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父母逛首博下篇

老陈

2009年10月18日星期天，阴。 陪父母逛首博续。     

       首都博物馆方形展厅四楼的古代佛像艺术精品展很值得一看。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65-581年）是印度佛像艺术向中华文化嬗变的重要时期。在当时南北不同文化的影响下，佛像艺术表现出不同的地域特点：南方佛像温和清丽，北方佛像沉静雄壮。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后，南北佛像风格趋于统一，褒衣博带、秀骨清像成为南北方共同遵循的艺术模式。

       北齐天统二年（566)王兰雕一佛二弟子造像碑。石质古朴厚重，碑体呈圆拱背屏样式。主尊释迦牟尼立于正中，虽头部残损，身躯衣纹层次分明，袈裟褶皱纹路简练流畅。两侧分立二弟子，左侧弟子神态沉静，右侧弟子双手合十恭立，人物体态敦实。碑座浮雕十分精彩，正中为托举的力士，两侧蹲坐护法雄狮，造型拙朴雄健。整尊造像承袭北齐佛教造像风格，形体趋于圆润柔和，雕刻线条质朴概括，是北朝民间信众发愿雕造的佛教石刻，岁月侵蚀留下斑驳痕迹，真实反映北齐京畿地区民间佛教信仰与石刻工艺水平。

       北魏太和六年（482)石雕一佛二菩萨造像碑。整块白石雕刻而成。主佛结跏趺坐于莲台之上，面容圆润，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右手抬起施说法印。左右各侍立一尊菩萨，头戴宝冠，披帛缠绕身躯，姿态温婉。佛座两侧雕有护法石狮，气势浑厚。碑座镌刻发愿铭文，间饰莲花纹样，记录造像施主的祈愿。作品属于北魏中期典型样式，服饰飘逸，神态肃穆，雕刻刀法质朴有力，碑文保留当时民间造像的文字资料，见证北魏佛教兴盛的社会风貌。

       北齐武平五年（574)石雕二菩萨像。北齐时期，鲜卑统治者提倡和重视本民族文化，佛像艺术又回复到北方民族审美标准上来。佛像的体态由修长变为矮胖，腹部前凸；面相由瘦削变为丰圆；衣服由厚重变为轻薄；衣纹由密集粗重，变为疏朗浅细。这尊佛像体现了北齐造像的鲜明特点。

       北齐天保五年（554)善盘龙造释迦、多宝二佛并坐铜像。

       明（1368‑1644年）铜普贤菩萨像。普贤菩萨是印度梵语意译，为我国佛教四大菩萨之一。据佛经记载，他行愿最广大，有著名的“十大行愿”，所以在佛教诸菩萨中有“大行普贤菩萨”的美名。其形象标志是骑一头的六牙白象，六牙白象是其行愿广大的象征，因为六牙表示大乘佛教修行的六种内容--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相传四川峨眉山为普贤菩萨应化中国的道场。

       辽（907-1125)石雕释迦牟尼佛涅槃像。这尊像侧身卧于石床上，头饰螺发，头顶肉髻微隆；面相生动，神态安详；身着袒右肩袈裟，胸前露出蝴蝶结，衣纹写实自然。风格粗犷，形象地表现了释迦牟尼佛涅槃时情景。

       元（1271-1368)铜增长天王像。增长天王是佛教四大天王之一，主要掌管南瞻部洲、这尊像头部高昂、双目圆鼓、上牙咬住下唇、下颊长髯垂胸，气势凛然、全身武士装束，头戴战、身着甲胃、足登高靴、身披倒" U 字形帔帛、衣纹刚劲有力。站立姿势、右手当胸、手中紧握长剑、为其身份标志、形象威猛、造型完美、是一尊难得的元代佛像精品。

       辽（907-1125)石经幢，北京门头沟双林寺。这是经幢的一部分，为四面柱状体。四面各刻一尊佛像，为四方佛，即东方香积世界不动佛、南方欢喜世界宝相佛、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北方莲花世界微妙声佛。四佛像皆头饰螺发，身着袒右肩袈裟，头顶肉蟹平缓，胸部肌肉写实，体现了辽代佛像的鲜明特点。

