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水长流》~古今川籍文人考 作者/成大志

成大志

李子柒养蚕

一、

一九八二年我在成都电视大学读《中国古代历史》《古代汉语》《古代文学史》等。看到四川文人从古至今绵延不绝。在蜀地的黄昏里，我常常想起那些蚕。盐亭的桑林在风中起伏如绿色的海浪。风穿过密植桑园，穿过粮桑套种的坡台隙地，穿过五千年未曾断绝的栽桑养蚕传统，把一片叶子翻成两种颜色，正面是今人的仰望，背面是先民的印记。这片土地上曾经生活着一个女子，后世称她为嫘祖。她是黄帝的元妃，是华夏民族的伟大母亲，更是蚕桑文化与丝绸文明的发明创造者。当盐亭县金鸡镇、高灯镇的泥土里出土了三星堆古蜀文明独有的石壁，以及金蚕、铜蚕、石蚕、巨桑化石，那些沉睡了数千年的物证便纷纷苏醒过来，告诉每一个驻足的人：在人类还赤身裸体于荒蛮之中的年代，一个蜀地女子用手把丝从茧上抽出来，把衣裳从丝上织出来，从此天底下便有了温暖和尊严。

可蜀地的文脉并非始于嫘祖。在更古远的传说里，伏羲仰观天上的云彩，俯察飞鸟走兽，画出了八卦，用八种简单却含义深刻的符号概括天地间的万事万物。他和女娲又制定了嫁娶之礼，以俪皮为聘，结束了群婚的混沌，让人间有了伦常与秩序。这些事究竟发生在何年何月，如今已无人能够确知，但蜀人相信，那些仰望过天空的眼睛、那些丈量过人伦的目光，从未在蜀地消失。它们化作了后来者共同的禀赋：一种从混沌中建立秩序的自觉，一种把人的世界安放于天地之间的从容。这禀赋在汉初的成都城里化成了一篇大赋。

二、

司马相如是成都人。他写《子虚赋》《上林赋》，洋洋数千字，笼括天地巨丽壮观，彰显大汉恢宏气象，成为汉大赋的奠基人和成就最高的作家。赋这种文体，在别人手里或许只是一堆华美的辞藻，在相如手里却成为帝国精神的载体。那些铺排万物的句子，山如何、水如何、草木鸟兽如何、宫室游猎如何，不仅仅是文字的张狂，更是一个时代对自身广袤疆域和充沛生命力的自觉凝视。

但蜀地记住司马相如，不只因为他是一个辞赋家。临邛的卓家宴席上，相如抱出那张绿绮琴，弹了一曲《凤求凰》。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屏风后面，孀居在家的卓文君听见了，便夜半奔去，与相如一起私奔到成都。这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第一次，一个女子用自己的耳朵和双脚选择了自己的爱情。后来日子穷了，文君当垆卖酒，相如涤器于市。卓王孙觉得丢脸，给了他们一些钱财，日子才渐渐好起来。再后来，相如动了纳妾的念头，文君写下《白头吟》“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相如便打消了此念，与文君偕老。

蜀地文人有一种洒脱。他们不掩饰欲望，不讳言失败，不故作高深，也不甘于世俗。相如的赋是献给帝国的，但他的琴是弹给一个女人的。一个蜀中才子，敢在首富的堂上公然以琴声挑逗人家的女儿，敢带着一个寡妇星夜私奔，敢在穷途末路时当街卖酒，这本身便是对礼法的一种温柔的反抗。后来的人们提起“凤求凰”，说这是一段千古爱情，可我觉得它更是一种姿态：蜀地的文人从一开始就不打算活在别人设定的框子里。

比相如稍晚的扬雄也是成都人，他写《蜀都赋》，开都城赋之先河，对蜀地的山川河流、矿藏物产、城市建设做了详尽细致的描写。扬雄早年仰慕相如，模仿他的赋体，后来却觉得辞赋不过是“雕虫篆刻”，转而研究哲学，仿《易经》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提出以“玄”为宇宙万物根源的学说。后人称他为“西道孔子”。从华丽的赋到深沉的玄，扬雄的转向本身就是一个隐喻：蜀地的文人从不满足于表面的美，他们总在追问美背后那个更根本的东西。

三、

汉武帝太初元年，一个蜀地阆中人主持了一次历法改革。他叫落下闳，与邓平、唐都等人合作制定了《太初历》，首次将二十四节气纳入历法体系，确立了以正月为岁首的历法传统，两千余年沿用不改。今天的春节之所以在冬天最冷的日子里到来，其源就在落下闳的推算。这个人的名字远不如司马相如和扬雄响亮，可他做的事，关乎每一个中国人在哪一天过年，在哪一天播种，在哪一天寒衣上身。蜀人做学问，有一种沉默的实用：不问玄虚，只管日月星辰和脚下的土地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这种气质从落下闳一直延续到后来的秦九韶，那个写出《数书九章》的蜀中数学家，也是把学问落在计算田地面积和工程土方上的。

