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走出了村庄

头儿

文字/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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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六日，星期天。

天还没亮透，娘就把我叫醒了。奇怪的是，那只平日里准时报晓的大公鸡，竟一声没吭。娘数落它光吃饭不干活，我没接话，心里清楚——不是鸡不叫，是娘起得太早了。

大铁锅里，白白胖胖的饺子被沸水簇拥着上下翻滚，猪肉的香气挤满了整间屋子。老家有个习俗：出门饺子回家面。这天，是我去山东省北镇农业学校报到的日子，这才有了，以往过年才舍得吃的肉馅饺子。

现在看，这所学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可在那个年代，它是天花板级的存在。考上它，就意味着跳出农门、吃上商品粮、国家发工资，整个家族的门楣都跟着亮起来。

十年“文革”，家庭出身大行其道，“上中农”三个字像一堵墙，把我家孩子们参军、招工、入党、升学的路堵得严严实实。爷娘眼瞅着一个个孩子，因家庭出身错失机会，时常长吁短叹，像他们亏欠了孩子们似的。

我比哥哥姐姐们幸运。一九七七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取消唯成分论，初中刚毕业的我顺利考入高中；两年后，又在千军万马中挤过独木桥，考进中等专业学校。

爷娘常说：“你命好，赶上好时候了。”是啊，是国家的好政策，才换来了我的好命运。

那一年，我十六岁。

录取消息，是从村里大喇叭里听到的。那天，广播里喊到父亲的名字，把他惊得一头雾水；赶到大队办公室，忐忑的心还没放下；手在裤子上蹭了又蹭，才从邮递员手里接过那封挂号信。

确认是录取通知书后，现场瞬间炸开一片欢喜，消息像巨石砸进平静湖面，涟漪层层荡开。这是“文革”十多年来，这个千人大村头一个好消息，全村人共同喜悦的心情不言而喻。

连续多天，我家院里的灯亮到很晚。乡亲们三三两两来坐坐，除了道喜，还顺手表示个心意。这个送支钢笔，那个送快毛巾，还有的送条床单……五花八门，尽其所能。在那个家家都不宽裕的年代，这是乡亲们由衷的表达，情意深重。

在外地工作的一个远房叔叔，托人送来一个黑色硬壳笔记本和十斤全国通用粮票。笔记本封面，烫金的“note book”凹进去，设计新潮，我爱不释手，珍藏了很多年。从没见过粮票的父母一直念叨：“这人情大了，记得将来一定还人家。”

父母的爱是无尽的，欣喜骄傲之余，又多了几分不舍与牵挂。他们催着办手续、迁户口、转关系、备行李，样样都得提前办妥。连那出门饺子，也比以往早了很多，生怕弄晚了耽误孩子的行程。

吃过饺子，娘悄悄地跟我说：“十块钱和十斤粮票，都缝在你的褥子角上了。”父亲嘱咐：“去了好好读。”随即从口袋里拿出一叠薄薄的钞票，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五元币，再塞给我一张两元币，剩在他手里的，都是零零星星的几张小额币了。

我知道，这是家里能给我的全部，随即鼻子一酸，扭过脸去，泪水夺眶而出。

哥哥用自行车，送我到县城汽车站。在那个以马车、自行车衡量速度的年代，去惠民行署驻地—北镇，汽车是最便捷的交通工具。路况差、车次少、停站多，不足六十公里的路，汽车走了三个小时。放到现在，就是一脚油门的事。

那是我第一次坐汽车、出远门、见黄河。

过河时正当中午，太阳正烈。黄河大桥如钢铁长虹飞架两岸，气势恢宏；河水浊浪滚滚，浩浩荡荡，奔流不息；极目远眺，河水与长天相接，留下一条朦胧的天际线。

那一刻，我忽然感觉，外面的世界好大，好精彩。

后来每逢回家，娘总会不经意间，提起叔叔当年送粮票的事。我知道，她说的并非粮票，是在隐晦地告诉我：那一年，是整个村庄，托举起一个农家少年的远方。

虽然走出了村庄，但故土的那份温情，我从未遗忘。那里有淳朴的乡亲，有生我养我的爷娘；那里是我生命的根源，是护我成长的摇篮，也是我振翅飞翔的起点。

我的人生历程中，所有奔赴与坦荡，皆源于这个村庄赠予我的那一束光。

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二日

于桓台县姜坊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