       这尊石质佛坐像，佛像结跏趺坐，螺发整齐饱满，眉间带有白毫，双目微阖，神情宁静慈悲。右手抬起结说法印，衣袍层次舒展，袈裟褶皱随身体姿态自然垂落，线条柔和流畅。造像原有彩绘残留，岁月侵蚀之下色彩斑驳，肩部有残缺痕迹。整体风格温婉内敛，石雕质感温润，神态沉静安然，充分体现中原佛教造像端庄柔和的艺术气质，是古代石雕佛像的代表性实物。

       元（1271-1368)铜镀金不动佛像，藏中风格。佛陀坐像通体鎏金，部分金层历经岁月略有磨损。佛像头戴宝冠，面相圆润，眉间饰白毫，眼睑低垂，神态平和安详。结跏趺坐于双层仰莲莲台之上，右手下垂触地，为降魔印，左手置于腹前。上身袒露，斜披僧衣，衣纹刻画简练，莲瓣饱满规整。整尊造像带有藏传佛教造像特征，造型比例匀称，鎏金质感厚重，工艺精细。

       明（1368-1644）铜镀金金刚持像，西藏。金刚持是藏传佛教崇奉的本初佛，在藏传佛教中地位极高。这尊造像跏趺坐于宽大莲座，头戴五花冠，面容温婉，双目低垂。全身满嵌松石类宝石，装饰华美繁复。双手于胸前结法印，身上佩戴项链、臂钏、手镯等成套珠宝配饰。莲座莲瓣饱满立体，底座边缘同样点缀宝石。雍容华贵，细节极尽精巧，是藏传佛教造像工艺的精品，彰显出华丽绚烂的艺术风格。

       明（1368-1644）铜镀金文珠菩萨像。菩萨头戴繁复宝冠，面容静谧，双眼轻闭。双手于胸前合十，胸前配饰繁复精美，披帛飘逸舒展。菩萨结跏趺坐，衣褶婉转层叠，线条灵动流畅。下方莲台雕刻细密，莲瓣纹饰饱满，底座装饰丰富。铜像包浆古朴厚重，融合汉藏两种造像艺术特点，造型端庄大气，雕刻层次丰富，细节刻画考究，展现出高超的金属雕塑技艺。此像左右肩花上分别有经书和宝剑，为文殊菩萨身标志。整躯做工精细，装饰繁复，胎体厚重，具有明代宫廷造像遗风。

清（1644-1911)铜镀金巴沽拉尊者像，藏东或漠南蒙古清代造像，产自藏东或漠南蒙古地区。

       巴沽拉尊者为藏传佛教十八罗汉之一。造像通体铜镀金，金面历经岁月出现斑驳磨损。尊者为光头僧人形象，双目有神，神态沉静专注，结半跏趺坐于方形台座之上。双手捧持吐宝鼠，这是巴沽拉尊者标志性法器，寓意福财善施。身披僧袍，衣纹写实流畅，袍服褶皱自然垂落，台座前方还塑有供盏。作品融合蒙古与藏东造像风格，人物刻画朴实生动，没有过度华丽的装饰，侧重表现修行者的质朴气质，是清代藏传佛教罗汉造像的典型实物，反映出当时藏蒙地区成熟的金属铸造工艺。

清（1644-1911)铜镀金迦里迦尊者像，藏东或漠南蒙古。

       迦里迦尊者同为藏传佛教十八罗汉之一。造像通体铜镀金，尊者为僧人光头形象，面部刻画写实，额头带有皱纹，神态平和睿智，呈自在坐姿态，一足舒展外露。右手握持念珠，左手持有法器，是迦里迦尊者的典型标识。身着层次分明的僧衣，衣纹线条流畅利落，褶皱随肢体自然起伏，坐于方形台座之上。整尊造像兼具藏东与漠南蒙古的造像特点，人物形象质朴写实，不追求繁丽装饰，侧重表现修行罗汉的神态气质，铸造工艺娴熟，是清代藏蒙地区罗汉造像的代表性遗存。

