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陕西回军到底有多难？——回乱烟云之五十三

大江东去

平定陕西回军到底有多难？这支横行14年的武装纵横陕甘新三省，两次重创左宗棠的军事实力与威望

一支太平军的西征，竟在陕西掀起百年回响。从渭南的竹子纠纷点燃回乱火种，到任武一句“只杀一个”引爆全面对抗，这片土地在血与火中见证了“十八大营”的崛起与董志原的坚守。左宗棠入陕平乱，最终白彦虎等人被迫远走中亚，却让陕西话与臊子面在异乡生根。

一

今天聊的这段历史，很少出现在教材里，却实打实影响了一整代人的命运——甚至到一百多年后，在中亚的草原上，还有人说着陕西话、吃着臊子面，记着“老家在陕西”。这一切，都要从咸丰十一年那一支远征的太平军说起。

1861年秋，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在河南、安徽一线拼杀得热火朝天。为了打开新的战场，他派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启王梁成富、祜王蓝成春率三万兵马，沿着豫北一路西上，目标直指陕、甘。陈得才部在1862年春进入陕西，很快一路打到西安附近。差不多同一时间，从西南方向，也有另一支队伍在逼近——在云南昭通起义的李永和（李短挞）、蓝大顺、蓝二顺等人残部，北出四川，进入陕南。

太平军和川滇农民军这两股力量一前一后闯进陕西，表面上看只是多了几路“贼军”，但对当时已高度紧张的陕地社会来说，这就像在一锅早已沸腾的水里又扔了两块烧红的铁。陕西的土地兼并严重、赋税沉重、灾荒不断、军队溃散，回民和汉民之间的矛盾长期积压，官府腐败无能，只靠“团练”勉强维持。几路乱军进来，立刻掀起了整个陕西社会的连锁反应。

太平军到了长安县尹家卫，渭南一带的回民领袖洪兴马上派人前来“输款”，主动提供军费，甚至亲自做向导，引太平军东进。这一细节在地方志和清廷奏折里都有反映，说明当时一些回民领袖已经把太平军视为可以结盟的反清力量，而不是简单的“外来匪军”。洪兴的举动，不只是送钱送路，更是一种公开态度：这片土地上，已经有人准备把矛头指向清王朝。

真正点燃大火的，是一个看上去极不起眼的纠纷。同治元年四月，华州张一村的回族团勇，因为砍了几根民间竹子，被当地汉民打死两人。搁在和平年代，这也许就是个街坊纠纷，但在那个紧绷的时代，这几根竹子背后，是民兵与民兵的对立，是族群与族群的对立，是官府处置不公引发的深层怨气爆发。地方官不但不居中调停，反倒“辱骂责打回民”，把原本可以调和的矛盾，硬生生推向对抗。很快，渭南仓头镇、大荔羌白镇、王阁村这些地方变成回民反抗的中心。陕西巡抚瑛棨、“帝师”督办团练大臣张芾看到回民势力骤然壮大，一时镇压不下，只好改走“安抚”路线。张芾从西安出发，打着晓谕的旗号来到临潼油房街，他对回民军放话：“造反的只任武一人，交出任老五，一切就好解决。”没想到，任武恰好就在场。

这一句“只杀一个就能了事”，在任武听来，就是把所有罪名压在自己身上，同时把整个回民群体变成可以任意牺牲的对象。他回到仓头镇，召集数千人，伪造“秦不留回”的假御，反手就把张芾所在的油房街团团围住。张芾和随从二十余人被押往仓头镇，在渭河滩上被就地处决。随着他的倒下，陕西回民反清斗争正式揭开大幕。

动乱爆发后，最先承受冲击的是大荔城。围城战一打，火就沿着渭河东西两岸烧开了：华州、华阴、耀州、长安、蓝田、高陵、泾阳、富平、咸阳、蒲城……从地图上看，就是一圈圈向外扩散。渭河南北到处都有回民的队伍，总人数很快达到二十万。这已经不是零星骚动，而是实打实的一场地区性大动乱。

