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杀妻案：一个明朝才子的疯狂，到底是病还是罪？

蓝色的狮子王

引子

嘉靖四十五年（1566）冬，绍兴山阴，一声惨叫划破夜色。

四十六岁的徐渭倒在血泊旁，倒下的却是他的继妻张氏。此时，距离他写下“笔底明珠无处卖”尚有十年光阴，但他的才名早已传遍江南——东南抗倭总督胡宗宪的机要文书出自他手，诱降海盗汪直的奇计里有他的谋划。后来那部《四声猿》，连汤显祖都忍不住赞一声“词场飞将”。

然而此刻，这个帝国最耀眼的才子，刚刚杀死了自己的妻子。

更令人费解的是后来的事。依《大明律》，杀人偿命。可徐渭坐了七年牢，万历元年（1573）大摇大摆走出监狱，继续写戏作画，活到七十三岁。

同样是杀妻，一个平民会被怎样？这个才子凭什么能活下来？

一、案发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先说一个尴尬的事实：关于这桩明代最著名的杀妻案，连凶器是什么，史料里都没有统一答案。

《明史》没写。野史说是刀。绍兴民间传说里，徐渭是用一只瓦罐砸死了妻子——旧案卷记作“用缶杀”，于是又生出“张状元改状纸”的传说：张元忭提笔，把“用缶杀”改成“甩缶杀”，一字之差，故意杀人变成失手误杀。现代作家则写成：大雪封门，徐渭在院里铲冰，与张氏口角，抄起四齿耙掷了过去。

一个案子，三种凶器。接下来看到的每一种说法，都是人讲的故事，不是案发现场。

说法一：精神病发作。

这是官方口径。《明史》原文：“及宗宪下狱，渭惧祸，遂发狂，引巨锥剚耳，深数寸，又以椎碎肾囊，皆不死。已，又击杀继妻，论死系狱。”

注意这个句式：恩主胡宗宪死于狱中→徐渭发狂→自杀→“已，又击杀继妻”。杀妻被接在“发狂”这条因果链的末尾，像高烧的并发症。

《明史》是官修史书，采信度最高。但正因为它把杀妻写得如此顺理成章，后世一直有人怀疑：这是不是给才子铺的台阶？

说法二：怀疑妻子出轨。

这是民间流传最广的版本。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了一笔：“疑其继室有外遇，无故杀之。”到了冯梦龙《情史类略》，故事已经长出完整情节：徐渭早年设计害死过一批僧人，冤魂来索债，他狂病发作，恍惚看见妻子正与和尚同床——挥刀砍下，妻子死了。

细节越来越生动，唯独拿不出一条可靠出处。但“疑”这个字不是野史编的——袁宏道《徐文长传》白纸黑字：“卒以疑杀其继室。”而徐渭自己在狱中写的辩护信《上郁心斋》，一边否认自己“狂”“疑”，一边又冒出“掩鼻之羞”“窃香之狡”这样的字眼——嘴上说没有猜疑，笔下全是猜疑。

说法三：长期暴力。

现代学者注意到一个被“才子滤镜”遮蔽的事实：徐渭的偏执和攻击性，不是1566年才出现的。他的怀疑对象不止妻子，对朋友、对同僚，他都发作过。张氏嫁的是一个精神早已失稳的男人，案发前是否长期生活在暴力阴影下，史料沉默，但并非不可想象。

三种说法摆在一起，你会发现历史在这里打了结：《明史》说是疯，野史说是妒，现代学者疑心是暴。每种说法都有依据，每种说法都有美化或丑化的嫌疑。

这正是这个案子五百年后还值得翻出来反复掂量的原因——谁在讲？讲给谁听？想让听的人信什么？故事中的不确定性才是值得讨论的好问题。

二、按《大明律》，杀妻该怎么判

抛开疯病和妒忌，把《大明律》翻到刑律，看看条文怎么说。

第一层：杀妻该当何罪？

《大明律·刑律》“妻妾殴夫”条，规定的是妻子对丈夫的暴力：妻殴夫，杖一百；至笃疾者，绞；死者，斩；故杀者，凌迟处死。

反过来，“其夫殴妻，非折伤勿论”——丈夫打妻子，只要没打成骨折，法律不管。真打死了呢？绞。再补一条通则：“凡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故杀者，斩。”

