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雪·随笔《归途》

梅雪（请勿打赏虚拟鲜花）

《归途》

　　母亲走的那天，是腊月廿三，北方的小年。

　　天灰蒙蒙的，像一块洗旧了的粗布，低低地挂在头顶。风从巷子口灌进来，干冷干冷的，不带一点水汽。

　　母亲生病的那些日子，大都是我守在医院里的。病房里开着空调，暖风吹着，可母亲的手还是凉。我一遍遍地给她搓，搓热了，过一会儿又凉了。她吃不下东西，我就用棉签蘸了水，一点一点润她的嘴唇。夜里她疼得睡不着，我就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跟她说话。说些家常话，说些从前的事。她有时听得进去，有时只是闭着眼，轻轻地哼一声，算是应了。

　　后来医生说，也就这样了，回家养着吧，给她做点好吃的。

　　姐妹们把她接回了老家。是老家的那间屋子，她住了一辈子的那间。回去之后，不断有人来探望。亲戚、邻居、从前的老姐妹。来了，站在床前，轻声地问，轻声地叹。母亲睁着眼，一个一个地看，像是要把这些人的脸都收进眼底，带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可她已经吃不下任何东西了。端来的吃食，一样一样地放在跟前，又一样一样地端走。她连水都咽得费劲了。

　　偏偏那两天，我手头有事，没能一直守着。我想着，离家也不远，开车也就二十来分钟，姐妹们都在，母亲有人照看，我把事办完就赶回去。中间我回去看过她一次。她躺在床上，瘦得脱了相，脸颊凹下去，颧骨突出来，整个人像是被什么抽走了。我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说：“妈，我过两天就回来。”她睁开眼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深，像是要把我收进眼底。她没说话，只是轻轻地，动了一下手指。

　　那是我最后一次，感觉到她的手指还能动。

　　小年那天下午，姐姐的电话来了。说，妈快不行了，你赶紧回来。

　　我放下电话就往回赶。一路上，我什么都不敢想，又什么都想了。我想起小时候她喂我吃药时勺子碰碗沿的声音，想起她给我梳头时梳齿划过头皮的触感，想起她站在巷口喊我回家吃饭的嗓音。那些声音和触感，在那一路上，格外地清晰，清晰得像一把一把的针，扎在心上。

　　可我还是晚了。

　　我跑进巷子的时候，天还没有黑透。巷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几只麻雀在地上跳。家门口，站着几个人，低声说着什么。看见我来了，都让开了路。我冲进门，扑到床前。她的眼睛已经闭上了。面容很安详，像是睡着了。只是手是凉的，冰凉冰凉的，再也暖不回来了。

　　我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我握住的那只手，已经再也动不了了。就差二十多分钟。就二十多分钟啊。

　　这个遗憾，像一根细细的、生了锈的针，扎在我心口。不深，不致命，可一直都在。每逢小年夜，每逢腊月廿三，每逢看见别人家母女挽着手从街上走过，那根针便轻轻转一下，无声无息地疼。

　　我常想，如果那天我早一点接到电话，如果我能早十分钟推开门——母亲是不是就能等我？是不是就能再看我一眼？是不是就能听我再喊她一声“妈”？

　　可世上没有如果。

　　母亲生前最怕搬家。每回搬家，她总要立在老屋的堂屋里，看那张褪了漆的八仙桌，看上许久。那些旧物什，一件也不肯丢。那只用旧了的青花碗，她说是我外祖母陪嫁带来的；缺了角的木梳，她说我外祖母用它梳了一辈子的头。仿佛每一件旧物里，都住着一个人，都藏着一截光阴。她舍不得，其实不是舍不得物，是舍不得物里住着的人。

　　如今想来，母亲怕搬家，大约怕的不是搬家本身。她怕的是，搬到新的地方，那些住着故人的旧物，便不知要流落到何处去了。她怕的是，一搬，那些人与事，便真的散了，再也拼凑不起来了。

　　可我今天要说的，是另一种乔迁。

　　小年，是送灶王爷上天的日子。灶王爷上天，是去汇报人间一年的善恶。母亲也在这一天走了，去汇报她这一生的悲欢。她带着满满当当一世的记忆，去见她阔别已久的母亲。那记忆里，有我外祖母在油灯下纳鞋底的侧影，有我外祖母站在村口槐树下喊她回家吃饭的声音，有我外祖母临终前攥着她的手、一遍遍唤她乳名的温存。

　　死亡，原来是乔迁。

　　是从有子女的地方，搬到有父母的地方。是从自己做母亲的家，搬回自己做女儿的家。是从一个需要你撑着的地方，搬到一个有人撑着你的地方。母亲做了一辈子的母亲，做了一辈子的顶梁柱，做了一辈子那个“什么都会、什么都不怕”的人。如今，她终于可以卸下所有的担子，回到她母亲的身边，重新做一个可以撒娇、可以任性、可以被护在羽翼下的小女儿了。

