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公长征回忆录——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惜缘

美篇号：61086460

摄影： 惜缘（金秋月色）

配乐：平台

编辑：惜缘　

一、大别山走出来的红小鬼

1905年腊月初八，公公陈光明出生在安徽金寨县一户贫苦农家。那个年头，穷苦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十二岁那年，他被送到店铺里当学徒工。挨打受骂、起早贪黑，成年人的活计压在一个孩子稚嫩的肩膀上。太苦了，真的太苦了。十四岁那年，他偷偷跑了出来，一路奔到大别山里，加入了红军童子军的队伍。

金寨，这片红色的土地，后走出了49位共和国将军。而那时候，他还只是个瘦小的红小鬼，背着比自己还高的枪，跟着队伍打土豪、分田地，为反"围剿"战斗立下不朽功勋。谁也没想到，这个十四岁的孩子，从此把一生交给了这支穷人的队伍，交给了中国革命。

　　他是红四方面军的兵。后来当了抗战排长，还到延安抗大学习过。毛主席亲手发给他一支黑色钢笔，他珍藏了一辈子。那支笔，如今墨水瓶早已干涸，笔杆也生了锈，却依然躺在我们家的抽屉里的文具盒里——那是他作为一个革命者最光荣的证章。

二. 三过草地的生死劫

说起长征，公公这辈子讲得最多的，不是翻雪山有多冷，而是过草地有多难。因为张国焘不听毛主席指挥，红四方面军被迫三过草地。那是什么样的草地啊？一望无际的沼泽，上面浮着一层绿茸茸的草皮，下面是吞人的泥潭。多少战士，上午还互相搀扶着赶路，下午就陷进泥沼里，连喊都来不及喊一声。

　　公公身体还算结实，每天就靠喝水、嚼草根，硬扛着一挺机关枪往前走。他说，那时候最可怕的不是敌人追兵，是饥饿。饿急了，皮带、草根、树皮，什么都往嘴里塞。遍地都是倒下的战友，有的还剩一口气，有的已经没了声息，脸色青灰，肚子瘪瘪的，像一层纸包着骨头。

　　过草地时，上面有个让人心酸的规定：女战士走不动了，就分给身体好的男战士当"老婆"，带着走。公公也分到了一个。那不是缘分，是无奈，是两个人都想活命的挣扎。可没过几天，两人实在都走不动了。不放弃她，两个人都得掉队饿死。他把她放下，看着她渐渐消失在茫茫草地里，咬着牙，扛着枪，继续往前走。

　　过草地时，上面有个让人心酸的规定：女战士走不动了，就分给身体好的男战士当"老婆"，带着走。公公也分到了一个。那不是缘分，是无奈，是两个人都想活命的挣扎。可没过几天，两人实在都走不动了。不放弃她，两个人都得掉队饿死。他把她放下，看着她渐渐消失在茫茫草地里，咬着牙，扛着枪，继续往前走。

三. 那顿要命的“年夜饭”

好不容易撑到四川，部队打开了恶霸大地主的粮仓。那晚上，杀猪宰羊像过年一样，饭一熟，战士们像疯了一样狼吐虎咽，可谁知道，饿极了的肠胃根本经不住这个。好多战士没饿死在长征路上，却撑死在那个晚上——饥饿过度，肠子粘连，活活胀死了。

　　从那以后，公公落下了病根，也落下了习惯：吃饭特别快，特别多。七八十岁了，还能吃下一碗蒸米饭、一碗肥肉。我们看着心疼，他却说："能吃是福，能吃到嘴里的，都是命。"

四. 一支钢笔和半生漂泊

抗战胜利后，公公在通许县任粮食仓库主任，政府给公婆组成家庭，保养了一个儿子，后来又在西安抱养了一个女儿。再后来，调到中牟县局任粮食仓库主任，一直到去世。

他这一生，从大别山到延安，从长征路到中原大地，枪林弹雨里闯过来，最后守着一个个粮仓，守着一方方百姓的饭碗。退休后，政府给他和婆婆在县委前面建了一座"红军院子"，那是国家记得他。他经常到我们中学讲长征故事，讲着讲着，台下的我们就哭了。

