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十六岁

春天

　　那年，我十六岁

——写在上山下乡五十八周年纪念日

　　1968年10月28日，这个日子刻在我的生命里，像一枚生锈的钉子，拔不出来，也不愿拔出来。

那年我十六岁。

十六岁，是含苞未放的年纪，是读书长身体的年纪，是还贪恋父母庇护、不知人间风霜的年纪。可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这一代少年，提前告别了书桌与街巷，告别了父母与安逸，背着简单的行囊，揣着一腔青涩的热忱，也藏着一丝无人知晓的惶恐，奔赴山野乡村，把最珍贵的青春，种进了农村的泥土里。

　　我永远记得十月二十八日的那场秋风。

暮秋的风，带着入骨的微凉，吹落满城梧桐，也吹乱了少女的心事。我背着母亲连夜缝制的棉被，拎着一只大网袋，站在解放牌卡车的车厢里。车厢里挤着三十几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有人哭，有人笑，有人沉默地望着渐渐远去的城市轮廓。我属于最后一种。风灌进领口，凉飕飕的，我裹紧了那件洗得发白的绿色“军衣”。

　　卡车颠颠簸簸地一路往南开。沿途送我们去插队各个点，过了散兵，过了大山洼，过了那些我从未听说过的村庄。路越来越窄，天越来越黑，最后，车上只剩下四人，车停了。有人喊了一声：“银屏公社凌山大队到了！”

我跳下车，脚踩在泥土上，那泥土是软的，带着一股潮湿的、陌生的腥气。站在村口，满目陌生。蜿蜒的泥路、斑驳的土坯房、简陋的农家小院，没有灯火，只有山野寂静。远处是银屏山，青黛色的轮廓像一道沉默的屏障，把我和我的十六岁隔在了外面。

　　我们被分到各个生产队。我被分配在凌山大队第二生产队。因为只有我一个女生，队长将我安排在他家的一个厢房里住。这间厢房没有窗户，原先是堆放杂物的，队长将这间厢房收拾了一下，砌了一个灶，用来烧饭，又砌了一个土墩，上面放了一块木板，木板上面铺了点稻草，这便是我的床。我点亮一盏煤油灯，小小的火苗轻轻摇曳，昏黄的光晕温柔又微弱，把我的影子长长投在凹凸的泥墙上，摇摇晃晃，漫长的知青生活，就从这一盏灯开始了。

　　第二天天不亮，队长就来喊上工了。我揉着眼，扛起锄头，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社员往田里走。露水打湿了裤脚，冰凉。田埂窄得像一条线，脚下湿滑，我一时不稳，踉跄着摔倒田里。周围几个老乡笑起来，笑得憨厚，没有恶意。一个裹着头巾的大嫂伸手把我拉起来，说：“城里娃，莫急，慢慢来。”

那天我学锄地，锄头举起来，落下去，不是深了就是浅了。中午收工，手上磨出了三个血泡。我没有哭。我只是坐在田埂上，捧着一大搪瓷缸稀饭，就着咸菜，看远处银屏山的影子。山不说话，我也不说话。

后来就慢慢习惯了。

　　春天插秧，水田里倒映着天光，一行行秧苗插下去，像写在大地上的诗。我的腰弯得快要断掉，可回头看见那一排排绿油油的秧苗，心里竟生出一种说不清的欢喜。夏天双抢，烈日当空，稻田里的水烫脚，蚂蟥叮在腿上，扯都扯不掉。

我学会了用镰刀，学会了挑担子，学会了上山砍草，学会了简单的农活。一年四季，周而复始。我的手掌粗糙了，皮肤黑了，说话也带上了当地的口音。

　　知青岁月清苦寒凉，最暖人心的，是凌山乡亲们朴素纯粹的温情。

村里的乡亲，质朴善良，待我们如同自家孩子。知道我们年少离家、无人照看，谁家蒸了红薯、煮了玉米，总会特意送几个过来；谁家腌了小菜、晒了干货，也会悄悄塞到我们手上。

有一次我淋雨着凉，发了高烧，浑身滚烫、头晕无力，躺在床上起不来。隔壁的大娘得知后，立刻冒雨赶来，端着一碗滚烫的姜糖水，坐在床边轻声叮嘱：“孩子，快趁热喝，发发汗就好了。山里天气无常，你孤身在外，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她坐在床头替我掖好被角，眼神温柔又心疼。那一刻，远离故土的孤单、病痛的难受，全都被这一碗热汤、一席温言悄悄融化。山水寒凉，人心滚烫，正是这点点滴滴的善意，支撑着我熬过了无数清贫艰苦的日夜。

　　山村的夜晚悠长安静。夜里无事，我们几位知青常常聚在一起，点一盏煤油灯，灯芯跳动着，摇曳的光影将我们年轻青涩的影子投在墙上，忽明忽暗、忽大忽小。有人拉二胡，拉的是《洪湖水浪打浪》，调子拉得断断续续的，可我们都听得入了神。有人念诗，念着念着就沉默了。没有人说话，煤油灯噼啪地响着，窗外的银屏山在夜色里沉默着。我们都在想家，可谁也不说。

　　1975年，又是十月二十八日，秋风依旧。

我终于等到了回城的消息。依旧是那熟悉的解放牌卡车，停在村口。车子即将发动的一刻，我忍不住回头凝望。

秋阳静静照着凌山大地，错落的土坯房安静如故，袅袅炊烟缓缓升腾。村口的大娘静静伫立，高高举着手，频频挥动。车轮缓缓向前，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化作一个模糊黑点，轻轻融进银屏山苍茫的轮廓里。

那一刻，我依旧没有落泪，只将脸深深埋进掌心，久久无言。所有的不舍、眷恋、感恩与怅然，尽数藏在心底。

　　流年倏忽，五十八载匆匆而过。

今天，我七十四了。鬓角有了白发，眼角有了皱纹。可我一闭上眼，还是能看见那个十六岁的我，背着棉被，拎着大网袋，站在卡车的车厢里，风吹着她的头发，她望着远方，不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

前几年，我回了一次凌山大队。当年尘土漫漫的山野小路，已成平坦大道；当年斑驳老旧的土坯老屋，早已换上新容颜。银屏山还是那座银屏山，青黛色的轮廓，像一道沉默的屏障。可我忽然觉得，那屏障里面，装着我最宝贵的青春。那青春是苦的，是累的，是迷茫的，可它也是真的，是热的，是刻在骨头里的。

那片土地，埋着我的十六岁，埋着我的汗水和眼泪，埋着我最纯粹的青春。如今，那些日子已经远去了，像银屏山上的雾，散了又聚，聚了又散。可它们从来没有真正消失。它们在我的记忆里，在我的血液里，在我每一个黄昏的眺望里。

　　今天，是我下乡整整五十八周年的纪念日，我写下这些文字，纪念那个十六岁的少女，纪念那些和他一起下乡的知青，纪念那个叫凌山大队的地方，纪念那段说不清滋味的青春岁月。

那年，我十六岁。今年，我七十四岁。已经过去五十八年了。可在我心里，我永远站在1968年10月28日的风里，站在解放牌卡车的车厢里，风吹着我的头发，我望着远方——

远方，是银屏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