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世风日下”的认知迷思

宝盖木

　　当今，一提到社会风气，总能听到“世风日下”的感慨，一些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搞上去了，可精神文明倒退了，人的道德水平下降了。似乎物质丰裕的背后，必然是精神的荒芜。然而，这种看法是一种片面、静止且悲观的认识迷思，它既忽视了社会转型期道德重构的复杂性，也误读了评价标准的时代变迁，更无视改革开放以来精神文明建设所取得的巨大历史进步。要客观审视这一问题，必须跳出情绪化的宣泄，以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眼光，探寻当代中国道德演进的底层逻辑。

　　一些人之所以会有“世风日下”的感慨，是因为喜欢拿现在的情况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在他们看来，五六十年代是一个民风淳朴、夜不闭户、人人讲道德的年代，现在大不如以前。这种怀旧情感可以理解，但历史事实需要辨析，用同一个标准来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不同阶段的道德状况，就会发生时空错位的误判。

首先必须认识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是截然不同的，不能用同一个尺度评价两个不同阶段的道德状况。前三十年处于“革命与建设”时期，在精神文明领域，其主要任务是破旧立新，通过高度的政治运动和集体主义教育，迅速涤荡旧社会遗留的封建思想和殖民文化，树立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风尚。其特点是高度一元化，强调“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道德典范。这种模式在凝聚人心，激发建设热情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其道德标准往往过于理想化和超越历史阶段，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抑制物欲和压抑社会多样性为代价，是不可持续的。后四十年，转向“改革与发展”时期，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封闭走向开放。这一历史性转折意味着精神文明建设的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市场经济带来了竞争、效率、契约、法治等新观念，同时也伴生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风险；“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利益主体多元化，思想观念也随之多元化；外部环境开放，西方各种思潮涌入，带来了新知识、新视野，也带来了冲击和挑战。因此，评价两个时期的精神文明，不能用同一个尺度。前三十年的尺子是“是否有利于革命政权巩固和集体动员”；后四十年的尺子则更复杂，是“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用前一把尺子来衡量后一个时期，自然会得出“世风日下”的结论，但这是一个时空错位的误判。

其次要看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结构高度同质化，人口流动极少，人们生活在“熟人社会”中。熟人社会的约束力极强，有人做了不道德的事，全村人都知道，都会戳他的脊梁骨，他几乎没法立足。同时，当时的物质普遍匮乏，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利益冲突也少，诱惑也很少。那时的道德状况是与当时的社会结构、经济基础相匹配的。而改革开放后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城镇化。人们从“熟人社会”进入了“陌生人社会”，从乡村进入了城市，从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现在，在外地做了不道德的事，转头走了谁也不认识谁，自然就有人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本身就让传统的道德约束机制出现暂时的“失灵”。再加上社会转型期，旧的规则还没有完全过时，新的规则尚未完全建立，难免会出现一些道德失范现象。如果承认这一点，就会明白，不能简单地拿改革开放前与今天的情况直接相比，不能用“熟人社会”的道德标准来衡量“陌生人社会”。真正的问题，不是人变坏了没有，而是“新的社会环境需要什么样的道德规范”，以及我们是否在有效地建立这些规范。

此外还要看到，改革开放前不是没有问题，而是问题没有被公开传播和曝光。一个农民被村干部欺压，过去也许只能忍气吞声，一个地方出了不道德的事，顶多周围几个村子知道；现在信息传播太发达了，手机一刷，全国的负面新闻都能看到。一些问题通过媒体曝光，网络传播，就能引发广泛关注。信息的透明度提高了，这本身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问题就显得多了，给人的感觉就是“怎么现在坏人这么多”。其实不是坏人变多了，不是道德水平下降了，而是人们能看到的坏事多了，是人们对道德的关注度和要求比以前高了。

