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文革”，（长篇叙事散文）

天涯若比邻

（十）

　　

　　时间到了一九六七年的五、六月份，号称革命造反派的组织是越来越多。

我母亲所在的杨柳小学的老师们，基本上是成的天都在讨论加入什么革命造反组织，才是真正的站在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的。

有一个叫叶志宽的老师，头一天加入了一个革命造反组织，晚上听说成都川大826革命造反兵团，和红成革命造反兵团来了一拨人，把那个组织的头头抓去游行。说那个组织的头头是一个混进革命队伍的人。“二月逆流”的时候，他到成都川大校园里贴了一张大字报，说陶铸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好领导。

叶志宽老师听说参加的那个组织头头出了问题，第二天叶老师就在小学的大门口贴上了一张申明，坚决与那个造反组织划清界限。这件事在老师里面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纷纷都说自己要特别注意，擦亮眼睛，选好革命组织，否则就会误入歧途。

小学里也是每天都发生学生写老师大字报的事。母亲教的二年级一班有一个姓刘的女学生，也给母亲写了一张大字报，说母亲没有尽到一个老师的职责，没有认真专心地教育贫下中农的子女。因为母亲背着一岁多一点的我的三妹去上课，有时候还不懂事的三妹在上课的时候要哭出声来。

母亲在作检讨时说，因为没有找到保姆带三妹，所以犯下了严重错误。

有一天晚上，母亲把我和我的二妹叫到一起悄悄地告诉我们说，隔壁的那个姓黄的女老师的爱人，前不久犯了反革命罪。原因是黄老师有一个小孩，在他父亲的教室黑板上写了一个反革命标语。革命造反组织已经把黄老师的爱人逮捕了。

后来我听其他老师说，那个黄老师的爱人是因为别人在黑板上写了打倒某某某，他儿子在没有擦干净的黑板上又写了领袖的名字。于是，黑板上的字就隐隐约约地与打倒某某某连在一起了。有人看见后，马上向革命造反组织报告了。革命造反派组织来了一拨人，不由分说就把黄老师的爱人抓起来，两天后就送到了劳改农场管制劳动去了。

不知道为什么母亲在说这件事时，表情显得诚惶诚恐，语调也如履薄冰似的让人有一种颤抖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是真正的理解到在那个年代，人人自危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常态。

大概就是听了母亲说黄老师的事不久后的时间，又听到有人摆了另外的一件事情。说是县广播站的一个姓胡的人，从报纸上剪了一张领袖在天安门挥手的像，然后放在一本书里，出家门时不小心把夹在书頁里的领袖像，掉出来落在地上了。不知道的他竟然一脚踩在了那像上面，恰好被走在他后面的人看见了后，马上向县革命造反派组织报告后，立马就被逮捕起来并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关进了监狱。

也是在那一段时间，听说杨柳公社的一个生产队有一个农民，在田里干农活时看见两头牛打架，他竟然说那两头牛，就像保皇派与造反派一样，一见面就会打架。那人也是当天就抓了起来，半个月后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判了十八年徒刑。

因为如此，所以母亲几乎天天都在教育我，千万不要做错事说错话，不然就会大祸临头，那样的话一家人就完了。

　　大概是七月中旬的一个上午，也是一个杨柳场的逢场天（赶集的日子），来了几辆解放牌的大卡车，每一辆都载着满满的人。

大卡车箱的两边分别站了两排人，每个人的胸前都掉着一个大大的纸牌，纸牌上用毛笔写着名字。我看见车上有两个手上拿着镔铁皮话筒，领头呼着口号的人，一个是我知道有名气的人，是仁寿川剧团演丑角姓石的老师。因为我看过他演的川剧《柜中缘》，他演得非常诙谐幽默逗人笑。

旁边的人说另一个人叫伍玉成，是全县都有名气的造反派头头。 他们后面被按着头的人，有两个是走资派都是以前的县委副书记，还有几个是区委书记。

听人说这是在全县开展的游行示众，目的是鼓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群众的士气。

后面那辆解放牌卡车驾驶室的头上，支架着的两个高音喇叭。一个女人的声音不停地高呼着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面开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彻底打倒中国最大的走资派某某某”。

