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宜、朱方到镇江：镇江历史沿革考

鹤发童心

摘要：镇江地处长江下游南岸，当江河交汇之要冲，其地名历经朱方、谷阳、丹徒、京口、润州诸变，至北宋政和三年（1113）始有镇江府之名。本文以正史地理志、本纪及注疏为据，溯其源流，辨其沿革。前史略述莲花洞旧石器遗址与湖熟文化遗存；西周“宜”地青铜器铭文或为镇江地区最早文字见证之一，然地望尚有争议。春秋“朱方”见于《左传》《史记》，为镇江信史地名之开端。六朝京口为南徐州治所，晋陵郡治亦曾设于丹徒、京口，侨郡实土化以南东海郡为例。隋开皇九年平陈，废南徐州；大业三年改州为郡，润州废，其地并入江都郡。唐武德八年，曲阿来属润州。北宋开宝八年改镇海军为镇江军，“镇江”作为军号始见；政和三年升润州为镇江府，“镇江”始为府名。三千年间政治中心渐次集中于今镇江市区，沿革脉络连续不断。

关键词：镇江；朱方；丹徒；京口；润州；历史沿革

一、前史略述：莲花洞人与湖熟文化

镇江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虽始于西周“宜”地，然人类活动之迹远早于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镇江南山白龙岗莲花洞遗址历经三次考古发掘。2001年第二次发掘获石制品7件，初步判断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或稍早，相关成果发表于《古生物学报》2005年第44卷第1期。

降及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宁镇地区孕育了“湖熟文化”。该文化因1951年首先发现于江宁湖熟镇而得名，考古学界一般认为其与商周时期宁镇地区土著人群有关。在现今镇江市范围内，经考古发现的湖熟文化遗址达19处。其中龙脉团山遗址位于润州区七里甸街道龙脉桥东，1959年南京博物院普查时首次发现，是目前镇江保存较好的湖熟文化台形遗址。湖熟文化的分布以宁镇地区为中心，镇江正处于这一文化区的核心地带。

二、西周“宜”：与镇江地区关系密切的早期文字见证

镇江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地名并非“朱方”，而是西周早期的“宜”。1954年，丹徒大港烟墩山出土西周初年青铜器“宜侯夨簋”，器内铭文126字，记载周康王将虞侯夨改封于“宜”地。

该器出土后，郭沫若《夨簋铭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唐兰《宜侯夨簋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陈梦家《宜侯夨簋和它的意义》（《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等先后撰文考释。关于“宜”之地望，学界尚有争议。郭沫若、唐兰、陈梦家等多数早期研究者倾向认为宜在丹徒附近；亦有学者持他说。本文从多数学者之说，倾向丹徒说，然尚难论定。此器出土于镇江地区，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为该地区所见最早的青铜器之一。

三、朱方：镇江信史的开端

（一）《左传》所见朱方

“朱方”是镇江见诸正史的最早地名，首见于《春秋左氏传》。《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载：

庆封归，遇告乱者……弗许，遂来奔（鲁）……既而齐人来让，奔吴。吴句馀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旧。

左丘明《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中华书局1981年《十三经注疏》影印本，第1998页。

鲁襄公二十八年即公元前545年。齐相庆封因齐国内乱先奔鲁，鲁国不堪齐国责难，庆封遂奔吴。吴王句馀将朱方赐予庆封作为奉邑。七年后，《左传·昭公四年》载“使屈申围朱方，八月甲申，克之”，此即“朱方之役”。

（二）《史记》的印证

《史记·吴太伯世家》载：

王馀祭三年，齐相庆封有罪，自齐来犇吴。吴予庆封朱方之县，以为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齐。

司马迁《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第5册，第1452页。

“朱方之县”四字表明朱方在吴国已是具有行政职能的邑县。春秋之“县”与秦汉郡县制之“县”性质不同，春秋县多为边地军事重镇或封君奉邑，与后世郡县制下的地方行政单位不同。

（三）注疏的印证

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于此条下引《吴地记》注曰：“朱方，秦改曰丹徒。”裴骃《史记集解》，见《史记》卷三十一，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第5册，第1452页。

唐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于会稽郡“丹徒”条下亦曰：“即春秋云朱方也。”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上，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第6册，第1590页。