到了唐代，蜀地的声音忽然高昂起来。射洪人陈子昂站在幽州台上，望着苍茫天地，唱出了那四句千古绝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声音里有孤独，有悲怆，更有一种不向浮靡时风低头的骨气。齐梁以来的诗风绮丽纤弱，陈子昂偏要标举汉魏风骨，要求诗歌有真切的思想内容和慷慨的气概，有生活气息和风雅气质。他的革新主张和实践直接影响了后来盛唐的李白和杜甫。白居易赞他“首倡高雅冲淡之音，一扫六代之纤弱”。蜀地文人似乎每隔几百年就会出一个人物，把当时文坛上一团浮华的空气撕裂开来，让风灌进去。

不久，李白从江油青莲乡走了出去。（我在江油新松研究院工作了一年做营销经理）李白五岁时随父亲迁居蜀郡绵州昌隆青莲乡，在此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家乡的青山绿水养育了他不凡的才情，他留下了“危楼高百尺，手可恐惊天上人”这样的句子，然后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他自号“青莲居士”，一生都以蜀人自居。离开了蜀地的李白，反而是最纯粹的蜀人，只有蜀地才能孕育出这样的人：既能在金銮殿上让高力士脱靴，又能举杯邀明月；既写“仰天大笑出门去”的狂放，也写“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故土深情。蜀地的山水给了他一种与生俱来的仙气，而蜀地的酒则让这仙气从天上落到了人间。

李白之后又过了几十年，一个女子在成都锦江畔制了一种深红色的小笺，后人称之为“薛涛笺”。薛涛是唐代女诗人中今存诗最多的一位，她编选的《锦江集》中曾辑诗五百余首。成都望江楼上有副对联，写的是：“古井冷斜阳，问几树枇杷，何处是校书门巷；大江横曲槛，占一楼烟雨，要平分工部草堂。”这副对联把薛涛和杜甫相提并论，并非僭越。一个女子，在唐代以诗名立于文人之间，被称作“女校书”，这本身就是蜀地宽容的明证。她晚年住在浣花溪边，在那里制笺写诗，门前锦江水流了千年，那“要平分工部草堂”的气魄却一点也没有随水而去。

四、

宋代是三苏的时代。眉山城西南的三苏祠里，至今还留着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的读书声。苏洵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闭门苦读十年，大器晚成。他吸取自己“以懒钝废于世”的教训，悉心指导苏轼、苏辙读书治学。苏母程氏更是心怀仁爱，教苏轼读《后汉书·范滂传》，要求他以“能死直道”的范滂为榜样。这种家风“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贯穿了三苏的一生，也贯穿了此后蜀地文人的精神谱系。

苏轼二十二岁、苏辙十九岁同科进士及第，名动京师。后人说“一门父子三词客”，说“三苏”在唐宋八大家中占据三席。但真正让三苏不朽的，不是功名和文章，而是那种融入了血脉的豁达与温暖。苏轼一生被贬黄州、惠州、儋州，越贬越远，可他没有垮掉。在黄州，他开荒种地，写出了前后《赤壁赋》；在惠州，他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在儋州，他办学讲课，把中原文化的种子撒到了天涯海角。他在任何境遇下都能从生活中找到趣味和意义，这种能力是中国文化中最珍贵的精神遗产之一，而它的起点，就在眉山那个和美的家庭里。

南宋时，绵竹人张栻从蜀地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他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哲学家、教育家，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他主教岳麓书院，在长沙与朱熹展开了著名的“朱张会讲”。张栻的教育思想以“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为核心，注重“传道”与“济民”的统一。一个绵竹人，在千里之外的湖湘大地上开宗立派，把蜀学的务实精神融入到理学的思辨体系之中。宋代的蜀地，没有像中原那样成为政治中心，却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整个时代的思想建构。

明代四川出了唯一的一个状元，新都的杨慎。杨慎十四岁时随父亲入京，沿途写下的《过渭城送别诗》《霜叶赋》《咏马嵬坡》已才情并茂，一首《黄叶诗》更是让当时的文坛领袖、内阁首辅李东阳“见而嗟赏，令受业门下”，并称杨慎为“小友”。他的著述达四百余种，后人辑为《升庵集》。被贬云南之后，他在瘴疠之地生活了三十余年，写出了《升庵集》《丹铅余录》，编了《全蜀艺文志》。一个人被贬到边地，仍然手不释卷，笔耕不辍，用一生的学问为故乡修志，为后世存文，这是蜀人做学问的厚重，也是蜀人做人的刚健。