　　老爷子性格温和，人长得帅气，心底善良、勤俭勤快。我们家院里养的满是鸡鸭鹅，种核桃树、樱桃树、石榴树、香椿树，菜园里萝卜白菜大葱等吃不完，都是公公一个人管理。他还养过两只奶羊，专门救济贫穷无奶的婴儿。中牟县十里八乡的老百姓只要一提到"陈胡子"，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革命不成功他发誓不刮胡子，解放后他又舍不得刮掉那半尺多长的胡子。我至今保存着他每天梳理胡子的小篦子和篦子的牛皮套。

　　他是天底下最慈祥的父亲、公公和爷爷，也是最大公无私的人。婆婆和他在一个单位，他是主任兼党支书，一辈子没给婆婆涨过工资，说要先给家里困难的职工涨。他常教导我们：吃水不忘挖井人，要永远听党和毛主席的话。

　　他的遗物不多，却件件刻着时代的印记：一只铜盆，是他长征时的家当；一把马鬃做的扫床把，粗糙却结实；一床缴获的日本军毯，盖了一辈子；一支缴获的德国手枪，去世后在家里放了许多年，后来把枪上交给了中牟县公安局，枪套我还保存着；一支大烟袋，如今陈列在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还有一个行军的牛皮箱子，我刚从老家拉到郑州来，皮面已经开裂，铜扣还在。公婆的衣物，我也都保存着。那支在延安抗大毛主席送的黑色钢笔，静静地躺在文具盒里，锈迹斑斑，却重若千钧。

五. 最后的告别

公公除了哮喘没有其他疾病。他七十二岁那年患上哮喘，一犯病，我就和爱人用手拉车拉着他往医院飞奔。1990年四月底，他再次被送到医院，再有几个月他就要过八十四岁生日了。亲朋好友去看望他，他告诉每一个人："我的老师毛主席是84岁走的，我说啥不能超过老师的寿相，我的命是毛主席用俘虏从国民党手里换回来的，救命之恩不能忘。再过几天我就要去见我的老师了，再见了！"

　　六天后的中午——1990.5.4青年节，公公和往常一样快速吃了一个馒头、一些菜，喝了一碗小米粥，用手把嘴一抿，认真捋顺了几下心爱的胡子，说："把我的寿衣从家里拿过来吧，我要走了。"我们赶紧跑步回家取寿衣，刚刚把衣服穿好，老人家就安详地闭上了眼睛，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那天下着雨，他走得很安静，像睡着了一样。这个从大别山里跑出来的红小鬼，这个三过草地的老兵，这个守着粮仓过下半生的老人，终于去和他那些倒在草地里的战友们团聚了。他没能等到长征胜利六十周年，更等不到今天的九十周年。但我想，他若知道我们还记得，还会讲给下一代听，一定会欣慰的。

六. 写在最后

整理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反复摩挲那支生锈的钢笔，翻看那只牛皮箱子上的划痕。真后悔啊，老人在的时候，我太忙，没和他们多聊聊。那些故事，随着他们的离去，永远地带走了多少细节。但有些东西不会消失。金寨的山还在，大别山的云还在，长征路上的草，年年枯了又绿。一个国家记得什么，一个民族就会长成什么模样。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我把这些零零碎碎的回忆串起来，做成这篇美篇，发在郑州同城群。不为别的，就想让年轻人知道：你们今天刷着手机、吃着外卖的日子，是多少人用草根和皮带、用青春和命，一步一步蹚出来的。

公公，您安息吧！您的故事，我替您讲下去。

陈光明（1905.腊月初八—1990.5.4）

安徽金寨人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士

长征亲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