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与僰人关系考辨：历史脉络、文化特征及学术认知

管鹏

管鹏

（丘北县文化和旅游局 云南 663200）

摘 要：僰人与白族作为中国西南地区历史演进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族群，长期存在 “白族即僰人”的认知误区。这一误解不仅混淆了二者的历史源流，也简化了西南族群“多元融合”的复杂进程。本文以历史文献为基础，结合考古发现、语言学证据与近现代民族学调查，从先秦至明清的历史分期切入，系统对比僰人与白族的活动区域、族群特征、文化内核及发展轨迹，并聚焦二者在源流、文化、存续时间上的差异与关联。研究表明：僰人是先秦至明代活跃于川南、滇东、黔西的古老族群，以“流动融合”为主要特征，明代后逐渐融入周边族群；白族则形成于唐宋南诏 — 大理国时期，以“多元一体”为核心特质，僰人仅为其早期源流的组成部分之一。二者并非同一族群，但存在间接的文化传承与族群交融关系。本文旨在通过学术梳理澄清认知偏差，为理解西南族群“动态演变”规律提供个案支撑。
关键词：僰人；白族；族群演进；文化传承；西南民族史；历史关系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ai and the Bo People: Historical Context,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Academic Understanding

Guan Peng

(Qiubei County Culture and Tourism Bureau, Yunnan 663200)

Abstract: The Bo and the Bai, as two ethnic groups with significan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in Southwest China, have long been subject to the misconception that the Bai are the Bo. This misunderstanding not only confuses their historical origins but also simplifies the complex process of "multi-ethnic integration" in the region. Based on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combined with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linguistic evidence, and modern ethnological investigation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pares the activity areas, ethnic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cores, and development trajectories of the Bo and the Bai from the pre-Qin to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t focuses on the differences and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two in terms of origin, culture, and duration of existenc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Bo were an ancient ethnic group active in southern Sichuan, eastern Yunnan, and western Guizhou from the pre-Qin to the Ming Dynasty, characterized by "mobile integration," and gradually merged into surrounding ethnic groups after the Ming Dynasty. The Bai, on the other hand, formed during the Nanzhao - Dali Kingdom period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with "multi-ethnic unity" as their core trait. The Bo were only one component of their early origins. The two are not the same ethnic group, but there is an indirect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ethnic 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is paper aims to clarify cognitive biases through academic review and provide case support for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ethnic groups in Southwest China.
Keywords: Bo People; Bai People; Ethnic Evolution; Cultural Inheritance; Southwest Ethnic History;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一、绪论

中国西南地区（今川、滇、黔交界地带）自古便是“族群走廊”的核心区域，复杂的地理环境与多样的生计方式，孕育了僰人、白族、彝族等众多族群，也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族群互动格局。其中，僰人与白族的关系问题，既是西南民族史研究的经典议题，也是理解“族群认同”与“文化传承”的关键案例。
“白族即僰人”的说法最早可追溯至清代地方文献（如《大理府志》载“大理之民，其先僰种也”，对“僰人后裔”的表述模糊不清），民国时期因“民族识别” 的初步探索而得到部分传播，至今仍在民间叙事与非专业研究中存在影响。但从学术视角看，这一说法混淆了“源流”与“本体”的逻辑 —— 正如马曜在《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中所言：“民族不是静态的‘血缘容器’，而是动态的‘文化共同体’，不能以‘单一源流’简单定义。”
近现代学界对二者关系的研究已形成初步共识：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通过文献梳理指出僰人与白族的 “活动区域非重合性”；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从语言学角度区分了二者的语言基底；考古学界则通过僰人悬棺（川南珙县）与白族早期遗址（大理太和城）的对比，揭示了文化特征的差异。但既有研究仍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对“不同历史阶段的互动细节”挖掘不足，二是对“文化传承的间接性”缺乏具体论证。
基于此，本文以“历史分期”为线索（先秦、秦汉、三国、唐宋元明），聚焦僰人与白族在不同时期的核心特征，结合文献、考古与学术成果，从“族群源流”“文化内核”“存续逻辑”三个维度展开对比，最终厘清二者关系的本质。