也就是在那卡车上的人游行示众不久之后，街上又传出一个消息，说是老县委书记杨某在一次被造反派拉出去批斗以后，被造反派用麻袋装着，扔在了县城边的公路上。造反派想借此造成县委书记被汽车碾压死的事故。好在被一个农民发现了后，将县委书记救到他家藏了起来，并且悄悄地为书记治疗那被造反派抓扯拉伤的身体。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又不断传来成都工人产业军革命造反兵团，与成都红成革命造反兵团、成都川大826革命造反兵团，几个都号称自己才是最革命的造反派发生武斗的消息。自贡、乐山、重庆发生严重武斗的消息，也是漫天的飞扬。

特别是听说重庆的武斗，还动用了坦克和装甲车，一时间听得人心里都有一些咚咚地跳。尤其是又有人说，那些造反派还专门抢解放军帽子。甚至还有骑自行车的人，如果戴着军绿色的帽子，也会被那些坐在行驶的汽车上的人，跳下车把帽子抢了后，又爬上汽车跑了。 倘若是不给他们的帽子，那些人就会解下系在腰上腰带打人。

当时七、八岁的我，最想要的就是有一天，我能够拥有一顶解放军那样的军绿色帽子。在听了这些传言后，母亲对我说最好还是不要有，免得被那些人抢。

到了一九六七年年的年底，母亲她们学校的老师们，整天除了开会和参加这样那样集会以外，就是到生产的去开展访贫问苦活动。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不能忘阶级苦，不能忘记过去。

到了来年的五月份，学生们也在老师的带领下，天天去生产队劳动，帮助贫下中农收割小麦，和捡掉在地里的豌豆胡豆。

也就在那些时间，街上的商店里的盐巴没有卖的了。母亲为了节约用盐，把盐全部用水溶解后，放进盐罐里，炒菜时就放一两勺盐水。

开始我不懂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母亲告诉我说，这样做就不会浪费盐。

有一天我在家里玩，母亲急匆匆跑回来给我说：“红儿，快去学校大门对面的那个李婆婆家借一个背篼！”。

我问母亲借来干什么？母亲说：“你们班主任刘多建老师，听人说龙正区的光相公社，有盐巴买而且还不要票，他马上就要去买盐！我给刘老师说好了，请他带着你一起去买盐！”。

于是我飞快地去借了个背篼，背上背篼就去跟着刘多建老师往光相公社走去。

走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到了光相公社街上。到一家小商店铺一问，那个卖东西的人说盐是有，而且不要票。但是，不能多卖，一个人最多只能够买十斤。

刘老师和我听了之后欣喜若狂，果然是盐也有还不要票。所以，刘多建老师慌忙不迭连连对那个人说道：“十斤就十斤吧！十斤就十斤吧！”。

那个卖盐的人听了后，面无表情地转过身，走进他背后的一间房子里，两三分钟后从屋里面，抱了两坨黑呼呼岩石一样的东西出来，放在一杆称盘上一称，嘴巴上说：“十九斤二两，七分钱一斤！”。

刘多建老师说：“同志，请给我们称够二十斤吧，我们专门跑一趟不容易！”。

我心里有点疑惑，悄悄地问刘老师，那是什么东西？

刘老师看了看后，压低声音对我说：“是盐巴！”。

我说怎么像石头一样？刘老师笑了笑说：“刘红娃，那是海盐！”。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海盐，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像石头一样的东西，竟然是海盐！

就在我看着那海盐发呆的时候，刘老师已经非常兴奋地把钱付给了，然后将一坨盐装在了我的背篼里了。

我和刘多建老师回到学校里，已经是傍晚时分了。母亲看到我背回去那么多盐巴，脸上满是笑容。

看到母亲高兴的样子，我的心也跟着母亲非常的高兴不已！

但是，那像一坨石头一样的海盐非常的硬，炒菜时根本不能直接用。如果是敲下来一小块，放到锅里也不会马上溶解。所以，要用水溶解后才能够炒菜使用。可能是那个年代的加工条件不好，也可能纯粹就是把海边的海水上，晾嗮蒸发了水份之后，就作为食物用品的原因。因此，经水溶解了的盐水既有许多的黑色的杂质，那盐水的色泽也是黛色的。