把这几条放在一起很轻松就可得出结论：

• 妻杀夫：凌迟处死

• 夫殴杀妻：绞

• 夫故杀妻：斩

• 夫殴杀妾：杖一百，徒三年

同一条律文里，妾的命最贱，妻比妾贵，但比丈夫贱得多。妻子失手打死丈夫，要凌迟；丈夫故意杀死妻子，斩——这已经是这套条文里能给妻子“讨回的最高价”。

按此，无论徐渭算“殴杀”还是“故杀”，最轻是绞，顶格是斩。死罪，跑不掉。

第二层：他本有一条活路。

《大明律》里有一句：“凡妻妾与人奸通，而于奸所亲获奸夫、奸妇，登时杀死者，勿论。”

翻译过来：丈夫捉奸在床，当场把两人杀了，无罪。这条“杀死奸夫”律，是明代丈夫手里最大的合法性武器。

问题恰恰在这里：如果徐渭真是捉奸，他本可以不死。可没有人替他援引这一条。为什么？因为“疑”不等于“奸所”——猜疑不等于捉奸在床。袁宏道那个“疑”字，恰恰堵死了这条路：拿不出案发时的现行奸情，“勿论”就用不上。案子回到原点：杀妻，死罪。

第三层：那他为什么没死？

先看程序。明代死囚不会马上处决——死刑有朝审复核，每年霜降之后三法司会审；再逢新君登基例行大赦，狱囚一拖数年是常事。徐渭“论死系狱”，七年不决，程序给足了他时间。

但这只是技术解释。真正起作用的，是三件事：

第一，人。替他奔走的，先有礼部侍郎诸大绶，后有翰林编修张元忭——巧的是，两位都是绍兴人，都是状元。陶望龄说得直白：“狱事之解，张宫谕元忭力为多。”

第二，疯病。《大明律》没有精神病人免责条款，但有一条：“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杀人应死者，议拟奏闻，取自上裁。”笃疾者杀人，不由法司径行定死，而要上报皇帝亲自裁夺。徐渭锥耳、碎肾囊的自残天下皆知，“狂疾”为他换来的，正是这个“上请”的资格——把案子从绞斩的轨道，挪进了可以运作的人情场。

第三，大赦。万历元年，新君改元，大赦天下。状元们的营救在这一刻兑现，徐渭走出牢门，五十三岁。

多年后他对张元忭发火，说过一句话：“吾杀人当死，颈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在他自己的账本里，那条命，早用一刀偿过了。

如果杀妻着是凡夫俗子，没有状元朋友，没有上请资格，案卷上“斗殴杀人”四个字就是终点：绞，秋后处决。他的妻子死于非命，官府照章办事，历史一个字也不会留下。

徐渭不是被法律赦免的，他是被身份赦免的——才名、师友、状元的脸面、新君的大赦，每一样都是庶民拿不出来的东西。《大明律》写着“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有人执行的是律条，有人执行的是律条加人情。

三、他是真疯，还是装疯

法律层面把“疯”当作一张牌，不等于牌是假的。

正方的证据，比想象中扎实。

胡宗宪死于狱中后，徐渭的自杀是连续剧。《明史》记了锥耳、碎肾囊；袁宏道补了更惊悚的细节——“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后人统计，他前后自杀不下九次。

九次。这是表演吗？用斧头劈自己的头骨，把锥子扎进耳朵几寸深，这不是行为艺术，这是一个人精神上已经不设防的实锤。按现代医学的眼光看，重度抑郁伴偏执症状，是合理推测。

反方的证据，同样不容忽视。

第一，胡宗宪案是通天大案。严嵩倒台后清算一路下查，总督府旧僚人人自危，徐渭作为“知兵好奇计”的核心幕僚，位置比谁都危险。疯了，就无法受审；无法受审，就无法被牵连。装疯，是中国政坛最古老的求生技艺——孙膑吃猪食的桥段，比徐渭早了两千年。

第二，“疯”的发作时机实在耐人寻味：恩主一死，疯病就来；官司一了，才思敏捷依旧。出狱后他教名将李如松兵法、写《四声猿》、画《墨葡萄图》，哪一样像一个废人干的事？

徐渭的自残是真的，幻觉可能也是真的。但在1566年的司法现场，“疯”同时完成了第二次功能：它是一套叙事，一个让状元们可以放心出力的台阶，一个让皇帝不必为难的理由。

