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与陈家世纪情(08)

罗家融

8.1 我家是度日如年 1960年母亲回到了19号家之后，母亲原来在服务站工作就没有了，我们家失去了所有的经济来源，那个时候不仅二哥大姐在上大学需要钱，还要抚养我这个萝卜头儿子。当时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在这个时候邻居钱家伯伯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就在福康里12号的新达印刷厂当生产组的组长，大小也算个管杂活的小头头，厂里正愁一批糊信封、粘纸盒的外发加工活找不到可靠的人，这种活不需要手艺，眼神好就能做，按件算钱，多做多做少也能落个毛八分，于是我们终于有了一点点的微薄的收入。很多年后母亲提起钱家伯伯，还总要说，那年头的恩情，就像那盏黄灯泡的光，暗是暗，却扎扎实实，把最难走的那段路给照亮了。
那些风雨如晦的艰难时日里，周遭尽是避之不及的冷眼与推诿，生怕沾染上半分牵连，可偏偏有几位至亲至情的人，顶着旁人难以想象的压力，毫不犹豫地向我们家伸出了援手——我的小姨、舅舅，还有父亲的堂弟罗炳跃，每一位都甘愿冒着被波及的风险，今天悄悄送来一袋保命的大米，明天趁着夜色塞来几张凑来的零钱，一点点帮衬着，帮我们家扛过了最揭不开锅的日子。
而远在香港天华药房的陆泉霹先生，始终记挂着我们这边的窘境，隔着一道边界往来多有不便，他便想方设法托信得过的熟人牵线，每隔一段时间就把攒下的钱款交到我的表姨夫应鹤林手上，再由应姨夫的夫人姚爱娥，寄到她的母亲---我的大通路外婆家，最后经由老人家的手，一分不少地转交到我母亲手里。那一笔笔带着跨洋暖意的钱款，每一道流转的痕迹里，全是乱世里压不住的人情重量，成了我们一家人那段岁月里最踏实的支撑。就是在大家帮助下，我们度过了我们家最艰难的时刻。在此向曾经援助过我们家的亲朋好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街道的干部看到我们家这么的困难起了恻隐之心，把我的母亲再次安排到福康里门口的服务站做修修补补的工作，就这样总算有了固定的微薄收入。
我妈真的是世上命最苦的人啊，在服务站守一天缝纫机，蹲着给人补裤脚、牵裤边、缝补那些磨破了的外套领口，一天下来腰早就僵得直都直不起来，可她刚踏进家门，脚不沾地又要扎进厨房烧饭，等我写完作业上了床，她才就着桌上那盏昏黄的15瓦小台灯，掏出一摞信封和硬纸板，低着头坐在小矮凳上糊。熬到后半夜我们起夜，总看见她的脸被灯光映得蜡黄，手指上全是被胶水泡得发皱的白皮，有的地方被硬纸板划了小口子，她就随便贴个胶布接着忙，就为了糊完这一百个信封能多赚些钱。
现在回头想，哪有什么超人啊，全是母亲咬着牙用血肉之躯给我们撑起了漏风的家，这就是沉得砸人心的母爱，没有半句宣之于口的话，全揉在了那些熬不完的深夜里。

1961年二哥终于大学毕业了，被分配到了上海涂料研究所。到了1963年，大姐终于从上海师范学院物理系毕业，被分配到普陀区的武宁中学任教。那时我们家住在新闸路，而武宁中学坐落在5公里外的武宁路上，坐公交得转一趟车，路上足足要耗近一个小时，太耽误时间。所以大姐动了骑自行车上下班的念头，可她从没骑过这么长的路程，心里总发怵。于是我天天陪着她一起练车通勤，才一个礼拜工夫，她就完全能独自骑车上下班了。不过说起来也有点可惜，大姐堂堂物理系的高材生，分到学校后却被安排教初中数学，现在回头看，多少也算种人才浪费了。