清代的李调元是罗江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编纂《函海》丛书，辑录了大量巴蜀文献；组织川剧伶班，被川人尊为“川剧之父”；编纂了第一部川菜菜谱，被称为“川菜川剧之父”。从《函海》到川剧到菜谱，李调元做的事看似杂，实则通。一个蜀地文人把学问从书斋里带了出来，带到了戏台上和灶台边。这种把文化融入日常生活的态度，是蜀地文人最动人的底色。

我的小书房

五、

近现代的蜀地文人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继承了一条从未干涸的文脉。乐山的郭沫若从沙湾镇走了出去。沙湾镇的观峨乡，如今是郭沫若故居纪念馆的所在。他幼年入家塾读书，后来去了日本学医，在异国的书斋里读泰戈尔、歌德和海涅，忽然发现自己体内涌动着一股要喷发的诗情。一九二一年，他出版了诗集《女神》，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开创性和革命精神，其中《天狗》《凤凰涅槃》等篇章以狂飙突进般的激情，确立了自由体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女神》是“五四”革命高潮的时代精神所激发的产物，它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成为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郭沫若不只是一个诗人，他还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剧作家。蜀地文人的“通”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研究甲骨文，也写屈原；他翻译《浮士德》，也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比郭沫若稍晚的巴金，出生于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他原名李尧棠，后来用了两个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名字“巴”和“金”作为笔名。他从成都的深宅大院里走了出来，写出了《家》《春》《秋》，以五四运动后的成都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封建大家庭走向崩溃的历史，记述了高家四代人的命运和青年一代的觉醒与抗争。《家》中觉慧站在黑暗的庭院里仰望星空的那个姿态，成为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象征。巴金晚年写的《随想录》，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到一九八六年完成，是四川七十年散文创作的重大收获。他在书中直面自己在历次运动中的软弱与过错，那种自我拷问的勇气，让后人称他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一个蜀地文人，用一生的写作完成了从控诉封建家庭到拷问自己灵魂的转变。

成都的李劼人走的是另一条路。他的“大河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构成了一部横跨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长篇历史画卷。李劼人被称作“中国的左拉”，他借鉴法国“大河小说”的多卷本体制，用成都北郊天回镇为背景，描绘了教民与袍哥两种势力的消长，展现了内地一潭死水般的黑暗现实。李劼人自己就是成都人，他的小说中大量运用四川方言，把成都街巷的烟火气、袍哥的江湖气、乡场的市井气一一写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版图。

还有艾芜和沙汀。两人同年同月出生于四川，同被列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同一专章。艾芜写《百炼成钢》，沙汀写《淘金记》，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现代中国的社会变迁。艾芜在《南行记》中写西南边地的野性与自由，沙汀在《在其香居茶馆里》写川西北乡镇的阴郁与沉重。他们的写作证明了一件事：蜀地的文人既可以写宫廷的赋、庙堂的诗，也可以写街头巷尾的茶馆和山间的马帮。

六、

在蜀地的文化谱系里，有一种气质是贯穿始终的。它有时表现为一种温柔的反抗，司马相如琴挑文君，卓文君夜奔相如，薛涛在锦江边制笺写诗，都是对既定秩序的一种不从。它有时表现为一种孤独的坚执，陈子昂在幽州台上的涕下，杨慎在云南边地三十年的著述，巴金在《随想录》中的自我拷问，都是一个人在时代的激流中不肯随波逐流。它有时表现为一种沉默的担当，嫘祖教会人们种桑养蚕，落下闳为天下定历法，常璩写下《华阳国志》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陈寿在万卷楼里用十年时间完成《三国志》。这些蜀地文人做的事，大多不是为了扬名立万，而是为后人留下一些可依靠的东西。而这一切之上，还笼罩着一层蜀地特有的骨气血性。

明末的秦良玉是一个蜀地女子，也是中国古代唯一一位凭文武双全和忠诚智勇被正史立传的女将军，因“平叛”“镇贼”“保境”等戎马军征之功被敕封为“忠贞侯”。她的父亲秦葵曾对她说：“汝一弱女子，盍习兵，毋为人鱼肉。”她回答：“使儿掌兵柄，夫人城、娘子军不足道也。”她在石柱建立起了一支“戎武肃然、为远近所惮”的“白杆兵”。丈夫马千乘被太监诬告后冤死云阳狱中，她含泪袭任石柱宣抚使，继续带兵征战。她的一生参与了从征播州、北上援辽、平奢崇明之乱、进京勤王、抗击农民军五次大型军事行动，以女将身份进入《明史·总兵传》。她在石柱留下的铠甲，后来在抗战时期被搬上戏台，用以鼓励国人抗击日寇、精忠报国。一个蜀地女子，在明末那个天崩地坼的年代里，以区区一隅之力，扛起了“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家国大义。她身上那种蜀人的骨气血性，从巴蔓子到秦良玉到抗战川军，一脉相承，从未断绝。

