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春风|| 抗战时期中日经济战中的走私活动。

太行人

“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转发。

一、选题动机与研究现状

走私活动连绵不绝是中国近代史上非常突出的现象之一。毫不夸张地说，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遭受走私影响的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危害之大，堪与中国相比。近代中国的历史，是在英国为维护其对华鸦片走私贸易而发动的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开始的，又是在 “无货不美，有美皆备” 的美货走私倾销中结束的，其间更有气势汹汹的日货走私肆虐其中。走私贯穿了整个中国近代史。

不能把中国近代史上的走私活动单纯地看作是经济问题，它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外交问题和社会问题。一旦哪个国家在中国捷足先登，或是列强在中国的均势被哪个国家打破，以这个国家为主的走私活动就会猖獗起来。因此，中国近代史上的走私行为，并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偷偷摸摸的行为，更多的时候是光天化日下的公开举动。日本策动的对华走私，不论是战前还是战时，不论是进口走私还是出口走私，都是公然践踏中国主权的公开行为。剖析日本对华走私，可以深刻揭示出日本对华政策的真实面目。

长期的走私活动给中国的经济、政治与社会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英国曾经用鸦片走私来摧毁中国固有的经济结构，毫不留情地腐蚀了整个清王朝的官僚体系，还有中国人的肌体。旋踵而来的日本对华毒品走私来得更为凶猛，它不但购毒输入中国，还设厂制毒输入中国；它不但在本国设厂制毒，还公然把制毒工场移到中国境内；它不但在中国沿海贩毒，还把贩毒网覆盖整个中国大陆。它还将军火大量提供给中国地方势力，挑动中国的内战，从中渔利。它在华北、华南策动的大规模走私，使中国民族工业濒于绝境，其规模之大，令全世界侧目。抗日战争中，日本更把对华走私推进到与政治、军事、外交谋略相配合的高度，但或许是其血淋淋的暴行覆盖住了杀人不见血的经济侵略，对战时走私的研究远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地步，还需要我们以极大的勇气与努力，擦去蒙在历史真相上的厚厚灰尘，还历史以清晰的本来面目。

抗日战争是继 1900 年庚子之役后，中国第一次对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全面抗战。近代中国对外战争一连串失败的耻辱，对上层精英分子的刺激太大了，他们轻易不敢再一赌国运。作为国民政府首脑的蒋介石，面对日本无止境的鲸吞蚕食，一让再让，一退再退，直至退无可退。他吞下了 “九・一八” 事变、《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一连串难以下咽的苦果，但他不敢再吞下卢沟桥事变的苦果，他只剩奋力一搏之一途。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而言，只许最后全胜，不容中途投降，降则坠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肆应这场关系民族存亡续绝的生死决战，须迅速由平时经济体制转入战时经济体制，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誓与强敌打一场长期战争。超出政府掌控的走私活动无疑是国力动员的巨大漏卮，它的危害与和平时期走私所造成的危害相比，实不可同日而语。通过研讨战时走私，固可一方面深刻揭示出日本侵略手法的细密、毒辣，亦可由另一方面检测出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动员能力的强弱，还可看出战时中央与地方各种势力复杂的权力冲突与斗争。

中国是在前现代化的经济状况下从事一场大规模的现代战争的，自身的经济实力难以支撑旷日持久的消耗。因此，在东部广大沿海地区沦陷后，国民政府力图通过香港、滇越路、滇缅路等国际交通线来输入物资。但是，随着战局的发展，这几条宝贵的运输线先后中断，退入西部多山地区的国民党政府和人民、军队，越来越忍受着与日俱增的与世隔绝的艰苦生活。为了求生存、求胜利，国民政府逐步调整与沦陷区经济绝交的政策，在力保己方重要物资不流失的前提下，大力抢购沦陷区有用物资。在两国交兵的状态下，双方自无正常贸易可言，只能通过走私来达到目的。对此深入剖析，无疑会有助于纠正人们认为国统区（国民政府统治区）与沦陷区经济完全绝缘以及两种地区间存在的物资流通只不过是两方的 “疏忽” 而已的传统认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战时经济的细部了解。

