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照相馆到手机：‍一个六零后的影像穿越 ‍

YLShi （龙腾虎跃）

从木箱镜头、黑白胶片，到彩色相机、数码相机与智能手机——六十多年间，改变的不只是照相工具，也是我们观看世界、保存生活和传递思念的方式。

一、我差点成了照相馆橱窗里的“小明星”

我小时候，县城里只有一家真正像样的照相馆。它坐落在市中心最热闹的地段，临街而立，招牌醒目。照相馆主人家离我家很近，彼此也熟悉，可即便如此，去那里照一次相，仍是一件金贵而隆重的大事。

那时候，普通人家不会三天两头拍照。往往要逢年过节、全家团聚，或者遇到值得纪念的大事，才舍得走进照相馆。大人孩子都要提前换上最体面的衣服，把头发梳得服服帖帖，再端端正正地坐到布景前。

照相机是个架在三脚架上的“大木箱”，前后之间连着一层层可以伸缩的皮腔。照相师傅把头钻进黑布里，神神秘秘地调焦、取景，然后让人坐正一点，头再偏一点，眼睛看这里——

“笑一笑！茄子——茄子——”

等孩子的眼睛终于亮起来，他瞅准时机一按：好了！

在我们眼里，照相师傅绝不是普通手艺人，而是掌握光影秘密的“技术大拿”。他躲在黑布后面摆弄一阵，竟能把一个活生生的人装进一张纸里，既神秘，又让人羡慕。

照相馆临街的橱窗更像一个小型艺术展览。里面陈列着一张张经过人工上色的人物照片：脸颊染着淡淡的红，嘴唇点得鲜亮，衣服也添上柔和的颜色。在那个黑白影像占主流的年代，那些照片仿佛自带光环。

听家里人说，我小时候长得喜庆、好看、讨人喜欢，尤其那长眼睫毛下的双眼皮眼睛，很有神。照相师傅看中了我的一张童照，想把它放进橱窗里当“样片”。可母亲有些犹豫，最后没有答应。

于是，我与“橱窗童星”擦肩而过。现在想来，这大概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错过“公开发表”。谁能想到，几十年后，我没能走进那扇照相馆的橱窗，却借助手机和网络，把自己拍摄的晨光、秋色与人间烟火，送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二、二十四张胶卷，是二十四次郑重其事

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在兰州大学读研究生。那时彩色胶卷已经出现，但对普通学生来说仍属“贵重物资”。记得导师、副导师从国外回来时，曾送给我一、两卷富士（Fuji）二十四张胶卷作为小礼物。我拿在手里，真像得了宝贝。

今天的人很难体会“一卷二十四张”的分量。现在拍照，手指一按便是几十张，闭眼的、歪头的、构图不好的，删掉就是；那时每按一次快门，都要先在心里过一道“预算审批”：这个场景值得拍吗？光线行不行？人物站好了吗？这一张会不会浪费？

正因为胶卷有限，每一张照片才显得郑重。我们不是先拍下来再选择，而是先选择，才舍得拍下来。

后来到北京工作，我也用过国产照相机和国产“乐凯”胶卷。乐凯经济实用，但从色彩表现来看，与富士、柯达仍有明显差距。印象中，富士偏冷，拍蓝天、绿树和清爽色调比较讨好；柯达偏暖，拍人物肤色、夕阳与温暖场景更有味道。那时候的人虽然未必懂多少“色彩科学”，却能从一张张照片里看出不同胶卷的脾气。

三、胶卷漂洋过海，照片替我回家

刚到美国后，我先后买过几部日本品牌的彩色胶片相机，包括美能达、佳能等。具体型号早已记不清了，只记得相机换过几个，胶卷也一卷接一卷地拍。

一卷拍满后，要把整卷胶片送到商店。过些日子再去取，拿回来的不仅有照片，还有一条条装在纸袋里的底片。彩色胶卷仍需经过机器冲洗，但对我们这些使用者来说，已经不必像早年的黑白摄影那样，亲自钻进暗房，守着药水槽反复显影、定影。商店通过自动化设备处理胶卷，再用施乐彩印机等设备印出照片，整个过程快捷了许多。

取回照片，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时刻。先一张张翻看，遇到特别喜欢的，就多印几张；一份放进影集，一份寄回国内。那时候没有微信，没有朋友圈，更没有随手可发的视频。几张越洋而归的彩色照片，便是家人了解我们在海外生活的一扇窗。