真正可悲的是张氏。在丈夫那里，疯病一半是病，一半是辩护词；而在她这里，疯病的全部后果都由她一个人用命支付。病是徐渭的，罪也是徐渭的，可账单寄到了张氏名下。

四、为什么五百年后大家都原谅了他

出狱后，徐渭画了那幅《墨葡萄图》：“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今天很多人被这二十八个字圈粉。这幅画现在躺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纸本，165.7厘米高。

很少有人提醒你：画它的手，杀过人。

徐渭死后，崇拜者排队而来。袁枚《随园诗话》说，郑板桥刻过一方印，“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不过，今天能看到的那方印，印文其实是“青藤门下牛马走”——走狗也好，牛马也罢，总之自甘为奴。齐白石更直接：“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

他们知道徐渭杀妻吗？知道。郑板桥是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熟读掌故，不可能不知道。知道了，为什么不影响崇拜？

因为在艺术评价体系里，有一条不成文的兑换规则：成就大到一定程度，人就可以被抽象成艺术品的一部分。张氏不在《徐文长集》里，不在《墨葡萄图》里，不在任何一幅画里——她只能被尘封在徐渭杀妻的案卷里。

我写本文的目的不是对五百年前的名人徐渭做道德审判。但我们对天才的宽容，常常超过对普通人的底线。徐渭的画是伟大的，伟大到让人心甘情愿地选择性遗忘那个冬夜发生的血案。

尾声：回到今天

梵高割耳，海明威举枪，伍尔夫口袋里装满石头走进乌斯河——“天才与疯狂”的故事，我们讲了一个世纪。每次讲，都倾向于把疯病讲成创作的代价，把毁灭讲成传奇的花边。

徐渭的案子似乎更能揭示本质：疯狂首先是灾难，受难的不只是天才自己，还有站在他身边的人。所谓代价，经常由别人代付。

而从法律的角度看，这个案子还有另一层意思。徐渭能活下来，靠的是状元帮忙、皇帝的大赦和一句“发狂”。

今天，我们依然在讨论精神障碍患者的法律责任问题。法律面前，“他是个才子”，从来不是免罪金牌。明代如此，今天更是如此。但是关于精神障碍患者的法律责任，具体到个案，依然是争论不休。

例如，2016年发生在湖北的“武昌火车站砍头案”中，犯罪嫌疑人胡某因持刀杀害面馆老板，经司法鉴定被认定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最终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而非死刑，引发公众对“精神障碍是否成为免死金牌”的激烈讨论。

又如，2019年上海“陆家嘴杀人案”中，被告人杨某在持刀伤人致一死一伤后，被鉴定为患有精神分裂症，法院虽认定其作案时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但考虑到其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仍依法判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打破了“精神病杀人必然轻判”的简单认知。

不少人将徐渭与梵高的对比，简言之有三个方面：一是艺术命运的殊途同归——二人皆生前困顿、死后显名，作品在当代被重新发现并奉为典范。二是表现语言的隔代呼应——徐渭的大写意泼墨与梵高的表现性笔触，都突破了既定法度，以强烈的个人情感驱动形式，将“水墨”与“油彩”推向表现主义的极致。三是生命创伤与创造力的缠绕——徐渭的杀妻、癫狂与梵高的自残、精神崩溃，皆成为其艺术爆发力的暗涌之源。各种观点可谓洋洋大观，有人因为研究这个课题获得了学位，可叹功夫了得。但需注意：徐渭的悲剧根植于晚明士人的政治与伦理困境，梵高的痛苦则更多来自现代都市生存的孤独与信仰缺失，二者的精神土壤截然不同。我读书不多，无心无力做这方面的学理探究。

徐渭的不可替代性，在于他以文人画的笔墨厚度承载了诗、书、画、剧的全面突破，其价值远超“东方的梵高”这一类比所能涵盖。

绍兴前观巷的青藤书屋还在。天井里那株青藤，据说是徐渭手植，它从书斋爬出来，爬过了五百年的画史。

我们不该只看见画里的笔墨——还要记住笔墨背后，那个叫张氏的女人。

国庆长假殆尽，信手涂鸦，聊以自慰。

附：本文主要史料来源

• 《明史·徐文长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 袁宏道《徐文长传》、陶望龄《徐文长传》（《徐文长三集》附录）

• 《大明律》刑律“妻妾殴夫”“斗殴及故杀人”“杀死奸夫”“老小废疾收赎”诸条（《大明会典》卷一百六十九）

•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冯梦龙《情史类略》（野史传闻，仅作说法来源）

• 《墨葡萄图》现藏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