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28军的进山和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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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错杀的将军》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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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手机相册

作者:唐元田

主编:许道化 吴克文

编辑:韩水霖

　　1932年10月，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张国涛率中央鄂豫皖分局和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了根据地。后成立的坚持鄂豫皖苏区斗争的红25军于1934年11月接到党中央《关于组织抗日先遣队的通知》指示，也离开了鄂豫皖根据地。此时，苏区无一支主力部队。红25军走后，敌人又对根据地进行了“清洗”，至1934年底，4万平方公里的鄂豫皖根据地，只存在皖西的赤城、赤南、六安的三区、六区、鄂东北等5块残缺不全的小根据地。

为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鄂豫皖根据地，高敬亭等领导同志根据红25军西征时鄂豫皖省委光山花山寨会议精神，将活动在几块小根据地的地方武装和红25军长征时留下来的掩护分队、生产大队及大批伤病员组织起来，于1935年2月在太湖凉亭坳重新组建了红28军，继续坚持根据地的武装斗争。

红28军成立不久，蒋介石便调集大批部队对我“清剿”。为避敌锋芒，寻机歼敌，我军立即离开了凉亭坳，向霍山县以东地区游击。

2月12日，我们行到潜山大岗岭(今属岳西县)，敌11路军游击团首先追来了。我乘机歼敌100多人，迅速向东转移，进到四面环山，地势险要的太阳畈附近的筲箕窝。俗语称这里是一夫挡关，万夫莫开。加之天晚，敌人未敢妄动。

次日黎明，敌11路军向我扑来。我军除留一个班牵制敌人外，其余部队向包家河方向转移。刚行到太阳畈东北侧时，迎面又碰上了执行“堵剿”任务的敌25路军32师。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情况十分危急。军政委高敬亭当即决定:1营1、2连顶住敌32师，3连堵住11路军游击团，其余部队迅速从金竹平翻白马尖向马家河方向转移。白马尖是皖西最高峰，海拔1700多米，悬崖峭壁，又陡又险。为轻装攀山，部队随带的挑子、行李以及军师首长的马匹都丢掉了，我们顶着风雪，搭着人梯，顽强向山上攀登。战斗在太阳畈的一营。力抵数十倍之敌，两边敌人越攻越近。高政委突然传来命令:一营迅速按计划撤退，翻白马尖向主力部队靠拢。一营边打边靠拢，待敌人两方火力比较接近时，迅速从两军结合部撤出了阵地。这时两边的敌人都以为对方是红军，相互间展开了激战。打了近二个小时，死伤惨重。待敌战斗结束时，我们已全部翻过白马尖，顺利地到达马家河。

2月15日，我军在官庄活捉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余谊密(1926年冬曾代理过安徽省省长)后，故调集11路军和25路军部分，紧紧盯住我们，疯狂地进行“追剿”、“堵剿”。部队不得不天天行军、打仗、突围，整天爬大山钻老林，风餐露宿，衣服被挂得像破鱼网一样，吃了上顿没下顿，枪弹也愈来愈少，生活异常艰难。

　　1935年4月，红28军在太湖县泥头店整编后，高敬亭政委组织召开了干部会议，总结了前段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只有克服困难，建立新的根据地，才能在人民的支持和配合下，有效地打击敌人，坚持游击战争，挫败敌人“围剿”。会议决定军主力部队去宿松一带建立根据地，攻打防守较弱的宿松县城。按计划经过一夜急行军，来到二郎河。这时，宿松县地下党组织送来情报，宿松县城今天又增加了一个主力团。不一会，哨兵又报告，敌25路军32师95旅又追上来了。敌情变化，高政委决定改变原打宿松的计划，部队向湖北蕲州进发。又经一夜急行军，部队翻罗汉尖，于次日破晓到达蕲州毛家嘴。由于长途行军，又逢大雨，同志们十分疲劳，军首长决定就地休息。

中午时分，部队在山洼集合，准备出发。由于过早地撤掉了山上一个排的哨兵，我军集合时，一批腰里藏着短枪装扮成卖柴的、卖蛋的、要饭的敌人，乘机混进了我集合场周围。当我3营刚刚走出山嘴，1营按3连、2连、1连的顺序准备跟进时，敌人从山后迁回到山嘴两边，切断我军去路，三面山顶也被敌人占领了。便衣敌人首先冲入我集合场，四面敌人一齐向我开火，我被围部队奋起抗击，勇敢冲杀。经过一场激战，我大部兵力突出重围，敌人开始紧缩包围圈，阵地也被敌人突破了，我们坚持在包围圈内抗击敌人。这时，我手枪团、特务营、3营和突出的1营和2营的同志，趁敌人哄抢我丢下的东西，杀进包围圈，接应出被围困的部队。

