他服刑生涯中最重要的“劳改”仪式。

少年时期，“朗读”是两人亲密前的甜蜜前戏，是性爱与情感交融的催化剂。汉娜服刑期间，迈克尔在台灯下、在录音机前孤独朗读的画面，却充满了一种近乎宗教式的苦修意味。

电影展示了物理层面的孤独：镜头不断在黑暗的房间和微弱的台灯光线间切换。迈克尔一个人对着冰冷的麦克风，从《荷马史诗》、《带小狗的女人》读到《契诃夫文集》。他的声音低沉、平稳、没有任何情感起伏，像是在完成一项繁重的、机械的体力劳动。

最能体现迈克尔自我折磨的是，他寄出了成百上千盘磁带，让汉娜在狱中通过对比文字学会了阅读和书写。当汉娜终于能用笨拙的字体给他写回信，表达欣喜与渴望时，迈克尔把那些信件一封又一封地放进抽屉，却从未写过一字回信。

迈克尔的爱无处安放。他只能选择做一个只寄磁带、绝不相见的“朗读者”。他用声音维持着自己和汉娜的联系，却用肉身的距离维持着自己道德的底线。这种“非接触的爱”，就是他痛苦的安放方式。他通过朗读来向汉娜赎罪，来承担自己作为当年沉默者的责任，这是他的服刑劳役；他同时又在极力克制自己不要跨越那条道德的红线，他不能原谅汉娜的罪行，更无法原谅那个爱着战犯的自己。因此，他拒绝回信。他将自己吊在道德的十字架上：既是拯救者，又是抛弃者。

3. 探监那一幕的本能抗拒

当汉娜被批准提前释放，监狱能够找到汉娜唯一的联系人，就是十年来坚持寄录音带的那个叫做迈克尔的人。迈克尔被通知去监狱探望她时，这场持续了二十年的大墙内外的“服刑”迎来了最严峻而残酷的刑犯面对面。

迈克尔走进监狱的会客室，这里的采光比他自己的公寓还要明亮一些。此时的汉娜已经白发苍苍，她看上去苍老憔悴、皮肤粗糙，但当她看到迈克尔时，她的眼神里闪烁着重逢的渴望与少女般的局促。反观迈克尔，他西装革履，却浑身散发着一种僵硬、冰冷的机械性抵触气场。

汉娜试图触摸既熟悉又陌生的迈克尔的手，迈克尔有一个极其微妙且本能的身体后撤动作。这对汉娜的刺痛是毁灭性的。汉娜在监狱的二十年，她的灵魂在文学的洗礼下获得了新生。她以为他们之间依然存在着某种纽带。迈克尔在墙外“服刑”了二十年，他的心灵早已被道德的重负压得严重变形。他无法忍受这种肉体的接触，因为汉娜那双手，依然侵淫着纳粹集中营的灰烬。

迈克尔在会客室里对汉娜的问候是近乎残忍的：“你经常想到过去吗？”他关心的不是汉娜在狱中的生活，而是汉娜是否具有与他同等的罪恶感。当他发现汉娜对“过去”的理解依然停留在死去的犹太人身上，而未能理解他所承受的精神折磨时，迈克尔感到了深深的绝望。他发现，哪怕自己为她服刑了二十年，他们之间也从未真正达成过理解。

战后德国世代的“附带罪责”

迈克尔的悲剧性，不仅在于他个人情感的毁灭，更在于他作为一个历史符号的宿命。他的精神服刑，是战后第二代德国人共同面临的历史精神困境的具象化。

在罗尔教授的课堂上，年轻的学生们激进地呐喊：“我们应该集体自杀！我们怎么能允许这样的人（指上一代纳粹分子）在社会上继续生活？！”这种激进的道德纯洁性，是那个时代德国年轻人的普遍心理。他们迫切地想要切断与父母一辈的血缘与历史联系，通过彻底的清算来获得新生的合法性。

迈克尔的悲剧恰恰在于，他比任何人都更深地、以肉体和情感的方式，与那个有罪的旧时代勾连在了一起。 别的同学可以站在纯粹的旁听席上抛掷道德的石块。但迈克尔不能，他的青春期肉体记忆、他的纯真爱恋，全部是由那个名叫汉娜的纳粹女看守塑造的。

正如罗尔教授在课堂上所说：纳粹的罪行太深重了，以至于任何法律审判都显得微不足道。同样，这种历史罪责对后代心灵的污染也是毁灭性的。迈克尔在法庭上选择沉默的那一刻，实际上是战后德国年轻一代在面对沉重的历史包袱时，必然会产生的一种精神瘫痪。他无法揭发汉娜，因为那意味着要向公众展示自己灵魂深处的污点，撕裂自己赖以生存的道德神话；他无法拯救汉娜，因为理智和正义告诉他，汉娜的罪行不可饶恕。

这种两难处境让迈克尔成为了一具行尸走肉。他的“服刑”，实际上是代际罪责的一种变体。汉娜用肉体承受了对具体罪行的法律惩罚；而迈克尔，则用一生的幸福、情感与生活危机，承担了对历史的、形而上的、道德层面的精神清算。他是战后德国历史反思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最令人痛心的“精神附带伤亡”。