与研究战前华北走私一篇接一篇论文相继问世的热闹场面相反，对战时走私，中国内地却鲜有研究者。到目前为止，只有唐凌先生对战时的特矿走私状况及笔者对战时走私的大致轮廓做了初步的研究。其他成果则均为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及国外学者所发表。最早的一篇为简笙簧先生的《抗战中期的走私问题（民国 28‑30 年）》，该文注重于战时走私路线的厘清，并对各线走私数值有一定的估计，惟对抗战后期走私情形付之阙如。第二篇为易劳逸先生发表的《中日战争期间矛盾而复杂关系的诸方面：走私、傀儡与暴行》，收入江昭主编的《中国人与日本人：政治与文化关系的论文》。易先生利用了美国战略情报局已解密的关于战时中国经济状况的档案，对战线两侧存在的走私这一令人迷惑的现象做了有趣的描述，借以说明战时中日双方之间 “战争” 与 “和平” 关系中的 “和平” 这一鲜为人知的一面，对战时走私的原因与影响则着墨不多。

林美莉女士利用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皮藏的国民政府经济部档案与 “国史馆” 藏财政部档案，对战时走私做了较深入的研究。她的研究成果主要为以下两篇论文：《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走私贸易的应对措施》及《抗战时期的走私活动与走私市镇》。在前文中，作者对抗战前中期国民政府对待走私的策略变化做了细致的揭示，但对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特设的物资抢运机构货运管理局没有涉及；在后文中，对战时走私的规模与利润、从业人员、机构与方法、路线与物品、走私市镇的兴起做了细致的勾勒。但对日方对走私的策动及走私产生的复杂影响，未深入分析，走私的具体状况仍有可述之处。但两文毕竟对战时走私情况的梳理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笔者从中受益良多。

二、研究的主要问题、意义与突破点

 （一）主要问题

战时走私远比 1933‑1937 年间日本在华北、华南策动的走私复杂，不仅走私活动的地域辽阔、时间漫长，而且各方参与走私的动机复杂，不但日方对走私加以策动和控制，国民政府也随时予以限制和利用，民间各色人等也纷纷加入其中，由此表现为各地走私情形迥异，每时走私状况不同，造成的影响亦纷繁复杂。笔者爬梳史料，排比分析，试图回答以下问题：中日双方对待走私的态度、策略在抗战中有怎样的变化？二者的互动性怎样？民间走私方兴未艾的原因何在？抗战各个时期走私的基本状况如何？各地的具体状况怎样？走私对战时政治、经济、社会、军事诸方面的影响又如何？

（二）意义

走私在和平时代基本上可以界定为一种非普遍的病态的经济现象，而战时走私却呈现出普遍、频繁，与正常贸易几乎等量齐观甚或凌驾其上的状态，有其独特的原因、形态、特点与影响。八年抗战时期，在大江南北、敌我交界地带，走私活动此起彼伏、长盛不衰，为我们研究战时走私活动提供了难得的课题。

研究战时走私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在日本法西斯前景已臻不妙的 1943 年，长期以来为日本军国主义效尽犬马之劳的重光葵，终于吐露了一句真言：“过去日本对中国的态度，过于采用马基雅弗利主义（意即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这真是一句不打自招的绝好供词，长期策动对华走私应该算是这种态度的一种表现。通过对战时日本对华走私政策、活动的剖析，看看日本侵华是如何的无所不用其极、无所不为，它一贯标榜的 “中日提携”、“更生中国” 的谰言便不攻自破了。

