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次往事〕武江波 / 榆次旧影里的西风东渐

黄河韵

榆次旧影里的西风东渐

武江波

榆次老城北门外的街道顺着老城城墙的走向铺展，因此得名顺城街。顺城街与府兴路交叉口的西北角，市政府大门前便是顺城公园，园内绿树成荫，四时花事不绝，蜿蜒的石板小径隐在花木之间，是附近居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公园地下是市政停车场，地面上是公园，老人、孩童、中年人悠悠遛弯赏花，一派鲜活的风景画。当初公园筹建时曾面向市民公开征集名称，前后收到八百多条投稿，最终选定“顺城公园”一名——既点出了它依城而建的地理特征，又暗含着“顺时顺势”的平实期许，很贴切。

走在幽雅的公园里，不由得想起了此地的旧景，这片土地上的往事、儿时熟悉的场景接连浮在眼前，引起心里一阵阵的感慨。

早年间这里还是一片连片的民居，政府门前的道路叫作羊毫街，政府西边巷子便是博爱里，里有天主教堂，教堂尖顶在灰扑扑的民居屋顶之间，晴天时能看见十字架在太阳下闪着光。往北走是北寿安里，住户多是天主教教民，邻里相处时总带着几分温和的默契；往西走是南寿安里，再往西南去是东升里，这些地名有着浓浓的宗教气息。如今的市政府大院，原是天主教榆次教会的所在地，院里的中楼、后楼曾是榆次当年最新、最先进的建筑，里有木地板、水冲厕所，后来也长期保留着旧时的建筑模样。当年教会的大门朝西开，出西门不远处，便是榆次寿安里小学。

寿安里小学的校门，以欧洲古典建筑为骨架，半隐的罗马柱托着希腊式坡顶，又融入了中式建筑的砖雕工艺，屋脊处还带着点教堂尖顶向上延伸的弧度，这份独特的建筑风格，是百年前文化交融留下的印记。这所学校是我的母校，我在这里读完了小学和初中，厚重的校门、操场边的老榆树、树上挂着一段当钟敲的钢轨、课堂上琅琅的书声，有着我整个少年时代读书的回忆。

我读小学时，学校的教导主任郭俊保是基督教徒。当时我们这群孩子心里有两个“圣地”：最爱去的是“少年厅”，那里有乒乓球台、图书角，是课余撒欢的好去处；最怕去的便是少年厅对面的教导处，犯了错被老师拎去训话，总要低着头，好半天才敢挪进去。郭主任脸上的大胡子总刮得干干净净，下颌泛着淡淡的青色，表情看着严肃，说话却总慢条斯理很有条理，批评人也带着三分温和，我们这群孩子嘴上说怕他，心里其实都敬着他。后来我儿子也在寿安里小学读书，他的班主任赵老师也是基督教徒，对孩子耐心又负责，家长们提起来都要夸一句好。这么多年我见过不少信教的人：同事家的孩子和亲戚家的孩子结婚时，办的是教会婚礼，在亲友的祝福里郑重许下承诺；朋友的妻子入了天主教，说信教之后心里踏实了许多，连多年的老毛病都轻了不少。信仰于他们而言，是过日子时托着心的那点安稳力量。

榆次的教会当年辐射晋中十县，灵石县南关镇的三教村设有基督教堂，负责当地教民的宗教活动。榆次城外偏僻的后沟古村，村里佛道教庙宇林立，也增添了天主教徒的身影，不同的信仰在同一片土地上安然共存，这就是这片土地、这个民族最生动的包容。想起电影《无问西东》里讲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偏远的云南山村里也有传教士的踪迹，孩子们跟着传教士唱圣歌，清亮的歌声穿过云贵高原的雾霭，和山风撞在一起，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最柔软也最坚韧的力量。

这份对传教士的复杂感知，在我去海参崴旅游时变得格外清晰。那年在海参崴的山脚下，一座教堂的烛火猝不及防撞进眼里，暖黄的光在玻璃罩里轻轻摇曳，照亮了墙上一排排镌刻的名字——那是纪念庚子义和团运动中丧生的传教士，碑文上写着他们远赴异乡传道的生平。那段文字像一块石头，忽然撞碎了我此前对传教士的固有认知：从前在史料里读到的传教士，总被归类为帝国主义侵略的眼线和帮凶。诚然，乱世之中确实有部分传教士被政治裹挟，为侵略活动提供过便利，但若是因此就将整个群体一概而论，全都视作需要警惕的敌人，未免失之偏颇。

