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贵州之遵义

Yi—jane

　　今年趁去贵州安顺避暑之际，先去追寻当年红军在贵州的足迹，我和老吴于7月22日乘高铁经贵阳再中转去了遵义。

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被蒋介石国民党部队围追堵截，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险境。中共中央决定放弃红色根据地，从江西于都等地开始了战略大转移，这一走走出了彪炳史册、气壮山河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俩有了很有意义的遵义之行。

　　我发现贵州有许多地名很别致，一般地名与地理特征或历史事件或人物有关，而这里很多是精神层面的。如“息烽”意为“平息烽火”，明崇祯皇帝賜名；“都匀”原由当地的都云洞而命名，后认为“云之为物，变幻莫测”，而将“云”改为“匀”，取“均匀”之意，也是皇帝批准下诏改名；还有“安顺”、“兴义”、“镇远”、“修文”…等等。

“遵义”之名就取自《尚书·洪范》“无偏无陂，遵王之义”，寓意遵循正道、秉公治理；得名于唐朝贞观十六年(公元 642年)，距今1384年了。

遵义市在贵州省的北部，其北部与火炉重庆接壤，所以这里非避暑之地，我们纯粹为“长征”而来。

　　我们住在遵义城老区，邻近捞沙巷、民主路、遵义会议会址及城中河-湘江河。从携程网上查到很好的汉庭酒店仅二百多人民币（同时期此酒店在热门的贵州兴义市涨到一千多呢！）果断订了4个晚上，前台还免费升了级。酒店宽敞舒适专业，有丰盛的自助早餐。每天完成走红军路后，有冷气足的家作后盾，很幸福。

　　老街散步。这个步行街叫红军街。

　　“石龙桥”上看湘江河岸边的诗词墙。

　　遵义因著名的遵义会议也叫“转折之城”、“会议之城”。

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等人的领导，拨乱反正，力挽危局，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重大转折点。

伟大转折

　　到达遵义的当晚在“伟大转折剧场”观看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情景表演《伟大转折》。拉开了走长征路的序幕。

　　这是一台以中央红军血战湘江后转兵贵州、召开遵义会议为主线的实景演出。结合360度旋转舞台、千吨水循环实景、巨幕油画和环绕音效，再现两进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历史场景，时长约60分钟，票价198元/人。

　　第二天去参加“遵义会议”，但遵义会议会址正在维修，遗憾不得进入。

　　但会址旁边就是遵义会议纪念馆，有许多当年详实的资料。

遵义会议纪念馆

　　1933年二三月间，朱德和周恩来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这是1932年10月14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毛泽东（此时已离开部队），代总政委周恩来签发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计划。封面是“绝對秘密 戰役計劃第拾贰號送達中央政府” 。小字是周恩来的注明：“如有便，请送给毛主席一阅”。

　　毛泽东起草的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作战命令。落款是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

　　1933年中央苏区的两个领导人，26岁的秦邦宪（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德国人）。

　　1933年9月28日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首先攻占黎川，开始了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

红军的前四次反围剿都胜利了，但这一次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用阵地战、堡垒战代替毛泽东提倡的灵活机动的运动战，一味地与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打消耗战导致失败。

处于低谷的红军无奈放弃苏区开始了“长征”。

这是1933年10月18日“中華蘇维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為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緊急動員令”。

　　踏上长征路。

这是红军第一野战纵队的部队组织及行军日程表。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是叶剑英。例如第一梯队队长兼政委彭雪峰所带领的部队是1934年10月10日17:00从梅坑（即中革军委驻地）出发，走了50里后在万里，即江西麻地宿营。他们要去的目的地是向于都集结。

　　从江西瑞金、兴国、石城及福建的长汀、宁远集结而来的红军将在于都渡河，这是长征正式出发前最关键的准备阶段。整个过程组织严密、保密程度极高，堪称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

　　1934年9月2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著名社论，从理论上对红军战略大转移作出解释。这篇社论实际上是中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第一个公开信号。