中国是在国家各种政治势力没有理顺与整合的情况下进行一场大战的，在此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势力之间的种种脱节、矛盾、龃龉之处，在国民政府查禁走私与利用走私的两难选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蒋介石承继的是令其以前各届政府一筹莫展的乱摊子，政治上腐败腐朽，财政上寅吃卯粮，军事上国门不固，强邻便欲以我为壑，恶蛇吞象，贪心未已。未得片刻喘息的国民政府，战前只完成中国更多是象征性的统一，抗战爆发后，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地方势力时与中枢步调难以协调一致，许多时候还以一己之利，逡巡扞格，罔顾大局。国民政府则碍于战时的困难局面，对于地方势力走私经商活动的查禁，不免有所顾忌。战时走私不可遏制，实与此有莫大关系。剖析战时走私的深层原因，可将二者矛盾浮出台面，显见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艰难。

（三）突破点

第一，在史料利用上有较大突破。历史事件的彰明湮灭有其偶然性。有些当时并不重要的事件，由于人们 “不经意” 地留下大量史料，给后人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于是它被放大了。有些当时普遍而显著的事件，或许是人们熟视无睹，结果只剩下一鳞半爪，后人看来反而模糊不清。战时走私无疑属于后一种情形，它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几乎被历史的 “灰尘” 遮住了本来面目。

恢复战时走私的景况，只能抱以极大的耐心，通过艰苦的搜索，涓滴成流，集腋成裘。许多重要的原始档案，如缉私署、国防最高委员会、财政部等部门的档案，保存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其中有走私与缉私的情报可资利用。中央调查统计局特种经济调查处、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战区经济委员会等机构，在战时对各地走私状况做了大量的调查，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中统特调处，该处成立于 1939 年 7 月，首任处长为陈介生，后由李超英接任。共有人员 134 名，其中留学生 60 名，本国专科以上人员 64 名，军、警校学生 9 名，中学毕业生 1 名。他们按月编印经济专报、经济汇报、参考资料等内部刊物，前后相接，具有较强的连贯性。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资料均为内部机密材料，非宣传品，且系实地调查得来，具有较大的真实性。

战时走私是当时期刊报纸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翻检各种旧期刊，内中颇多详实报道，可补官方资料的若干不足。凸显历史上处于 “失语” 状态的中下层走私参与者的真实形态，对于深入了解战时中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颇多助益。

但遗憾也是有的，且不说时间、精力、财力有限，其他方面也让人生出无可奈何之叹。抗战时期是中国近代一段颠簸流离的岁月，一些资料当时就未整理。抗战胜利后，国共决战，这些故纸堆更受冷落。1949 年，国民党仓皇之中带走一些资料，另有多少灰飞烟灭，只有天晓得了。如今二档馆藏者，实为劫余，难成全璧。与本课题有关的重要史料，虽经反复查找，但都只见篇名，难觅其踪，恐已湮灭无存矣。

第二，笔者通过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总体上讲，以往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专著大多锁定战时大后方与沦陷区之间处于对立、隔绝状态的传统认识，忽视二地区间以 “走私” 为纽带的普遍而持久的经济联系，遑论这种联系的影响，通过本专题研究，有助于纠正这一传统认识。

具体方面讲，将对战时走私的原因、状况及影响等诸方面做出接近历史真实的解答。在原因上，有人认为追逐利润是战时走私的主因，但笔者认为，这并非走私活跃的惟一动因，它只为走私存在提供了可能性。战时走私盛况空前，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战时权力失衡的结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台前幕后的操纵对战时走私起了牵头的作用，战时大后方与沦陷区之间之所以产生巨大的物价差价，与日本以武力为后盾调节物价直接相关。此问题的辨别清楚，有助于认清战时走私的主要责任之所在。

在走私的状况上，本书分走私的人物与组织、走私的物品与方式、走私的据点与路线、走私的规模与利润等几个方面加以把握。既有全景式概述，又有聚焦式详叙，力图从时空两个方面对战时走私做全面、深入、细致的刻画。

