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温柔与角色的残暴 -- 电影《朗读者》观感之一

刘宁生

《朗读者》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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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为汉娜朗读世界名著

【影片简介】

2008年美德两国联合出品由英国导演和主要演员创作的电影《朗读者》讲述15岁中学生迈克尔与36岁电车售票员汉娜一场轰轰烈烈的忘年恋。汉娜热衷于在温馨亲密的气氛中聆听迈克尔为她朗读世界文学名著，却在某天突然消失。7年后，成为法学院学生的迈克尔随教授实习旁听审判纳粹战犯时，震惊地发现被告席上坐着汉娜、他昔日热恋至今依然不舍的那个女人，竟然曾是纳粹集中营的女看守。在法庭上，汉娜直言不讳自己在集中营的所作所为，认为那是尽忠职守于她的那份“工作”。但为了掩盖自己文盲的秘密，竟宁愿承认同僚伪造陷害的重罪而被判终身监禁。迈克尔意识到真相，却因复杂的原因内心苦苦挣扎：自己与安娜的关系在年龄上是社会道德禁忌的；自己与纳粹的情人关系对于反思一代的战后德国人是可耻甚至罪恶的；汉娜保守文盲私密的尊严又是值得他作为曾经的爱人所尊重和维护的。所以他选择沉默，却因此而终生郁郁寡欢而失去正常的家庭和爱情生活。汉娜入狱十年后，迈克尔决定自己用磁带录制名著朗读寄给狱中的汉娜。汉娜竟在狱中第二个十年通过艰难地比对书籍学会认字，并能勉强阅读那些名著和犹太幸存者的回忆录，最终学会写简单的书信。扫盲后的汉娜也因此认清了自己的罪孽和不可能被迈克尔再次接受的现实，出狱前自杀谢世。这段交织着爱、罪与时代历史原罪的纠葛，彻底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

电影《朗读者》由德国作家的同名小说改编，2009年获得81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导演，最佳摄影提名；汉娜的扮演者凯特·温斯雷（电影《泰坦尼克号》中的罗斯）获得最佳女主角奖。《朗读者》是原片名 The Reader 的汉语直译，香港译作《读爱》，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译作《为爱朗读》。

迈克尔为汉娜朗读世界名著

《朗读者》描写一段被时代悲剧毁灭的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也让这个故事从一部深刻的社会历史反思录，酿化成一首让人扼腕叹息的人性悲歌。作为同类主题的电影，《朗读者》不像《阴谋》和《利益区域》高度单一地聚焦纳粹高层的“平庸之恶”，而是把人性善恶包装在一个三维视角既美好又残酷且沉重的普通人的爱情悲剧中。揭示“平庸之恶”只是电影的一个侧面；揭示战争在下一代人身上的创伤则是另一个侧面。这些都被爱情捻成一根线穿进文学艺术的针眼儿里。正如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论述语言本质时所说的：语言的声音和意义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就像一张纸的正面和反面。你只能把一张纸撕成碎片，却无法将其正面和反面分离。

人性又何尝不是这样？

电影主人公汉娜和迈克尔的故事开始于1958年一个虚构的叫做“新城”的西德小城。实际取景地是德国东部古城格尔利茨。格尔利茨因为在二战中几乎没有受到破坏，保留了极具年代感的有轨电车轨道和古朴街道，因此被导演选中用来扮演导演心目中当年那个阴沉、压抑、古旧的战后西德小镇。

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的中学生迈克尔因患猩红热，放学回家路上体力不支坐在汉娜住所大门外的台阶上呕吐，正好被下班的汉娜发现。汉娜关切地回家提来一桶水冲洗迈克尔因呕吐弄脏的鞋子和地上的污秽物，并执意把虚弱的迈克尔送回家，分手时叮嘱他：照顾好自己，孩子。这个举动虽算不上惊天动地的大善大爱，却不能不说她闪耀着人性的光芒。汉文化有一句座右铭：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其实是最基本的善。

汉娜在电影中就是这样以“平凡之善”出场的。她当时对迈克尔的关切和照顾显然是一位性女长者对一位染疾少年的一般意义上的关爱。如果被人帮了就帮了，无动于衷，事件到此结束而不只是开始，就没有后来的所有故事。

迈克尔告诉了母亲路上得到汉娜相助的经过，与母亲商议，病愈后买了一束鲜花上门道谢。在导演精心策划的一系列看似顺理成章的过渡事件后，迈克尔和汉娜开启了一段极不寻常的轰轰烈烈的性爱。