我们家总算是从那个两脚踩泥的低谷里，一步一步、踏踏实实朝着亮堂的高处走上去了。

8.2 一份沉得托不住的深重恩情 1964年，母亲望着家中光景，心里盘算起往后的日子：说不定咱们这份“家庭履历”里，还能再添两个大学生的名头。可谁也没料到，政治风向说变就变——那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选人用人全看出身成分，半点不重真才实学，母亲这点念想瞬间碎得彻底：家里别说再多出半个大学生，下一个人能考上大学，足足要等上14年才见踪影。
早先见家里日子紧巴，我初中毕业时动过考技校和中专的念头，想着早点出来挣钱贴补家用，可母亲说什么也不肯松口。那时候二哥和大姐也拍着胸脯跟我保证：“家里的生计你别操心，有我们扛着。为了供你读书，我们晚几年结婚没什么，就算暂时不结婚也没关系。”兄弟姐妹这番掏心窝的话，现在想起来还暖得发烫。谁知道后来时局突变，他们当初随口说的一句承诺，后来竟成了压在肩上整整15年的重担。

我当年中考成绩其实相当不错，数学甚至考了95分，可就因为出身问题，重点高中是没有任何希望的，所幸后来政策留了余地，给了我这个“黑五类”子弟读高中的机会，这才进了京西中学。同一年，二姐从复兴中学高中毕业。那时候高考结果本就没多少悬念，她的考分虽然过了录取分数线，但最后还是落了榜。就这么着，二姐回到了19号的家里，偏巧这时候母亲又被街道服务站辞退，我家一下子又跌进了捉襟见肘的窘境。

正当家里犯难的关口，住在庚庆里的刘家好婆主动伸了援手：她牵线搭桥，把自己住在静安别墅的好友顾家好婆那才六个月大的外孙文予冬，送到我家托我们代为照料。孩子的父母一个在天津供职，一个远在青海西宁，两地相隔千里，实在抽不出空贴身照护襁褓里的幼崽。顾家是远近闻名的大资本家，行事素来敞亮大方，开出的托养费比市面行情高出一大截。

母亲待这孩子更是视同己出，完全当亲孙儿疼。拉扯奶娃娃本就是件熬人的苦差事，偏生这孩子是整条弄堂里头一个降生的第三代小辈，生得眉清目秀、灵透得很，整条街的邻居见了都要抱一抱逗一逗，喜欢得紧。平日里放他的小车就搁在后门口，常常转头的工夫，就不知道被哪家热心的邻居悄悄推着去马路逛悠了。那时候还在毛泽东时代，社会治安是真的好，从来没听过谁家有丢孩子、被拐骗的事，家家户户出门连门都不用严锁，大伙把孩子放外头，一百个放心。

也正是凭着我们一家人平日里细致周全、实打实的照料，静安别墅的邻居张家看在眼里信在心里，后来也把他家的孙子张凯送到我家托付照看，这一接手，转眼就是整整三年。

旁人听着总觉得不过是帮着看顾孩子的轻松差事，可只有我清楚，那年快六十岁的老母亲，为了这两个奶娃娃，熬过了多少个连整觉都捞不着的通宵，多少个夜里刚合眼就被孩子的哭声喊醒，轻手轻脚起来冲奶、换尿布、拍背哄睡。

这份沉得托不住的深重恩情，我这么多年揣在心里，总想着怎么才能补报你当年的苦。如今只盼着日子能走得慢些，让我能多陪在你身边，把你这一辈子早年没来得及享到的清福，一样一样、慢慢都给你补回来。