　　如何评价改革开放以来的道德状况，不应只凭感觉，而要看事实；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而要看长时段的历史走向。不容否认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均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全面普及，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为道德水平的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脱贫攻坚、全面小康的推进，以及全社会对公平正义、弱势群体的关注，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和道德水平，有了整体性的跃升，实现了跨跃式的进步，很多方面的提升，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首先，人们的平等意识和权利意识空前觉醒。改革开放前，出身决定命运，“成分”可以压垮一个人的一生。而今天，人的价值不再由出身决定，而是由能力和努力决定，公平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监督意识前所未有地深入人心。改革开放前，很多人脑子里还有不少封建残余的观念：比如觉得“官大一级压死人”，领导说的话不管对不对都要听；觉得女孩子读书没用，长大了就要嫁人伺候婆家；对不同职业的人有歧视，觉得服务业的人低人一等，环卫工人就是“扫大街的”。现在呢？我们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讲职业没有高低贵贱，讲男女平等，讲尊重每个人的合法权益。以前员工被老板骂了只能忍着，现在大家知道要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以前婆媳矛盾里婆婆永远是对的，现在大家知道家庭成员之间是平等的，要互相尊重；以前几乎看不到残障人士出门，因为公共设施根本没考虑他们的需求，现在城市里随处可见盲人通道、无障碍设施，公共交通有专门的轮椅位，全社会都在讲要关爱弱势群体。这些观念上的进步，是以前几十年都没做到的。一个社会把人当人看，把每个人的权利当权利来尊重，这是现代道德最核心的内容，也是最根本的道德进步。

其次，志愿精神和公益意识蓬勃兴起。现在整个社会的公益意识、助人意识比以前不知强了多少倍。就拿志愿者来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几乎没有正规的志愿者组织，现在全国注册的志愿者已经超过2.3亿人。不管是抗震救灾、疫情防控，还是山区支教、社区服务，到处都能看到志愿者的身影。在传统社会，慈善往往带有“施舍”的意味，而现代志愿服务体现的是公民之间的平等互助。汶川地震的时候，全国人民自发捐款捐物，无数人主动跑去灾区当志愿者，那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凝聚力，震惊了全世界。疫情防控的时候，多少普通人主动站出来当社区志愿者，给隔离的居民送菜送药，不计报酬，不怕危险。还有随处可见的公益项目：希望工程帮助了几百万农村孩子上学，免费午餐让山区的孩子能吃上热饭，“水滴筹”等公益平台帮助无数困难家庭度过难关。如此大规模、持续性、组织化的利他行为，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 这些事放在四十年前，也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那时候大家温饱都刚解决，哪有能力去帮助别人？现在普通人拿出一点钱捐给需要的人，抽点时间去做志愿者，已经成了很平常的事，这是道德水平提升的最好证明。

再次，道德模范的评选和诚信体系的建设形成了制度化的“向善机制”。一个社会的道德进步，从来不是一条直线，重要的是这个社会是否在建立让好人得到尊重，让善行得以传播，让失德受到制约的机制。从2007年首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开始，这一活动持续至今。郭明义、吴菊萍、吴斌、张丽莉……这些“平民英雄”的事迹之所以能广泛传播，恰恰说明社会大众内心深处认同善、向往善、愿意效仿善。同时，我们的诚信体系已经逐渐延伸到了整个社会。以前是熟人社会，讲诚信是为了在熟人圈子里立足。现在，我们有全国统一的征信系统，欠了钱不还就会成失信被执行人，坐不了高铁、飞机，贷不了款；商家要是卖假货，消费者可以去投诉，市场监管部门会处罚，严重的还会被曝光，以后再也做不了生意。没有诚信根本走不远，那些靠坑蒙拐骗的企业，迟早会被市场淘汰。以前大家买东西怕被坑，现在网购七天无理由退货，不满意就可以退，商家都把信用当成自己的生命线。这种全社会层面的诚信体系建设，难道不比以前熟人圈子里的小诚信更进步吗？从道德模范评选，到信用体系建设，再到法治不断完善，我国在这条路上正在取得实质性进展。 一个社会真正危险的道德状况，不是人们对失德现象的义愤，而是对道德滑坡的冷漠。今天，人们依然在为善行感动，依然在对恶行愤怒，依然有数以亿计的人在默默做着好事，这是道德进步的底气所在。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现在道德领域中还有一些问题。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功利主义、金钱至上对部分人的价值观造成了冲击。为了钱，有人不择手段，有人冷漠自私，有人缺乏公德心，个别领域的道德失范现象剌痛着公众的神经。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我们正在努力解决的，但这里有几个关键点需要厘清。

