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亭被杀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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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篇昵称:《军魂永铸》公众号美篇号:27192005图片来源:手机自拍《跨越硝烟与鲜花》连载第三章:历经坎坷志益坚第4节作者:李庆丰编辑:韩水霖 　　历史是一个神秘的怪圈。 历史是不可替代的。 历史亦无法挽回。 1939年，热风扑面的5月。高敬亭率领着四支队，正在敌后与日军展开血与火的搏斗，使敌寇寝食不安，使汉奸伪军闻风丧胆。但此时，他却不知道，死神已经向他招手了。 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1939年6月的一天，皖南新四军军部突然发来电报，要高敬亭到合肥青龙厂开会。高敬亭立刻带着万海峰等20多名战士前往指定地点。 一到青龙厂，军部的黄副官和唐参谋告诉，叶挺军长在储家围子等他。但当高敬亭带了3个警卫战士兴冲冲地赶到储家围子时，接待他的却是一群荷枪实弹的战士，立即被缴械关押。 与此同时，万海峰等留在青龙厂的一班战士也被缴了械，并被扣押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万海峰不解地问。无人回答他。 高敬亭连续三天挨批斗。什么“山大王”，“想当土皇帝”；什么“招兵买马，任意扩大部队”；什么“反对党中央在武汉的领袖(指王明)”；“破坏党的统一战线”等等，一顶顶大帽子铺天盖地般压过来。 事出有因。万海峰在此之前就曾听说，高敬亭曾在由王明主持的一次中央长江局会议上，与王明发生过一次尖锐激烈的争执。当时，王明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在大别山不留一兵一卒”。高敬亭为创建这块根据地，率领红28军全体官兵浴血奋战3年多，现在却要让他轻易放弃这块根据地，很想不通，就提出不同的意见:“难道就这样把我们党艰苦创建的老根据地拱手让给国民党？” 高敬亭在政治上、思想上虽然有所抵制，但在行动上并没有任何反抗，仍然执行上级命令，率部东进。 在批判大会上，不管高敬亭怎样据理申辩，也不管参加批判的广大干部一致提出给予教育改造的建议，新四军的个别领导人却根本不听。原来，他手头已经握有“尚方宝剑”——事先报请蒋介石(而不是请示共产党中央)批准:“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的批文，就断然决定处死高敬亭。 1939年6月24日，这位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初期功勋卓著的红军将领，竟含恨饮弹于自己队伍的枪下。 面对这一突发的事变，万海峰如同晴天霹雳。他才19岁，自尊心、上进心和荣誉感都极为强烈。他为高敬亭政委遭到飞来横祸而忿忿不平；为被自己人缴了枪、无端受审而感到屈辱难忍。 万海峰投身红军7年来，一直跟随高敬亭身边。在他心目中，高敬亭既是忠诚于党和人民的红军将领，又是对待部属如春风化雨的良师长兄。他实在难以接受强加给高敬亭的种种“罪状”。 时值阴雨连绵的黄梅季节，万海峰被拘禁在湿漉漉的屋子里，除了接受审查，就是紧锁浓眉，上牙咬着下唇，默默地思索:高政委究竟是怎样招来杀身之祸？为什么他们要按照蒋介石的电令，将一位红军将领处以“枪刑”？那个"党中央在武汉的领导”究竟想把革命引向何方？一个又一个问号，连同他的泪珠，像一串串雨滴，没完没了地垂落着。 左三为高敬亭之女高凤英郑怀盛主任在高敬亭塑像落成仪式讲话 　　经过一番折腾，军部那个黄副官召集高敬亭的警卫战士训话。他宣布高敬亭一案已经了结，对警卫人员的审查也已结束，指定万海峰等人去皖南新四军教导队学习。 这次“审查”，虽然使年轻的万海峰背上了一些思想包袱，但出于对党的一片忠诚，出于对抗战救国的满腔热忱，也出于强烈的求知愿望，他十分珍视这一学习机会。 1939年7月到1940年1月，万海峰在教导队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学习时事政治，苦练军事技术。对于放牛娃出身的万海峰来说，难度最大的是学文化。手里握着的那支铅笔，比打仗用的钢枪还沉重。 他分秒必争，用铅笔在纸上练字，还用树枝在地上划字。在课堂上认真听讲，并且抓紧课余的点滴空隙，虚心向文化较高的同志请教。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半年刻苦学习，万海峰摘掉了文盲帽子，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也大有提高。 历史不可挽回！但历史是公正的。 新四军军部，在新四军中人枪最多、兵力最强的四支队，在抗战大业方兴未艾的当口，却杀了高敬亭这样一位有勇有谋，有奇功建树，经历了那样长期艰苦复杂斗争考验的红军高级将领，做出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儿，对党对革命造成了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 此案沉冤36年之后，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于1975年11月10日，给毛主席写信，要求澄清高敬亭的问题。毛主席在1975年11月30日、12月14日，曾两次批示，让有关部门做好澄清高敬亭同志问题的工作。 其实，毛主席、党中央对高敬亭同志的问题，一直是关怀的。早在当年得知高敬亭的问题之后，党中央曾电示将高敬亭同志送往延安学习。1943年秋，党中央又电询:我们要高敬亭来延安学习，你们为什么要杀他？要查明原因报告中央。毛泽东主席曾多次对有关负责同志说:要给高敬亭平反。 1977年4月27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对他作出了历史性的公正评价。 那一时期，是抗日战争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也是万海峰毕生经历中坎坷曲折的时期。 对于高敬亭的冤案，诚如万海峰所期待的，在事隔36年之后，中央军委于1977年，遵照毛主席生前所作的批示，正式作了平反决定，明确指出:高敬亭“在坚持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中是有功的”，“处死高敬亭是错误的”。 万海峰在欣慰之余，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为《被错杀的将军》一书撰写了序言，以表悼念。 对于万海峰来说，高敬亭冤案的株连，是他参加革命队伍以来，在精神上遭受的第一次磨难。 革命军人将武器视为生命，那时，却由于受到首长冤案的株连，突然被缴了枪，受到无端审查。是什么力量使他坚强地承受住偌大的屈辱和压力，依然昂首挺胸、迈步在东进的征途？ 回首往事，万海峰深有感触地说:“浩瀚的大海不会没有波浪，漫长的革命道路也不会没有坎坷。面临当时的屈辱，起初确实感到惊愕、迷惘，甚至愤慨。但摆正了个人恩怨得失与革命大业成败的关系，看到大敌当前，抗日救国的重任在肩，遇到这样的坎坎坷坷，高抬一脚，也就迈过来了。” 当笔者问到:“高敬亭冤案对你的最大影响是什么?”万海峰沉思片刻，凝重地回答:“这一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对待干部的处理必须持慎重态度。要随时警惕和排除来自右的或左的错误路线、错误思潮的影响。” 他以高敬亭事件为历史借鉴，结合多年来的实践感受，通过对党的路线、政策的不断学习和思考，使自己在处理干部问题上明确了几条原则:要谨慎，遇事三思而行，不能轻率莽撞;要公正，处事出于公心，不能感情用事;要求实，坚持实事求是，不能捕风捉影。 几十年来，万海峰在担任师、军、军区领导职务期间，坚定不移地按照这些准则处理各种类型的干部问题，正确地执行了党的干部政策，赢得了广大干部的赞誉和上级的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