　　Al告诉我于都集结渡河最令人震撼的部分：

● 30万于都人民实行全面戒严，严密封锁消息，制造假象迷惑敌军，使国民党方面对8.6万大军集结渡河毫无察觉。

● 全县各乡镇日夜舂米，累计供应粮食90余万担，筹集银圆80余万块。

● 妇女赶制草鞋和斗笠各20余万双（顶），动员千余名船工参与摆渡。

● 近万人参加红军，万余人参加运输队、担架队，安置6000多名伤病员。

　　因我只知血染湘江，所以紧着问：于都渡河成功了吗？Al说：是的，于都渡河取得了完全成功。

“1934年10月17日至20日，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在4个夜晚内全部安全渡过于都河，未发生混乱和重大伤亡。”

　　我又有疑问了，既然遵义会议是党的转折点，那这次于都转移咋如此成功呢？Al回答：

“有一个关键细节：于都作为集结地和渡河点的选定，主要归功于毛泽东。1934年9月，毛泽东受周恩来委托，亲自到于都、赣县一带考察敌情和地形，9月20日将调查结果电告周恩来，为中央最终选定于都方向突围提供了关键依据。 但当时毛泽东已被解除红军领导职务，有建议权，没有决策权。

具体渡河行动的现场指挥，由周恩来、朱德等负责组织实施，工兵营营长王耀南负责架设浮桥。”

　　红军从江西于都渡河后先过境广东韶关南雄，从南雄的小梅关再进入湖南。

为什么要往南借道呢？这是长征出发前中共中央精心策划的一步棋。1934年10月上旬，周恩来派何长工、潘汉年前往江西寻乌县罗塘镇，利用粤军军阀将领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与粤军代表秘密谈判，达成“借道”协议，这就是“罗塘谈判”。最后陈济棠部在红军经过时主动撤离40华里让道，红军顺利转到湖南。读到这里不禁赞叹：共产党的统战或外交工作做得好啊。恰好那年粤北秋游我去过南雄、梅岭等地，这么一说印象很深了。

　　罗塘谈判是“周恩来、朱德等抵制党内‘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利用地方军阀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灵活开展统战工作的结果”。

　　但进入湖南又接连遇到蒋介石部署的三道封锁线，但都被 红军突破了并挺进到湘江地域。

这时蒋介石觉察到中央红军主力要渡过湘江北上，和红二、四军团会合，迅速调集几十万军队分三路前堵后追，要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江以东地区。11月12日，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和薜岳、周浑元两部16个师77个团专事“追剿”。

　　何键，薜岳，周浑元。

　　湘江战役是长征中最惨烈的一仗，由于坛坛罐罐大搬家式转移行军太慢，李徳方向错误及敌军重兵合围形成铁三角封锁，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几乎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壮烈牺牲。也正是这场惨败，让全军上下彻底认清了“左”倾错误指挥的危害，为后来的遵义会议埋下了伏笔。

　　红军经湘江惨败后，痛定思痛，边行边开会讨论，如何保存革命的力量，继续光辉的事业。

1）通道会议——1934年12月12日，湖南通道（恭城书院）

2）黎平会议——1934年12月18日，贵州黎平

3）猴场会议——1934年12月31日晚至1935年1月1日凌晨，贵州瓮安猴场（草塘宋家湾）

通道会议决定了“别去湘西送死”；黎平会议决定了“去川黔边、以遵义为中心”；猴场会议决定了“必须过乌江、军委大事不许两人独断”；遵义会议“总结军事路线并改组三人军事小组”。

　　“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王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上图右下摘自周恩来1943年11月27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

　　这是1943年12月16日张闻天在延安时的回忆手迹：

“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毛泽东选择去贵州是有道理的，一是蒋介石正将重兵布置在湘北，贵阳仅有被称为“双枪兵”（鸦片枪）的黔军，二是遵义为贵州第二大城市，物质相对丰富红军可以补充物品并休整，三是得到民众的拥护。红军在遵义呆了十二天。

红军进入贵州后，为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发出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

图中上为红军画家黄振画的漫画苗家女。

　　“最近我军经过之地，地瘠民平，苗民甚多，各部队更应向战士详细解释。严格督促！一、明确传达与执行本部对苗民指示，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有信仰的甲长乡长。二、山田牛少，居民视牛如命，绝不应杀牛。土豪牛要发给群众。严厉处审乱杀牛者。三、加强纪律检查队收容队工作，在宿营地分段检查纪律，开展斗争。立即克服一切侵害群众、脱离群众的行为。”

　　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于1935年1月7日攻克遵义，随后在1月15日-17日举行了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开会。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受挫的教训。会址在遵义老城子尹路96号（原柏辉章公馆，也称琵琶桥柏公馆）。