在走私的影响方面，有人认为走私为抗战提供了一部分物力，缓解了大后方 “艰苦卓绝” 的经济状况。我们认为此似有以偏概全之嫌。走私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经济之外，社会、政治、军事概受其影响。结果证明，战时走私的积极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大多时期的走私交易，对大后方而言，实是变宝为废，得不偿失。社会风气因之腐蚀，政治机构因之败坏，军队风纪因之涣散，贻害无穷。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力争创新。战时走私活动不仅随双方经济策略的演变而演变，而且亦因应政治、军事较量的变迁而变迁。换言之，战时走私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现象，而且也是政治、经济、军事互动下的经济上的一种表征。就走私探研走私，不顾及抗战各个阶段政治、经济、军事变动的相关状况，不可能从根本上对战时走私的原因、状态及后果有深刻的体察，有些问题还会困惑不解。因此，本书的写作，是在中日经济战乃至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力图将战时走私纳入较为宏观的历史视野下加以分析，实践 “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 的研究范式。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今天的心境很难测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形态，重构历史语境，再现过去面貌显得尤为重要。减少一些人云亦云的附从心结，剔除一些先入为主的主观向度，历史的真实形态便浮现出来了，这并不是说治史者心目中全无是非观念，而是尽量使这种观念少一些干扰正常信号显现的感情色彩。如此努力的结果可能更能使人们在纯度较高的历史真相面前，把握沉痛的历史教训与宝贵的历史经验，在这里，我们完全无意否定价值判断，我们反对的是以价值判断为借口，对事实真相作削足适履的处理。就抗日战争而言，这是一场为中华民族争生存争尊严的彪炳千古的民族搏击战，是中华民族由衰转盛、由弱转强的转点，是一场反侵略、反奴役、反压迫的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这是我们从事抗战史研究的不可动摇的、毫不含糊的出发点，坚持这一立场，只会得出符合历史真相的结论，而不是相反。在这场关系民族存亡续绝的大决战面前，一切社会阶级、阶层、团体乃至个人的表现，更能反映民族深层内在的素质与精神。本书愿为真实再现抗战时期社会实态尽一份努力。

 三、走私与经济战的关系

 （一）走私

走私是一种经济违法行为，是指 “不遵守国家法令，运输或携带金银、外币、货物或其他违禁品等进出国境的行为。中国旧时，对不依法纳税在国内私运货物的行为，亦称走私”。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治下的大后方与日本占领的中国沦陷区互相对立，政权形态不同，始终没有进行过正常贸易，事实上存在的贸易活动与跨越边境的走私贸易并无二致，因此，本书将上述两种地区间的贸易往来称为 “走私” 是合适的。

走私与逃税有一定区别。走私是指违反禁令把某些商品运进、运出或运送出境，而逃税指的是以欺骗方式逃避缴清进口或出口关税。但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往往把二者都混同为走私。本书所称的 “走私”，采狭义定义，不将逃税包含在内。货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有时，走私外币可能以经济破坏为目的”。

走私是资本活跃的产物。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家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 10% 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 20% 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 50% 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 100% 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 300% 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

（二）经济战

近代战争的性质，绝不能超脱经济意义而加以独立的解释。战争虽然是政治的继续，但归根结蒂还是经济的产物。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自始至终是以经济掠夺为其根本目的的，为找寻、扩大与巩固其商品倾销与资本输出市场及原料产地而对外发动战争。因此，近代战争从本质上讲是经济战，而军事战、政治战仅是经济战的手段与外在表现而已。

战争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取经济利益，而战争本身需要经济力量来支持，所以战争是交战双方包括人力、物力与财力在内的经济力的总决斗。决定战争最终胜负成败的关键因素，除了战争性质这一起长远作用的根本因素以外，双方动员起来的经济力的强弱起很大作用。如果经济发生动摇，武力就在根本上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所以各国都重视经济战。为求击溃敌人，一方面要巩固自身的经济基础，发展己方的经济力量；另一方面要摧毁敌人的经济势力，同时更需抵抗及反击敌人的经济攻势并防止本身的物资为敌所用。国际间的经济关系，在平时就是有斗争性的，关税壁垒及近代的货币政策都是经济斗争的手段。一至战时，经济斗争的手段更加多样化、尖锐化。1918 年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普遍认为不单是军事失败，更重要的是经济斗争失败乃至最后被迫屈服。这一惨痛教训，历来为此后交战各国引为深鉴。凡是交战国家，无不致全力于维持本国经济及击溃敌人经济。