《宋书·州郡志》丹徒县条述之最确：

丹徒令，本属晋陵，古名朱方，後名谷陽。秦改曰丹徒。孫權嘉禾三年，改曰武進。晉武帝太康三年，復曰丹徒。

沈约《宋书》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4册，第1038页。

诸家所据，皆不出《左传》《史记》之记载，朱方为镇江最早信史地名，基本可信。镇江信史地名可追溯至公元前545年“庆封奔吴，吴予之朱方”一事，距今已逾2570年。此乃文献记载之始，非筑城之始，未可径称“建城史始于前545年”。

四、战国至秦汉：谷阳与丹徒

（一）谷阳之名

周元王三年（前473），越灭吴，朱方属越。周赧王九年（前306），楚败越，朱方入楚。《宋书·州郡志》载丹徒“古名朱方，后名谷阳，秦改曰丹徒”，是谷阳之名在秦置丹徒之前。至于是楚人改名，还是越人旧称，正史无明文。

（二）秦置丹徒县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始皇东巡至会稽，途经此地。《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三十七年，始皇出游……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第1册，第260页。

《史记》所载为“过丹阳”，即秦丹阳郡地，与丹徒非同一地。秦始皇经丹徒之说，见于后出文献。唐许嵩《建康实录》引《史记》逸文载：

案史记，秦始皇三十七年东渡江，使赭衣三千凿朱方京岘山东南垄。

许嵩《建康实录》卷一，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第5页。

此条冠以“案史记”，然不见于今本《史记》，当为后出文献保存之逸文，宜标明出处为《建康实录》，不宜径标为《史记》原文。“丹”者，赭红色也；“徒”者，囚徒也。此说虽带有传说色彩，然秦置丹徒县于会稽郡，则见于正史。《汉书·地理志》会稽郡下列有丹徒县，颜师古注云“即春秋云朱方也”。县治在今丹徒镇，此为镇江正式建县之始。

五、六朝：京口、南徐州与侨郡实土化

（一）京口得名

建安十三年（208），孙权自吴郡徙治丹徒，号曰“京城”。建安十六年（211），孙权迁治秣陵（后改称建业），于京城置“京口镇”。京口之名，取“京岘山”之“京”，兼有“丘绝高曰京”之义。宋卢宪《嘉定镇江志》卷六引《润州类集》云：“州谓之京镇、京口者，因此山。”卢宪《嘉定镇江志》卷六，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本，第3册，第2375页。

（二）晋陵郡治丹徒与京口

西晋太康二年（281），置毗陵郡，治丹徒，后复还毗陵。永嘉五年（311），避讳改称晋陵郡，始自毗陵徙治丹徒。东晋太兴初，郡及丹徒县并治京口。义熙九年（413），晋陵郡复还晋陵县。

沈约《宋书》卷三十五《州郡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4册，第1040页。

（三）东晋侨置与南徐州之立

永嘉之乱后，北方士民大批南渡。东晋元帝渡江，都建康，于京口侨置徐州、兖州，以处北方流民。《宋书·州郡志一》载：

南徐州刺史，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於晋陵诸县，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

沈约《宋书》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4册，第1038页。

南朝宋元嘉八年（431），正式以江南之地立南徐州，治京口：

文帝元嘉八年，更以江北为南兖州，江南为南徐州，治京口，割扬州之晋陵、兖州之九侨郡在江南者属焉。

沈约《宋书》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4册，第1038页。

（四）侨郡之实土化

京口周边侨郡的实土化进程，以南东海郡最为典型。《宋书·州郡志一》南东海太守条载：

晋元帝初，割吴郡海虞县之北境为东海郡，立郯、朐、利城三县，而祝其、襄贲等县寄治曲阿。穆帝永和中，郡移出京口，郯等三县亦寄治於京。文帝元嘉八年，立南徐，以东海为治下郡，以丹徒属焉。郯、利城并为实土。

沈约《宋书》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4册，第1038页。

“郯、利城并为实土”一语，正是侨县获得实际辖境的直接证据。《宋书·州郡志》郯县令条又载：“郯令，汉旧名。文帝元嘉八年，分丹徒之岘西为境。”据此，郯县本东晋初侨立于吴郡海虞县之北境，永和年间随南东海郡移治京口。元嘉八年分丹徒县岘西为郯县实土，其地即今镇江市区，与京口实为一地。

