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麟辉：第一次向世界宣传长征：陈云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的往事。

太行人

“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转发。

长征初期，陈云担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等领导职务。红五军团作为全军后卫部队，浴血拼杀，为掩护中央红军安全转移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被誉为“铁流后卫”。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但部队终于冲破了国民党四道封锁线，使蒋介石处心积虑企图一举围歼红军的计划完全落空。但红军毕竟兵力锐减、装备匮乏、粮草短缺，数十万国民党军仍在层层围追堵截。红军干部和战士心中自然产生了一些疑问和不满，高层领导中间也出现了激烈的意见分歧。中国革命再度陷入危急关头。此时，毛泽东力主调整中央红军原定北上湘西的计划，前往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得到了周恩来等的支持。经过通道、黎平两次中央会议，毛泽东的建议被采纳，红军转战贵州。1935年1月，红军突破重重封锁，攻占贵州遵义，获得长征以来难得的短暂休整期，也迎来了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此次会议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云以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全程参会，是会议的亲历者、见证者、支持者，更是会后会议传达提纲的起草者。

1930年代的陈云（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红军进驻遵义期间，陈云兼任遵义警备司令部政委，和刘伯承司令员一同负责全军后卫保护、军纪维护、群众工作。他亲眼看到红军严守群众纪律、不扰百姓、秋毫无犯，亲眼见证革命队伍在绝境中依然坚守初心、心系人民。

遵义会议召开时，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可他过分强调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力量强大、白区与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客观困难，回避他和李德的指挥错误的问题。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作了诚恳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张闻天在会前就与多人谈话，做了不少沟通交流工作。他按照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方面的错误。毛泽东在长篇发言中立足实战、直面问题，精准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核心错误，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应采取的方针。陈云与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同志一样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坚决拥护中央领导机构的调整改组，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投下了赞成票。他为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地位作出了贡献，成为遵义会议取得成功的中坚力量之一。后来，陈云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几次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他还说：“毛主席在会上讲得很有道理。”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以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又建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结束后，军情紧急、行军在即，全军急需统一思想、纠正错误、重整军心。在极度紧张的行军间隙，陈云临危受命，通宵达旦地梳理会议全部内容、讨论要点、整改决议，亲笔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份提纲不对外公开发表，只在红军高层和各部队内部逐级传达，是距离遵义会议时间最近、最权威的一手文献。它完整记录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伟大过程，成为后世研究这次伟大历史转折不可或缺的核心史料。

<strong data-brushtype="text" data-ignore-dm="low-contrast">泸定河畔领受绝密使命

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转战云贵川，陈云先后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等职，负责发动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和政府、安置伤员、处理中央纵队的笨重物资和负责架桥等。5月3日，抢渡金沙江时，陈云又出任渡河司令部政委，和司令员刘伯承一起，在皎平渡口，仅凭六条木船，指挥全军安全有序渡江。5月9日，红军全部渡过了金沙江，“没有损失一人一马”。在这些时日里，陈云“几乎没有合过眼”。

就在全军将士士气高涨、整装待发，准备翻越夹金山、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陈云又迎来了一项改变他长征行程的绝密重大任务。

由于中央红军唯一一部100瓦大功率电台在湘江战役中被毁，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就断了联系。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就认为，十分有必要将长征和遵义会议的相关情况及时向共产国际方面通报，同时也必须恢复白区党组织，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于是，中央决定派代表到上海去完成这一特殊使命。陈云党性坚定、对党忠诚。1919年陈云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后，就长期生活在上海，对上海情况十分熟悉，又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还担任过中央特科负责人，积累了十分深厚的人脉资源，中央就把这一重任交给了陈云。