为了协调行动，各路回军组成了所谓的“十八大营”。这不是清廷那种整齐划一的军制编成，而是在原有村社基础上分营驻扎，各营推选自己的“元帅”负责战斗指挥。任武、洪兴、赫明堂、马世贤、马龙、马正和、白彦虎、马四元、乜代荣、乜代恩、邸大魁……这些名字，在官方奏折、地方口碑里反复出现，有的后来战死，有的被俘，有的远走他乡。十八营一成立，陕西的局势彻底不同了：回民军不再是零散的械斗队伍，而是有组织、能围城、敢硬拼的武装力量。

东路回军强攻同州府城（今大荔），九昼夜未能攻克，转而围攻其他城池；西路力量则把凤翔府城长期围困；中路在泾阳、富平、咸阳一带不断攻打西安省城。西安提督马德昭带兵出城与万余回民军交战，结果大败而归，缩在城里啃粮，等着救援。可以说，从关中东部到西部，全线战火，清廷在陕西的统治已经进入危险期。

清廷回应这场危机的第一脚棋，是派直隶提督成明入陕。他渡黄河向大荔进发，被回军截击后退守朝邑城内。随后，清廷又调兵部侍郎胜保为钦差大臣，率步骑六七千人（号称一万二）从安徽杀来，要“剿灭”这支回军。胜保沿潼关西进，一路上回军不断袭扰。临潼一战，他就损失兵勇千余，心惊胆战，夜里不走官道，绕小路溜进西安。进了城，他的本事却不是打仗，而是“抢、喝、嫖”的那一套：在西安城内城郊，大肆抢劫，纵酒淫乐，但一碰上回军就连连败北。陕西官绅们看在眼里，心中冷笑，给他起了个绰号——“败保”。胜保自己也知道打不过，奏折里却硬把败绩写成捷报，声称“省围早解，叠平贼巢”。陕西本地官绅受不了这一套，联名上疏弹劾，列出他的罪状。清廷一看，盛怒之下将其革职拿问，不久押解进京，照律赐死。一个从战场上逃进城里的人，就这样在奏折和口诏之间断了命。

二

胜保死后，清廷又换了一张牌——荆州将军多隆阿。同治元年底，他受命为钦差大臣，统带二十七营、一万三千余兵马，由湖北进陕。多隆阿目不识丁，却惯于硬打。他吸取了胜保吃亏的教训，采取“步步为营、更番层递移进”的战法，实打实从关中东部打进来。韩村八营首先被攻占，清军渡洛河后猛攻同州府王阁村、羌白镇两大回军据点，一手拎刀，一手拿“招抚”文书，一边攻城杀人，一边瓦解人心。王阁村里，回军在堡外挖陷阱、掘壕沟，羌白镇外列营迎战，前后几番血战，最终还是被清军攻破，“积尸成阜，流血盈州”这样的记载，即便考虑到清军奏折喜欢夸张，依旧能让人看到当时战场的惨烈。

这一仗打完，同州一带回军重创。以后他们虽数次进攻西安城，却始终无功而返。同治三年五月，回军东路力量全面西撤，清军趁势连克泾阳、乔店镇、孝义镇、仓头镇等起义据点。回军内部矛盾也在此时爆发，任武被禹得彦所杀，马彦英等选择向清军投降。这一阶段，据奏报回军头目十余人、军士一万多阵亡，官兵也死三百余、伤千余。数字背后的现实是：东部关中回军基本被打散。但西部的火还在烧。同一时期，凤翔一带回民军崔伟部集结十数万人，东至横水，西到陈村，连营数十里，围城半年之久。凤翔城内粮尽疫起，兵哗官困，不断向外喊援。多隆阿派陶茂林军驰援凤翔，雷正绾攻邠州方向，曹克忠打三水。一路进军，一路不断遭到川滇农民军和回民军袭击阻拦。陶茂林部等进凤翔后，内外夹击，苦撑十六个月的凤翔之围才算解脱。随后，三水、白吉原、邠州被解围，陕西回民军主要据点一个个失守。