经济战的范围，不仅针对着生产部门（包括劳动力）和对外贸易，即财政金融和交通等亦包含在内。所以，经济战的方式也相当繁多，但大致可分为攻守两个方面。在攻的方面，作战方式有：第一，经济破坏。在敌国或其占领地，对工厂、矿山、农场、船坞、仓库等进行炸毁破坏工作，以削弱敌方的军需生产力及粮食供应量。第二，窒息贸易，即经济封锁。严密海陆空封锁线，以断绝敌国对外贸易，使其供求失去平衡。同时在战地附近及港口广布查缉网，防止敌人通过内奸败类化零偷运。第三，破坏交通。将敌人的主要交通线如铁路、公路炸毁，追击空运截击海运，破坏敌方军需运输及兵员调动。第四，扰乱金融。仿制敌国纸币，运入行使，破坏其货币信用，同时运用外交手段，透过同情己方的第三国封存敌国资金，以冻结其金融活动。第五，吸收敌资。除在占领地搜刮一切资源外，并通过对方商人及第三国协助，将己方剩余的非军需物品向敌国倾销，吸收其货币或物资，使其准备金枯竭与物资外流。这些都是击溃敌国经济战的攻势战术。

经济战的守势战术，在于防止与反击敌方的经济攻势，或对已发现的敌方攻势采取的对策。与攻势作战相对应，大致可分为：第一，加强生产。不仅将军需工业和农作物扩大生产规模，并尽量开发富藏与垦荒，限制若干不必要消耗品的制造，俾能集中原料适应战时需求。第二，抢运物力。在沦陷区域，尽量撤出劳力与技术专员，使沦陷区工厂生产发生停滞。第三，繁荣农村。将工厂及物资转移到比较安全的乡村，一方面可避免敌机的空袭，另一方面可就近采集原料，减轻因运输造成的消耗，而且可使集中于少数城市的游资失去投机作用。第四，维持运输。除编组押运队、护航队外，尤需多辟新交通线。第五，统制贸易。此举不仅统筹运销出口物品，以换取外汇或国外物资，并能借此防御敌方利用中立国或奸商购夺原料及推销其非必需品。第六，巩固金融。战时金融统制实为战时经济统制的中心，防止敌方借销非必需品以获得己方货币，进而去外汇市场上套取外汇，是金融巩固并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还可活跃国内贸易，阻碍游资的投机企图。以上是经济守势作战的几种方式。

（三）走私与经济战的关系

走私在经济战中的地位与作用如何呢？现代战争中的经济战，不是双方在各自占据的区域内墨守楚河汉界，不越雷池一步，而是如同军事战一样，有守有攻，既坚守己方阵地，又力图打入敌方阵地。在这一过程中，走私与反走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经济攻势作战中，窒息贸易有防范敌方借走私之机输入有用物资的作用。扰乱金融的实际操作是将积累的敌国纸币或假钞用走私方式逼入敌国境内，骤增其筹码的数量，引起恶性通货膨胀，或者高价诱购敌国钞票，使其走私外流，以巨额国钞票冲击汇市，引起其金融震荡。货物流动更主要靠走私来完成，对于己方生产的过剩的非军需物资，以廉价方式大量向对方走私倾销；同时，对己方迫切需要的军事物资，则高价诱购，诱使对方商人大量走私外运，一方面固可增加己方的物资供应，另一方面同时即是减少对方物资的有效补给，收一箭双雕之效。

