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童年

蚁人

　　有人说，50后是真正从苦里熬过来的一代， 是被时代反复碾压、又反复站起来的一代。他们身上有伤疤，也有勋章，有局限，也有光芒。 他们的故事不是“苦难叙事”那么简单，而是一整代人如何在极端环境里，硬生生趟出一条活路来。50后的童年，更是他们人生苦难经历里最沉重的一段。

今年暑假里的一天，我们一家子吃晚饭，听小孙女讲老师和同学的趣事。然后，各人也讲起自己童年读书、玩耍的轶事。我是五零后，老伴六零后，女儿女婿是八零后，小孙女是二零一五后，每个人的童年都带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小孙女突然问道，爷爷你小时候怎么玩的？有手表电话，有平板吗？有巧克力冰淇淋吃吗？我说，爷爷小时候呀，连巧克力是什么都不知道，玩的呀，也跟你们现在玩的完全不一样。我摸着胸骨上那枚汤圆大的疤，恍惚间，童年的影像就像电影一样在脑子里闪过。我的童年啊，是一段浸着苦、裹着甜，充满艰难困苦的时光，那些零散的、鲜活的、带着体温的记忆，从来没在心里褪过色。

五岁之前的日子大多是模糊的，像被水洇过的老照片，只有一些零碎片断是清晰的。还记得母亲在油灯下纳鞋底，钢锥子头已磨得亮铮铮的，麻绳穿过鞋底发出哧哧的声音。也记得灶膛里柴火噼啪的声响，母亲变戏法似的从柴草灰里掏出烤熟的红薯或玉米。然而，真正对日常事物有了比较连贯清晰的认知，还是五岁以后。

1958年我五岁，从农村搞啥子大兵团，吃公共食堂起，有了一些比较系统的记忆。

记得吃大食堂时，开饭时就端着个黄泥巴烧的黑乎乎的深碗，跟着大人排队去打饭。吃食堂的头几个月，是我童年里有幸福记忆的一段日子。

条石砌的大灶台比我还高半头，大铁锅大得可以跳进去洗澡，蒸饭的白汽飘到天上能变成云朵。每到饭点，炊事员王三叔就要去敲挂在树桩桩上的铜锣。有时他搞不赢，就喊我们几个娃娃去敲。“哐哐”的声响一传开，全队的人端着黄泥巴碗往食堂涌。白米干饭的热气裹着香气扑在脸上，香得人鼻子尖都冒汗。我们这些娃儿总爱挤在最前面，踮着脚往甑子里瞅，王三叔就故意用饭勺敲着甑子边沿说，哪个不排好队，就不㸓给哪个。于是，我们这些小娃娃马上就老实了。王三叔看着我们鼓着腮帮子嚼饭的样子笑道：慢点儿吃，别梗倒了。那时候食堂外的院坝里总飘着笑声，大人们边吃饭边唠着家长里短。男人们自然要说点晕的，说什么哪家新进了个新娘子，屁股大又圆，肯定会生娃儿。孩子们则端着碗串来串去，比过年还热闹。

可这样的好日子太短了。大约也就半年的功夫，食堂的米缸就见了底。饱满的白米干饭慢慢换成了稀粥，粥也越熬越稀，到最后变成了清汤寡水的玉米䊪䊪(读靠)，舀起来能照见人影，碗底沉着寥寥几粒拇指大的红薯块，根本填不饱肚子。我记得每顿饭都要把黄泥巴碗边沾的䊪䊪舔得干干净净，还是觉得肚子里空落落的，肚子像个漏风的口袋。

日子一年比一年难，到1960年，队里彻底断了粮。

那年的记忆是灰暗色的，漫山遍野的野菜被挖得精光，连树皮都被剥下来磨成粉掺在糊糊里。饥饿成了所有人的影子，甩都甩不掉。大人们天不亮就出门，去地里刨能吃的草根，去坡上挖能入口的老母虫；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也成了小觅食员，钻山野、下田沟，眼睛像探照灯似的扫着地面，但凡能塞进嘴里的，都成了宝贝。田埂上的老鼠洞被我们掏了个遍，把鼠洞里的粮食搜出来，吹吹土就往嘴里塞；草窠里的蚂蚱、水沟里的水端公、土里的老母虫，甚至偶尔碰到的蛇、癞疙宝(癞蛤蟆)我们都能想办法捉来，放在柴火堆上烤得焦香，大家分着吃，有点油水的野食能撑过一两天。