Fig.01 母亲和舅妈二人一起拉扯大的四个孩子

这张照片摄于1980年，画面中是我的母亲，那位与她亲如姐妹的舅妈，还有围在她们身侧的四个孩子：左一是文予冬，右一是张凯，前排站着我的外甥女方琪，后排则是我的侄子罗轶民。四个孩子都是在19号里长大的，是当年母亲和舅妈二人一同照拂、一起拉扯大的。母亲和这位住隔壁的舅妈是感情胜似亲姐妹的忘年交——舅妈比我母亲小整整11岁，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她们给了我们家数不清的帮衬，舅妈更是把我的侄子罗轶民当成自己的亲孙辈一样，上心照料、事事周全。

8.3 黑云压压城城欲摧 1965年傻呼呼的我知道仅有学习成绩好是沒有用的，于是也想在政治上要上进，去找了班主任蒋唯冰（一个在1949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表达了我要求争取入团的心愿。但是她冷冰冰对我讲了一句使我刻骨铭心的话，使我落到了冰窖里。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像你这种三黑子弟，给你上学已是党对你的最大的恩忖了，別再想入非非了。听了这句话我才真正地明白三顶黑帽子的分量了，它将永远压在我的身上而无法翻身，当时真沒想到此时已是黑云压压城城欲摧了，我的苦日子还在后面呀。街道干部天天到我家，要小姐去新疆建设兵团，我们釆用拖延的战术，但是毫无用处。最后在9月去了上海奉贤县星火农场当了一名‘光荣’的农场职工，那里知道她是去了15年才返回了上海。

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国各地都成立了红卫兵指挥部，矛头直指地富反坏右和学术权威。造反有理的口号响彻祖国大地，当然我家是首当其冲的，在6月的某一天土产公司的红卫兵组织冲到我家实施抄家，其时我家已是一贫如洗了，当然沒有什么东西可抄到了。突然有一个红卫兵高声叫道，你家还保留了国民党党旗，还要反攻倒算？与母亲亲如姐妹的钱家姆妈听到这句话差一点从椅子上摔下来，隔壁老舅妈听听到这句话，她自言自地说：“三师姆侬还留迪种墨士做啥？”。我也感到很奇怪，我怎么从来也沒看见过？走到那个红卫兵小将面前，一看啼笑皆非，原来他发现了一个介放前的铜板，上面铸有国民党党旗。红卫兵小将们折腾了两个小时之后，一无所获只得悻悻地离去。其实我母亲已把所谓的有价值的东西，已转移到了二姨家，这是因为二姨夫是正宗的工人阶级，不可能受到冲击的。 8.4 我家与徐家恩情深 我的二姨父，早在上海还没解放的时候，他就进了公共租界里那家做进出口棉纱的洋行做职员，说起来是当时旁人眼里顶光鲜的“写字间先生”。那洋行的英国老板是个出了名的讲究规矩的倔老头，早就定下死要求：所有行员进办公室必须穿全套正装，不许挽袖口，不许穿布鞋，每天早上进门还有大柜台的管事挨个扫一眼衣襟裤缝，谁要是皱着外套、蒙着鞋灰，当天的考勤牌上就要被敲个不起眼的小黑点，月底扣薪水是常事。就为了这规矩，二姨父那点本来就不算厚的薪水，一半要匀出来贴补给行头：西装是攒了三个月工钱找南京路的红帮裁缝量身裁的，平时舍不得穿，出门前才敢从樟脑箱里拿出来，晚上到家第一时间要挂到专门的宽肩衣架上，拿湿抹布垫着熨烫，裤缝永远笔挺得能割碎一张薄纸；脚下那双黑漆牛皮鞋更是他的宝贝，每天临睡前都要坐在小矮凳上，蘸着鞋油蹭十几分钟，直蹭得鞋面能照见人影子，半分灰尘都落不住。我的父亲曾经与他打趣:“康行啊，你可真算是我们几个老弟兄里，马相最摩登的一个！你看看我们几个，不是裤脚卷着就是棉袄沾着灰，唯独你，不管刮风下雨，永远西装笔挺，皮鞋擦得锃亮。结婚的时候还专门拍了婚纱照，我们哥几个除了你以外谁拍过婚纱照？”