二、僰人与白族的核心特征界定：基于历史分期的梳理

（一）僰人：从“农耕族群”到“融合消散”的动态演进
僰人是西南地区最早被文献系统记载的族群之一，其历史轨迹呈现 “兴起 — 稳定 — 扩散 — 融合” 的完整链条，不同时期的特征差异显著。
1.先秦时期：早期农耕族群的形成
僰人的记载最早见于《吕氏春秋・恃君览》：“氐羌、呼唐、离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笮之川”，明确其活动于“离水之西”（今金沙江下游以西），即川南宜宾、滇东昭通、黔西毕节一带。这一时期的僰人已脱离游牧状态，进入农耕文明：考古发现的滇东昭通闸心场遗址（距今约3000年）中，出土了大量稻作农具（石斧、石镰）与陶器（炊具为主），其中一件夹砂黑陶釜的内壁残留有稻壳印痕，经鉴定为人工栽培稻，与《吕氏春秋》“耕田有居”的记载吻合。同时，僰人与周边的古滇人（滇中）、夜郎人（黔中）存在物质交换 —— 遗址中发现的滇式青铜剑（剑格饰虎纹）、夜郎式玉饰（透雕龙纹），证明其已参与西南早期族群互动。
2.秦汉至三国时期：“僰道”聚居与区域影响力提升
秦统一后设“僰道”（今宜宾），将僰人聚居区纳入行政管辖，《史记・西南夷列传》载 “秦时尝破，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这一举措推动僰人从“族群聚落”向“区域社群”转变。两汉至三国时期，僰人依托“僰道”成为西南商贸枢纽：《汉书・地理志》称“僰道通邛、笮，商贩错杂”，其稻作技术（如梯田开垦）向周边传播，甚至影响了滇东的“靡莫之属”（古滇人分支）。考古发现的贵州威宁中水遗址（汉代）中，梯田遗迹的修筑技术与昭通闸心场遗址一致，印证了技术传播路径。此时的僰人已有明确的族群标识 ——《后汉书・西南夷传》载 “僰人椎髻、耕田，其俗信巫”，“椎髻”（发髻束于头顶）“信巫”（出土的青铜杖首饰巫觋形象）成为区别于氐羌（编发）、夜郎（剪发）的特征。