七、

我一直觉得，蜀地文人的精神有一条隐秘的河流。这条河流从嫘祖手中抽出的那根丝线开始，从伏羲画下的那道横线开始，从司马相如弹奏的那曲琴声开始，一路流淌，经过了扬雄的《太玄》、陈子昂的幽州台、李白的青莲乡、苏轼的赤壁、杨慎的云南昆明大观楼、李调元的《函海》，流到了郭沫若的《女神》、巴金的《家》、李劼人的天回镇、艾芜的南行路上、沙汀的茶馆里。

这条河流的源头在蜀地的山川和桑林之间，它的流向却指向了整个中国乃至更远的地方。蜀地文人做的从来不只是蜀地的事。落下闳定下的历法，是给天下的中国人用的；司马相如写下的赋，是给大汉帝国写下的精神画像；陈子昂的诗歌革新，开启的是整个盛唐的气象；苏东坡的旷达，慰藉的是千百年来所有在人生风浪中颠簸的人；巴金的《随想录》，拷问的是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良知。有人说“文宗自古出巴蜀”，这话是有道理的。巴蜀的山水有它自己的一套教育人的办法。它不像中原那样以严苛的礼法约束人，也不像江南那样以精致的趣味雕琢人。它给人的东西更原始也更根本：一座山就是一座山，一条河就是一条河，桑树在风中摇摆，蚕在暗处吐丝，人在这样的天地间长大，自然而然就学会了既仰望天空又脚踏大地，既享受世俗又超越世俗。

所以司马相如可以在写完了天子游猎的大赋之后，回到临邛的街头为一个女子当垆卖酒。所以李白可以在天子的金銮殿上大醉不醒，也可以在月下独酌时对影成三人。所以苏轼可以在被贬岭南时说“日啖荔枝三百颗”，在被贬儋州时笑着说“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所以巴金可以在八十岁的时候，拿起笔来把自己一生的软弱与过错一一写下来。

这些人身上有一种共同的自由。

八、

如今，成都的街头灯火通明。杜甫草堂的竹林里还留着风过时的沙沙声，望江楼的锦江水流过了千年的月影，三苏祠的老树还在春天里发芽。盐亭的蚕农们依然在养蚕。春、夏、秋和晚秋四季养蚕的布局，从嫘祖的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那些蚕宝宝吃桑叶时发出的沙沙声，和五千年前一模一样。眉山的孩子们依然在诵读三苏的文章。苏洵在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的故事，依然被父母们用来教育贪玩的孩子。程夫人教苏轼读《范滂传》的那个夜晚，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乐山沙湾镇的郭沫若故居里，游人们驻足在《女神》的初版本前。那发黄的书页上，还留着一九二一年诗人写下的墨迹。成都的巴金故居，那间他住了几十年的老屋里，书架上还摆着他读过的书。蜀地的文脉不会断绝，因为它不只是写在书上、刻在碑上、摆在博物馆里的。它在每一个蜀地孩子的眼睛里，在每一棵桑树的叶脉里，在每一句四川话的尾音里，在每一碗茶、每一壶酒、每一曲川剧的唱腔里。那些蚕在暗处吐丝，把桑叶变成绢帛，把时间变成文明。那些文人在明处写诗，把山川变成文章，把历史变成记忆。明与暗交织的地方，便是蜀地文人共同的故乡，一个在巴山蜀水之间不断生长、不断丰富、不断向更远处延伸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从未关上它的大门。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在任何一个黄昏走进来，听风穿过桑林，看蚕在吐丝，读一篇赋，弹一曲琴，然后你会发现：蜀地的文脉其实一直都在你身边，像水一样流淌，像蚕一样吐丝，安静地，把一切值得留存的东西留存下来。

我从小学、中学、成都电视大学到参加工作、退休后一直喜欢到新华书店买书，买过近一千册书籍，其中大部分书籍是文学类，历史类，人物传记等，如《世界通史》《中国通史》《中国文学》《世界文学》《鲁迅全集》《莎士比亚全集《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古文观止》《聊斋志异《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基督山伯爵》《傲慢与偏见》《简爱》《呼啸山庄》《茶花女》《飘》《包法利夫人》《少年维特之烦恼》《雾都孤儿》《双城记》《浮士德》《第三帝国的兴之》《百年孤独》《拿破伦传》《堂吉诃德》等等。我搬了几次家，我的书绝大部分书籍都在搬家途中丢失，现在我的书房不到一百本。我前几年出版了《岁月勾沉》写了50万余文字的自传体回忆小说《崎岖之路三部曲》初稿，还要打磨几年才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