       罗汉像。罗汉是梵语"阿罗汉"的音译简称，意译有杀贼、应供、不生三种含义，是佛教声闻乘追求的最高目标。藏传佛教崇奉的罗汉有十六罗汉和十八罗汉，它们在来源、艺术形象和供奉仪轨等方面皆与汉传佛教所奉不同，由此可以看出汉藏佛教在继承和发展印度佛教上存在的差异。

清（1644-1911)铜镀金赤松德赞像，西藏。

       赤松德赞（742-797)为吐蕃王朝三大法王之一。在位期间，迎请印度寂护、莲花生入藏弘法，建桑耶寺，倡导贵族子弟出家，兴办译经事业，为佛教在西藏的传播奠定了重要基础，藏族人民因此奉为文殊菩萨化身。这尊像为吐蕃赞普装束，头戴朝霞冠，身着长袍，形象生动。左右肩花上置有经书和宝剑，是其形象重要标志。

清（1644-1911）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像，西藏。

       佛陀螺发规整，面相端庄柔和，双目低垂，神情宁静慈悲。佛像直立于双层仰莲莲台之上，赤足踏莲，右手抬起施无畏印，象征给予众生安乐无畏，左手自然下垂。身披通肩袈裟，衣纹以层层叠叠的弧线表现，线条流畅写实，衣摆边缘带有卷曲装饰。

       整尊造像为西藏本地风格，体态挺拔匀称，莲瓣饱满厚实，铸造工艺成熟。站立式释迦牟尼造像在藏传佛教中多用于表现佛陀行走说法的姿态，整体庄严大气，是清代西藏地区鎏金佛像的典型作品。

       清代西藏地区造像。清代时，西藏仍是藏传佛教传播的主要地区，也是佛像艺术发展的中心。当时全藏有三大佛像制作中心：一为多觉边肯铸场、简称"多边"：位于拉萨布达拉宫脚下；一为扎什伦布寺铸场，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一为德格铸场，在今四川德格。佛像风格流行写实和仿古两种，其中写实风格注重表现自然主文艺术风气，是清代西藏地区佛像艺术的主流风格。

       清代仿古风格造像。清代康照，乾隆时期，藏传佛像艺术流行一股仿古风气，所仿主要是十三世纪以前的东印度、东北印度、尼泊尔、斯瓦特、克什米尔等几种风格。仿古造像在造型样式上与所仿早期佛像十分相象，但用材和艺术气韵与早期佛像有着明显差异。

清乾隆（1782)铜泥金上乐金刚像牌，北京。

       这件铜牌中央主尊为上乐金钢，主尊上方为三位上师：中为三世章嘉国师，左为米拉日巴，右为那诺巴；主尊左右及下方左右为四位空行母；主尊下方中央为四面护法。据记载，清朝三世章嘉国师曾传上乐金刚密法给乾隆皇帝，乾隆专门在承德普乐寺修建了一座巨大的上乐金刚坛城。这件铜牌上的雕刻内容反映了三世章嘉国师与上乐金刚密法的传承关系。

明代帝释梵天-西壁壁画局部。

       画面主尊为多臂女神，宝冠华美，配饰繁复，神态端庄肃穆，周身环绕祥云纹样。画面构图宏大饱满，四周排布天王、护法、侍从诸神，人物姿态各异，有的持兵器，有的捧供器，神祗形象文武兼具。

       壁画以黑为底色，搭配赭石、金、红等色调，线条遒劲流畅，服饰飘带婉转飞扬，层次感极强。整幅描绘帝释天、梵天率领诸天众神前来礼佛的场景，将佛教神祇与传统绘画技法相融，人物众多却排布有序，既体现出宗教的庄严氛围，也反映出明代高超的壁画绘制水平，具有很高的艺术与历史价值。

清代黄檀木观音像，北京西城区妙应寺白塔塔藏。

       为清代珍贵的木雕造像，连完整木龛一同保存。木龛通体髹红漆，外壁精工彩绘莲花、八宝等吉祥纹样，纹饰细密繁复。龛内雕刻观音自在坐于云石座上，菩萨头戴宝冠，面容温婉安详，衣饰施以蓝、金彩绘，璎珞配饰刻画细致。龛体下层设有空间，安放鎏金圆盒，用于盛放供奉之物。