汉娜和迈克尔的性爱因隔代的年龄差异很难被社会接受，即便在西方社会都可能是一件非常尬尬的事儿。一经爆发的爱，让汉娜和迈克尔双方都极其投入并忘乎所以。在汉娜的循循善诱下，迈克尔由青涩懵懂的少年成为一个男子汉。他私下里变卖自己的集邮册筹资邀请汉娜自行车郊游。在餐馆用餐后，中年女服务生对迈克尔说：希望你母亲喜欢这里的食物，迈克尔不便明言，含糊其辞地回答“她喜欢”。离开餐馆前，迈克尔却又挑衅似地故意当众与汉娜亲吻。被那位女服务生看见，表情是怪异的。虽然迈克尔没有意识到这种年龄的差异的爱有什么不自然，只知道汉娜的身体很美；作为一个36岁的成年女性，汉娜无疑是明白的。所以，汉娜称迈克尔“孩子”，并且把这个称呼一直延续到老年。

有意思的是，不论是电影还是小说原著都没有对汉娜之前的个人感情生活有任何交待哪怕一点暗示。似乎36岁的她，平生第一个爱人就是15岁的中学生迈克尔。或许，作者试图以此隐喻汉娜战后新生活的开始，她以为自己的过去被历史抛在身后，眼前的生活一片光明。

电影刻意表现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汉娜。当汉娜不处于纳粹体制中时，她会温柔并负责任地照顾生病的少年迈克尔，进而发展成爱人，这也许是作为一个普通女人汉娜的正常行为方式和生活逻辑。一旦她进入纳粹机器，成为集中营看守的角色，哪怕是一个级别最低的看守，她会像对待之前她所从事的所有其他工作一样，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包括每月程序性地选择十位犹太人送去执行死刑，为防止逃跑和混乱把300多名犹太妇女儿童锁在教堂里被活活烧死。这就是著名犹太裔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篇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中论述的“平庸之恶”。

作为集中营普通女看守汉娜的“平庸之恶”集中表现在1965年海德堡法庭审判的30分钟戏份中。此时，迈克尔已经成为著名海德堡大学法学院的学生。

海德堡是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发源地。内卡河的北岸有一条著名的山道“哲学家小径”。当年，黑格尔、雅斯贝尔斯、韦伯以及许多著名诗人和学者，都常常在这条小径上散步冥想，讨论哲学和科学问题。黑格尔于1816年至1818年在海德堡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完成了他著名的《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马克斯·韦伯在海德堡工作、生活了多年。他的家曾是当时欧洲顶尖学者的学术沙龙。现在化学实验室里用的“本生灯”就是化学家罗伯特·本森在海德堡大学任教时发明的，他还在这里发现了化学元素铯和铷。此外，还有与本生共同工作、发现了著名的“基尔霍夫定律”、并开创了光谱学的古斯塔夫·罗伯特·基尔霍夫。海德堡的迷人，更由1925年最著名的城市主题曲《我把心儿遗忘在海德堡》传播到世界各地。

导演别具匠心地用这个可爱的、充满古典、浪漫、哲学和科学交织的城市氛围，去反衬故事中汉娜为代表的纳粹反人类罪行和汉娜的愚昧麻木无知下的残忍。世人难免发问：一个孕育了全人类顶尖的诗歌、音乐、浪漫主义哲学和科学成就的伟大民族，为什么同时能实施最惨绝人寰的工业化大屠杀？