根据陈云回忆，泸定会议决定了两件事：一是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避开人烟稠密地区，寻找并开辟合适的根据地；二是派他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根据会议决定，陈云悄悄离开长征主力队伍，停止北上，秘密折返南下，奔赴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此行他肩负着两大使命：第一，全面恢复被国民党彻底破坏的上海及南方白区地下党组织，重建地下工作体系；第二，打通中断已久的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络，向共产国际当面汇报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争取国际支持。这是一次无声的离别、隐秘的出征。除毛泽东、周恩来、刘伯承等少数中央领导外，全军无人知晓陈云的去向，许多人以为他牺牲了。就这样，陈云随军北上的长征历程，永远定格在了泸定河畔。他停下了脚下的行军路，转身踏上了一条更加凶险、不见硝烟的长征路。

<strong data-brushtype="text" data-ignore-dm="low-contrast">辞别长征主力

<strong data-brushtype="text" data-ignore-dm="low-contrast">走上隐蔽战线的长征路

1935年6月7日、8日，红军先后攻占天全、芦山两县。6月上旬，陈云随军抵达天全县北部的灵关殿村，开始为出川赴上海做准备。他从林伯渠那里领取了工作经费：大面额的国统区货币约3000元，以及小面额货币和光洋约200元作为路费。陈云小心翼翼地把大面额钞票和刘伯承写的信藏入热水瓶胆的下面，同时约定好全程暗语、联络方式和报平安的暗号。随后，党中央又指派在灵关殿村小学任教的地下党员席懋昭护送。两人作了伪装：席懋昭假扮川军军需官员，凭借军官身份顺利通行关卡；陈云身着体面绸衫，假扮躲避战乱的闲散商贾。他们出发刚上路，突然从后面追上来一个人。此人是国民党天全县教育局局长，也是荥经县的大地主。在红军攻入天全时，他准备逃往荥经县，被红军扣押。为了利用他掩护陈云出川，当陈云他们刚离开天全，看守他的红军战士故意放松对他的看管，让他溜掉。当他追上两人后，席懋昭主动与他打招呼，自称是为了躲避红军而外逃的。这个教育局长信以为真，三人便结伴而行。一路上，他们碰到检查站，席懋昭和那个教育局局长就上前答话。陈云则怕自己不是本地口音，过不了关，就往往假装去方便混过去。他们很快到了荥经县城，在教育局长家里好好睡了一觉。随后，陈云和席懋昭便转向雅安，昼夜兼程走了五天山路，到达成都。

进入成都，陈云持刘伯承的信找到刘伯承的朋友、美丰银行董事胡公著，在美丰银行客房住了一晚，并托他把活动经费汇给上海的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章乃器。在上海开展地下工作的经历，使陈云一路上处处谨慎小心。他知道自己常年行军打仗、徒步跋涉，双脚布满厚厚的老茧，与养尊处优的富商身份完全不符。为了不被旁人察觉破绽，他即使洗浴也坚决不让旁人近身服务。在成都，他又按照事先与周恩来的约定，以化名“廖家骏”，在成都《新新新闻》刊登一则普通的遗失牙质图章作废的启事，以此向中央报告自己已平安到达成都。陈云离开成都时，还专门要了几张美丰银行的专用信封，以便日后万一遇到什么情况，可以自证是美丰银行的职员。6月下旬，陈云与席懋昭坐汽车离开成都，在内江住了一晚，便直接奔向重庆。他们在快到重庆的地方提前下车，步行进城。进城后，陈云拿着刘伯承的另一封亲笔信找到了刘的弟弟刘叔禹，住了下来。按照地下工作的经验，陈云与胡公著、刘叔禹接头联系时，都是单独行动，没让席懋昭参与。十多天后，刘叔禹为陈云买好了民生公司去上海的船票，并送陈云到朝天门码头上船。就这样，经过二十多天的奔波，行程700多公里，陈云出了四川，搭乘江轮，向着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疾驰而去。

<strong data-brushtype="text" data-ignore-dm="low-contrast">沉着应对白色恐怖中的变局

1935年7月，陈云终于抵达上海。他看到的景象，远比预想的更加残酷、更加凶险。自1933年以来，上海中央局连续遭遇数次毁灭性破坏，大批地下党员被捕、牺牲、叛变，地下联络点尽数被毁，组织体系基本瘫痪。