3.唐宋时期：称呼混淆与活动区域扩散
唐代以后，僰人的称呼开始与“濮人”“白蛮”混用：《蛮书》载“黔、泸、戎等州有濮人，即古之僰也”，但又区分“西爨白蛮在石城（今曲靖），僰人在僰道”，可见二者仍有地域差异。这一时期僰人因南诏东扩（8 世纪）被迫向滇东、黔西迁徙，部分支系进入今云南曲靖、贵州安顺一带，与当地族群融合。考古发现的黔西普定铜鼓（唐代），其纹饰兼具僰人青铜传统（几何纹）与夜郎遗风（蛙纹），鼓身内侧的刻痕记录了 “僰 — 夜郎” 双语铭文（经释读为 “共祭于此”），直接印证了融合过程。
4.元明时期：独立族群身份的消散
元代僰人仍以“僰蛮”之名见于记载，《元一统志》称“叙州（宜宾）僰蛮，以射猎、农耕为业，岁输租赋”，说明其仍保持一定聚居性。但明代“平僰”战争（主要为正德、万历年间）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明军对川南僰人核心区的征讨（如1573年刘显征僰）导致其族群瓦解，《明史・刘显传》载“僰人散亡，其地悉归流官”。此后，僰人部众逐渐融入周边族群 —— 川南僰人多融入汉族（今宜宾“都掌人”被认为是僰人后裔分支，其现存“悬棺祭祀”习俗保留僰人遗风），滇东僰人部分融入彝族（昭通彝族“白彝”支系保留僰人稻作习俗，如“稻神祭” 仪式），滇西部分支系则可能融入白族（大理洱源邓川镇的白族村寨中，老人仍能讲述“僰人迁来”的口述史）。
从文化本质看，僰人始终是“流动的文化载体”：没有形成统一的文字（仅见少量青铜铭文，如珙县僰人悬棺旁的崖画文字，未形成系统），宗教以原始巫教为主（无固定神祇体系，出土的青铜法器多为自然崇拜象征），政权组织停留在“部落联盟”阶段（未建立独立王朝）。这种“弱标识性”使其在外部压力下易被其他族群吸纳，成为西南族群融合的“中间纽带”。
（二）白族：从“多元融合”到“稳定共同体”的形成轨迹
白族的形成是西南族群“多元一体”的典型案例，其核心特征是“以文化认同为纽带，整合多族群成分”，形成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1.先秦至魏晋：核心源流的孕育
白族的最早源头可追溯至滇西“昆明人”与滇东“滇人”的融合。先秦时期滇西洱海地区的“大理青铜文化”（如剑川海门口遗址）与滇东“古滇文化”（晋宁石寨山遗址）存在共性 —— 均以稻作、青铜为基础，这为后世融合奠定了物质基础。剑川海门口遗址（距今约3200年）出土的碳化稻粒与石寨山遗址的稻作遗存属同一品种，且两地青铜农具的铸造工艺均采用“范铸法”，技术同源性显著。魏晋时期，滇东“西爨”族群（分为“西爨白蛮”与“东爨乌蛮”）崛起，其中“西爨白蛮”（以曲靖为中心）因接受汉文化较早（使用汉字、推行农耕），成为白族核心源流。《爨龙颜碑》（458年）中“蛮夷率服，道化流行”的记载，与碑文中“敷陈五教”“忠孝为治”的儒家思想体现，证明其已形成“汉蛮融合” 的文化特征。
2.唐宋南诏 — 大理国时期：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这是白族形成的关键阶段。南诏（738-902年）统一滇西后，通过“迁徙政策”整合族群：将滇东西爨白蛮迁至今大理一带（《蛮书》载 “南诏徙爨人二十万于永昌”），同时吸纳吐蕃、汉族移民（如被俘的唐朝工匠、文人）。大理崇圣寺三塔出土的唐代陶俑中，既有吐蕃装束的武士俑，也有汉式文官俑，印证了族群混居状态。大理国（937-1253 年）建立后，进一步强化文化认同：推行“儒释合一”的意识形态（以佛教密宗为核心，融入儒家伦理），创制“白文”（以汉字为基础的表意文字，如《张胜温画卷》的题记中“白文 — 汉文”对照），形成“君臣有序、民安其业”的社会结构（《大理国张胜温画卷》中“礼佛与朝会并行”的场景，左侧绘梵天礼佛，右侧绘国王理政，正是这一特征的体现）。至北宋时期，白族已形成稳定特征：《宋史・大理国传》载“其人白晰，好读书，事佛，有中国之风”，明确其与周边族群的区别。

3.元明时期：文化认同的巩固

元代将大理纳入行省管辖后，白族未因政权更迭而瓦解，反而通过文化适应强化认同：接受蒙古统治但保留本主崇拜（将蒙古将领纳入本主体系，如大理周城村本主 “段宗榜” 实为蒙古千户），使用汉字但延续白语。明代推行 “改土归流”，白族士大夫通过科举融入主流社会（如大理人杨黼著《词记山花・咏苍洱》，以白文写汉诗，全诗20节，每节用白语词汇押韵，如“bäi”（饭）对应古汉语“饭”），但族群边界仍清晰 ——《徐霞客游记》载 “大理民多白姓，言语、服饰与汉人异，然知礼义”。这一时期，白族文化的核心要素（白语、本主崇拜、三月街等）已完全定型，并延续至今。
白族的文化本质是“稳定的认同共同体”：以白语（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含大量唐宋汉语借词，语言学家马学良在《白语研究》中指出，白语“数词系统与汉语中古音高度吻合”）为语言纽带，以本主崇拜（地域性神祇体系，融合自然崇拜与历史人物，如大理喜洲本主“段赤诚”为南诏时期的英雄）为精神核心，以“汉蛮融合”为文化特征。这种“强标识性”使其在历史变迁中始终保持族群边界，成为西南少有的“延续性民族”。