在守势作战方面，走私的策略运用也很重要。面临强势敌人封锁的弱国，由于对外交通困难，正常贸易自当受到极大阻碍而难以为继。为了保持军需民用物资能够源源不断地输入，利用走私达到物资供应不致发生匮乏之虞的作用就显得格外突出了。这种秘密输入，不仅适用于海外贸易，还可施用于对沦陷区的经济往来方面。实际上，在长期战争中，己方地区与沦陷区在经济上老死不相往来是非常不现实的，既不合情，又不合理。由于战前两种地区是一个有机整体，在战时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自毋庸大惊小怪，关键是这种对敌贸易具有极大的风险性，稍有不慎，就有为敌方所乘的危险。反之，如果措施得当，利用走私抢购进一份物力，同时就是减少敌方一份物力，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由此可见，经济战的重心在物资战，走私具有攻守双重功效，既可强己，又可弱敌。一方面需走私输出己方无用物品，又需严防己方有用物资走私流入敌区；另一方面又需借走私之机自海外及敌方输入有用物资，同时还需严防无用物品趁走私之机自海外输入，浪费己方宝贵的战时资金，增加敌方实力。走私在经济战与物资战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走私在战时的意义与战前相比，更为复杂与歧异，它不仅具有惯常的对经济破坏的消极作用，还具有了若干正面的积极作用，关键在于限制与利用是否有利与得当。

走私在经济战中如此重要，与之相配合的经济封锁与反封锁在战时就格外为人所重视了。所谓经济封锁，“即武装的经济制裁，在于防止敌国购买本国货物及他国货物，或售货于本国及他国。中立国代办敌国贸易，尤应注意防止，使敌国与外部经济上之关系完全断绝。它的目的：第一，使敌人所必须之军用物资无从运入，以减少其战争之能力；第二，使敌国之国内经济平衡发生破裂，使敌国人民生计困难”。由经济封锁的定义可以看出，它有防止敌对国家利用走私增加实力的意味。其实，“经济封锁” 作为一个国际公法承认的概念，产生于十九世纪初叶的欧洲，但它不是指战时封锁，而是指平时封锁，意即以封锁达到不战屈人之兵的目的。由于它有助于避免用军事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因而获得国际上的认可。

经济反封锁概念的明确提出，则是在抗战中的中国。抗日战争是强国日本对弱国中国的侵略，中国海军力量薄弱，不能将经济封锁施行及于日本沿海，所以中国只能去战地与沦陷区边缘对日本的经济封锁攻势谋求打破。对于经济反封锁，国民政府最初的构想是 “敌方对我方施行经济侵略及经济封锁后，我方对策为加强组织经济的防御线，在敌区附近广布查缉网以包围敌人，对敌方之封锁或侵略之种种手段，分别予以击破，使敌方之经济活动无法伸张而至没落”。可见，此际国民政府对敌经济战的重心尚在于对无用敌货走私输入与有用物资走私输出的防止上，至于利用走私输入有用物资，则因主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尚未提到公开讨论实施的日程上来。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抢购沦陷区物资才为社会舆论所广泛接受而成为共识。可见，走私与封锁实为同一种经济战术的两面而已。

战时中国，因境内政权形态多样，走私活动也颇不一致。大致而言，战时存在八种走私活动：即沦陷区与大后方之间、华北与东北（伪满）之间、大连与华北之间、台湾与华南之间、香港与广东之间、上海租界与华东之间、国统区与中共治下的抗日根据地之间及中共治区与沦陷区之间的走私活动。以上走私活动虽然纷杂，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即①国统区与沦陷区间、②中共治区与沦陷区间、③国统区与中共治区间及④沦陷区各伪政权之间的走私。因③④两种类型不影响到全国，本书不拟讨论；②型比较复杂，本书不加详细研讨，有俟来日做专题研究。笔者将着重点放在①型的探研上，因香港长期是日本华南走私的据点，书中也列入考察范围。

本文为齐春风教授《中日经济战中的走私活动（1937-1945）》（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绪论，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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