Fig.02 二姨结婚时拍的婚纱照

后来上海迎来了解放，往日里耀武扬威的洋行老板见势不妙，就卷着金银细软趁乱逃往了海外，昔日里红火的洋行一夜之间就树倒猢狲散，大门上了锁，连管事的人影都找不到。二姨父在洋行做了大半辈子，捧着的“洋饭碗”说碎就碎，别说往后的生计没了着落，临了连半个子儿的遣散费都没摸着。

自打失了业，一大家子的日子立刻就掉进了冰窟窿里，平日里全靠二姨父一份薪水撑着，日子过得别提多艰难了。我父亲听说二姨家的难处之后，半点没犹豫就伸出了援助之手，帮着他们家把最熬人的那段青黄不接的日子给撑了下来。之后二姨父自己也特别争气，不肯一直仰仗旁人接济，天不亮就出门扫街找活计，扛大包、贴标语，什么零碎差事都肯做。后来他终于被一家工厂看中收用，成了正式工人，就这么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把一家人的生计重新拉回了正轨，他的身份也从原先的洋行职员，完完全全转成了地地道道的工人阶级。

到1966年，二姨父的退休手续提上了日程。那几年正赶上全国风行“子女顶替”的政策风口：国营单位职工退休，可准许一名符合条件的子女接替岗位，捧上和父辈一模一样的“铁饭碗”。
他的大女儿——我的大表妹徐绍仪，从小学三年级偷偷把写满小故事的笔记本塞在书包夹层里时起，“当作家”就成了她压在枕头底下发烫的梦：她攒了半本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散文片段，帮邻里写家信时总忍不住多添两句暖人的修饰，连老师都摸着她的头夸，绍仪这文笔，往后说不定能进文联当专职写手，高中考向明中学应该是毫无问题的。

Fig.03 碧玉年华的表妹摄于1967年

可眼下现实摆到了眼前：她抬眼扫过十来平方的逼仄小屋，墙根摞着弟弟妹妹的两个书包，母亲在里弄生产组做临时工，全家此前全靠父亲每月的工资撑着，等他退休后薪资要少三成，日子怕是立刻就要紧巴得转不开身。

Fig.04 小表弟和小表妹摄于1967年

那天夜里，昏黄的台灯光线漫过桌沿，她躺在床上翻了半晌仍毫无睡意，脑海里慢慢浮起他母亲从前絮絮跟他唠过的那件旧事：当年小姨主动中断了大学的学业，跑去小学当老师，把每一分省下来的微薄工资，全拿来供养双胞胎弟弟读书。她忽然心里一动：我为什么不能学着小姨的样子做呢？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她攥着自己的户口本，跟着父亲往厂人事科走。风把她搭在肩前的麻花辫一下吹到身后，她终究没回头往学校的方向再多看一眼。十几岁姑娘揣了小半辈子的作家梦，就这么安安静静，让给了压到眼前、更紧迫的生计。

Fig.05 两个表妹摄于1967年

尽管没有机会上大学，但是是金子总归是会发光的，旁人眼里枯燥又熬人的的活儿，到了她手里偏就干出了花，进厂才半年，她的产品合格率就排在了全车间前三，月月都能拿到厂里的超额奖金。她这股踏踏实实又肯动脑子的劲儿，早被天天泡在一线盯生产的车间主任看在了眼里：当时车间正缺一个能把数据理得清、账目算得明的统计员，找了好久都没找到靠谱的人选，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做事从不毛躁的小姑娘，当即就把她从车间里调了上来。