       拆开的龛板上留存乾隆御笔题字：“念彼观音力，能救世间苦，愿以此功德，众生同得度”，笔墨清晰，为这件文物增添了重要的文字实证。整组器物集木雕、彩绘、髹漆工艺于一体，造型精巧完备，既是佛教供奉造像，也见证了妙应寺白塔的供奉历史，是清代北京地区佛教艺术品的难得实物。

       10‑11世纪宝生佛坐像。宝生佛为藏传佛教五方佛之一，主财富与福德。造像为铜质，头戴宝冠，全身镶嵌绿松石、红珊瑚等宝石，结跏趺坐。右手施与愿印，代表布施给予众生，左手结禅定印。双层须弥台座雕刻众多小护法神像，台座边缘刻有古铭文。整体风格古朴厚重，宝石镶嵌华丽，是古西藏成熟的金属造像作品。        10‑11世纪不动佛坐像。不动佛是五方佛之一，象征事业成就。铜质造像，宝冠严整，周身遍饰嵌宝璎珞臂钏，结跏趺坐于繁复的须弥台座。右手施无畏印，消除众生恐惧，左手禅定。台座下层排列姿态各异的护法小像，基座刻铭文。佛像神态沉静，铸造精细，体现出这一时期高超的合金铸造与宝石镶嵌工艺。        10‑11世纪阿弥陀佛坐像。五方佛之阿弥陀佛代表光明与长寿。铜造，头戴宝冠，佩戴嵌宝项链、臂饰，双手于腹前结禅定印，结跏趺坐。须弥底座满雕护法神像，镶嵌各色宝石，基座刻古文字。面相柔和内敛，体态端庄，器物包浆古朴，反映出10‑11世纪喜马拉雅造像艺术特征。

       大日如来坐像（10‑11世纪，故宫博物院藏）。大日如来为五方佛的中心佛，代表宇宙本体。铜质，宝冠繁复精美，全身镶嵌绿松石、珊瑚等宝石，双手结智拳印，是大日如来标志性手印。结跏趺坐于雕刻繁复的须弥台座，台座布满护法、供养小神像，边缘刻铭文。佛像面容宁静慈悲，工艺精湛，是五方佛造像中等级极高的一尊，为研究早期藏传佛教造像提供珍贵实物。

       清道光(1821~1850年）景德镇窑御窑厂图桌面，首都博物馆藏。瓷桌桌面是一幅采用花料绘制的以御窑厂为中心的景德镇图，不仅是研究清代景德镇建筑、整体布局的形象资料，还印证了文献关于清代景德镇建制分布及其职能的记载。

明代勾云双耳银杯、莲瓣银杯托，首都博物馆藏。

       这套明代银质酒具錾刻工艺娴熟，兼具实用与装饰性，反映明代贵族的宴饮生活与金银器制作水平。银杯两侧雕卷云纹双耳，造型精巧灵动；杯底承接莲瓣银杯托，杯托底座雕琢一圈层叠舒展的莲瓣纹饰。下方是宽大的椭圆形银盘，盘沿錾刻几何与卷草纹样，局部鎏金。

       最后转了一下古都北京·历史文化篇展厅。古代文人书房场景复原。红木书案居中摆放，案上铺展宣纸，整齐陈列毛笔、笔筒、书卷、砚台、笔洗、镇纸、笔搁全套文房用具。案后配四出头官帽椅，背景墙面排布书法文字。完整还原传统文人挥毫书写的书房环境，直观展现古代文房器物组合与文人雅致的生活风貌。

清代竹雕东方朔像。

       东方朔呈自在坐姿态，面容喜乐开怀，长髯垂胸，手中捧持寿桃，寓意福寿吉祥。衣褶线条流畅自然，身下雕镂山石底座，竹材纹理清晰可见，刀法圆熟细腻。东方朔是民间传说里诙谐长寿的人物，这件竹雕把人物神态刻画得生动传神，是清代竹根雕的代表性作品。