毛家嘴突围，我军损失100多人，敌军死、伤300多人。我军突围后，撤退到界岭一带。

我红28军能在强大敌人的“清剿”中生存，并给予敌人以沉重打击，主要是遵循了“避强击弱、拣弱敌打”的作战原则，发扬了能走善打、连续作战的优良战斗作风，采用“牵”和“拖”的办法，把强敌拖垮，集中之敌拖散，尔后抓准战机，歼其一部。

1937年3月，我在红28军手枪团2分队7班当班长。为了摆脱“图剿”和拖垮敌人，军政委高敬亭带我们手枪团1、2、3分队和244团3营，从熊家河出发，经金家院、狮子口、古碑冲、柳利平、贾家凹、鲍尔山等地，连续跋涉几昼夜至蕲州大王山，把尾追之敌11路军一个旅3个团甩下20华里之远。

大王山地势险要，漫山遍野灌木丛生，从山下到山顶要走8、9里崎岖小道。我们刚上山，正巧遇到敌25路军的一个团和一个别动队在山上搜剿我便衣队。当时山顶没有敌人。为了不让敌人发现，迅速占领有利地形，我手枪团在前面，3营在后跟进，我7班担任后卫，立即隐蔽向山顶运动。当部队进至半山腰，发现一个村庄，约一个排的敌人正在那里烧鸡作饭。3分队长李世炎带领战士们，乘敌不备，猛冲过去，没打几枪就把敌人消灭了，缴获了30多支枪。

后来，敌人发现了我们，他们感到莫名其妙，弄不清我们究竟是什么部队。在半山腰喊话，问我们是哪一部分的。为迷惑敌人，我们顺势回答:是11路军的。敌人信以为真，大声说:我们是25路军别动队，自己人，你们派人来接头。为给敌人以致命打击，我们将计就计，一方面故意向敌人喊话:你们也派人来接头，另一方面通知部队，作好战斗准备。这时詹化雨同志对2分队长邓少东说:你们派一个人去接头。邓队长就让我去接头。当时规定双方去接头的是不准带枪的，我把盒子枪上了顶膛火，插在背后，以防万一。下山时一边走，一边拍手，故意装作没有带枪的样子。

高敬亭之女高凤英

　　当我与敌人接头相距不远时，我们山上6挺机枪居高临下一齐向敌人猛烈开火，敌人遇到意外的攻击，乱作一团，发出一片惊慌的惨叫。在这刹那间，我迅速拔出手枪，一枪打死了前来接头的敌人。我手枪团、3营乘敌混乱之际，冲杀下来，敌人四处奔逃，东躲西藏，狼狈不堪。这次战斗，共打死打伤敌人100多。

部队刚刚下山，敌25路军一个团又扑了上来，敌11路军一个旅也在后而追来了。为保存力量避免硬拼，部队撤出了大山。

1937年5月间，由皖西特委书记何耀榜派到大西北去找中央的姜术堂同志，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后，经河南、武汉、九江、安庆等地，来到了岳西县鹞落坪，找到了特委。把他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带回的《抗日十大纲领》等6本小册子交给何耀榜同志。

不几天，高敬亭政委带着手枪团2、3分队和3营来了。次日吃过早饭，高敬亭同志召集特委书记何耀榜、特委秘书徐海珊，3营营长杨克志，便衣队长陈明江和一个姓汪的巡视员及我(当时任命我为手枪团2分队副队长)在一起开会，给我们读了《抗日十大纲领》，介绍了西安事变的情况和统一战线政策。然后说:红25军已到达陕北，国共合作了，现在正在谈判，我们也试试和卫立煌25路军谈。大家都表示同意。

高敬亭政委起草了七条谈判意见。并给卫立煌写了一封信，要岳西县第3区公所速交卫督办立煌收。我记得信的大意是:卫督办:现在处于大敌当前，我们应该联合起来枪口对外，一致抗日。如果你们有诚意的话，应实行两条:一、立即停止所有部队对红军的清剿；二、请速派人来谈判。