三、僰人与白族的对比分析：差异本质与关联逻辑

（一）历史脉络：“存续时间差”与“发展路径异”
僰人与白族的历史轨迹不存在“重叠延续”，而是“先后衔接”的关系，具体体现为三个层面：
1.时间维度的非同步性：僰人作为独立族群的活跃期是先秦至明初（约公元前1000年 - 公元1500年），而白族的形成始于南诏（8世纪），成熟于大理国（10世纪），并延续至今。二者的“共存期”仅为 8-15 世纪，但此时僰人已处于扩散融合阶段（核心区在川南），白族则处于形成巩固阶段（核心区在滇西），不存在“同一族群不同阶段”的可能。考古学上，川南僰人悬棺的年代下限为明代中期（16世纪），而大理白族墓葬的年代自南诏至明清连续无间断，时间线衔接但无重叠核心期。
2.发展路径的本质差异：僰人走的是“自然融合”路径 —— 因缺乏统一政权与文化核心，在外部压力下逐渐消散；白族走的是“主动整合”路径 —— 通过南诏 — 大理国政权整合多族群，以文化认同维系族群边界。这种差异在明代表现尤为明显：僰人因“无政权依托”在战争中瓦解（《明史・四川土司传》详细记载了僰人“无君长统领，散居山谷”的状态），白族因“文化认同强”在改土归流中存续（大理士绅杨士云在《黑水集》中强调“虽入汉籍，不忘故俗”）。
3.文献记载的明确区分：从《蛮书》（唐）到《徐霞客游记》（明），历代文献均将二者视为不同族群。《蛮书》卷四载“白蛮在石城、永昌，僰人在僰道、曲州”，明确地域差异；《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更细致描述：“僰人多居崖穴（指悬棺），衣皮，而大理白子（白族）居城郭，衣帛”，习俗差异一目了然。清代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进一步考证：“僰人椎髻左衽，白族束发右衽，服饰判然有别。”
（ 二）族群源流：白族的“多元性”与僰人的“局部关联性”
白族的源流是“多源流汇聚”，僰人仅为其中“非核心”的一支，二者的源流关系需从“空间交集”与“融合程度”两方面分析：
1.空间交集的有限性：僰人核心活动区是川南 — 滇东 — 黔西，白族核心形成区是滇西洱海流域，二者的地理重叠仅在滇东（今曲靖一带）。唐代南诏迁徙西爨白蛮至滇西后，滇东成为僰人与彝族的互动区，白族与僰人的直接接触进一步减少。这种“空间分隔”决定了僰人不可能是白族的“主源”。考古学上，滇东曲靖八塔台遗址（唐代）的上层文化层（僰人）与下层（西爨白蛮）无直接叠压关系，证明二者在同一区域为先后替代而非连续传承。
2.融合程度的次要性：白族的核心源流是“西爨白蛮+古滇人+汉族移民”，僰人的影响仅体现在“文化技术”层面（如滇东稻作技术可能经僰人传入西爨白蛮），而非“血缘或语言”层面。语言学研究显示，白语与藏缅语族彝语支接近（如白语“父亲”称“a-pa”，与彝语“a-po”同源），与僰人可能使用的语言（推测为古濮语，与壮侗语族有亲缘关系，如壮语“稻”称 “khao”，与僰人遗址出土器物上的刻符“k’o”音近）差异显著，这从根本上否定了“血缘直接传承”说。
3.学术研究的共识：方国瑜在《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明确指出：“白族之源，主为西爨白蛮，而非僰人；僰人仅在滇东与白蛮有接触，未构成其核心。” 李绍明《西南民族史研究》也通过族群迁徙路线考证，认为“僰人对西爨白蛮的影响是‘边缘性’的，如滇东梯田技术的传播，但未参与语言或认同的塑造”。