三

再看西边，甘肃回军已呈现出星火燎原之势。陕西的回军，只能趁势分两路向西撤：北路经乾州、邠州入甘境，活动于固原、华亭一带；南路由凤翔经汧阳，出陇州马鹿镇、故关，转战清水、张家川等地。陕西这片土地上，第一次大规模回乱，已经在残酷的围剿和内部分裂中进入尾声。回军退入甘肃之后，并没有就此“消失”，而是在陇东、陇南一带重整旗鼓，等待时机。这个时机，很快就来了——同治五年春，兰州兵变爆发，甘肃各地回乱再起，陇东一带的陕西回军纷纷酝酿东返，准备重回故土。

四月中旬，回军分前后两股东进，前股由崔三统率四五千人，叛弁袁奎等附之，一路至陇州温水沟、塬子头，围攻州城；随后主力至汧阳，攻打县城，在保安堡、寺沟、新兴堡、寇家河等地与清军激战。通往凤翔、宝鸡的大路被严密封锁，马队只好绕北山小道奔袭凤翔盐坎堡、岐山等地。案牍上的地名一串串连起来，能看出他们是怎么试图绕过清军的封锁线，折返故乡，又怎么被迫一次次往回撤。

五月，马生彦、孙义章联靖远、静宁、固原、隆德各路回军，凑成约四五万人的大部队，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返陕斗争。他们“并力陕疆，誓不回顾”，不只是为了粮食，更是为了把根扎回关中腹地。主力进攻太阳沟，击毙参将萧玉田。随后分队东出，一支由王家嘴、蒲峪一路至宝鸡境内，一支由阎家湾、白家滩转汧阳。马队分股绕行麟游，经凤翔横水镇、石羊铺，再折向汧阳杜阳镇、巴都等处，兵锋几乎顶到凤翔城下。凤翔再度危急，清廷急调刘厚基、金顺驰援，王得胜、萧庆高分守宝鸡、陇州，加固汧陇防线。回军久攻太阳沟、汧阳一线不克，五月底，马生彦、孙义章等主动撤退，经故关退回甘境。这次返陕，无论是气势还是规模，都已达到巅峰，却终究因为清军防线和兵力优势，没能跨过那条叫做“陕境”的界线。

这一年夏，“渭南余、马两阿浑，并男妇约二三万回陕就粮”，又试图从陇州赤延镇一线返回陕西。但在上关、白杨林遭到清军截击，只好向尖骨山退走。大规模返陕失败后，陕甘边界的上关、下关、尖骨山成了他们殊死战斗的地方。最终，大部分人被迫向庆阳府转移，在董志原一带集结。从这时起，“董志原十八大营”开始进入清军、奏折以及后人记忆的核心位置。

四

回军在甘肃平凉华亭失利后，急需一个根据地，几经周折，把目标选在陇东董志原。这里原面开阔，土地肥沃，回军按照原村社结构分屯各处，一边生产、一边备战。每个驻营点称为一营，总称“十八大营”。与早期关中十八营相比，这里的十八营协作更多、配合更紧。左宗棠后来在奏折里，多次点名这些首领：白彦虎、马长顺、禹得彦、崔伟、陈林、马正和、冯君福、杨文治、余彦禄、蓝明泰……这是清廷眼里的“悍酋”，也是陕西回军中真正能打、敢打、善打的人物。

董志原十八大营刚刚站稳脚跟，又迎来了一个关键变量——捻军。同治五年九月，捻军西路约六万人，在梁王张宗禹、沃王张禹爵、怀王邱远才带领下，从河南入关中，一路势如破竹。捻军以机动见长，打的是流动作战，一进陕西就把清廷吓坏了。对回军来说，这却是一剂“强心剂”：官军主力被捻军牵制，他们就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回军“瞰官军方萃力讨捻，皆纷纷人犯”，主动配合捻军作战，形成“捻回合势”。清廷在陕西的统治，再度摇摇欲坠。陕甘总督杨岳斌扛不住，提出“病免”，清廷只好从东南调来一位“剿贼”名将——左宗棠。

