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往事：陈诚在湖北计口授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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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是百味之首，也是百姓灶台上最寻常、最不能断的东西。抗战年月，一撮盐常常比什么都金贵。据《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记载，陈诚主政湖北、任省政府主席时，曾把解决食盐问题当作一件大事来抓。

当时中国食盐有十一个大的产区，包括两淮、长芦、河东、两浙等地，年产量合计约六千余万担。据抗战以前的调查，产盐成本每担最低约一角钱，最高也不过一块多钱。陈诚认为，老百姓生活最基本的需求就是柴米油盐，保证供应无缺，应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这个判断很朴素，却把问题放回了百姓生活本身。

　　盐荒压到灶台

湖北省政府迁到鄂西以后，省内的食盐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鄂西、鄂北交通阻塞，人民贫苦，购买力相当有限。陈诚了解到，湖北人民在普遍的盐荒中过日子，心中不忍，决定替人民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湖北采取引案制度，也就是盐商的专利包办制度，始于清代。湖北的盐商，一方面保持专利，一方面又包而不办，只图赚大钱，而不管人民死活。要解决湖北食盐问题，首先就是废除引案制度，不承认商人有专利包办的特权。

　　七法送盐到百姓家

废除引案之后，陈诚在湖北采取了七个办法：

一是由省政府与财政部、盐务主管机关商定各县配销食盐数量，按月请准拨购。

二是各县设立食盐购销处，负责统筹购运配销。

三是各乡镇、联保设购销分处，办理计口授盐。

四是各分处领盐，由该县动员委员会按管辖区域人口数，每人每月食盐以一市斤计算，春冬两季多配一斤，作为腌菜与腊肉之需，核定配盐数量，按月填发领盐票，交各分处持向购销处领盐。

五是动员委员会填发各户购盐证，各户凭证向各分处购盐。

六是各县食盐购销处资金，按人口比例定为十五万至四十万元，以五十元为一股，每人认股至多不超过二百股，由人民普遍投资，也可由各机关法团参加认股；此项资金不敷周转时，得向银行借款办理。

七是售盐价格应根据购本加运费、加息金、加营业费用、加折耗，并加正常利润，每一市担至多不得超过一元，计算后通告人民周知。

这些办法，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不让盐只留在商人的仓里、账上，而要让盐按人口、按月、按证，分配到每家每户的灶台边，这是否有建国初期计划经济的雏形。

　　借钱办盐

1941年6月，鄂西食盐购运公司成立，负责统筹购运各县所需食盐。同年12月，决定将食盐购运公司改组，令商股退出，业务完全委托湖北省银行负责办理，改名为湖北省食盐购运处，扩大营业范围。

改组中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资金。陈诚于是去找当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孔祥熙告诉陈诚，当时每年盐税税收有十五亿。陈诚提出疑问：未沦陷地区的人口至少也要有两亿，每人每月吃盐一斤，收他一元，则每年应收二十四亿元；如果每斤收两元，则每年可收四十八亿元。现在盐贵，在滨湖各地，每斤盐售至数十元之多，而国税收入每年不过十五亿，不是很奇怪吗？

孔祥熙有点惊愕。陈诚告诉他，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商人的过分得利，钱都上了商人的腰包，而人民反而吃不起盐。盐的消费量少了，政府纵然再提高盐税，也收不到更多的税。孔祥熙问有没有办法。陈诚回答：办法很简单，就是剔除商人的过分利得，由政府直接办理购运配销的业务。湖北本已试办，但因资金缺乏，业务尚难展开。假如湖北真能做到计口授盐，盐的消费量必然大增，一方面人民免受淡食之苦，一方面国库增加了税收，实为一举两得。

孔祥熙赞同陈诚的办法，答应借一千万元给湖北省银行周转。湖北省银行有了这笔资金，食盐购运处的业务马上就很快发展起来。当时购买的盐来自川东、重庆，种类分富荣盐井、云阳盐井、长滩盐井三种。运盐的办法大半靠人力，从四川一篓一篓背到湖北各县。

　　计口授盐落地

1942年7月，湖北省平价物品供应处成立，在该处设立食盐部，将原有食盐购运处业务一并划入该部办理。湖北省计口授盐政策，遂得以广泛实施。

到1942年年底，完成计口授盐的县份包括：恩施、利川、建始、咸丰、来凤、宣恩、鹤峰、巴东、兴山、秭归等十县。1943年年底，继续完成的县份包括宜都、枝江、长阳、五峰、枣阳、宜昌、襄阳、松滋、光化、谷城、保康、南漳、郧县、郧西、均县、房县、竹山、竹溪等十八县。

计口授盐实施之后，湖北各地的盐价一般都比四川产区还低。由此可知，盐商剥削程度之深。

　　回顾这段历史，说的是盐，却不仅是盐。它关乎普通老百姓能不能腌一坛菜、熏一块腊肉，关乎一个挑夫背着一篓盐翻山越岭，关乎一个县、一个乡、一个联保怎样把最平常的咸味送到老百姓家中。

陈诚在湖北抓食盐问题，务实之处在于：他看到了百姓之苦，没有停在同情上；在面对旧制度之弊，他敢于废除引案；当遇到资金难题，他就去争取周转；他推行计口授盐，就把人口、盐票、购盐证、价格一一落到实处。

　　可以说，在抗战的大背景下，他作为湖北省主席，老百姓的满意与称道才是更加重要的。盐价降下来，灶台有咸味，老百姓的日子就多了一分安稳。这或许就是这段往事最朴素、也最值得我们能够记住的地方。

备注：陈诚是国民党将领，1949年国民党迁台前，陈诚先行赴台担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主导了一系列关键改革：土地改革与经济稳定，推行“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等政策，通过土地债券和公营事业股票补偿地主，以和平方式实现土地再分配，缓解社会矛盾。主持币制改革，发行新台币，遏制恶性通货膨胀，为台湾经济秩序奠定基础。这些措施被视为台湾经济起飞的重要前提。

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陈诚在台湾时期明确反对“台湾独立”，支持国民党政权坚持“一个中国”立场。他在政策制定中始终强调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势力，这一点得到历史学者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