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题】秋忆人生转折季

江月

10月3日，是父亲98岁生日，他的战友张叔叔和他视频，非让他看自己养的花。我凑到手机前，看到了几盆菊花——黄色的，花头很大。只一眼，我就想起了父亲养的那盆九头菊。

父亲的九头菊是被人为打翻的，那天，一起被打翻的，还有我的童年。

那是1966年的秋天，我还在上小学。

父亲是一家万人大厂的宣传部长，待人和善，做事勤勉。我是家里老大，9岁才有弟弟，从小被宠着，娇气，任性。有一次和小伙伴打闹，我摔了一跤，膝盖只蹭破一点皮，却蹲在地上大哭不止。父亲放下手头的事，先向对方家长道歉，再把我抱回家。母亲哄了好久，我才止住眼泪。父亲喜欢侍弄花，种植、浇水、剪枝，从不嫌麻烦。我也喜欢花，但从不干活，只站在一旁看，还时不时摘几片叶子、花瓣撕着玩。总觉得什么都不用怕，凡事有父母兜着。

谁也没想到，11岁那个秋天，这一切都变了。

那天我放学回家，刚走到二楼拐角，就看见家门口围了好多人。父亲被人从屋里拉出来，平时挺直的背，这时弯了下去。他被众人推搡着下楼，脚步有些乱，鞋跟还在台阶上磕了一下。混乱中，家里那盆九头菊被打翻在门口，花盆碎了，淡黄的花头躺在泥水里，有几枝还断了，断口露出白茬。我站在原地，喉咙发紧，想喊却喊不出声，眼看着人群把父亲押下楼。

等到听见他们走远了，我才悄悄跟在后面，一直跟到两公里外的一区广场。这个地方我很熟悉，厂里经常在这里开联欢会、运动会、放露天电影，往日满是欢声笑语。可那天，广场上气氛很压抑。

我不敢挤进人群，就绕到广场西侧，躲在柏树后面，只探出一点头望向舞台。父亲站在台上，双手被反剪着，头被两旁的人用力压低。口号声一阵高过一阵，发言的人声音洪亮，在广场上空回荡。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眼里只有父亲弯下去的背影。

忽然下起雨来。深秋的雨又细又冷，很快打湿了衣服。我哭着，眼泪混着雨水，顺着被柏树针叶扎痛的脸颊无声滑落，分不清哪是雨水哪是泪水。

不知道站了多久，一直等到人群都散了，我才拖着发麻的腿往家走。衣服湿透了，贴在身上，又冷又沉。我闷着头走。路上没有人跟我说话，我也不想说话。

回到家，屋里很静。

母亲没有问我去了哪里。她只是接过我湿淋淋的书包，让我去换衣服。那天晚上，家里的灯很暗，父亲没有回来。

第二天放学回家，父母房间的门关得严严实实。每到饭点，母亲才轻轻推开门，送进饭菜，又默默退出来，眼底藏着疲惫。过了几天我才知道，父亲在那晚被打伤，躺在床上，几乎不能动弹。

一个老中医悄悄告诉母亲，有一种在中医界流传的小药丸，专治跌打内伤、散瘀消肿，但城里药店没有卖的，要去大程镇才能买到。

我对母亲说：“我去买。”母亲不同意：“十几公里呢，你太小了。”但我执意要去。从前那个怕苦怕疼的小姑娘，这会儿只有一个念头：把药买回来，减轻父亲的痛苦。

我骑上自行车独自出发。秋风迎面吹来，我没觉得凉。去程还算顺利，我在老中医说的那家店找到了药，小心地揣进怀里。返程有一道长长的下坡，有点陡，我骑车还不熟练，线闸也不敢使劲捏。车速越来越快，车把晃得厉害，我越慌越捏不住。车子猛地一歪，我重重摔在地上，右胳膊蹭过石子路面，袖子破了，右小臂和肘部都在流血，火辣辣地疼。可那一刻，我顾不上伤口，先伸手护住怀里的药。药盒还在，纸包也没散。我松了口气，忍着疼扶起车子，一点一点往家挪。

那天，我很晚才到家。母亲看见我的伤口，惊得掉泪，急忙为我处理。我把药包递给她，“妈，药买到了。”

从那天起，我不再是过去那个娇气的小姑娘了。风雨逼着我快速长大，逼着我学会隐忍，学着承担。

第二年9月，我升入初中。因为家里的变故，不少同学疏远、排挤我。我没有争辩，也没有过多难过，而是把全部心思放在书本上。别人闲谈玩耍的时候，我埋头读书做题。几年后高中毕业考试，10门科目里，我分数最低的一门是物理，92分。

旁人或许以为，我只是在困境里发奋读书。只有我清楚，真正重塑我的，是11岁那个雨天极多的秋季。那场风雨褪去了我的娇气，在心底刻下一种习惯：遇事不等、不靠，不指望有人庇护，再难的关卡，自己想办法过。

高中毕业那年，工厂有招工指标，但很少，大部分毕业生还是要下乡。在很多同学还在犹豫的时候，我第一个报了名。转户口时已是深秋，风把梧桐叶吹得满地跑。我弯腰拾起一枚，握在手里看了很久，然后把它夹进笔记本。那一刻，我没有觉得自己有多勇敢，只是知道，不等。

在家过完春节后，我下乡了。夹着那枚梧桐叶的笔记本，被我放进了随身带的箱子。当年10月，阎良公社“引水上塬工程”进入热火朝天的阶段。我所在的断垣大队是重点参与队，大队书记赵友杰是现场指挥部重要成员。有一天，赵书记在工地休息时问大家：“有什么办法，能在最短时间内，让公社干部、大队干部和几十个小队干部同时掌握每天工程进展情况？”现场没人说话，都在等大队干部拿主意。我看了看周边，说：“由指挥部办个《阵地快报》之类的刊物，每天下工后分发到公社和各个大队。”

“好！”赵书记一拍大腿，“就这么定了。”

第二天下午，赵书记找我谈话。当天，我就被调到指挥部，成了《阵地快报》的编辑。第一次编报的那个傍晚，我趴在临时借来的条桌上，就着一盏昏黄的灯泡，把我白天的采访稿一笔一划抄在蜡纸上，手心全是汗——我怕写歪了、怕刻坏了，更怕晚上发到公社和各队时被人笑话。可当我看见赵书记兴奋地拿着还没干透的快报大声念的时候，我笑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踏实感。

引水上塬工程结束后，我被调到大队做专职妇女主任。“天呐！”我连忙推辞：“怎么能这样啊？我什么都不懂，我干不了。”原大队妇女主任张姐拍拍我的后背笑着说：“啥都不用怕，我给你当副主任。你不会的，我教你；你干不了的，我来干。”就这样，我在还不知道妇女工作是怎么回事的年纪里，跟着张姐从零开始做起。半年后，张姐逢人就夸：“这孩子太能干了，一点不像十几岁的城里女娃娃。”

下乡后的第三个秋天，我填了《入党志愿书》，赵书记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当站在党旗下跟着赵书记举起右手宣誓时，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我长大了。

到报社工作后，我很快就掌握了记者、编辑的“十八般武艺”。旁人夸我上进，可我心里明白，支撑我一路前行的那份坚韧，早在11岁那个秋天就已经生根。

秋风再起，空气中飘着浓郁的桂花香。小区里的菊花又开了，身在其中，我仍会想起那盆倒地的九头菊，那年的秋风吹散了我的童年，也在我心里留下了一生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