陈云抵沪后，用在中央特科工作时的化名“李介生”从事秘密联络活动。他通过查询电话号码簿联系上了章乃器，并经由章乃器联系上了其胞弟、商务印书馆的老同事章秋阳。章秋阳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但“仍做党的外围掩护工作”。章秋阳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尚贤坊、北山西路（今山西北路）老泰安里、北京路（今北京东路）一家钢铁商店的楼上几次为陈云安排和调换住处，让陈云在上海隐蔽了下来，开始排摸联络工作。他初步摸排时就发现：仅公开登报声明脱党、叛变革命且认识自己的叛徒，就多达70余人。街头巷尾、租界桥头、商铺旅馆，到处布满了特务的眼线，稍有不慎，便有可能被捕牺牲。

7月22日，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和江苏省委再次遭到大破坏，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浦化人、宣传部代理部长董维键等被捕；24日，共青团上海中央局也遭破坏，书记文德等8人被捕，文德很快叛变，情势十分危急。最惊险的一幕，发生在苏州河桥头。陈云一次外出联络时，迎面撞见一名熟知自己身份的老牌叛徒。对方一眼认出陈云，两人四目相对，千钧一发之际，中央特科多年隐蔽斗争的历练，让陈云沉着应对。他快步上前，压低声音、语气凌厉地警示对方：你若敢当众指认、出卖我，中央特科红队的纪律你最清楚，你和你的家人绝无生路！这名叛徒深知我党隐蔽战线的惩戒纪律，瞬间低头闪躲目光，装作不认识陈云，匆匆离去。就这样，凭借极致的胆识与冷静，陈云在绝境中死里逃生。

此后，陈云隐居在租界。他通过章秋阳找到了潘汉年的弟弟潘渭年，同在香港的潘汉年取得联系，并约潘汉年来上海商量后一步行动计划。

7月下旬，陈云同潘汉年在上海会面，并通过章秋阳接上了与上海中央特科的联系。他努力利用早年从事上海工人运动、特科工作期间积累的人脉，秘密联络残存的零散党员，尝试重建临时联络点、梳理组织脉络、收拢革命力量。但上海的革命形势已十分恶化，系统性恢复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工作一时难以进行。为了保障陈云的安全，中央特科又把他转移到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的朱军在法租界的房子里住下。陈云继续联络同志，并开始构思和写作《随军西行见闻录》，直至去苏联时才离开这个居所。

陈云在上海活动了一个多月。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知道陈云到了上海，也知道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上海党组织混乱的情况，为了避免留存的党员牺牲，保存有生力量，决定“许多留在上海的党员都应该暂时到苏联去”。陈云准备去苏联，但如何去却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那时，日本侵略者已占领东北，华北上空也是乌云密布，取道东北赴莫斯科，安全已难有保障。8月上旬，中央特科计划安排陈云等从上海乘船到海参崴，再坐火车到莫斯科。而想安全地登上去苏联的轮船，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这时，宋庆龄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她安排专人将陈云等送上了去苏联的轮船。陈云与陈潭秋、曾山、杨之华等七八个人开始了赴苏联的行程。1935年9月上旬，陈云抵达莫斯科。隐蔽战线的长征路也充满风险与未知，但陈云成功地走了出来。<strong data-brushtype="text" data-ignore-dm="low-contrast">反映长征实情、宣传长征

陈云到达莫斯科前不久，共产国际七大刚在8月20日闭幕。陈云到达后，同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共代表团成员王明、滕代远等一起受到斯大林的接见。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各国共产党的代表对中国革命的现状极为关注，但湘江战役后中共中央和红军与共产国际间的电讯联络中断，导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共产国际只能借助中国白区的报纸等，对红军长征情况进行了解，自然就很不全面，甚至在有些方面还有失实。陈云对中共、红军和长征的情况十分熟悉，做好了随时向共产国际汇报的准备。