国民党开始是没有诚意的，妄图以谈判掩盖其军事进攻。他们增派了3个团的兵力，把工事筑在我前沿，把我特委会、军部交通队和手枪团一部包围在兰田。安徽的四个保安团，把蛇形岗里外围了好几层，以武力胁迫我投降。

一天下午，敌方派出一个副官，带着十几副担子，抬着皮鞋、罐头、香烟、鸡蛋，还有3头刮得干干净净的肥猪来到山下。我当时正在查哨，当即把情况报告了高政委。高政委说，如果后面无部队可以叫他们上来。郭副官上山后，首先与何耀榜进行了会晤，接着高政委以“李主任”的身份会见了他，见面介绍说，我是奉高军长的命令，来掌握与贵部洽谈国共合作的。郭说，我是刘高参派来的，刘高参是奉卫长官的命令，到贵部来谈判的。高政委说:既然谈判，你们为什么调集部队把我们围着？要谈首先得把你们的部队退出15里以外，如果不退，就是没有诚意，郭副官连连表示，“误会、误会。”郭副官请示“鄂豫皖督办公署”后，同意退出15里，并将青田畈、九河一带让出来给我军住。谈判地点定在九河，何耀榜为我方正式谈判代表。

当晚敌部队撤退了。第二天一早高政委要我带一个班到杉树牌附近，看看敌人是否撤完，有没有埋伏。侦察后，部队便于上午从兰田出发，下午到达九河。

　　到九河的第二天下午，卫立煌的随身少将高级参谋刘纲夫，坐着八人大轿来了。从到达九河的第二天起，何耀榜在青天的上青小学与刘纲夫进行了一天半的艰苦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为了庆祝谈判成功，双方决定第二天上午在九河举行签字仪式。

上午7点，高政委把我和谢队长(代理)叫到一边说:“马上举行签字仪式，你们要注意，做好准备，特别要把炮楼布置好，防止他们搞什么鬼。如有人问起我，就说我是李主任!”

9点钟，双方代表在热烈的锣鼓鞭炮声中，步入朱家大屋，我方高政委，何耀榜出席了签字仪式。签字后，刘高参请客，搞了7、8桌菜，招待一餐。饭后，刘高参怀疑李主任可能就是高敬亭，提仪照像留念。高政委说:“我没有照像的习惯。”刘高参边说边把高政委往门外推，准备照像。当摄影师拍摄的一瞬间。高政委向后一歪头，只照到了头的后部。

进屋后，高政委对刘高参说:“我们已经签过字了，3个月以内我们要把部队收齐。你们在鄂豫皖对我部队的追击要全面停止。部队通过你们的防线，不准备阻止我军通过。”接着说:高政委现在可能在湖北地区，谈判结束后，我们要去向他汇报。请给我们一个行军路线图和护照。”刘纲夫叫勤务兵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地图，并规定我们的行军路线:以鹤落坪为起点，经陶家河、鲍家河、西界岭、松子关、河家铺、木子店、插麻城至七里坪。护照也送来了，上面有卫立煌的签字，并盖有伪安徽省政府的四方大印。交接完后，刘参谋说了声:我们湖北黄安再见。然后坐着轿子就走了。

第二天，我们从九河出发，经青天畈至鹞落坪。在这里，高政委召集何耀榜、杨克志、徐海珊、吴万银、谢队长、姓汪的巡视员和我在一个姓聂的老乡家里开会。他先介绍了谈判和签字的情况，后打开地图说:“敌人给我们指定的行军路线，我看不能走，要防止他们埋伏，得调换一条路线。我们现在在此休息一天，通知部队每人准备3天的干粮，途中尽量不做饭，不能耽误时间。”

次日我们从鹞落坪出发，经界岭转漫水河，整整走了三天三夜到达了郭家河。高政委指示:部队暂时住下休息，派手枪团的同志去七里坪侦察，结果发现国民党102师还驻扎在七里坪。我们只好在高山岗扎营。后刘高参从武汉到了黄安，通过交涉，敌军才撤出七里坪。

1937年8月，我们进驻了七里坪。所属其他部队也先后到达，特务营驻方家湾、蔡家湾，鄂东北独立团驻黄陂站；手枪团一部驻张家湾，244团驻宣化镇，各地便衣队驻两道桥。除罗田便衣队三、四十人外，红28军所有部队全部聚齐。又一次进行了整编，起先番号叫作“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后改为新四军四支队，出发、东进，开展华中敌后抗日战争。

(全义、树澄、学朴整理)

(原载1986年第8期《安徽党史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