那段时间恰巧中央电台损坏，与共产国际失联，但反而没有了外部干预，使得会议在三天内取得了成果。但会后还是派了陈云专程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

　　1935年1月13日，周恩来通知李卓然、刘少奇参加遵义会议的电文。

　　遵义会议作出的四项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官。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定的负责者。

　　图下部分是当年遵义会议近27平米的会场，一群年青的中国红军的先驱们在此召开了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会议。图上部分是陈云的回忆。

　　从纪念馆的文献可知，虽中央红军被蒋介石围追堵截，但整支部队有很严格的组织、分工和管理。为使这次转折性会议能在安保下顺利完成，刘伯承负责成立了警备司令，管全城警戒和北面通道；还有反便衣特务的政治保卫局；周恩来安排柏公馆楼下住作战科，楼上大房间开会。

下图是遵义会议会址（柏公馆）附近的“红军遵义警备司令部”小楼。

　　刘伯承不是单纯地荷枪实弹警卫，而是要创造一个安定的城市环境。就在红军进城的当天晚上，他召开了“遵义名流座谈会”，被邀请到会的有遵义原邮电局长、商会会长和部分国民党失意军官。会上，刘总参谋长向各位名流讲述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宣传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使名流们消除了思想疑虑，开阔了政治眼界，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正确的认识。做了许多有利于红军的事情。

　　座谈会开到深夜，刘伯承请大家吃夜餐，饭后邮电局长献出了一张云、贵、川三省邮电交通图，无疑对红军行军作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是博古（即秦邦宪）在遵义的居室。

秦邦宪虽被免去指挥权，但他党性很强，遵义会议后服从中央决议，为党作了很多工作。1946年赴重庆参加政协、宪草审议，4月8日返延安遇空难于黑茶山，与王若飞、叶挺、邓发等同为“四八烈士”。

　　重要人物对遵义会议的评价。

毛泽东：“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1963年9月说到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邓小平：“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

　　周恩来：“遵义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地方，遵义会议纠正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这个万分困难的危机时刻，毛主席扭转了航向，使革命开始走向胜利，对我们党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遵义会议是个值得纪念的地方。”

　　朱德：“1944年第五次反围剿就更坏了，完全是洋教条，把过去苏区反围剿的经验抛得干干净净，…使革命受到严重损失，直到遵义会议，在毛主席领导下才结束了错误。”

　　张闻天：“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纪念馆还有很多史料。

1934年7月，方志敏按照中央的部署率部北上抗日，这支部队以近乎全军覆没的惨烈代价，完成了牵制敌军、策应主力长征的战略任务，是长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1934年1月被捕，8月被杀害。

　　在狱中，方志敏写《可爱的中国》手稿，开首是：“这是一个囚室。”

　　方志敏就义前写的自述手稿。其中写道：“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

　　红军的宣传标语：“白军弟兄与红军联合起来。”

　　红军宣传党的宗教政策的标语：“红军主张信教自由。”

　　我们熟悉的钱壮飞自“顾顺章事件”后参加了长征，在南渡乌江时牺牲。从图片上墓碑的字知他享年39岁。也是一位可歌可泣的党的先驱者。

　　“最后的这次撤退，是我和周恩来同志一起组织的，没有一个红军战士对这次撤退发牢骚或闹情绪。敌人撤退时总是惊慌失措，溃不成军，而我军红军撤退时却是有条不紊，秩序井然。”

这段话取自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图为主席团成员合影。能认出都是谁谁谁吗？

　　从纪念馆出来，今日的遵义城完全褪去了历史的硝烟，给人们呈现的是一座现代而古老的“伟大转折之城”！

娄山关

　　青年时代中学课本有多首毛主席诗词，其中《忆秦娥. 娄山关》中的娄山关就离遵义城约50公里。车程仅一个多小时，当然要实地体验“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及“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气势与豪迈。

　　城里有直通景点的长途客运，往返票30元/人。

　　再乘景区往返摆渡车先直达娄山关大捷最高点。

登高望远，只见苍山如海浩瀚磅礴，真令人豪情万丈啊。脱口诵出：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毛泽东，1935年2月）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准备去川北，但受敌情所制，只能不断调整方向。娄山关大捷战役是在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时打的一仗。《忆秦娥．娄山关》就是在这时写的。