海德堡有多美，那种被撕裂的美的痛苦就有多深。

汉娜在法庭上

法官首先提问汉娜，去奥斯维辛集中营做看守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因为法庭了解到汉娜是在西门子工作时受到提拔时去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做看守，可能会因为汉娜本身就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那就是阿伦特所说的“根本之恶”。汉娜对辞去西门子公司工作的原因撒了一个慌，但与“根本之恶”无关。汉娜告诉法庭：她当时在西门子公司做工人，听说奥斯维辛集中营在招工，她于是就申请并得到了那份工作。在汉娜的心目中，去奥斯维辛集中营去杀人，和在西门子公司流水线上劳动，都是一份谋生的“工作”
法官接着问：当时集中营里每个月都要挑选出一些人送走。你作为看守，参与了这些挑选，并且很清楚他们被送走就意味着死亡，对吗？你知道你是把这些女人送去被杀吗？
汉娜语气平静且略带困惑地解释：是的，总是不断有新人送进来，我们必须送走原来的人给新人腾地方，集中营无法收容所有人，根本没地方住。言下之意，从工作程序上说，每次接纳一批新犹太女囚而送走一批原有的犹太女囚去死，是由集中营的容量决定的，客观上和程序上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法官意识到他们的对话不在一个层面上，追问：不！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为了给新人腾地方，你就说：你、你、还有你，你们必须被送去处死？
影片中，汉娜在被告席上理所当然一脸无辜又不容置疑地反问：“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
“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被影评界广泛视为经典。小说原著中汉娜相同的答辩词，被英国著名演员凯特·温丝莱特演绎的惟妙惟肖：面部表情真诚而善良，严肃且执拗，愤怒却克制，无辜并困惑。汉娜在面对关于对犹太人残忍屠杀的质问时，表现出一种极其麻木的执行公务心态。她真诚地觉得，自己只是在完成一份管理员的工作，她的做法是天经地义的，任何人都会如此。
如果仅仅理解到此未免显得轻描淡写。小说原著作者本哈德·施林克出生于1944年，与剧中迈克尔是同龄人。和影片中成年迈克尔一样，哈德·施林克自己是一名著名德国法律教授和法官。汉娜的反问，很难说不是作者哈德·施林克，站在迈克尔的立场上，借汉娜的口，向当时的德国法庭，向包含战后把自己置于道德制高点上审判纳粹的第二代德国人，甚至对整个人类发出的灵魂拷问。
尊敬的读者，不论年龄、学历、职业、和性别，当您读到这里时，请给自己一分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
所以，电影刻意用足够的时间表现法官的震惊、语塞和自己知道被问住的那种尴尬：法官不断摆弄自己手中的笔，并不知道应该写什么，甚至并不知道他自己在摆弄那支笔，只是下意识地试图摆脱什么。他看起来不像在思考，或者说他并不想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有机会重拍，也许导演多花一分钟甚至更长，把镜头对准审判席上的每一位法官和陪审员，对准每一位听众席上的群众，包括迈克尔和他的法学院教授和同学们，给他们每一个人一个特写：或震惊、或语塞、或尴尬，甚至或惭愧、或理亏……
此时，汉娜又冒出一句：“我是不是当初就不该去西门子应聘？”，像是问自己，也像是问法官。
小说原著中，汉娜是因为工作业绩突出被提拔做办公室文员，但又不愿意暴露自己是文盲而无法胜任，才不得已离开西门子公司，应聘做了集中营看守。如果当初没去西门子工作，或是去了但并没有离开西门子公司，她是不是可能就不会成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看守，因此也不会坐在被告席上？
法庭审判的下一个情节是，法官质问：在盟军飞机轰炸、教堂起火时，汉娜和其他看守为什么不打开锁住的门让她们逃出教堂，导致300多名犹太妇女最后被活活烧死。汉娜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反犹狂热或嗜血快感，反而流露出一种近乎天真的朦胧和困惑。她微微歪着头，眼神清澈而委屈地回答：原因很简单：我们不能开门。
法官进一步问，为什么不能。汉娜回答：我们是看守，职责就是看守犯人。我们不能让犯人逃走。法官追问，让她们逃走又会怎样，你们会被问责、会被枪毙？汉娜回答，不，不是这样。一旦开门，她们就会四处逃散，场面就将失控。外面正在下雪，还在轰炸，到处在燃烧。我们不能让她们逃跑，我们要对她们完全负责。说着，汉娜居然气愤地重重拍了一下桌子，好像自己是法官和审判者，法官才是她的被审。
此时，连汉娜的辩护律师都一脸沮丧、无奈和无助。
汉娜的理直气壮，展现了一种可怕的道德真空。在汉娜的认知里，最高的信仰不是人道主义，而是尽忠职守与高效履职。细思极恐：大屠杀的降临，有时不是伴随着某个天崩地裂的恶魔狂吼，而是在无数个像汉娜这样放弃思考、照章办事的普通人尽职尽责一丝不苟地工作中，悄然将人类社会推进地狱。
影片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即便在愚昧麻木的“平庸之恶”群体中，人性的道德底线依然把“平庸之恶”分成三六九等。汉娜虽然“平庸”，但她至少诚实，丝毫不推卸自己的责任。与汉娜同时被起诉的另外五位女看守，她们在集中营的地位相同，职责相同，都是低级看守，罪行也应当相同。但她们在法庭上串通一气，完全否认自己的所做所为，落井下石地把所有罪责都推到同类的汉娜的身上为自己减刑，就是因为汉娜不敢作笔迹验证。她们把自己灵魂深处的丑恶“根本之恶”均匀而不留痕迹地揉进了大众的“平庸之恶”，更深层的表现了人性的复杂和人性对“平庸之恶”的本能抵制。结果是，那五位女看守分别被判刑四年三个月；汉娜被判终生监禁。
这场法庭辩论，简直就是耶路撒冷艾希曼的翻版。比较阿伦特笔下真实历史人物艾希曼，故事片《朗读者》中的汉娜经过艺术提炼，人物性格更加立体化而令人惊心动魄。进而，“平庸之恶”这个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费解的抽象概念，在电影《朗读者》中变成形象生动，活灵活现，触手可及的一个具象的实体。
根据权威历史机构，如波兰奥斯维辛-比克瑙国家博物馆和以色列雅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馆的记录，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工作过的约7,000至9,500名党卫军成员中，战后最终被判刑的人数在数百人左右。按照当时的法律，只有查有实据的杀人事实才会被判罪。
显然，病态地隐瞒自己文盲的 汉娜在法庭上

这里顺便提一下，豆瓣上有《朗读者》的电影剧本。这里是链接： 《朗读者》电影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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