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报告了中央红军长征及遵义会议的一些情况。陈云以亲身经历，生动叙述中共中央怎样率领长征队伍在极为凶险的外部环境下，通过激烈的党内争论、领导核心的变化、决策层的改组、军事策略的灵活调整，摆脱重重危机，取得对敌斗争胜利的过程。陈云坦率地说：“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斗争的干部队伍。”因为这次报告，共产国际的档案中还留下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的报告》（“史平”是陈云在苏联时的化名）的记录稿，收录于《陈云文集》时，题目被修改为《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为红军长征及遵义会议留下了十分重要的第一手文献史料。

陈云的报告使共产国际初步了解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曼努伊尔斯基兴奋地说：“今天我们看到的东西与我们迄今所看到过的完全不同。我们看到了一个确实在中国成长为一支巨大力量的生气勃勃的党。”共产国际的肯定，支持了正在逐步形成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1937年夏、1938年春，中共中央又派王稼祥、任弼时到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以赢得共产国际进一步支持。1938年6月和9月，共产国际先后以文件形式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陈云向共产国际报告后不久，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

在共产国际，陈云还发挥了一项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这就是验证共产国际与中共通讯联系的真实性。自红军长征与共产国际失联后，双方一直为恢复电讯联系而努力。在共产国际1935年11月派张浩带回密码本后，中央即开始恢复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工作。经过一段时间努力，通讯准备工作就绪，在首次联系时，双方都需要验证对方的真实性，共产国际让陈云承担这项任务。陈云在离开长征队伍前，刘伯承为掩护他，曾给友人和胞弟写过两封信，陈云把信与活动经费一起藏在竹皮暖水瓶底部夹层中，此事只有中央领导层中极个别人知道。故陈云在首次通讯中机智地问对方：“陈云来我们这里时把信和钱藏到了什么地方了”。对方答：“放在暖水瓶的底部和里面了。”由此确定双方电台联络的真实与可靠，使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顺利恢复。

陈云是一位善于总结、注重宣传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1935年7月，陈云从四川辗转到达上海后，一面积极排摸和联络地下党员，一面在暂居处开始构思初拟长征纪实文集《随军西行见闻录》。在赴苏联途中，他又反复思考。到莫斯科后，11月，陈云有了较为安定的工作环境，开始写作《随军西行见闻录》。虽然是纪实题材，但陈云在写作方式上动了脑筋，采用了一些技巧：假借一名被俘国民党军医的口吻，用第一人称讲述随红军长征的所见所闻；用笔名“廉臣”，尽量不出现“共产党”“红军”“革命”等敏感词语，避免引起国民党方面的关注；不虚构夸大，不偏激褒贬，让人阅读时仿佛身临其境，实实在在感受红军的英雄无畏、中国共产党的无私伟大。

1936年3月，《随军西行见闻录》在中共驻巴黎共产国际代表处创办的《全民月刊》上连载，10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1937年3月后，《随军西行见闻录》以单行本或合集的形式在北平（今北京）、上海等地出版，使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路线、方针政策、红军故事、长征精神等被社会方方面面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熟知、称道。《随军西行见闻录》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用文字记述长征的文集，首次向世界公布了红军长征的艰苦卓绝、英勇威武、顽强意志和官兵平等、爱护群众等优良作风，彻底揭穿了国民党和那些反动媒体对共产党与红军的虚假宣传和污蔑。《随军西行见闻录》比斯诺的《西行漫记》早面世一年多。所以，陈云不仅是中共党内向世界宣传红军长征的第一人，也是世界上以亲历者身份真实宣传红军长征的第一人。这是陈云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随军西行见闻录》和陈云向共产国际的汇报，以及遵义会议传达提纲等，不仅统一了红军内部的思想，使国内更多人真实了解了共产党和红军，也使共产国际和世界人民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进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赢得了广泛的国内和国际支持。

文章来源：《档案春秋》2026年第9期

撰稿：陈麟辉

杂志编辑：徐烜

校对：王礼荣

新媒体编辑：戴舒

版式：龚紫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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