五

左宗棠此前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立下大功，是朝廷倚重的大员。他接到旨意后，从湘军中挑选精锐三千，又在湖南招募旧部三千，奏调广东东路提督高连升帮剿，刘典帮办军务。同治六年正月，左宗棠又被任命为钦差，全面督办陕甘军务。他专门买战马三千多匹，炮手两千五百余人，组建马队、炮队，制定“先秦后陇”、“先捻后回”的策略——先集中兵力对付陕西捻军，暂时孤立回民军。

同治六年六月，左宗棠在潼关召军事会议，划拨几路兵马：刘松山、郭宝昌、刘厚基、高连升约两万一千人为剿捻之师；刘典、黄鼎八千多人，驻陕甘边界为剿回之师；其余楚军万余人，分守凤翔、宜君、华州、渭南、临潼等地，为兼讨捻、回之师。他判断西捻“意在窜豫”，于是沿渭河南岸布防，从三河口到郿县、宝鸡。然而，战争从来不是照剧本走。捻军在回军配合下大规模运动后，突然刀锋北转，挺进陕北。清军主力也被吸引到北方，关中西部凤翔一带只剩三千清军守备。回军看准机会，从庆阳、宁州、正宁、镇原、清水等地，经凤、邠、汧、陇多路涌入陕西，一时之间，“捻自南而北千余里，回自西而东亦千余里”，在陕境形成交错的抗清高潮。

同治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北上的西捻军与回民军配合，一举攻占绥德州城。左宗棠闻讯，心惊胆战，一面奏请“从重治罪”，一面紧急调兵剿捻。但就在捻军在陕境鏖战之时，令他们不得不撤出的是来自东战场的求救——东捻军在山东、江苏被围困，危在旦夕，紧急向西捻求援。西捻只得紧急南下，由宜川渡黄河入晋。

捻军能顺利渡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宜川城西南刘管村、羊献坪一带的大股回军死死缠住清军，使追击部队没能赶上。捻军渡河东进之后，左宗棠更加惊慌，一边向朝廷请罪，一边亲自东渡入晋，主力去追捻。陕西军务暂由刘典代理。此时陕境清军不过万余，而陕北延、榆一带还有董福祥、高万镒、扈彰等为首的数十万溃兵游勇，与清军频频交火。左宗棠离开后，局面再度失控。同治七年初，甘肃回民军再掀返陕高潮。董志原十八营中的马正和、白彦虎等，多次率部东入鄜州、洛川、宜川，南下白水、韩城、澄城、同官、耀州、三原、富平等地，战火再度烧到关中腹地。左宗棠在晋境围剿捻军，心里明白，自己真正的“劲敌”还在西北。同治七年十月，捻军基本被歼灭后，左宗棠回到陕西。他权衡之后，认为董福祥、高万镒、李双良等饥民、遗勇武装虽然人数众多、专事劫掠，但成分复杂、组织涣散，“先易后难”，容易瓦解；而回军则顽强固守根据地，是最难啃的骨头，于是决定先对董福祥等下手。十二月，清军从榆林到靖边，对董福祥、高万镒、李双良发起大围剿。刘松山动用离间之术，收买董福祥父亲董世有，说服董福祥投降。次年二月，董福祥率部十余万人投入清军怀抱，被编为“董字三营”，分由董福祥、张俊、李双良带领。这支曾经反清的武装，很快又成为镇压回民起义的清军一部分。后来董福祥随刘锦棠攻金积堡、河州、西宁，在镇压回时下手极狠，死者无数，也就为其后在晚清军政史上的“凶名”埋下种子。

面对越来越重的军事压力，董志原回军一边加紧筹粮筑堡，准备固守，一边主动出击，希望打乱左宗棠剿回计划。十八大营分股返陕，陇南战场也开辟出来，试图向河州、狄道（今临洮一带）回民靠拢，甚至计划乘虚攻兰州，以此迫清军分兵，减轻董志原压力。但刘倬云、雷正绾、魏光焘、张福齐、敖天印等清军将领在陇东、陇南接连用重兵猛攻，回军伤亡惨重，返陕的波浪一次次被打碎在边界一线。