照片装进信封，跨过大洋，替我回到故乡。父母和亲朋从照片里看看我们住在哪里、穿什么衣服、去了什么地方，也看看远在异国的孩子过得好不好。

所以，胶片时代的照片不仅是影像，也是家书。它们不说话，却把千言万语都带了回去。

四、拍立得：把等待压缩成几分钟

在胶片相机与数码相机之间，还有一种很有意思的存在——拍立得。

普通胶卷拍完以后，要送去冲洗，要等；拍立得却像会变魔术，按下快门，照片从机身里缓缓吐出来。刚出来时还是一片朦胧，过几分钟，人物和景物便一点点浮现。

第一次看拍立得成像，多少有些像小时候站在照相馆外看橱窗：明明只是一张纸，怎么转眼之间，时间就被它留住了？

拍立得没有完全取代胶卷，却提前透露了后来数字时代的一个秘密：人们不只想留下影像，还想立刻看见它。

五、数码相机来了：照片忽然不再“按张计费”

再后来，数码相机登场。胶卷和底片逐渐退出，存储卡取而代之。拍照不必再心疼胶卷，也不必等到整卷拍完；拍完当场就能看，不满意便删掉重拍。

这不仅是工具升级，更是拍照心理的一次巨变：从前怕浪费，所以不敢多拍；后来不用胶卷了，便什么都想拍。

我也用数码相机留下了大量照片，并把它们存进家里的老电脑。那些照片如今仍静静地躺在那里，像一个尚未完全打开的时间仓库。它们数量庞大，却不像纸质影集那样经常被翻阅——数字时代解决了“拍得少”的问题，却又制造了“存得多、看得少”的新问题。

六、手机成为相机，也成为随身的眼睛

真正改变我拍摄方式的，还是智能手机。

我的两万多张照片，少量来自iPhone 5S，更多来自陪伴我七年的iPhone 8，以及现在使用的iPhone 16 Pro Max。相机不再是出门前需要专门带上的设备，而是每天都在口袋里的“另一双眼睛”。

过去去照相馆，是人去找相机；后来拿着相机旅行，是人带着相机；现在拿起手机，则是相机时时跟着人。

清晨七点刚过，旭日从庭院东边的树丛间升起；十月的新英格兰，秋色一天一个样。昨天还以绿色为主，今天便添了黄，明天又染上橙红。我拿起手机走出门，几分钟之内，就能把树影、晨光、草地、窗景和层林尽染一一留下。

从前，一卷胶片只有二十四张，每一次快门都要精打细算；今天，晨光一变，我可以连拍数张，从中选择最能体现整体结构与意境的一张。过去照片主要记录“人站在这里”；如今的手机摄影，还可以记录光怎样穿过树叶，季节怎样爬上庭院，平凡日子怎样在某个瞬间突然有了诗意。

更重要的是，照片不必再装进信封、漂洋过海。拍摄、选择、编辑、配文、发表，甚至与远方的读者交流，都可以在同一部手机上完成。过去，一张照片从按下快门到亲人看到，可能要几个星期；如今，一束晨光刚刚照进家门，几分钟后便可以抵达世界各地。

我一生喜欢拍照，却从来不是所谓的“器材党”。我没有买过昂贵的专业级相机，也没有配置广角、长焦、变焦镜头等专业摄影器材。早年用普通胶片相机，后来用数码相机，如今主要使用手机。对我而言，决定一张照片意味的，从来不只是设备和参数，而是拍摄者看见了什么、为什么按下快门。有人关注一片树叶的纹理，我更在意整片森林的层次、光影与意境。器材可以放大细节，却不能代替观察；镜头可以拉近远方，却不能替人发现生活。

七、从“被照”到“我拍”，我也成了自己的照相师傅

回头看，我亲历了影像工具的一次完整穿越：

小时候，在县城唯一的照相馆里，端坐在镜头前，等候那位神秘的照相师傅按下快门；青年时期，把富士胶卷当宝贝，一卷二十四张，张张舍不得浪费；赴美之后，把冲洗出的彩色照片装进信封，寄给大洋彼岸的父母亲友；后来使用数码相机，把成千上万张照片存进电脑；如今，只需拿起手机，便能拍摄、编辑、写作与分享。

小时候，我是镜头前那个被大人逗着喊“茄子”的孩子；今天，我既是拍摄者，也是选择者、编辑者和讲述者。

器材越来越小，功能越来越强；冲印越来越快，传播越来越远。然而，摄影最珍贵的东西并没有改变：它仍然是在时间匆匆流过时，替我们轻轻说一句——

请等一等，这一刻值得留下。

从照相馆的木箱相机，到手中的iPhone；从二十四张胶卷，到两万多张数字照片；从一扇临街的小橱窗，到一个彼此相连的大世界——六十多年过去，我保存的不只是影像，也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穿越时代、迁徙远方、建立家庭、观察自然并始终热爱生活的足迹。

那年，我没有走进照相馆的橱窗。

今天，我却用自己的镜头，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