当了统计员的她更是如鱼得水，往日里攒下的好习惯全派上了用场，各类生产报表在她手里整理得清清楚楚，从来没出过一次错漏。有一回厂里要做季度生产宣传稿，几个笔杆子写出来的东西全是干巴巴的数字罗列，工会正犯愁，大表妹试着把自己天天泡在车间里看到的工友们赶订单、抢进度的鲜活故事写了出来，稿子投给厂报不仅登在了头版，还被市里的工业系统刊物转载了。车间主任这才发现她居然还有这么好的文笔，干脆又给她加了个通讯员的活儿，厂里的大小活动、先进事迹报道，几乎都出自她的手，写出来的东西接地气又暖人，全厂上下没有不夸的。

就这么一步一个脚印干了几年，她凭着实打实的成绩拿到了当年难得的“以工代干”名额，从工人身份转到了干部序列，没多久就被供销科挑中，去当了一名销售人员。不少人都觉得，一个天天跟报表打交道的文静姑娘，跑销售肯定应付不来，可她偏凭着自己之前攒下的对全工厂所有产品参数、生产工艺的熟稔，再加上向来实诚不玩虚的性子，跟客户谈合作从来不会夸大其词，有什么问题都摆在明面上，反而攒下了一堆长期合作的老客户，没两年业绩就冲到了科室前列，好几次还被评为了厂里的销售标兵。

事业慢慢有了起色的同时，她的个人生活也悄然开出了温柔的花。同厂有个憨厚的小伙子悄悄对她动了心，两个人就这么借着工位隔得不远的由头一来二去渐渐熟络，下班路上凑一块分享各自部门里的趣事、饭堂新出的菜式这些日常琐事，越聊越发觉彼此脾性对味、情投意合，后来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家，小日子炊烟袅袅，过得和和美美。

Fig.06 表妹和表妹夫摄于1992年

人都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其实哪里是光凭空等命运垂青呢？不过是哪怕暂时没拿到旁人眼里那条“标准答案”的路，只要自己不躺平、不糊弄，在哪里都能扎下根，把普通人的日子，过得一步步热气腾腾的。

Fig.07 二姨与我母摄于2002年

1975年，为了让我能尽早脱离农村，姐夫在蚌埠出差期间，特意绕到了我下放的生产队，给大队书记送了两条大前门香烟和一瓶酒，只盼着对方能多关照，想办法早点把我抽调上去。
可大队书记却直言，以我家的成分，要走很难，除非能帮他弄到一个解放牌汽车的指标，他才好从中斡旋，尽快安排我离开。要知道那时候汽车属于国家统购统销、严格管控的物资，普通老百姓根本不可能有渠道拿到这类指标。现在想来，书记当初多半是认定我这种家庭成分绝无可能弄到车，更不可能顺利抽调进工矿，才故意狮子大开口。

没想到二姨得知这事之后，愣是硬着头皮去找了她的亲家——当时在上海机电局当物资科主任的熟人想办法托关系。尽管最后指标的事没能成，可这份为我费心费力的心意，我至今都记在心里。

Fig.08 二姨与我母摄于2002年

那会儿我妈一听说小表弟徐绍基通过招工进了施乐集团，正好我们家邻居赵基开就是施乐的高层，我妈便主动牵线，帮两个晚辈搭上线认了识。虽说后来绍基全靠自己踏实肯干，从基层一步一步往上闯，最后凭实打实的能力做到了施乐集团的党委副书记，但我妈当初这份记挂着小辈、真心想帮衬一把的心意，却是实实在在、暖乎乎的。
这两件饱含亲友间照拂心意的往事，像两团温乎乎的棉絮，沉在我记忆的深潭里，这么多年漂着，从来没凉过。那代人讲“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从来不是挂在嘴上的理，是你在难处时别人递过来的那只手，等你日子缓过来了，也得把这手伸出去，接后面那些正踩着泥赶路的人。

Fig.09 陈氏五姐弟摄于2001年

Fig.10 陈氏三姐妹摄于2001年

Fig.11二姨家母与舅舅摄于2001年

Fig.12 二姨与我的表姨摄于2001年

Fig.13 二姨与她的子女摄于2002年

Fig.14 二姨与我的大嫂摄于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