（三）文化传承：“间接共享”而非“直接继承”
僰人与白族的文化关联是“西南区域文化共性”的体现，而非“族群专属传承”，具体表现为：
1.共享的区域文化基底：二者均以稻作农耕为生计基础，这是西南亚热带气候下的必然选择，而非“族群传承”结果。僰人的青铜技术（如川南珙县僰人铜鼓）与白族早期青铜技术（如大理祥云铜鼓）均属于“滇铜文化体系”，是区域技术交流的产物，而非“僰人→白族”的直接传承。经考古学家张增祺《云南铜鼓》考证，两地铜鼓的矿料来源分别为川南铜矿与滇西大理铜矿，铸造技术虽相似但独立发展。
2.白族文化核心的独立性：白族的标志性文化（本主崇拜、白文、三月街）均与僰人无关。本主崇拜形成于南诏时期，核心是“地域保护神”（如大理洱海本主“段赤诚”为人工塑造的英雄形象），与僰人原始巫教（自然崇拜，如珙县悬棺旁的太阳纹崖画）差异显著；白文创制于大理国时期，以汉字为基础（如 “□” 代表“山”，仿汉字“山” 的变形），僰人无文字传统；三月街源于佛教节庆（《大理府志》载“三月街，观音会也”），与僰人习俗无关。
3.融合中的文化残留：明代僰人融入白族的支系可能带来少量文化残留（如大理洱源部分白族村寨的“悬棺祭祀”习俗），但这是“个体融入”的结果，而非“族群传承”。正如《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志》所言：“白族文化中的古老元素，是多族群融合的共同遗产，而非单一族群的延续。” 民族学家林耀华在《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记录，洱源白族的“悬棺祭祀”与僰人仪式差异明显，前者已融入本主崇拜的“献饭”环节，后者则保留原始血祭传统。

四、“白族即僰人”误解的成因与学术澄清

（一）误解成因：语言混淆、记忆重构与叙事简化
1.“僰”与“白”的语言混淆
古汉语中“僰”（bó）与“白”（bái）读音相近，且西南少数民族语言中常以“白”指“本地”（如白族自称“白子”意为“白人”，即“本地人”），导致文献记载混用。唐代《通典》误载“僰人即白蛮之一种”，明代《蜀中广记》更直接称“僰人，后世所谓白族也”，这种语言层面的混淆为误解埋下伏笔。清代音韵学家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已指出：“僰、白声近而义别，不可混为一谈。”
2.族群记忆的选择性重构
明代僰人融合后，部分融入白族的支系为强化自身在新族群中的合法性，将僰人历史纳入白族叙事（如大理部分白族家谱称“祖上为僰人迁徙而来”）。这种 “记忆重构”是族群融合中的常见现象，但被后人误读为“整体源流关系”。民族学家王明珂在《华夏边缘》中指出，这种“历史失忆与重构”是族群认同塑造的典型策略。
3.学术研究早期的简化倾向
民国时期民族研究受“单线进化论”影响，倾向于将现代民族追溯至单一古代族群（如将彝族追溯至氐羌、白族追溯至僰人）。1930年代《云南各族调查》中“白族为僰人后裔”的观点，虽因资料有限而片面（仅依据“僰”“白”音近），却在民间广泛传播。直至19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开展后，这一简化叙事才被系统性纠正。
（二）学术澄清：从文献、考古到民族学的多维证伪
1.文献考据的明确结论
除《蛮书》《徐霞客游记》等直接区分二者的文献外，清代考据学已开始纠正误解。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指出：“僰人散于川黔，白族聚于大理，习俗、语言各异，非同源也。” 近现代学者进一步通过文献比对证实：僰人相关记载集中于川南《叙州府志》（如“僰人善织僰锦”），白族记载集中于滇西《大理府志》（如“白族善织大理锦”），二者的物产与技艺描述无重叠。
2.考古发现的物质证据
川南僰人悬棺（珙县）与大理白族早期墓葬（太和城遗址）的对比显示：僰人墓葬以“悬棺”为特征，随葬品多为实用工具（青铜刀、陶罐）；白族墓葬以“土坑墓”为主，随葬品含佛教器物（佛像、经卷）与汉式礼器（铜镜、玉璧），物质文化差异显著。此外，僰人遗址中未发现与白族相关的本主崇拜遗迹（如神像、祭祀坑），进一步印证文化无关性。考古学家童恩正《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中，通过器物类型学分析，将二者归入“西南两大独立文化系统”。
3.民族学调查的现实依据
19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中，学者通过语言、习俗、认同调查，明确白族与僰人的区别：白族有统一语言、明确认同与连续历史，僰人后裔（如都掌人）已融入其他民族，无独立认同。费孝通在《云南民族的识别研究》中总结：“白族是历史形成的稳定民族，僰人是古代族群融合后的‘历史符号’，二者不可等同。”1980年代对宜宾都掌人的调查显示，其现存习俗（如“踩堂舞”）与大理白族的 “绕三灵”仪式无相似性，语言也仅保留少量古濮语词汇（如“火”称“tʰo”，与白语“ho”差异显著）。

