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刻铜圆柱印

杜老倌侠客居🇨🇳

　　作者：杜老倌侠客居🇨🇳，美篇号：39787403

　　像古玩收藏中的文房清供与文房雅物收藏，其种类也是繁多的，其中的笔、墨、纸、砚为书房根基，而各式各样的印章，则是文人案头不可或缺的珍玩，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皆因一方小小的印章，既可在书画作品上钤印落款的，为的是标记心绪与志趣，亦可拿在掌心摩挲把玩，伴读伴思的，在各式印章之中，方形印是最为常见的，而圆柱形刻铜闲章，则属于文房小件里别具韵味的品类。

　　还有，依据史料的记载，在中国古代最早使用印章的时候，就能追溯到‌殷商时代‌，到目前为止，我们可见的实物证据，就是由“殷墟”出土的三方青铜玺印，在其中就是以《亚禽氏》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它主要当作陶器或青铜器制作的印模来使用的，与后来的凭证印章用途是不同的，‌‌若从“凭证印章”这一成熟形态来看，‌春秋战国‌是实际普及的阶段，而殷商玺印更接近制作工具的范畴。

　　除去我在上段中所书写的文字，各式各样的印章，它不单单是权力的象征与信用的凭证，它更是文人墨客寄托情怀、彰显审美的重要载体，而眼前这方铜质印章，是我的忘年交，也是我的收藏老师徐关华先生的自藏品，他知我爱好收藏，拿出来给我品鉴。

　　而这枚铜印章，其高度为7.8厘米；其宽度为3厘米；其重量达到490克；它静卧于素白的毛绒布之上，宛如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沉默地诉说着数百年的光阴故事，它不仅仅是一件器物，更是一段凝固的历史，一种文化的传承，一份沉甸甸的艺术瑰宝。

　　再仔细去观察这件器物时，我们看到器身环篆刻有多行的行书诗文，在它的底部圆印之处，还镌刻有篆书吉语字体，它更是集铸造、篆刻、刻铜书法于一身，把它握于掌中，沉甸甸的铜制质感扑面而来，细细品读，便能窥见传统刻铜艺术独有的文人意趣。

　　这件物品的尺度、长度与宽度，刚好适合单手握持，并去把玩与来回摩挲一番的，它就是属于典型的掌中把玩文房器，也正是因为器物的重量达到490克的缘故，还因是黄铜材质的质地致密压手，当我掂在手里分量十足，绝非轻薄的现代锌合金仿品可比的。

　　这件器物是筒身顶端圆融收边的，不仅打磨的也是顺滑的，也是寻觅不到丝毫的尖锐与棱角之处的，在它的底部为一个圆形的印面，印面是较为平整的，它就是用来钤盖印文的，在圆筒外壁环绕镌刻行书诗句，一圈文字随着器身弧度延展，转动印章，文字次第展现，如同徐徐展开一卷微型书法手卷，设计构思十分巧妙。

　　这是一枚圆柱形的铜质闲章，民间习俗，或老百姓的心中把它称为“筒子印”的，圆形的印面，在印章的上面，其印文则是篆刻为篆书福寿两字，器身环绕阴刻行书诗文，属于文房铜印章。

　　像这方刻铜圆柱印章，在晚清的时候，它亦是作为一方极佳的镇纸来使用的，在端面上则镌刻着“延年”篆书与蝙蝠肖形，侧面则錾刻着传说是唐代李白写的《村居》：“径曲萋萋草绿，溪深隐隐花红，凫雁翻飞烟火，鹧鸪啼向春风”，落款为“之谦造”。

　　为什么这枚铜章的上面，会去选用这首诗歌呢？我通过学习查阅晚清的各种史料与历史后，才弄明白的，把这样一首充满田园意境的诗刻在冰冷的铜器上，是晚清文人“诗书画印”一体化审美的体现，每一次执笔蘸墨，或每一次伸手取印压纸，目光触及这二十余字，仿佛便能暂时脱离案牍的劳形，神游于春风花鸟之间。

　　把这方铜印翻转，端面的设计就是充满着吉祥的寓意，“延年”两字以篆书刻就的，线条圆润古朴，旁侧配以蝙蝠与树形肖形图案，皆因在中国的各种传统文化中，像“蝙蝠的‘蝠’字”谐音“福”，树形寓意着长生，合在一起便是“福寿延年”，这种把吉语与肖形结合的印面设计，就是深受汉代瓦当与画像石的共同影响，在晚清，那个动荡与变革交织的时代，文人墨客借此来表达对太平长寿的祈愿，篆书的庄重与肖形的生动，在方寸铜面上达到和谐统一。

　　这件铜印章因为拥有490克重量的缘故，还能从另一个侧面表明，这是它身份的最有力佐证之一，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文房用具中，凡是属于镇纸一类的物品，就是需要达到“重而稳”以后，方能压得住、压得平宣纸的，而那些大型的铜印章，同样是需要厚实以显它的庄重，那些普通空心器物或薄皮套筒绝难达到如此分量。