王三叔的儿子，我的同龄小伙伴云堂，因吃了王米芯磨粉做的馍馍，排便时拉不出来，卡在缸门上，王三叔用筷子一点点从缸门里往外掏，云堂爬在板凳上像杀猪一样嚎叫。

每到春夏之交，地里的青豌豆、青胡豆刚灌浆，豆荚尖尖上的花都没掉落，我们这些饿得心慌的孩子就趁没人时，猫着腰溜进地里，剥了生豆荚米米就往嘴里塞。生豆粒带着生臭味，嚼起来嘴角流绿水，浆汁顺着喉咙滑下去的一瞬间，胃里有了很强烈的满足感。我那时候才七岁，不懂什么叫饥荒，只知道每天早上起床第一感觉就是饿，浑身软得像泡了水的棉花，走路都打闪闪。我亲眼看着村里的人一个个瘦得脱了形，肚子却鼓得老高，腿肚子一按一个坑。昨天还坐在门槛上跟我打招呼的志成的爸，今天就看到睡在院坝里的花择子(晒棉花的竹笆子)上，身上盖着白布，被人抬着埋到了后山坡。我懵懵懂懂地跟在大人屁股后面，看人们把埋人的坑填满，再垒成个土包包。不晓得死的人那是长期饥饿引发的浮肿病，只看到风卷着纸片吹过新坟，大人们的哭声哑得像砂纸磨木头，那时候的离别太寻常了，寻常得让人心里发木，像压了块搬不动的石头。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我奶奶也病倒了，病倒后就再也没有下过床，在床上躺了很久。有一天，邻居地主王远绍抓到一条蛇，炖的蛇肉给奶奶端了一碗过来。蛇肉和汤都呈乳白色，香气四溢。奶奶舍不得吃，把我叫到床边，要我吃。母亲对我说，儿子乖，不吃哈。奶奶病了，让奶奶吃。但奶奶只喝了一点汤，母亲怎么喂她，她都不张口了。母亲也是汤都不舍得尝一口，让给我和三哥吃了。这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美味的食物。

这年夏天，在武汉读大学的大哥回到家中，从身上取下一个挎包，挎包里装了滿满一包白花花的大米。我和三哥见到大米，高兴得又跳又叫，心想有白米干饭吃了。当然，那时是不可能煮干饭的，一定是搭配红薯、蔬菜等煮稀饭，这样家里可以支撑一段时间。这包米，是大哥省下的口粮，从武汉千里迢迢背回来。背回来的哪是大米，是他对亲人的一腔深情和挚爱！

也就是这一年，我到了上学的年纪。母亲用旧布给我缝了个书包，父亲给我买了铅笔和本子，送我进了东禅寺小学的门。可饥饿早把我的身子掏空了，坐在教室里，心思早跑到山上去了，心是慌的，老师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从没听清讲的什么，满脑子都是在山上刨野地瓜(一种匍匍匐地上的藤蔓植物，在土里结果，李子大小，又香又甜)，摘红籽儿(火棘果)，捉蚂蚱等。没上两个月学，我就怎么都不愿再去学校了。那天我把铅笔小心翼翼地放进书包里，把本子藏在床上席子底下的谷草里，跟着小伙伴们漫山遍野找吃的。父母亲知道我没去上学，也没打骂我，还说那就过两年再读吧！

两年后，也就是1962年，地里的庄稼慢慢有了些收成，日子稍稍缓过来点，九岁的我才重新背起书包，踩着田埂上的泥窝子回到教室。

那时公共食堂的口号是“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吃饱了饭干啥？生产队的人分成两拨，一拨人种地，一拨人炼钢铁。每家每户所有铁器都必须交公，什么废铜烂铁，铁锅、铁钉、甚至锁具、门环、勺铲、秤砣等。

所以老人会说“锅都给砸了，莫得搞头了”。过去四川人认为，砸锅是极不吉利的，等于散伙，等于败家，等于断根，把锅砸了就是事情彻底搞砸、家道败落了。

那两年，我们家搬了几次家，因为没家具，就是一点被子衣服，搬起来也方便。为炼钢铁，我们家的房屋拆了，把拆下的木头烧炼钢的炭。为什么搬了几次家，因为木料烧完了，刚住下没多久的房屋又要拆。后来，房屋不能拆了，因为总不能让队上的人全部睡在露天坝吧？于是就砍树，先砍坟地树，后砍房前屋后树，再后来就砍大树古树，大树古树块头大，砍下来烧的炭多一点。我家前面的大田埂上，有一棵三人牵手才能合围的古柏，就是那年砍掉的。

　　孩童的天性总是向阳的，就像石头缝里也能长出草来，再苦的日子，娃儿们也能找到快乐。那些在山野里疯跑的日子，那些和小伙伴们凑在一块儿做玩具、玩游戏的日子，成了我童年里最亮的光，温暖了我一辈子的记忆。

