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一座被叫卖声淹没的城

赣西北文学

　　走进义乌，便像是走进了一个巨大的、由声音和货物交织而成的梦境。

这梦里没有悄无声息的角落。声音是这里唯一的、真正的统治者。你分不清那是什么声音，是风，是潮，还是成千上万种叫卖声汇成的一股沉甸甸的、有质感的洪流。这声音贴着你的耳朵，灌进你的领口，从四面八方将你围拢，让你无处可逃，又心甘情愿地沉溺其中。它像是一锅永远沸腾着的水，无数个气泡争先恐后地破裂，发出“噼啪”的、细碎的、却永不停歇的声响。

我随着人流，或者说，是被这声音的潮水推着，漫无目的地走。路两旁的店铺，门脸都敞着，像是无数张嗷嗷待哺的嘴，将那些五彩斑斓的货物吐向人行道。这便是所谓的“尾货市场”了。这里没有精致的橱窗，没有柔和的灯光，没有彬彬有礼的“欢迎光临”。这里的货物是被“抛”出来的，被“堆”出来的。一摞摞的T恤，像彩色的山丘，随意地码在地上；一捆捆的牛仔裤，散发着靛蓝色的、近乎于焦躁的气息；还有那数不清的袜子、帽子、发卡、玩具，它们被装在大大的黑色塑料袋里，或是干脆散落在纸箱中，像是一场盛大而粗野的丰收，主人却懒得去收拾。

　　人们在这些货物间穿行，像鱼游在拥挤的水草丛里。他们大多低着头，目光锐利地扫过每一件物品，手指在货物上快速翻动，仿佛在弹奏一首无声而迅疾的钢琴曲。他们是来自天南地北的淘金者，是精打细算的小贩，是寻找着某种可能性的、沉默的猎人。他们的脸上，很少有悠闲的神色，更多的是一种专注的、近乎于紧张的探求。他们问价的声音，与老板回应的声音，是这片喧嚣里最锐利的音符。

“怎么拿？”

“十件起批！”

“八块！”

“八块五，最低！”

“你诚心要，就八块二！”

这些对话，短促、干脆，没有半点客套，像是一阵急促的雨点，敲打在铁皮屋顶上，然后迅速地消散在更大的喧嚣里。

我偶尔停在一家卖饰品的店铺前。玻璃柜台里，密密麻麻地铺着亮闪闪的项链、耳环和手镯。那些金属的、塑料的、水钻的光芒，被头顶惨白的日光灯一照，便有些迷离，像是许多只疲倦的、却又强撑着的眼睛。老板是个中年女人，她一手端着一碗米粉，一手随意地拨弄着柜台里的货物，嘴里嚼着，眼睛却一刻不停地扫视着过路的人。她的叫卖声，是这巨大合唱里一段温柔的插部，用带着义乌口音的普通话，絮絮地、反复地说着：“新款，新款，带一条去，便宜卖了……”那声音里有一种奇异的、近乎于家常的亲切，仿佛她不是在卖货，而是在向街坊邻居展示自己新得的宝贝。

走出这家店，外面的声浪又扑面而来。我忽然觉得，这些琳琅满目的尾货，这些微小而确定的利润，这些永不停歇的叫卖，其实不只是商品和生意。它们是千千万万个梦想的残骸，或是序章。这些货品，或许来自某个庞大工厂的尾单，带着流水线上的余温；或许来自某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品牌，如今褪去了光环，只剩下一串模糊的标签。它们被运到这里，像是一群失去了主人的士兵，等待着被新的主人认领，然后奔赴各自未知的命运。它们将在某个小城的夜市里，在某个乡镇的庙会上，在某个打工者的行囊里，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开始新的故事。

太阳渐渐西斜，光线变得柔和而昏黄，给所有的货物都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带着灰尘的边。叫卖声似乎也染上了这层暖色，变得不那么尖利了，多了一丝疲惫的沙哑。我站在路口，看着这满街的喧嚣，忽然想起《清明上河图》里的那种市井繁华。千年前的汴梁，大概也是这般模样吧？桥上的人，桥下的船，街边的摊贩，和这义乌的街景，在某种内在的、关于生活和生计的韵律上，竟有着奇妙的呼应。

离开时，我带走了一顶棒球帽。十块钱，没有包装。我把它戴在头上，感觉它轻飘飘的，仿佛没有重量。但我知道，它身上凝聚着义乌的灰尘，一段短暂的、关于叫卖的回忆。这回忆，像这满街的声音一样，不会轻易消散，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重新在耳边响起——

那是一片属于义乌的、永不落幕的、鲜活而疲惫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