　　这枚铜印章，最引人入胜的，或者说，最能引起我注意的，到底又是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就是－－在诗文末尾那方填满深色包浆的方形篆书押印“之谦造”，我也是通过多方求证与查证后，方才彻底弄明搞懂的，像“之谦造”三字就是“赵之谦”（1829至1884），字撝叔，号悲庵、无闷、梅庵……他是浙江绍兴（会稽）人。

　　在晚清时期的赵之谦，在艺术上还形成三个核心的地位！

　　在书法方面：他早期则是学习颜真卿的“颜体”，后来则是转攻“北碑”，把“魏碑”的笔法则是采用到“楷、行、篆、隶”中，形成“魏底颜面”的刚健书风，是清代碑学实践的代表人物。

　　其绘画：擅写意花卉，用金石、碑隶笔意入画，设色浓丽、笔墨厚重，开“金石画风”，对吴昌硕、齐白石一脉影响很大。

　　他在篆刻方面：初学“浙派丁敬一”系，又融入“皖派的邓石如”，进而取汉镜、诏版、瓦当、钱币、封泥等入印，提出“印外求印”，打破只学秦汉玺印的套路，章法多变、边款尤精的。

　　不单是我在上段文字中书写的内容，我通过认真学习与了解后 让我对他产生更为深刻的印象，他是晚清最具开创性的全才型艺术家之一，像“诗、书、画、印”是他的拿手四绝，他在书法、篆刻、绘画三个领域都起到过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作用，不仅是如此，这位晚清时期的艺术巨匠，在书法、绘画、篆刻上均开宗立派，他还提出“印外求印”，还把魏碑笔意融入篆隶，把汉镜、瓦当、钱币等金石元素纳入篆刻，深刻影响过吴昌硕、齐白石等后世大师。

　　他最主要是在治石印（青田、寿山等）有自己的特色，像去篆刻各式各样的铜印章，则是来得极少的，因此，这方铜印上的“之谦造”，或多或少也有些弥足珍贵的，更是需要好好的珍藏与保存的，这枚铜印章的出现还能彰显器物的文人品位与金石气度。

　　像刻铜艺术就是兴盛于晚清民国时期，是彼时极受文人追捧的工艺门类，刻铜匠人以刀代笔，在铜胎表面镌刻书法、山水、花鸟好的刻铜，追求“刀即是笔”，刻者本身深谙书法笔墨，落刀有提按顿挫，笔画粗细富有变化，起笔收笔皆有毛笔书写的韵味。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到晚清民国时期时，各种刻铜工艺被大量地应用在铜墨盒、铜镇尺、铜印章之上，在那时，文人墨客定制文房铜器是蔚然成风的，圆柱刻铜闲章，便是在这股风潮中诞生，相比方印，圆筒形制加工难度更高，环刻诗文，文字还要贴合圆柱弧度，排布需要精心计算，稍有不慎，整篇书法布局就会失衡，正因如此，这类“环刻”诗文筒印，一直是文房收藏里颇具特色的门类。

　　我还查阅到一条史料记录，与这件铜印章同款记录中，还有高7.8厘米、直径2.9厘米、重约400.6克的黄铜老印，相比，它更为沉实厚重，在晚清至民国时期，这类器物常被文人置于案头，一物两用，既是钤盖信笺的印章，又是批阅文稿时的压纸重器。

　　再仔细地边把玩、边观察这枚铜印章，从它的材质与包浆上来看，是由黄铜铸造而成的，它的表面已经形成斑驳老旧的包浆，而且还是由传世把玩形成的皮壳，要是从它的工艺上去看，侧面的诗文并非现代工业的激光雕刻或钢模冲压，而是传统手工錾刻。

　　另外，晚清刻铜名家不只有他一个人，还有陈寅生等人，也是常以刀代笔，在铜面上展现出国画的笔墨韵味，在这方铜印上的行草诗文，线条深浅不一，阴线底部隐约可见细微的凿痕，每一笔都透着“使刀如笔”的金石味，它经过百余年的岁月沉淀后，铜器表面早已形成温润自然的传世包浆，深色包浆紧紧填入款识的缝隙中，边缘泛着淡淡的琥珀光，这是时间赋予老物件独有的层次感。

　　通过这次深度的学习之旅后，当我再一次凝视着这方重达490克的刻铜印章，更会让我感觉到，它承载的远不只是铜的物理重量，它既是在晚清时期，文人案头风雅的一个缩影；它也是金石学兴盛时期的产物；它见证着无数次笔墨挥洒，压平过无数张宣纸。

　　如今，当我们审视这件长7.8厘米、直径3厘米的实心铜器时，看到的不仅是一件古玩杂项，更是一段被凝固的文化记忆，它时刻提醒着我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仍有一方“延年”的祈愿与“春风”的诗意，静静安放在案头，等待着重被发现与珍视！

　　【备注：这件铜印章是我实拍师友的藏品】

　　杜老倌侠客居（陆伟）写于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