明(1368-1644年）朱小松款竹雕松鼠纹盒。首都博物馆藏。

       此器取竹节雕松树虬枝，盒盖、盒身用深、浅浮雕和透雕技法刻出松枝穿插，构图疏旷处则浅刻树皮瘿瘤。松针如轮，重重叠叠间有三只跳跃小松鼠，整个作品形成繁简、动静的对比，显得张驰有度，富于节奏。盒身下部有"小松"款。朱小松，明末嘉定派竹刻高手，善书兼画，作品意旨精妙。

清·乾隆（1736-1795）沉香木雕云龙纹如意。

       如意通体满工雕刻云龙纹，如意头、柄身至柄尾，层层叠叠雕刻游龙穿梭于祥云之间，纹饰繁复细密，层次丰富。沉香质地温润，自带幽香，如意是清代宫廷重要陈设与礼器，这件器物充分体现乾隆朝木雕高超的雕刻技艺，兼具芳香材质美与雕刻艺术美。

清·乾隆贴黄雕夔龙纹方鼎。

       清乾隆时期的竹雕器物，采用贴黄工艺制作，模仿青铜方鼎造型。器物带盖，双耳直立，四足曲弯，器盖、器身满雕夔龙与缠枝纹样。贴黄工艺是将竹内壁薄层竹黄贴附器胎之上再行雕刻，色泽温润，纹饰规整。此件仿古鼎形制庄重，把传统青铜礼器造型与竹雕工艺结合，是宫廷竹雕仿古佳作。

清代紫檀雕螭盒。

       盒体为花口菱花式轮廓，木质油润厚重，包浆莹亮。盒盖表面浮雕螭龙纹样，螭龙盘绕回旋，线条婉转流畅。盒身随花瓣起棱，造型饱满圆润。紫檀质地坚硬致密，这件盒子既可收纳小件文玩，雕刻精巧，实用与观赏兼备，代表清代紫檀雕刻工艺水平。

清(1644~1911年）青玉十二生肖，故宫博物院藏。

       雕兽头人身十二属相，坐姿各异，各自手中拿不同物件，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十二属相属守护神。造型古朴生动，整套器物成套保存，是清代宫廷玉器的代表性藏品。

民国（1912-1949）犀角松下人物杯，首都博物馆藏。

       为犀角雕刻的仿生酒杯，杯体依犀角天然形态雕琢。杯内外通景雕刻松树枝干、山石与松下人物，松树虬劲，人物藏于山林景致，雕刻深浅错落，立体感很强。整体色泽红褐温润，融实用饮酒器与山水人物雕刻为一体，继承明清犀角雕的传统风格。犀牛属于保护动物，现已禁止此类材质器物交易。

清代仿明万历“文林便用”留青管兼毫毛笔。

       一套数支，配套竹笔管。笔管运用留青技法，管身雕刻云龙等纹饰，管底刻“文林便用”款识，模仿明代万历毛笔样式。留青雕刻保留竹皮做图案，竹地浅淡，纹饰清晰。毛笔为兼毫，笔管工艺考究，是清代文房当中工艺精美的书写用具。

现代三色雁来红，齐白石(1864~1967年）作品，北京画院藏。

       此图创作于1926年，是年齐白石64岁。自题："芙蓉开尽菊花残，老转红颜学汝难。草木何心苦修炼，笑人长自说仙丹。三百八十二甲子，齐璜并题。"钤：木居士、白石翁。

齐白石画荷花，现代作品，北京画院藏。

       此图创作于1920年，是年齐白石58岁。自题跋："余庚申居京华，为荷花生日画荷百幅以庆，此幅不与前十幅相等。"钤：白石、白石翁。

《藤萝》，齐白石作品，北京画院藏。

       此图创作于1919年，是年齐白石57岁。自题："画藤不似木木，惟有青藤老人得之。余三过都门，喜画藤，未知观者何论。己未秋八月白石老人并记。"钤：白石翁、七大、阿芝。