大多数远道而来的传教士，最初的初衷就是传播自己的信仰。他们抛下故土的亲友与安稳生活，孤身跨越万里山河来到完全陌生的国度，要克服语言的隔阂、适应天差地别的生活习惯，还要让有着千年文化传统的当地人接受一套全然不同的信仰体系，其中艰难可想而知。我曾看过一部讲述抗战时期的传记电影，主角是自愿来华的英国女传教士格蕾蒂斯·艾伟德，她在山西境内收养孤儿、救助难民，驻地被日军轰炸后，她带着一百多个孩子翻山越岭走了一个多月，一路躲避战火、忍饥挨饿，最终辗转逃到西安，保住了百余条幼小的性命。她的故事在三晋大地上流传了几十年，至今仍是那段烽火岁月里，最让人动容的人性亮色。

其实近代中国的西风东渐，早早就埋下了文化交融的伏笔。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帝制后，西方的器物与观念更是潮水般涌入：火车鸣着汽笛驶进了老城的车站，汽车、洋火、洋布、自行车慢慢成了城市里的常见物件，西式建筑、现代思想也和传统中式文化碰撞出了新的火花，天主教会也是在这一时期，在国内建立起了星罗棋布的教区。这些天主教区的出现，恰恰为仍处在新旧交替阶段的中国，注入了第一批近代化的新元素。

最明显的贡献便是推动了本土近代教育的落地：当时教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有教堂处必设小学”，第一次把近代教育资源下沉到了县城街巷，甚至交通闭塞的偏远村落里。这些新式学堂打破了传统私塾只教四书五经的局限，开设了算数、地理、自然等全新课程，更打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旧观念，为本地女性提供了平等受教育的机会，培养出了第一批具备现代知识的本土人才。

除了办学，教堂还普遍开设有诊所、孤儿院、养老院，把现代医疗和慈善体系带到了中国的大街小巷。它们也带来了本地建筑风貌的一些改变：榆次博爱里的天主堂，没有照搬西方教堂的石材结构，而是用本土烧制的红砖砌筑，外观也融入了晋中传统街巷的平缓肌理，不再是千篇一律的高耸哥特式模样，打破了当地明清民居一统天下的格局，为晋中建筑文化注入了新的艺术基因。还有寿安里小学的校门，和当年榆次晋华纺织厂的大门一样，立着挺拔的罗马柱，搭着舒展的希腊式坡顶，是晋中地区少见的中西合璧民国建筑，历经近百年风雨仍屹立不倒，至今仍是珍贵的近代文化遗存。

教堂文化的传入，像一座隐形的桥，搭起了中西民间文化交流的双向通道。一方面，西方的天文、地理、数学知识随着传教士的脚步来到了晋中腹地，给这片黄土地上的人们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另一方面，他们也把山西的民俗、方言、地方社会风貌整理记录下来，辑录成册传回欧洲，成了西方了解中国基层民间社会的重要窗口。

这些远道而来的文化因子，融入了榆次的城市血脉，成为近代历史的活化石。如“博爱里”“寿安里”“东升里”，“博爱”是外来词汇，直接取自天主教核心教义，也呼应着民国时期的社会思潮，“寿安”“东升”是中国“人寿年丰、平安顺遂”和“旭日东升”的吉祥寓意，也含有基督教平安、曙光之义。这些带着基督教精神内核的词汇，和中国传统的吉祥寓意揉合在一起，成了城市地名体系的一部分，这三条以“里”命名的街巷，跳出了榆次老城传统街巷的命名逻辑，完整保留了近代天主教在榆次传播的街区格局痕迹，是晋中近代城市史上不可多得的“中西合璧”地名文化标夲，给这座建城超过两千年的古城，添上了一笔独属于近代的中西交融印记。

如今站在顺城公园怀思，“博爱里”“寿安里”“东升里”的巷名仍在记忆里，寿安里小学的读书声一年比一年清亮，晋华纺织厂的旧大门还保留着当年的模样，富户街的晋通花店、道北街的煤油公司楼院，还留存着民国时期的建筑轮廓。风掠过檐角的时候，仿佛还能听见百多年前，西风穿过榆次老城的街巷，和中式的飞檐、灰瓦、砖墙碰撞出的轻响，那是不同文明交流融合的回声，悠悠荡荡，飘了百年，至今仍藏在这座城市的巷弄里，藏在每一个老榆次人的记忆深处。

2026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