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弋阳谱所载刘汾为刘巨容之子之疑（刘道轩文）

东方墨客

论弋阳谱所载刘汾为刘巨容之子之疑

谱牒之学，贵在史、碑、旧谱三者互证。不能仅凭后世重修谱牒，便定先祖世系。唐末刘巨容一支的谱系争议，便是典型案例。参《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正史，兼考陂溪宋淳熙二年古谱、鄱阳清塘源旧谱，弋阳谱所记刘汾（字伯临）为刘巨容之子一事，疑点重重，难以采信。

据新旧史料记载，刘巨容，徐州人，唐末山南东道节度使，曾于荆门重创黄巢大军。龙纪元年（889），寓居成都，因不肯交出炼金秘方，触怒权宦田令孜，被诬陷谋反遭杀，夷其宗。《新唐书》明载“生并死”，方士申屠生一同遇害；《资治通鉴》亦记“令孜杀巨容，灭其族”。“夷宗”在唐代律法，是收捕诛杀宗族亲属，首要目标便是嫡长子与家中成年男丁。倘若刘汾确为巨容嫡子，且弋阳谱所言，刘汾手握饶信兵权，实力强盛，那么田令孜奉旨灭族，必然将其列为首要缉捕对象。

然则细读各支族谱，矛盾自生。宋淳熙二年陂溪刘氏族谱，是目前该支现存较早谱本，记载：通、迪、逵避祸逃信州玉山，辗转饶州鄱阳清塘源，天佑二年通公携侄训、津隐居陂溪。这份宋代古谱，只记录刘通兄弟避祸逃难，全文不见刘汾其人，亦无刘汾遭难、隐匿逃生的任何记载。

反观刘汾后裔各支谱，记载互相抵牾，不能统一。武汉蔡甸谱、《大风堂》谱记载巨容三子为汾、渭、济；弋阳汾公谱却记为汾、迥、迪。同一父亲，儿子名字两版全然不同，此乃谱牒修撰中世系篡改、合谱拼凑最显著之特征。弋阳谱又言刘汾行十四，其谱向上追溯数代，皆是长子一脉，本无堂兄弟可供大排行。“行十四”之说，无从解释。且刘汾生年，谱中并存两说，一为唐会昌四年（844年），一为唐大中二年（848年），自身生卒年份尚且不能确定，其人记载之可信度，先已大打折扣。

再看鄱阳清塘源刘氏族谱，记载刘巨容有十七子，长子刘汉彬，字汾。此“刘汉彬（字汾）”，与弋阳谱“刘汾，字伯临”，显非同一人。鄱阳谱中刘汉彬只是巨容十七长子之一，并无节度使、尚书等高官履历；弋阳谱却重塑出刘汾（字伯临），赋予其唐末重臣的身份，更把陂溪始祖刘通，从刘巨容第九子，改写成刘汾的后世裔孙。如此一来，世系时序颠倒，出现后辈年长于先祖的荒唐矛盾。

更关键一点：《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凡唐代正史，通篇不见弋阳谱那位身兼高官、镇守饶信的刘汾。若其人果为一方军政大员，于唐末乱世镇守赣东北，史书断无一字不录之理。支撑弋阳刘汾事迹的核心文献《大赦庵记》，历来备受学界质疑。方积六撰《〈大赦庵记〉真伪考》专门辨析其伪；清代学者劳格，近代胡适，先后考证此文并非唐代古文献，实乃后世托名伪作，不足作为史料依据。

古人修谱，常有攀附先贤、合谱归宗的风气。弋阳谱的刘汾（字伯临），应当是后世谱匠，借用鄱阳老谱“刘巨容长子刘汉彬，字汾”之名，虚构功名履历，再把刘巨容诸子，挪移改为刘汾十四子，强行将陂溪刘通一支，嫁接归于刘汾后裔。

综合论之：陂溪宋淳熙古谱、刘通北宋墓志可信度更高，刘通为刘巨容第九子，是可确认的史实；鄱阳清塘源谱所载刘巨容长子刘汉彬（字汾），为真实支系先祖，但并无弋阳谱所记显赫官爵；弋阳谱塑造的刘汾（字伯临），生卒存疑，事迹、世系、子嗣多版本冲突，正史无载，避祸记录缺失，属于后世攀附虚构之人物，其为刘巨容之子的说法，不足为信。

修谱当尊重最早旧谱与正史碑刻，不可盲从晚出谱牒。厘清这段世系公案，方能正本清源。

通公后裔谱: 不同版本族谱，且有相同记载: 通、迪、逵 避祸寓居自玉山辗转饶州鄱阳清塘源，天佑二年（905年）携侄训、津隐居陂溪。

《饶州鄱阳清塘源刘氏族谱序》清晰记载:

巨容公有子十七人皆以漢字為首，漢彬(汾)、漢宗(進)、漢英、漢昇、漢騰(遜)、漢寧(逵)、漢興、 漢平 、漢吞(通)、漢瑞(迪)、漢𧬆

、漢廣、漢勝、漢匡（迥）漢用、漢堅、漢江

唯彬、迥、迪三人者以公廕均受顯賜。

弋陽汾公伪谱只记载了受顯賜彬(汾)、迥、迪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