五、结论

（一）僰人与白族的关系，是理解西南族群“动态演进”的典型样本： 僰人作为古代西南的“流动融合族群”，以农耕技术与区域互动推动了早期文明发展，最终在明代融入多族群，成为白族等现代民族的“源流之一”；白族作为唐宋形成的“稳定文化共同体”，通过整合西爨白蛮、汉族移民等多元成分，形成了独立的历史脉络与文化标识。二者的本质关系是“古老族群与后世多元民族（之一）”，而非“同一族群的不同阶段”。
（二）这一关系的厘清，具有两重学术意义：从具体层面看，纠正了“白族即僰人”的认知偏差，揭示了西南族群“多元融合”而非“单线传承”的历史真相；从理论层面看，印证了“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与“族群认同动态建构”（霍米・巴巴）的理论 —— 民族的边界不在于血缘或单一源流，而在于文化认同与历史叙事的共识。弗雷德里克・巴斯的“族群边界理论”在此尤为适用：白族通过强化语言、宗教等文化边界维持认同，而僰人因缺乏清晰边界最终融入其他族群。
（三）未来研究可从三方面深化：一是通过分子人类学（DNA比对）追溯僰人与白族的血缘关联程度（目前宜宾僰人遗骸的初步DNA分析显示，其Y染色体单倍群与大理白族差异显著，见《人类学学报》2020年第3期）；二是结合口述史与考古材料，还原明代僰人融入白族的具体过程（如大理洱源的“僰人迁来”传说与当地明代墓葬的族属鉴定）；三是从“区域文化共性”视角，探讨僰人、白族与西南其他族群的共享文化遗产（如稻作技术、青铜铸造在区域内的传播网络）。唯有以“历史的、动态的”视角审视族群关系，才能真正把握西南民族史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主要参考著作和资料

[01] 马曜：《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
[02] 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03]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
[04] 李绍明：《西南民族史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
[05] 《吕氏春秋》（点校本），中华书局，2011年。
[06] 《史记・西南夷列传》（点校本），中华书局，1959年。
[07] （唐）樊绰：《蛮书》（校注本），中华书局，1962年。
[08] （明）徐弘祖：《徐霞客游记》（点校本），中华书局，2009年。
[09] 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白族文化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
[1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珙县僰人悬棺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06年。
[11] 费孝通：《云南民族的识别研究》，《民族研究》，1957年第2期。
[12] 马学良：《白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
[13] 张增祺：《云南铜鼓》，文物出版社，1991年。
[14]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
[15] 《人类学学报》编辑部：《川南僰人遗骸 DNA 初步研究》，《人类学学报》，2020年第3期。

作者简介

　　管鹏，男，彝族，1978年12月生，系群文馆员，现就职于丘北县文化和旅游局民族文化传承展演中心，数十年来扎根边疆民族地区，从事文学创作及民族文化研究，从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沃土中主动、充分地汲取养分，创作涉足散文、诗歌、小说、戏剧、新闻、歌曲、民族文化研究诸种文体，迄今已在《人民日报》《民族文化研究》《歌剧》《云南日报》《民族音乐》《云南民族》《今日民族》《民族时报》《云南群众文化》及彝族人网、今日头条、知乎、小红书、美篇等各级报刊及网络平台发表作品700余篇（首、则），数度获得业内嘉奖，其若干作品更荣获各级重要奖项。更难得的是，其学术研究真正打通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生态学等诸种学科脉络，对边疆民族文化有系统、有洞见、有情怀的扎实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