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无罪判决背后的硬道理：暴力强拆面前，法律到底站在谁一边？

蓝色的狮子王

引子：一个“钉子户”的无罪判决

今年8月7日，陕西咸阳一家法院作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判决：面对十余名持械人员破门强拆，持长矛自卫致一死三伤的“钉子户”张恒，被认定构成正当防卫，依法宣告无罪。检察机关也未抗诉。

据判决书及公开报道披露，2023年4月1日凌晨，十余名驾驶轮式破碎机、持防暴叉的人员强行破坏张恒家院门房门闯入住宅，用灭火器向屋内喷射干粉，意图将张恒父子强行带离后拆除房屋。黑暗中，张恒持自制长矛刺向强拆人员石某，致其死亡。

以上源自南京大学孙国祥教授近日发表在《上海法治报》上的分析文章。读罢此文，掩卷沉思良久。深感此案判决背后是关于公民防卫权的一次重要宣示。

一、反思以往：同样的暴力强拆，判决结果曾经天差地别

张恒案并非孤例，但把以往同类案件放在一起看，结局的反差更加耐人寻味。

江苏宿迁“吴曼琳案”：被认定防卫过当，获刑8年。2009年，拆迁公司人员袁某为逼迁，多次到吴曼琳母亲家中辱骂、威胁，又追到吴曼琳家，用强力胶灌堵防盗门锁眼，致使家人只能从窗口爬进爬出。案发当天上午，袁某带8人再次上门，辱骂、砸门近一小时并砸坏猫眼，躲在屋内的吴曼琳误以为屋外弟弟与拆迁人员已大打出手，持菜刀向门口的袁某颈部、头部猛砍数刀，致其当场死亡。2010年2月，宿迁中院一审认定其构成故意杀人罪、属防卫过当，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赔偿27万元。

山东昌乐“丁汉忠案”：抗拆致两死，终审死缓。2013年，因补偿协议未谈妥，施工人员在挖掘机拆除丁汉忠母亲房屋时与其发生冲突，丁汉忠持两把镰刀多次砍击，致两名施工人员死亡。该案历经一审死刑立即执行、发回重审等波折，2018年1月山东高院终审核准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限制减刑，法院认定其“犯罪手段特别残忍”，仅以“施工人员负有一定责任”作为刀下留人的理由，并未认定防卫性质。

把这两起案件与张恒案对照，可以看出司法评价的演进轨迹。当然，三案在侵害紧迫性、力量对比与防卫时机上各有差异，不宜简单类比；但对照之下，仍能得出三条值得记取的教训——分别指向程序、裁判理念与权利救济：

悲剧的源头几乎都是程序违法。张恒案中，征收方三次作出责令搬迁决定，前两次已被法院撤销，第三次决定作出仅8天、法定复议和诉讼期未届满就动手强拆；吴曼琳案中的堵锁眼、砸门恐吓，丁汉忠案中的强行拆除（据公开报道），同样失去了合法程序的外衣。程序失守的那一刻，“拆迁”就变成了“不法侵害”。

“唯结果论”曾长期压制防卫权。从吴曼琳被判8年、丁汉忠被判死缓，到张恒的无罪判决，反差背后是裁判理念的深刻转变——以往只要出现死伤，防卫人往往被逆推为防卫过当甚至故意杀人，即便认定“防卫性质”，也仅作从轻情节处理。丁汉忠案终审对“防卫性质”只字未提，正是这种惯性思维的极端体现；而张恒案的判决，标志着这种思维在同类案件中得到了鲜明纠偏。

权利救济渠道不畅，把当事人逼上了绝路。吴曼琳家人曾报警却“无济于事”，丁汉忠案发时也拨打了报警电话。当公力救济缺位，冲突就只剩下私力对抗这一条血路。

二、给拆迁方的话：程序违法之日，就是你沦为“不法侵害”之时

这起无罪判决向征收拆迁各方传递的第一个信号是明确的：非法暴力强拆本身就是不法侵害，公民有权还手，且还手行为可以依法认定为正当防卫。

对拆迁方而言，必须算清三笔账：

法律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正当防卫，前提是“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既包括犯罪行为，也包括非法侵入住宅等违法行为。一旦强拆失去合法依据，拆迁人员手中的“工作”就变成了对公民住宅权、人身权的侵犯。丁汉忠案中，被判死缓的是被拆迁人自己；张恒案中，获刑的则是强拆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派出去的是雇来的保安，承担刑责的却是活生生的人。

经济账。强拆致人死伤，国家赔偿、民事赔偿、刑事追责，代价远高于依法补偿的差额。为省一点补偿款而制造一死三伤，没有任何一方能成为赢家。

政治账与社会账。程序正义是定分止争的前提。三次责令搬迁决定两次被法院撤销仍执意强拆，程序违法正是引发悲剧的根源。化解征收拆迁矛盾，首要在前端把法定程序走实走严，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避免把公权力行为置于“不法侵害”的定性之下。

三、给被拆迁方的话：防卫权是有条件的，不是免死金牌

判决同样明确了另一方面：正当防卫权的行使是有条件的。

平时走正道。对补偿不满，应通过协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法定途径解决，而不是以极端方式对抗合法拆迁。张恒的“无罪”，恰恰建立在对方强拆的“非法”之上——对比丁汉忠案，如果拆的是合法程序，或对抗发生在侵害之外，结果将完全不同。

防卫有时机。只有在遭遇非法暴力强拆、人身和财产安全面临紧迫现实危险时，才能实施防卫；且防卫行为仍受“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限制。吴曼琳案中，法院认定“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关键，正在于当时砸门骚扰尚未达到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紧迫程度——时机之差，就是8年与无罪之别。

量力而止损。法院认定张恒无罪，不是因为他“赢了”，而是综合了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天色未明持械破门、屋内昏暗无法判断对方危险程度等紧急情境，认为其防卫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需要说明的是，本案适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一般防卫条款，而非第三款的特殊防卫条款——强拆人员持防暴叉破门入户，尚未达到“行凶”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程度，法院正是通过综合考量上述紧急情境，认定其防卫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法律允许防卫强度适当大于侵害强度，但绝不鼓励超出制止侵害所需的报复。

结语：“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从1997年刑法修订对“基本适应说”的修正，到2020年“两高一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再到张恒案接连获得正名，“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正从理念变为可触摸的现实。

这个判决最深刻的意义在于：它同时教育和约束了矛盾的两端——告诉拆迁方，公权不能越过程序的边界；告诉被拆迁方，防卫必须守住法度的边界。而对于从事政法工作的人，则要把第三条路修好：让协商有渠道、复议有回应、诉讼有实效。当每一个矛盾都能在法治轨道上找到出口，就不必再有人举起长矛或菜刀，用最沉重的方式为自己讨一个说法。

参考来源：孙国祥《反强拆致死案无罪判决的法理与实践价值》（《上海法治报》2026年8月26日 B1版）；中国法院网、新浪新闻关于吴曼琳案（2010年）的报道；中青在线关于丁汉忠案终审（2018年1月）的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当防卫不捕不诉典型案例；相关公开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