第一，道德领域出现的问题是社会转型期必然要经历的阵痛。今天暴露出来的许多道德问题，是“新的问题”，而不是“旧病复发”。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地沟油”问题，因为根本没有那样大规模的市场交易；没有“毒奶粉”问题，因为商品流通的广度和复杂度远不如现在。这些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是社会进入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挑战，而不是精神文明和道德本身的倒退。就像一个青春期的少年，在快速成长中会遇到困惑和不适一样，是成长中的烦恼，但这是走向成熟的必经阶段。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就否定“开车比走路好”，正确的态度是完善交通规则，而不是退回到步行时代。

第二、不能用传统的单一标尺去衡量现代多元社会。过去，我们的道德评价往往高度聚焦于“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等崇高的集体主义伦理。而现代社会，随着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道德标准呈现出多元化、平民化趋势。人们不仅关注大叙事中的奉献，更看重日常生活中的平等、尊重、包容和契约精神。从“阶级道德”向“公民道德”的转变，意味着公民在公共领域的重要性大幅提升。人们在公共场所轻声细语，自觉排队，参与垃圾分类，践行生态保护，这些看似微小的行为，恰恰是现代公民道德素质提升的生动注脚。

第三、党和国家抓精神文明建设从未中断且力度在不断加大。从“五讲四美三热爱”，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从“学雷锋”志愿服务的常态化，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全面铺开，一直在引导和构建与新时代相适应的精神文明体系，精神文明建设的载体不断创新，内涵不断丰富。在精神文明建设上的投入也是巨大的：开展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那些品德高尚的普通人，给全社会树立榜样；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在社区、农村开展各种道德宣讲、文化活动，提升大家的文明素养；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把一些基本的道德要求纳入法律，把尊老爱幼、诚实守信这些道德准则，写进民法典，对那些严重违反道德的行为，用法律的手段去约束。这些举措都在慢慢起作用。 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大力反腐败，整治道德领域的突出问题，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取得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

第四 、改革开放以来道德建设的主流是积极向上的。无论是抗疫、脱贫攻坚中展现出的家国情怀，还是“中国好人”、“道德模范”在平凡岗位上闪现的人性光辉；无论是自然灾害面前的众志成城，还是无数凡人善举的默默发生，都证明了崇文重德、弘德向善依然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底色，证明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的道德力量依然强大并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巿场经济释放了人的自主性，人们在有选择自由的情况下依然选择帮助他人，奉献社会，这样的道德才更真实、更可贵，这样的善行才称得上是“道德行为”。

　　综上所述，看待社会道德的发展，不能用静止的眼光，不能拿着过去的标准来衡量现在的事，更不能看到几个负面的个案就否定整个社会的进步。那些觉得“世风日下”的人，其实是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把过去的情况美化了，忘了过去也有问题，只是那些问题没有被广泛传播而已；另一个是把发展中的问题当成了本质问题，只看到了不好的一面，没有看到好的一面。 如果把眼光放长远一些，就会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权利意识、规则意识、公益意识，比四十年前有了质的飞跃，志愿服务从无到有，从零到规模，道德模范从官方树立到民间涌现，这些都不是虚的。

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改革开放以来的精神文明建设，不是在倒退，而是在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社会变革中，进行着一次艰难而伟大的转型升级。它从一种相对单一、崇高的理想化模式，转向一种与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相适应的、更加务实、理性、多元且具有广泛包容性的现代文明形态。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和阵痛，但方向是正确的，取得的成就是主流。

破除“世风日下”的悲观论调，不是为了粉饰太平，而是为了凝聚共识，在守正创新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让精神文明的光芒照亮民族复兴的征程。我 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路程，相信只要我们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一定会取得更大进步，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也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2026年10月12日

（图片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