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之初几个思想困惑的澄清（上）冯建平

优优聪聪

农村改革之初几个思想困惑的澄清

冯建平

1978年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十八户农民在一张薄薄的大包干契约书上，重重按下鲜红的手印。这一纸契约，不是来自哪一级机关办公室的构想，而是从黄土大地上生长出来的生命呐喊，是身处困境的农民对时代发出的叩问。由此，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轰然拉开，一段改写亿万农民命运、重塑乡土中国的伟大历史，就此启程。

大凡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从来都不会一路坦途，必然伴随着思想的激荡、观念的博弈。四十多年岁月奔流，这场发端于阡陌之间的改革，冲破旧体制的层层桎梏，解放了沉睡已久的农村生产力，让古老乡村换了人间。

但是回望来路，当年那些缠绕在人们心头的疑问、争执与困惑，并没有随着时光流逝而彻底消散。一些固化的教条认知、陈旧的路径执念，依旧在局部若隐若现，成为干扰改革认知、阻碍乡村振兴的思想暗流。

站在2026年的时代高度，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我们重新辨析改革初期的种种思想迷雾，绝非翻旧账、论是非，而是以四十多年活生生的社会实践作为标尺，以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作为依据，正本清源，鉴往知来。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上世纪那种高度集中的传统集体化老路，与今天的生产力水平、城乡社会格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完全脱节，不再具备现实可行性。任何想要倒退回去、动摇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想法，既违背历史前进的大势，也背离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

一、家庭承包不是小农经济，而是适应现代农业的生产经营方式改革

刚刚破冰之时，横亘在人们面前最顽固的一道思想壁垒，就是把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等同于旧时代的小农经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少人受固有观念束缚，认定分户种地就是重走千年小农的老路，是一种历史的后退。“小农经济搞了几千年，还能变出什么花样”，这样的声音一度成为否定包产到户改革的主要论据。

究其根源，这一认识的要害，是把两种完全不同时代、不同制度土壤下的经营形态混为一谈，用自然经济时代的旧模板，硬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制度创新。

传统小农经济，植根于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土壤之中。生产工具简陋，技术迭代缓慢，生产的首要目的只为养家糊口，极少参与社会市场交换。一代又一代循环往复，长期困在低水平发展的闭环之内，始终难以实现质的突破，无法承载整个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要求。

而改革开放催生的家庭承包经营，立足于土地集体所有这一根本制度，实行所有权归集体，承包权归农户，经营权可以流转，是公有制基础之上一次伟大的制度创造，与建立在私有制之上的传统小农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

改革之初，包产到户最直接的使命，确实就是解决吃饭问题。此时集体劳动权责不清，干多干少一个样，“出工不出力，干活大呼隆”成为普遍现象。许多地方土地不少，产出不高，老百姓长期摆脱不了贫困，陷入“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的被动局面。

“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一句朴素的制度安排，把劳动付出和切身收益紧紧绑定在一起。农民的责任心被唤醒，土地蕴藏的潜力被释放。短短数年，长期困扰我国农村的温饱难题一举得到破解，完成了一次震撼世界的历史性跨越。

更为重要的是，家庭经营的生命力，绝不局限于解决温饱，而是在时代演进中不断迭代新生。市场经济浪潮奔涌而来，城乡流通壁垒逐步打破，农民手中有余粮、有产出、有剩余时间，顺势接入市场大潮就是必然。昔日首先求得温饱的农民，转身成为面向市场的商品生产者；零散的家庭种养，逐步成为专业户、重点户、特色产业、规模农业。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遍地开花，深耕市场、对接供需、辐射全国，这正是家庭经营模式在新时代的延伸与升华。

还应特别强调的是，农业本身有它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庄稼和畜禽皆是有生命之物，受天时、土壤、节令制约极大，需要随时随地精细管护，容不得简单划一、一刀切式的粗放指挥。家庭经营权责直接、利益相连、反应灵活，这一份发自内心的责任与牵挂，是大规模简单集体劳动很难替代的。

与此同时，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日趋完备。耕地播种、病虫防治、机械收割、订单销售，全套服务向农户敞开大门。普通农户不必购置大型农机，不必远途对接客商，同样能够享受全套现代农艺条件。所谓家庭经营难以适应现代农业的担忧，早已被现实一一化解。

四十余年实践，白纸黑字的数据最为有力。我们以不足世界9%的耕地，养活占世界近20%的人口；全国粮食总产量由1978年的3亿吨，提升到2025年的6.8亿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33元增长至2.3万元。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家庭承包经营绝非小农经济的复归，而是立足中国国情、尊重农业规律、面向现代化未来的科学制度抉择。