迟到的出狱与精神自由

汉娜选择在出狱前自杀，也许是她最具有悲剧尊严的时刻。清晨的阳光照进牢房，汉娜踩在厚厚的一叠书本上，将脖子套进了绳圈。她踩着的不是通向死亡的垫脚石，而是将她推向审判后赋予她灵魂的文明本身。 这一死，不是对自由生活的怯懦退缩，而是一个重新获得思考能力与独立人格的现代主体，在面对自己过去所犯下的“平庸之恶”时，所能做出的唯一的、最彻底的道德自审和灵魂救赎。

汉娜的死，也以一种极其惨烈的方式，终结了迈克尔在命运法庭上的刑期。在影片的最后一个段落中，迈克尔带着女儿来到了汉娜的墓前。这是全片中少有的、色调有些许暖意和阳光渗透的画面。迈克尔在墓碑旁，如释重负地第一次敞开心扉，向女儿讲述自己和汉娜的故事。

这个细节是迈克尔经历数十年精神服刑后，终于迎来的一次迟到的“出狱”。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这个故事是他生命中最深的秘密，是他身上最沉重的枷锁。当他终于能够将这个秘密和盘托出，将它作为历史与私人的双重记忆传递给他的女儿，他那长达半生的刑期才算届满。

值得关注的小说原著作者本哈德·施林克

本哈德·施林克1944年7月6日出生于德国比勒费尔德，他的父亲是著名的神学教授，而他本人则选择攻读法律。 他先后在海德堡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读书，并于1975年获得海德堡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之后，他在波恩大学、法兰克福大学任教，并于1992年起长期担任柏林洪堡大学公共法律与法律哲学教授，是德国公法学界的权威学者。 除教学外，他在1987年至2006年间兼任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宪法法院法官，深度参与了德国两德统一后的许多重大法律与社会秩序重建工作。

资料显示，二战初期德国人口大约6900万，其中近1800万成为纳粹德国军人，近100万成为纳粹各级政府公职人员（包括警察）。全国超过42%的男性成为纳粹国家机器的“螺丝钉”。施林克在成长过程中亲眼目睹了他同时代人在发现自己的父母、老师甚至法官曾经是纳粹或帮凶时的那种幻灭、愤怒与纠结。他把这种纠结在小说中通过迈克尔的自我反思说出：

“我试图要理解她的罪过时，我就无法同时对她进行应有的批判；当我批判她、怨恨她的时候，我根本找不到任何可以理解她的空间。我强迫自己在理解的同时去谴责或谴责的同时去理解，但我根本无法同时做到两者。”

施林克眼中的“理解与谴责”，是人类在面对巨大灾难和集体原罪时，理智与情感、法理与人性相撞后不可调和的无解状态。谴责是绝对法理：汉娜作为集中营看守，眼睁睁看着犹太人被烧死，这是反人类罪。从理性、法律和人类道义出发，这种“平庸之恶”必须遭到最严厉的谴责。理解是历史语境：当迈克尔发现汉娜是因为“文盲”（文明的残疾）才阴差阳错走上这条路，且为了守住“文盲”的尊严宁可把牢底坐穿，他“理解”了她行为背后的环境因素和可怜可悲的性格弱点。 问题是，如果你过度“理解”加害者的无奈与局限，你在主观上就会开始消解她的罪恶，从而削弱了正义的绝对性；但如果只顾冷酷地“谴责”，把她简单粗暴地打上“恶魔”的标签，你其实是在拒绝直面历史的复杂性，逃避探寻普通人为何会沦为恶魔的深层原因。作品正是因为准确把握了“谴责”与“理解”的对立统一，方能成功地将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大屠杀造成的历史巨恸，内化为国民个体情感与道德撕裂的悲剧。

本哈德·施林克的家世，出生年代和个人经历与其小说《朗读者》的男主人公迈克尔基本一致，这不应该是巧合。虽然故事本身、女主人公汉娜以及汉娜和迈克尔的关系是作者虚构的，但从更深层的历史和社会文化意义上，小说人物迈克尔可以看作是作者施林克自己。他成功地将德国战后一代人与父辈的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道德纠葛，用巧妙编织的汉娜和迈克尔跨越代际的生死朗读的爱情故事表现的入木三分淋漓尽致。

更深入的发现也许是：《朗读者》中汉娜和迈克尔其实不是真实的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而是战后德国同一个人左右互搏的“灵”与“肉”的纠缠。再往大处深里说，实际上是战后整个德国同构的两个侧面。汉娜代表过去那个犯了罪、裹足不前、陷在黑暗里不敢面对真相的躯体。迈克尔则代表未来的那个渴望清白、充满道德洁癖、却又无力救赎并带有懦弱逃避性的精神。德意志民族在克服过去进程中的内在异化、分裂与挣扎，全部被浓缩在这两个角色的“灵肉互搏”之中。他们相恋、决裂、纠缠以及最终的生死两隔，本质上是一个完整的德国人在面对自身历史罪责时，肉体灵魂内部发生的一场惊心动魄的自我撕裂与内在清算。历史的救赎绝非一朝一夕的道德表态或政治正确的清算可以完成。当一个民族的过去（躯体）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时，它未来的文明（精神）注定要带着无法治愈的残疾与创伤前行。

德国作家贝恩哈德·施林克1995年出版的德语小说Der Vorleser（朗读者），是第一部全美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的德国小说，被翻译成50多种语言，包括汉语。译林出版社曾在2006年（钱定平译）和2021年（沈锡良译）分别出版了两个德语原版的译本，译名都是《朗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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