《秋海棠蟋蟀》 ，齐白石作品，北京画院藏。

       此图创作于1929年，是年齐白石67岁、自题："滴滴胭脂短短从，飞来彩蝶占墙东，鸳鸯售冷红新点，鲜栏低季作观，借瞿佑诗前四句题画、"竹：白石山数（明刻）。

       北宋磁州窑"萧何月下追韩信"图三彩枕，房山区周口店出土。

       木生肖俑，大兴区马直温墓出土。

大定通宝铜钱。泰和重宝铜钱。

       金朝铸币始于海陵王正隆三年（1158)，各州县及猛安谋克（女真部落与军事组织）均设有专门管理铸钱的机构。顺义窖藏一处出土金代钱币五万余枚，可见中都铸币业的发达和商业的繁荣。

铜坐龙。

       又称"铜辟邪"，辟邪是中国古代传说中一种能驱邪的神兽。这件辟邪应是用于毡帐顶部的装饰物。

       至正通宝铜钱。至大通宝铜钱。大元通宝铜钱。至正四年铜权。皇庆元年铜权，海淀区魏公村出土。

至元通行宝钞（1271年-1368年），西城区德胜门出土。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以后颁发全国的纸币，铜版印刷。从成吉思汗（1162-1227）起到元朝灭亡，共发行了三十四种纸币，至元通行宝钞是市场上流行最久的纸币之一。

       《赵城藏》（复制品，原件藏民族文化宫）。耶律楚材于大蒙古国时期在燕京主持补雕毁于兵火的《赵城藏》经版。

道教碑，西城区旧鼓楼大街出土。

       此件道教石牌出土于北京西城区旧鼓楼大街，由碑首、碑身与赑屃底座三部分组合而成，是古代道教祭祀用的神位碑。碑首采用高浮雕双龙盘绕造型，双龙缠绕宝珠，雕刻繁复有力，刀法古朴；碑身刻楷书大字“昭惠灵显真君之位”，为道教神祇名号，字体工整清晰。下方底座为石雕赑屃，神兽龟首龙吻，龟甲纹理刻画细致，神态浑厚敦实。

       整件石刻将龙纹碑首、神位铭文、赑屃基座融为一体，兼具宗教功用与石刻艺术价值。反映出旧时北京地区道教信仰风俗，是研究古代民间道教崇拜、北京地方民俗以及石刻雕刻工艺的实物遗存。

琉璃釉道士像，西城区旧鼓楼大街出土。

       造像为坐姿，头戴道教冠冕，面容端庄，留有胡须，双手于胸前持笏板，呈恭敬礼拜的姿态。身着宽大道袍，衣褶流畅，衣襟边缘装饰花纹，施以黄、绿、褐等琉璃釉彩，历经岁月釉面有所剥蚀。两尊塑像形制、尺寸大体相近，神态肃穆沉稳。

       人物衣冠细节写实，雕塑手法质朴，是北京地区出土难得的道教琉璃造像实物。反映出旧时京城民间道教信仰习俗，对研究古代道教服饰、雕塑工艺以及北京民间宗教文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浑仪模型。我国古代观测天体坐标的传统仪器，其环圈较多，使用不便，观测区域较少。

       元代陶龙（墓龙），海淀区耶律铸夫妇墓出土，是元代镇墓明器。龙身盘曲有力，鳞纹刻画清晰，足下祥云环绕。按照《大汉原陵秘葬经》记载，“墓龙”安放于墓葬辰位，有镇护亡灵、安镇墓穴的功用，造型质朴雄浑，体现元代雕塑粗犷的风格。

​       元代陶凤（金鸡），同出自耶律铸夫妇墓。它实际是葬俗里的“金鸡”，外形似凤、又像雄鸡，羽翼刻画细致。古人认为金鸡可以为逝者辨识天时、司晨报晓，守护墓主魂魄安宁。

​       元代陶神煞，也是耶律铸夫妇墓出土。塑像头戴冠饰，双手持圭板，衣袍褶皱简练古朴，神态庄重，属于墓葬里的镇墓神煞，负责守卫墓茔。这一整套陶制神煞组合，完整印证了金元时期的丧葬制度，是研究元代贵族葬俗珍贵的实物资料。