然而，这总比炒菜做饭时，没有盐可用要好许多了！

　　一九六八年的秋季，姑姑所在的仁寿方家中学校，按照以往也招了三个班的新生。九月初开学的时候，学校里面新生报名，六六级和六七级的学生也到了学校，一时间学校里面又呈现出来了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的景象。

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一批新招的六八级三个班学生，在读了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后，又全部离开了学校回家了。六六级和六七级十来个班的学生，也在开校读了两个多月后，全部离开了学校回家了。

姑姑去学习的时候，我也回到了母亲那里。大概是在十二月中旬，学校的全体教师，都去乐山地区集中进行思想学习。直到春节前几天才又回到学校了。

春节后我又回到了方家中学。虽然是到了开学的时间，但是学校里的学生，能出去的都离开学校闹革命去了，没有离开学校的也没有什么事，整天也就是在游荡。不是把哪个地方的消息，用大字报的形式写来贴在墙上，就是用镔铁皮做的话筒，念叨和传送红色电波，以及最新最高指示。

所以，虽然学校里不像以前那样热闹和虎虎生机，但也不是那么寂静无声。老师们没有上课，还是整天的开会和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用当时最时髦的话来说，是在灵魂深处查找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检查自己是如何自觉不自觉地，执行与帮助了十七年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方针，使学生走到了一条白专道路。

但是，学校也有唯一很忙的几个老师，他们经常不在学校。听姑姑她们说，那几个老师都是在运动中政治上非常可靠的老师，同时又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持了绝对一致的人。

他们之所以忙的原因，学校里的其他老师说，他们是受到组织的安排进行外调。因为在“斗、批、改”（既：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环节中，要对每个老师的家庭出生、家庭成员、历史表现进行逐一的调查核实。一旦发现有向组织汇报不实或矛盾的地方，就要列为重点监督管理，成为“斗、批、改”运动重点的批斗的对象。

因此，也就是在那一段时间，语文教研组一个姓唐的外调回来后，说经他领队外调发现，与姑姑同一个寝室关系很好的杨高翔阿姨，她的爱人是在五七年的整风反右斗争时，才逃跑到新疆乌努木齐去了的。

消息传开后，原来非常开朗的杨高翔阿姨，一下子就变成了沉默寡言的一个人。

不久，又听到另外去外调回来的人说，数学教研组一个叫张心灵的教几何的老师，刻意隐瞒了自己的父母是地主份子，竟然在填写家庭成分时，说自己是小土地出租。那平时乐呵呵的张心灵老师，转眼之间就变成了一个不认识大家的人，整天像一个霜打了的茄子一样。

在那段时间，老师们个个都感道一种人人自危的心里压力。

不久，又有外调回来的人说，黄俊兰阿姨的爱人聂俊德，在读乐山大学时就是一个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一时间，黄俊兰阿姨一下子觉得自己，就像是矮人一截似的。

那些红卫兵革命造反组织也是不断地变化着自己的口号，昨天呼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今天又呼喊革命就是要砸碎一个旧世界。昨天说张西挺、刘结亭是走资派，隔了几天又到处宣传“张梁刘张（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亭）好干部，敌人反对我拥护！”。

有一天，姑姑她们语文教研组的几个老师坐在一起讨论着什么，我在旁边玩耍，宋云鹏老师把他的那副起圈圈的眼镜，往上推了一下悄悄地告诉大家：“你们知道吗？仁寿一中校的校长余子勤被抓去游街了。听说戴的那个高帽子起码有两公尺，站在高板凳上连续批斗了五个小时！”。

后来我才知道仁寿一中校的余子勤校长，是一个在仁寿乃至于四川教育界都是威望很高的教育管理的专家。难怪姑姑她们那群语文老师，听到这一消息后都显得瞠目结舌。

尽管各种各样真真假假的消息，还在断断续续地传递着。但是，有一天我在学校的大礼堂墙上，看到了一张制止武斗的《公安部七条规定》。说是要不准任何造反派组织冲击解放军，不准任何造反派组织动用武器等等。

同时还不断传来其他一些地方，很多革命造反派组织组成了革命大联合的消息。在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还有让老师们更加高兴的消息说，中央要求全国各地要复课闹革命。所以，一时间姑姑她们学校老师的脸上，或多或少都有些按耐不住的高兴样子流露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