春天地里的桐麻杆开花了，我们就漫山遍野地跑，抽丝茅草和巴茅的嫩茎嚼着吃，味道清香回甜。到田边摘红红的野草莓，嘴唇染得紫红也不在乎。我们跳进夏天的水田，在泥里摸黄鳝、捉泥鳅，用牛皮菜叶子包着烧来吃，把自己吃成个大花脸，大家嘻嘻哈哈笑作一团；我们用结实的黄荆枝杈做弹弓，橡皮筋是用自行车内胎剪的，也不知道小伙伴是从哪里弄到的。我们成天打树上的麻雀，爬到麻柳树的尖尖上掏麻雀蛋。

那时候，农村娃买不起供销社卖的跳跳蛙一类的玩具，其实这些玩具对于农村娃也玩不起劲儿。我们的玩意儿全是自己动手做的，简单，却比什么都好玩。滚铁环是用废铁丝弯的，推着铁环在村道上跑，铁环“哐啷哐啷”转，风在耳边呼呼地吹，我们比赛谁滚得最远、最稳，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也不觉得累；折纸做的“豆腐块”，两个人对着拍，比谁翻得多，赢了的像得了什么宝贝；还有“赶牛儿”的游戏，类似现今的曲棍球。球是竹疙瘩做的，棍是有竹疙瘩头的竹棍。找块平地，中间凿个小坑，小伙伴分成两队，先把竹疙瘩赶进坑里的一队就赢了。而“邀牛儿”，就是转陀螺，木陀螺是我们自己用木头削的，牛儿转得越快，我们喊得越响；我们最爱玩的，是自己做竹枪。砍来毛竹，取一节最长的做成枪管，再削个竹片，弯起来插入竹管上的孔里，扳机一扣靠弹性把竹管里的子弹(小石子)射出去。我们人手一把，别在腰上，觉得自己像电影里的侦察兵，威风得很。

可就是这把宝贝似的竹枪，给我留了一枚刻在身上一辈子的印记。

那年冬天，我们丘陵地带下了难得一见的雪，我穿着斜襟布扣子的棉袄。我和小伙伴志成在院坝里玩竹枪。他比我小一岁，鬼点子却特别多。那天他偷偷从取暖的烘笼里夹了块通红的火炭，塞进竹枪里，他对着我一扣扳机，滚烫的火炭“嗖”地飞出来，不偏不倚刚好落在我胸前的领口里，顺着衣服滑进了锁骨窝。那一瞬间钻心的灼痛让我“嗷”一声大哭起来，火炭烫得皮肤滋滋响，我手忙脚乱地扒衣服，但布扣子很紧，解不开。王志成吓得脸都白了，站在雪地里连话都说不出来。大人听到哭声跑过来，把衣服解开才把火炭取出来，但胸口已严重烫伤。

后来伤口发炎化脓，母亲天天给我用草药敷，王志成每天都来看我，带点炒胡豆类的吃的，以此弥补他的过错。等伤口终于结痂脱落，锁骨窝那里就留下了一枚汤圆大的疤，摸上去光光的硬硬的。几十年来，这个疤跟着我走南闯北，洗澡时、穿衣时，在镜子前看到它，我就会想起那个飘着雪的冬天，想起王志成红着脸递过来的炒胡豆，想起我们光着脚在雪地里跑过的日子——那点疼里，原来也藏着最纯粹的少年情谊。

一晃，六十多年就过去了。

如今我住进了城里带电梯的楼房，女儿孝顺，孙女活泼可爱，日子过得舒坦得像泡在蜜里。家里的大冰箱总是塞得满满当当，鸡鸭鱼肉想吃就吃，哪里还有饿肚子的时候。我还常常回老家去看看，去跟头发花白的志成摆摆龙门阵，去看看摸过黄鳝的水田，在做过竹枪的竹林里呼吸带竹香的空气。年年回去，年年看不够。

我的童年，有食不果腹的煎熬，有被迫辍学的遗憾，有看着乡亲离去的不解与沉重，那些苦，像粗砂纸一样磨过我的少年时光；可我也有山野里的烂漫，有伙伴们掏鸟蛋、逮黄鳝的欢笑，有自己做的竹枪、滚的铁环，那种甜，像小时藏在粗布衣兜里的水果糖，舍不得吃。有苦有甜，有悲有喜，苦和悲都是刻骨铭心的经历，甜和喜是精神上的财富，儿时的苦甜悲喜都融在血液里，终身不会忘却。

我常跟后辈们说，我讲这些，不是要你们记着苦，是要你们知道，今天的日子，来得有多不容易。你们生在好时候，吃穿不愁，读书有明亮的教室，玩具有满屋子的花样，出门也有了自家的车，这些都是我们当年想都不敢想的。

胸口这枚跟了我一辈子的疤，不是什么丢人的印记，是我童年的勋章，它时刻提醒我，要惜福，要念着那些熬过来的日子，更要舒心地过好这一天比一天红火的日子。

注:图片下载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