       汉白玉犬。大狗伏卧于方形石座之上，脖颈佩戴项圈，耳朵下垂，神态温顺沉静，四肢、爪部、卷尾刻画写实。造型简练浑厚，线条柔和，是古代石雕动物作品，既可作为陈设，也带有镇护寓意，展现出当时写实的石刻技艺。

       汉白玉踏祥云马。圆雕骏马体态敦实饱满，鬃毛以细密线条刻画，神情安详。马匹四足踏在层层翻卷的祥云底座之上，云纹回旋饱满，寓意天马凌云。将瑞马与祥云结合，带有祥瑞升仙的文化内涵，是难得的大型石雕瑞兽遗存。

       宣德款铜桥耳炉。属于仿宣德炉，是明清时期十分流行的焚香礼器。炉体为铜质，整体器型扁圆饱满，口沿外撇，炉腹圆润丰腴。口沿对称设置一对桥形耳，双耳微微上翘，如同架起的小桥，因此得名桥耳炉。底部配有三足，线条简约利落。

炉身皮壳呈温润深沉的古铜色泽，包浆浑厚光亮，造型端庄素雅，没有繁复纹饰，以造型与铜质本身取胜。

       这类铜炉多用于书房陈设、祭祀焚香，虽题为“宣德款”，大多是后世仿制宣德炉作品。宣德炉对后世铜香炉影响深远，这件器物体现古代铸铜工艺，也是研究传统香道、文房器物的实物。

       刺绣药师经。织物写经，在绫绢底本上以墨书抄写《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经文楷书工整，绢底带有暗纹。药师经为佛教重要经典，内容讲述治病消灾、祈福延寿的教义。这件织物经卷是古代佛教信众供奉之物，反映北京地区佛教信仰，同时体现古代纺织、写经书法艺术。

       仿王羲之书《道德经》拓本。此为拓片装裱，摹传为王羲之书写的道教经典《道德经》。黑底白字，小楷字体雅致飘逸。《道德经》是道家核心典籍，这件拓本将书法艺术与道教文献结合，体现佛道并存的文化现象，是研究古代道教传播与书法摹刻的实物。

       木雕观音菩萨像。木雕自在观音，菩萨呈闲适坐态，衣纹层次丰富，衣饰璎珞刻画细腻，神态慈悲安详。木造像历经岁月，表面有老化痕迹，是汉地传统观音造像，多用于寺院与民间供奉。

       玉雕合十菩萨像。玉质小型造像，菩萨双手合十，结跏趺坐，造型小巧温润。体量不大，适宜随身供奉或陈设，玉质雕琢简约凝练，属于精致的民间佛教供奉艺术品。

       永乐款铜鎏金八臂坐佛像。铜鎏金造像，为八臂尊神，多头多臂，头戴繁复宝冠，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八只手臂各持法器，鎏金灿然。承袭明代永乐宫廷造像风格，工艺精湛，是汉藏交融的佛教造像精品。

       铜鎏金韦驮像。韦驮为佛教护法神，造像身披铠甲，双手合十，身姿威武挺拔。韦驮护持佛法，常供奉于寺院天王殿，这件铜像铠甲细节清晰，展现护法神威严庄重的气质。

       永乐款金刚铃。铜鎏金金刚铃，铃柄为五股金刚杵造型，上方雕刻菩萨头像，铃身布满吉祥纹饰。金刚铃是藏传佛教重要法器，法会摇铃用以清净道场，明代永乐时期宫廷制作的金刚铃工艺水准极高，是汉藏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

       藏文碰铃。出土于海淀区青龙桥，由一对铜铃组成，铃内刻写藏文经文。举行宗教仪式时两相撞击发声，用于佛事仪轨。器物带有藏地文化特征，证明历史上北京地区藏传佛教的流传。