为了集中力量，董志原十八营在萧金镇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缩编为四大营，由白彦虎、禹得彦、崔伟、马正和分任统帅，撤出董志原，整体向宁夏黑城子、下马关、预旺城及灵州金积堡转移，与当地马化龙领导的宁夏回军汇合。陕西回军，从此与宁夏、甘肃回军彻底融合在一起。

同治八年二月，左宗棠命雷正绾、黄鼎、马德顺分三路进剿董志原，先后占领董志原、镇原、庆阳。陕北各地反清武装随后也被逐一镇压，陕西回军再无稳定根据地，只能将希望押在宁夏的金积堡。

同治八年秋，各路清军会攻宁夏，目标直指金积堡。马正和、陈林、余彦禄、马长顺率陕西回民军与金积堡军一起，死守堡城，杨文治、马正和战死。白彦虎、禹得彦等则在外围四处截击清军粮道，试图拖慢攻势。同治九年十一月，金积堡终被攻破，城破之时，万余陕西回军出降。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从关中出走之后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终点”。

金积堡危急前，白彦虎、崔三、禹得彦等早已率陕西回民军主力及眷属退往西宁，在大小南川驻扎。同治十一年正月，左宗棠拿下河州，进驻兰州，着刘锦棠进攻西宁。白彦虎、崔三、禹得彦和马桂源领导的西宁回民军在湟中一线，与清军血战六十余日，终因兵少粮绝告败。

崔三、禹得彦、毕大才、禹中海等人选择向清军投降，所部被编入清军“旌善营”，成为镇压其他回军的工具。而白彦虎、马长顺、于小虎等带着数千回民军及家眷，不愿屈服，沿永安南北草滩一带，西走河西走廊，直趋肃州（今酒泉）。肃州一带，马文禄领导的当地回军已至败局。白彦虎几次与官军交锋，发现难以久战，只得在同治十二年六月率部西出嘉峪关，经哈密、吐鲁番，抵玛纳斯河流域。在玛纳斯、红庙子、古牧地一带，他联合当地回民抵抗清军追剿。光绪二年六月，古牧地战役中白彦虎失利，被官军和地方民团层层围压，走投无路，只好南投阿古柏——那个在新疆建立割据政权的浩罕人。他希望借阿古柏的势力自保，却又在阿古柏覆灭后，再次陷入清军追击之中。

白彦虎自古牧地败退，经库车、拜城、乌什一路退至喀什。光绪三年十一月，他带着五百军眷，由喀什西北纳林河一带，进入俄国七河地区。原本打算借路远去麦加朝觐，当地穆斯林却留他们住下。于是，在今天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地区的马青山镇、朔尔—提别镇、贾尔帕克—提别镇等地，便有了一支特殊的族群——东干族。他们的祖先，正是这一批从陕西、甘肃一路打到新疆又走出国境的回军残部。

七

一百多年过去，这些东干人依旧保留着陕西方言和生活习俗，家里老人会说“咱是关中人”“老家在西安附近”。有学者前往当地调查时，听到他们口中的“面皮”“臊子面”“甑糕”等词，语音和关中话几乎一样。这种延续，本身就像一根跨越世纪的线，把同治年间陕西回乱那段血火岁月，悄悄地系在今天中亚的田野上。

回头看这段历史，会发现它远远不是简单的“回民作乱”或“官军剿回”几个字能概括的。它牵涉到的是一个王朝在中晚期的整体危机：财政崩坏、军事溃散、民族关系失衡、地方统治失控。太平天国、捻军、川滇农民军像一道道裂缝，让埋在西北的矛盾突然暴露。回军之所以能在陕甘间反复兴起、反复返陕，靠的并不只是宗教热情，还有土地被夺、官府侮辱、族群被歧视后累积的愤懑，以及在战乱中被逼到绝路的求生本能。

从关中到董志原，从金积堡到玛纳斯河，这条路，对回军来说，是一步步远离故土的漫长流亡；对清廷来说，是一步步将边地“安定”的残酷重构；对后来的历史来说，则是一串串散落在他乡的乡音、风俗，悄然见证着一个王朝在西北的裂与合。

左宗棠

刘松山

董福祥

刘锦棠

白彦虎

回酋三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