　　这么一想，死亡便不那么可怕了。它不再是黑暗的深渊，不再是永恒的别离，而是一趟温暖的归程。

　　我想象着，母亲推开那扇门，门里是她许久不见的母亲。她喊一声“妈”，声音里带着少女的娇憨，带着这些年的委屈，带着终于可以放下的释然。她的母亲迎上前来，拉着她的手，上上下下地打量，说：“瘦了。”又摸摸她的脸，说：“也老了。”然后把她搂进怀里，像小时候那样，轻轻拍着她的背，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桌上摆着她小时候爱吃的饭菜。有外祖母最拿手的白菜猪肉饺子，皮薄馅大，咬一口，鲜美的汤汁就溢出来。有炸得金黄的茄盒，外酥里嫩，是年下里才舍得做的。有蒸得暄腾腾的大馒头，就着炖得烂烂的把子肉，肥而不腻。还有一小碟腊八蒜，翠绿翠绿的，配着饺子吃，又酸又辣又香。碗筷是旧的，却擦得锃亮。窗外的天，是年少时看过的那个天，灰蒙蒙的，却让人觉得踏实。炉子上的水壶咕嘟咕嘟地响着，满屋子都是暖。

　　这么想着，我的心便软了，便暖了。仿佛看见她坐在旧时的窗前，就着油灯的光，翻看一本泛黄的相册。相册里，有她扎着两条麻花辫的模样，有她穿着碎花棉袄站在巷子口的模样，有她抱着襁褓中的我、朝镜头羞涩地笑的模样。那是她十七岁的冬天，二十岁的冬天，三十岁的冬天。那是她做女儿、做妻子、做母亲的冬天。那是她还在人间的、所有的冬天。

　　可我的冬天里，从此少了一个有母亲的小年。少了她合上眼睛时、我未能握住她手的那个时刻。

　　那根针又轻轻转了一下。

　　后来我才慢慢明白，母亲选在小年这天走，大约是有深意的。家家户户要祭灶，要扫尘，要把旧年的灰扫净。母亲是在告诉我：她要打扫干净这一生的尘埃，干干净净地，去见她母亲了。她不等我，也许是不想让我看见她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样子。她想让我记住的，是她睡着了的模样，安详的，平静的，像是随时会醒来。

　　她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护着我。

　　原来，生和死的两边，都是我们爱的人。来时奔父母而来，去时奔父母而去。我们来时，是母亲把我们领进这个世界的门；我们去时，是母亲在另一个世界的门口，朝我们招手。我们这一生，不过是在母亲的目送里，走了一段长长的、长长的人间路。

　　我记得小时候，每年小年这一天，母亲都要早早起来。扫尘，擦窗，把厨房收拾得纤尘不染。然后在灶台前点上三炷香，摆上糖瓜，嘴里念念有词。我问她念什么，她笑着说：“请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我那时不懂，只觉得好玩。如今我才明白，她是在替一家人祈福。她是在用她全部的虔诚，护佑她所爱的人。

　　如今，她自己也成了那个“上天”的人。她带去了我们这一家人的消息——谁家添了丁，谁家换了房，谁家孩子考研了。她要去告诉她的母亲：妈，你走后的这些年，我们都好好的。你牵挂的那些人，都好好的。只是有一件事，我没能做好。我没等到女儿回来。可我知道，她不怪我。她知道，她女儿在路上，一直在路上。

　　而我呢？我还留在这一岸。带着她给的血脉，给的爱，给的那些细碎的、温暖的记忆，好好地活着。活到有一天，我也该乔迁了。那时候，我也会像母亲那样，在腊月廿三这天，轻轻地对自己的孩子说一声：“我要回家了。”

　　然后，收拾行囊，穿过那条古老的、人人都会走的巷子，推开那扇门。门里，母亲正站在灶台前，像从前一样，为我包着一盖帘白菜猪肉饺子。她回过头来，笑着说：“回来了？快来，趁热吃。”

　　那时候，我便又成了孩子。可以坐在灶台前的小板凳上，看母亲忙前忙后。可以伸手去偷一块刚出锅的茄盒，被母亲轻轻拍一下手背。可以像小时候那样，窝在母亲怀里，听她讲那些古老的故事，讲牛郎织女，讲年的传说，讲那些永远也讲不完的、关于家的旧事。

　　那时候，我要告诉她：妈，那年小年，我没能赶上。可从那以后，每一个小年，我都回来了。我回来了，再也不走了。

　　这，大约就是人间最好的团圆了。

　　是生者与死者的团圆。是此刻与过往的团圆。是所有的离别，都终于等到了重逢的那一天。是那根扎了多年的针，终于被拔了出来，伤口长好了，只留下一道浅浅的痕，不疼了，只在阴天的时候，微微地痒。

　　死亡，原来真的是乔迁之喜。是从有子女的地方，搬到有父母的地方。生和死的两边，都是我爱的人。来时奔父母而来，去时奔父母而去。这么一想，死亡便不再是永别，而是团圆。

　　从此，我便不再惧怕死亡。我甚至盼着，在每一个小年夜，都能听见母亲在门里唤我。唤我回去，回到那个有她的地方。

　　天又灰了。腊月的天，总是这样，灰蒙蒙的，像一块洗旧了的粗布。可我知道，在这块粗布的那一面，有母亲在。她正在灶台前忙碌，正在把饺子一个个捏好，码在盖帘上，正在数着日子，等我回家。

　　而我，会像小时候那样，跑过去，喊一声：“妈，我回来了。”

　　那时候，便不再是乔迁。

　　是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