毛主席在自注“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时说：长征“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 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又抒发了遵义会议后红军重整旗鼓、攻克天险的悲壮与豪迈。

　　娄山关大捷战役景区依主席词句设了“西风台”、“雁鸣塔”、“长空桥”等。

　　娄山关战役战壕遗址。

　　重走长征路上的娄山关，观览苍山如海的千峰万仞，二山夹一谷的战场遗址，感受先烈们的执着信仰—-今天的幸福真来之不易啊。

　　山下建有“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陈列馆”。

　　参战红军耿彪、杨尚昆的回忆。

　　杨成武的娄山关战役回忆。

　　黔军王家烈的回忆。

　　王家烈

　　从娄山关回到遵义城，正遇见酒店前湘江上如火的夕阳绚丽多彩——如今的中国正如先烈们所愿，青山绿水，国富民安！

苟坝村

　　长征路上还有一个关键事件，发生在离遵义城约60公里的苟坝村。

遵义会议结束后大约一个半月后，红军经一渡、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后，中央纵队、军委纵队于3月8、9日进驻苟坝村，周恩来、朱德等核心人物的驻地在约2公里外的更隐蔽的“长五间”。

　　3月10日，林彪、聂荣臻来电建议进攻打鼓新场（今贵州金沙县，昔日黔北四大重镇之首），理由是打鼓新场物资丰富，可购置粮草；另从情报看只有黔军“双枪团”驻守。于是张闻天在苟坝“新房子”召集了20多人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表决通过“进攻”，由周恩来起草命令，拟11日晨下发，中午攻击。但毛泽东认为那里堡垒坚固，且红军疲惫；周浑元、吴奇伟中央军及滇军会迅速增援，陷红军于重围而极其危险。他一人表态坚决反对打打鼓新场。由于毛独自反对集体表决，被免去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

　　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的报告回忆了这段：“比如苟坝会议，我先还有3票，后来只有1票，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就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恩来讲，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了，听了我的。”

　　毛主席说得轻松，实际上是他那天晚上心忧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难以入睡，深夜从苟坝“新房子”附近的住处，提着马灯独自走了2公里多的崎岖小路，找到并说服了“长五间”的周恩来“命令晚点发，再想一想”。恰恰凌晨军委二局截获了敌军增兵的密电，佐证了毛泽东的判断。

　　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

“林、聂、彭、杨：据昨前两天情报，犹旅已由西安寨退泮水，如见我大部则续退新场。滇军鲁旅已到黔西，12号可到新场，安龚两旅则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

看落款是朱德11号1时30分签发的。好险呀！是毛泽东的坚持使中央红军避免了一次可能遭受的重大损失。

　　苟坝会议会址。

　　我俩决定走走当年那个晚上毛主席去“长五间”的小道，如今也叫“毛泽东小道”。

　　苟坝村的红色标志物——田间一盏巨大的马灯。

　　抛开91年前的战情，苟坝村真是一处山青水秀的好地方。

　　虽然现在的小道已经修建，好走了，但我俩也走得腿酸脚软，终于找到了周恩来、朱德等住的“长五间”（此房屋正方为六列五间结构，当地人习惯称为“长五间”）。此群房屋被参天树木遮挡的确具隐蔽性。

　　此房屋原为当地黄姓人家的宅屋，恰遇住在“长五间”对面新房的黄家后人给我俩解说。

　　1935年3月11日苟坝会议再次召开，其中有两个决议：1、恢复毛泽东头天被免的前敌政委的职务；2、吸取打鼓新场教训，取消20多人开大会定作战（贻误战机），成立“新三人团”（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全权指挥全军军事行动，周恩来仍是负责最后决心，而毛泽东进入了最高军事决策核心。

离开遵义

　　结束了遵义4晚5天的红色旅行。虽然仅走了遵义及周边二个点，但对中国共产党一段重大历史—-伟大的长征有了了解。俗语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及毛泽东的胜出也是历史的必然，是胜在“实践出真知”，胜在“为人民服务”，胜在“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当然更胜在建党初期共产党人不屈不饶、信仰坚定、“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钢铁意志上。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是92年前红军的出发日，如今的中国如先烈们所愿！红军精神永垂不朽！

　　再读一遍方志敏在狱中写的《可爱的中国》：

“…不错，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绝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美篇完成于2026.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