二、包产到户不是穷地方的权宜之计，而是解放生产力的制度变革

改革初期，另一种流传很广的片面看法，是把包产到户仅仅看作贫困地区摆脱饥荒的应急手段。在一部分人看来，只有底子薄、日子苦的村庄才需要大包干，那些基础好、实力强的富裕乡村大可不必如此，甚至拿少数集体经营先进村庄作为例证，以此否定这项改革的普遍意义。

这种认识，只看见改革救穷于一时的表象，却没有读懂它解放人、解放生产要素的深层时代价值。

不可否认，改革的火种，最先在小岗村这样吃饭都是大问题的贫瘠土地上点燃。正是生存绝境，逼迫农民挺身向前，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但是火种之所以能够燎原全国，绝不单单为了解决一时一地的吃饭问题，它内在蕴含着一套解放生产力的制度力量农村改革的重要推动者杜润生，曾经讲过一句直击本质的话：包产到户，最重要的就是让农民自主了，自由了。

在过去人民公社体制之下，何时下地、种什么作物、能不能外出，都是由生产队统一安排。农民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之上，缺少生产经营的选择权，更缺少自主发展的空间，人的主观能动性被层层压抑。大包干的划时代意义，就是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还给农民。土地还是集体的，但是怎么种地、如何经营，更多交由农民自己做主。

枷锁一经打开，乡村沉睡的人力、土地、物资各类要素全部活了起来。广大农民在种好土地之余，放手发展种养、商贸、运输、个体各业；亿万农民走出乡村，奔赴城市务工创业。乡镇企业拔地而起，个体经济蓬勃生长，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铺下最为深厚的乡土基石。

即便是原本集体经济条件优越的地区，同样深度受益于这场改革。正是土地制度释放出来大量劳动力，使这些地区不再固守于一亩三分地，转而投身工业和乡村副业，造就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时代奇观，地方经济也借此乘势做大做强，实现区域经济跨越式提升。倘若依旧把大批劳动力禁锢在土地之上，后来这一切繁荣景象都无从谈起。

回望历史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包产到户不是一项局部救济政策，而是一场全方位的生产关系大调整。它打破的是束缚人的旧体制，调动的是全体农民的创造活力，激活的是整个乡村社会的内生动力。四十多年农村日新月异的全部成就，根源就在于尊重农民主体地位，把发展的主动权交还亿万人民。

三、传统集体化道路已经没有可行性，不符合时代发展规律

在诸多思想纠葛当中，还有一个扎根很深的固有观念：不少人始终认为，家庭承包只是阶段性过渡形态，农村发展的大方向，还是要走过去那种统一经营、集体劳动的传统集体化道路。

时代早已斗转星移。今天城乡格局、生产力水平、经济运行体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迁，过去那套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集体化模式，赖以生存的土壤已经不复存在，重新走回去，在现实当中完全行不通。

首先，人口结构已然重塑，传统集体化赖以生存的人力基础不复存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推行集体化之时，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大家依附土地生存，集中人力协作生产，是当时生产力条件下不得已的选择。但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加快，工业化、城镇化也在大踏步向前。到2025年，全国城镇化率达到68%，不少县域农村常住人口占比已经不足35%。青壮年大量进城安家就业，留守乡村的已多是中老年人，农村老龄化成为常态。再想组织起大规模全民集体劳作，既没有足够人力，也不符合群众意愿。

其次，农业生产力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早已不再依靠人海战术。过去集体化模式，很大程度上是生产工具落后背景下的无奈之举，依靠集中人力弥补生产能力不足。现如今，即便是偏远山区，粮食生产耕、种、收都可以实现机械化。大型农机、飞防植保、智慧种植广泛应用，短短数小时机器作业，便能抵得上过去数十人连日辛劳。现代农业比拼的是科技、装备、社会化服务。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完全可以通过土地流转、土地托管服务等市场化方式实现，不需要也不可能靠行政手段把土地重新收拢回来。

最为根本的变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确立，计划经济时代那套运行逻辑已经整体退场。传统集体化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依靠行政指令安排生产，依靠统购统销完成购销，不需要直面市场风浪。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之下，市场瞬息万变，消费者需求迭代很快，所有生产经营活动都要直面竞争、自担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依靠行政力量收回土地，由干部统一指挥生产，不只是农民不同意，法律不允许，即使同意，也一定是生产与市场脱节，产品积压滞销，资源白白耗费，最终损害集体利益，伤害广大农民。

市场经济环境之中，最善于捕捉市场信号、抵御经营风浪的，恰恰是广大农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多元的市场主体，而非行政化组织起来的旧式集体。

农村现代化，是产业、科技、治理、服务全方位的现代化。新时代的乡村图景，是以农户自主经营为根基，以社会化服务为支撑，以基层组织治理为保障，三者有机协同。逆时代潮流重走传统集体化老路，只会挫伤农民积极性，抑制乡村生产力，阻碍农业农村现代化前行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