       这件五彩仙人渡海图盘是明清时期五彩瓷器的代表性器物。盘以白瓷为地，运用红、绿、蓝、黄等多种色彩绘出完整画面。盘心主绘仙人渡海场景，中央高士身着红袍，两侧童子相伴，一人持幡，一人捧物，脚下海波翻涌，四周点缀青松山石，人物神态生动，画面充满仙逸氛围。盘沿环绕缠枝花卉与寿字纹样，寓意福寿吉祥。五彩瓷色彩浓艳明快，绘画层次丰富，把人物故事与吉祥纹饰融为一体。

       此盘将道教神仙题材表现在日用瓷之上，既可以陈设观赏，也可作实用器皿，反映当时民间对神仙故事的喜爱，是研究古代五彩制瓷工艺与民俗审美珍贵实物。

       "内府"铭白瓷釉梅瓶。

       明代青花双龙寿字纹大罐，出土于北京朝阳区和平营。罐体体量硕大饱满，配有穹形器盖，盖顶设宝珠形钮，整体气势雄浑厚重。器物以白釉为地，使用浓艳的青料绘画。罐盖之上绘行龙穿梭云间；罐肩缠绕缠枝花卉纹样；罐腹主体绘双龙戏珠纹饰，巨龙身姿矫健，龙爪张扬，周围祥云缭绕，其间点缀寿字纹样。青花发色浓蓝深沉，纹饰布局繁密饱满，层次分明。

       龙纹在古代象征皇权威严，寿字寓意福寿绵长，将龙纹与寿纹结合，寄托福寿吉祥的美好祈愿。大罐工艺繁复，代表明代青花制瓷的高超水准，既可用作储物容器，也具备陈设功能，是明代北京地区出土的珍贵青花瓷器实物。

       清代翰林院赐宴诗碑拓片，原碑记录翰林院赐大大学士、翰林的宴集诗作。碑文以行书书写，字体流畅潇洒，诗文记述翰林宴会的盛况，赞颂翰林文人的才学与家国担当。此拓是研究清代翰林院制度、京师科举教育、宫廷文人活动与清代书法的实物资料，反映科举时代文人的荣耀与朝廷文教制度。

       “学海教泽”介绍清代京师科举制度，北京作为顺天府乡试、全国会试所在地，国子监、官学林立。拓片旁边还配有清代科举流程图表、进士题名碑照片。

       《明定国是》诏书（复制品）。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标志性文件。诏书以工整小楷书写，明确宣告朝廷正式开启变法自强，提出改革教育、兴办京师大学堂、革新政务、破除旧习等改革纲领。

       自此之后一百零三天，朝廷接连颁布政治、经济、文教、军事各类改革上谕，史称“百日维新”。这份诏书标志维新变法正式拉开序幕，是晚清重要历史文献，见证近代中国寻求制度变革的历史进程。

       民国北京商业广告文物：汇集瑞蚨祥、祥义号广告画，德寿堂瓷药牌、商号礼券。月份牌海报绘仕女山水，瓷牌刻印中药名称，见证大栅栏老字号商业风貌，是民国北京商贸广告实物。

       传统刺绣：玫红肚兜堆绫绣人物故事，黑地绣片盘金绣牡丹花卉。针法精巧，色彩艳丽，是民间实用绣品，承载民俗吉祥寓意。

       首都博物馆牌楼前的巨幅领袖彩色照片展现了1949、1984、1999、2009，即开国大典、国庆35、50、60周年时国家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形象。

明三彩元始天尊琉璃塑像。

       元始天尊为道教三清之首。头戴精致宝冠，面容丰润端庄，长髯垂胸，神态肃穆祥和，结跏趺坐安坐于多重须弥莲台之上。一手抬起作说法印，一手捧持法器，衣袍宽大舒展，绿、黄、酱紫、白多色琉璃釉交相辉映，衣褶层次起伏自然，釉面莹润鲜亮。下方基座结构繁复层叠，通体琉璃烧制，台座浮雕矫健龙纹、瑞兽花草，四周还塑有力士护法小像，雕刻细致，气势恢弘。

       元始天尊在道教体系中代表天地万物之本源，为宇宙创世之神。整件作品体量高大，集塑、雕、琉璃烧造工艺于一体，色彩富丽庄重，充分体现明代琉璃烧造的高超技艺，是国内十分珍贵的道教琉璃艺术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