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行（连载）：瓦窑堡

天末孤烟

（天末孤烟 /1277661/文中图片为原创 ）

　　瓦窑堡（今子长市）地处陕北腹地，向南200里是延安城。1935年11月7日，张闻天、博古率中央机关首批人员进驻瓦窑堡。当天就平反释放了刘志丹、习仲勋等18名陕北红军领导干部，随行部队迅速控制并稳定了根据地内部局面。从今天角度来看，这是一次红军内部的拨乱反正“夺权”。1935年10月底，在中央红军还没赶到瓦窑堡之前，中央对陕甘边根据地左倾路线负责人下达了“刀下留人，停止捕人”的命令。否则，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很大可能被杀害。习仲勋后来亲口回忆：“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因指挥直罗镇战役，1935年12月13日抵达瓦窑堡，瓦窑堡正式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这是中央红军长途跋涉，付出了重大牺牲后第一个打算稳定停留的城镇。但稳定的日子也只过了六个月。1936年6月21日，国民党地方武装千余骑兵突袭瓦窑堡，由于红军主力西征，城内兵力极度空虚。所幸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少数警卫部队掩护下及时撤离，避免了首脑机关全体覆没。6月22日，红二十九、红三十军星夜回援，包围了占领瓦窑堡的守军。后经东北军居中调停，按照统一战线约定，东北军67军接防瓦窑堡，红军解除包围，没有发生进一步的武装冲突。7月11日，撤出瓦窑堡的首脑机关安全抵达保安（今志丹县）。至此，保安接替瓦窑堡成为了新的“红色都城”。

　　瓦窑堡的红色历史最耀眼的是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瓦窑堡会议是我党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的极其重要的关键节点。根据官方标准提法，瓦窑堡会议完成了四项重要议程。第一是确立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第二是决定我党军事力量从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转向抗日民族战争。第三是首次提出“两个先锋队”思想，中国共产党既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第四是明确游击战战略地位，制定了我党军事力量的作战总方针。这次会议还确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代替“中华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在经济方针上改变对富农的政策，提出保护民族工商业者利益。会议的每一项重要成果都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化走向实践，从理想化走向务实，从青涩走向成熟的浓重色彩。

瓦窑堡会议内容过于丰富，会议意义过于深远，各种历史评说也不计其数。做为个人，我最关注的是这个会议的召开过程，从中感受到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行”的密钥。

中央机构进驻瓦窑堡的第四天，刚刚大致安顿好，就召开了这次会议，可见急迫性。主观上，自遵义会议后，一直在战斗和行军，期间还翻过雪山走过草地，经历过张国焘分裂的危机时刻，全军上下极度疲惫，连个休整的机会都没有，更不用说定下心来开会。客观上，红军为生存而拼死抗争的同时，全国形势发生巨变，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1935年华北事变，一二九运动爆发，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同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从莫斯科千辛万苦辗转三个月抵达陕北，急于向中央传达汇报。更重要的是，中央红军终于落脚陕甘宁根据地，有了开会的条件与时机。

　　会议前政治局并没有统一的认识。明知有分歧，但要放到会议上解决，这是共产党人的本色，因为大目标是统一的，一切为了中国革命事业。会议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诸多重大改变观点，经过讨论、争论最后形成了多数意见，产生了会议最终决议。

最重要的是这次会议，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审视度势的能力。任何一支力量，刚刚经历过绝路逢生，元气大伤的时刻， 不是去抓紧疗伤，恢复基本盘，而是立刻通判全局，站上引领民族的高度。这不仅是战略策略的运用，更是政党的本质属性所决定。如果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才能，那瓦窑堡会议则是毛泽东引领全民族能力的具体体现。

瓦窑堡会议由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主持，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列席人员：李维汉、张浩（代表共产国际）、邓颖超、吴亮平、郭洪涛。此外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列席了会议。根据现有的史料记载，会议上最后只有博古、李德持反对意见。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1935年12月27日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了著名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彻底从思想层面统一了全党的抗日策略认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著名论断就是出自这个报告。这个报告也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起点。

瓦窑堡会议结果直接推动了后面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1936年2月，红军发起东征，东渡黄河，突破阎锡山的封锁线，直接开赴抗日前线。同年5月，红军发起西征，开辟400余里新根据地，为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稳固的战略后方空间。与东北军、西北军秘密地达成了统一战线，双方停止内战。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经共产党调停和平解决，终止了十年内战。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东北军出让了延安城。中共中央于1937年1月迁入延安。

　　有时我会想，要是中央苏区能够再坚持两年，瓦窑堡会议会不会在瑞金召开，也迎来这样的新局面。当然，我知道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要不得。历史的真实是浴火涅槃。

　　父亲1935年冬天到达瓦窑堡，1936年6月调任红军总政治部巡视员。我后来了解，当时的红军总政巡视员由总部直接派遣，深入全军基层部队专职政治工作督导，是连接中央与一线连队的关键纽带。我曾问过父亲，总政巡视员是多大的官，父亲说也只是营连干部级别。不知道1936年6月21日瓦窑堡那个遭敌骑兵突袭的夜晚，父亲是否也参加了保卫毛泽东周恩来的战斗，是否也与那百余警卫部队并肩在巷战中拼死抵抗千余敌人，掩护中央首长突围。不过，父亲后来在延安时期长期任中央教导大队（后改为中央警卫团）政治委员，先后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五年。

父亲这一辈人有个共同的特点，重大历史事件，你不问绝对不会说，你问也不一定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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