梁天监元年（502），改南东海郡为兰陵郡，领兰陵、丹徒、曲阿、郯四县，属南徐州。《梁书·武帝纪中》载天监元年“改南东海为兰陵郡”，《隋书·地理志》延陵县条所记“旧置南徐州、南东海郡，梁改曰兰陵郡”，所载为南徐州、南东海郡之沿革，与《梁书》所载为同一事件，两处正史互证。郡名虽易，治所未移。《嘉定镇江志》按语云：“陈复为东海郡，并治郯县，不改。”虽出后出方志，然与《宋书》《隋书》所载郡治郯县相合，可备一说。

南琅邪郡则为例外。该郡晋元帝太兴三年（320）侨立怀德县于江乘县境，成帝咸康元年（335）桓温领郡，割江乘县境立郡，始有实土。其治所在江乘（约今南京栖霞一带），位于建康东北，与京口同为建康外围屏障。

六、隋唐：润州之立与曲阿来属

（一）隋置润州

隋开皇九年（589），平陈，废南徐州，丹徒县并入延陵县，改属蒋州。开皇十五年（595），置润州。《隋书·地理志下》载：

延陵县，开皇十五年置润州，大业初废。

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一，中华书局1973年点校本，第3册，第874页。

大业三年（607），改州为郡，润州废，其地并入江都郡。

（二）唐复置润州与曲阿来属

唐武德三年（620），复置润州，治丹徒县。《旧唐书·地理志三》润州条载：

润州上，隋江都郡之延陵县。武德三年，杜伏威归国，置润州于丹徒县……八年，废简州，以曲阿来属。

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5册，第1583页。

据此，唐武德八年（625），曲阿来属润州。

建中二年（781），合浙江东西二道观察置节度使，治润州，赐号“镇海军节度”。润州自此成为唐代东南财赋转输与军事镇守的核心据点。

七、宋以降：镇江得名与府路沿革

北宋开宝八年（975），改镇海军为镇江军。“镇江”作为军号，始见于此。政和三年（1113），升润州为镇江府。《宋史·地理志四》载：

镇江府，望，丹阳郡，镇江军节度，开宝八年改。本润州，政和三年升为府。

脱脱等《宋史》卷八八，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7册，第2173页。

政和三年升润州为镇江府，“镇江”始为行政建置名称。元至元十三年（1276），改镇江府为镇江路，属江浙行省。明初改镇江路为江淮府，寻复为镇江府，直隶南京。清代镇江府辖丹徒、丹阳、金坛、溧阳四县，清末尚领太平厅（今扬中，同治年间置），属江苏省。民国废府，改丹徒县为镇江县；1929年至1937年间，镇江曾为江苏省省会。1949年后设镇江市，沿袭至今。

结语

镇江之历史沿革，自西周“宜”之封邑，春秋“朱方”之邑，战国“谷阳”之名，秦“丹徒”之县，六朝“京口”之镇、“南徐州”之治，隋唐“润州”之州，至北宋“镇江府”之立，三千年间地名虽屡变，政治中心渐次集中于今镇江市区，沿革脉络连续不断。六朝时期，京口为南徐州治所，晋陵郡治亦曾设于丹徒、京口，南东海郡等侨郡寄治于此并逐步实土化，京口成为州郡两级行政中心叠置的重镇。隋开皇十五年置润州，大业三年润州废，其地并入江都郡。唐武德八年曲阿来属润州。北宋开宝八年改镇海军为镇江军，政和三年升润州为镇江府，镇江之名自此确立。

参考文献

一、经部

［1］左丘明：《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1981年《十三经注疏》影印本。

二、正史

［2］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

［3］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

［4］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

［5］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点校本。

［6］魏徵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点校本。

［7］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

［8］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三、方志与政书

［9］许嵩：《建康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

［10］卢宪：《嘉定镇江志》，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本。

四、考古报告与论文

［11］房迎三、何未艾、沈冠军、朱玲：《江苏镇江莲花洞中、晚更新世人类化石地点的新材料》，《古生物学报》2005年第44卷第1期，第87—95页。

［12］郭沫若：《夨簋铭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

［13］唐兰：《宜侯夨簋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

［14］陈梦家：《宜侯夨簋和它的意义》，《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