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庆春篆刻谈

大河洋美术馆

高庆春篆刻谈 文/黄鑫 摘要：高庆春的篆刻艺术，是当代印坛“印从书出”与“印外求印”双向互证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学术样本。他以楚系文字为内核，以先秦古玺为形制，将两周金文的浑穆与楚简帛书的灵动进行了深度的“印化”改造。其创作跳出了明清流派印的窠臼，在刀法上冲切互见、披削结合，在审美上追求浑朴、疏放、简淡与玄远的统一。高庆春的实践表明，当代篆刻的突破不在于形式的极端猎奇，而在于书、印、文三者内在理路的打通与人格化呈现。关键词：高庆春；篆刻；楚篆；印从书出；印化；古玺印 一、引言：当代篆刻的困境与高庆春的学术坐标 20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学的迅猛发展，先秦古玺、楚简帛书、陶文、封泥等大量新出金石文字材料，为篆刻家提供了远超明清印人的“资源库”。然而，资源的丰富也带来了新的学术困境：许多印人直接照搬新出土文字的原生形态，将简帛的率意等同于粗糙，将古玺的奇崛等同于狂怪，陷入了“假借字形而丢失古意”的表层化误区。 在这一背景下，高庆春（1966年— ）的篆刻实践呈现出鲜明的“问题意识”。作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西泠印社理事、中国书协篆书委员会副主任，高庆春并非单纯以“刻印”立身，而是以深厚的篆书修养为根基，确立了“以古玺字法，假刀笔手段，成自家模样”的创作路径。他的印风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已初见规模，确立了以书入印、寻求金石情趣表达的主调，并在新世纪初推进深化，在当代印坛俨然成一家之腔调。探讨高庆春的篆刻，不仅是分析其个人风格，更是审视当代篆刻如何“化古为新、化它为我”的学术命题。 二、文字学根基：楚系文字的“印化”与书印互通 高庆春篆刻最核心的学术贡献，在于他对楚系文字的成功“印化”。楚简帛书自20世纪大量出土后，因其线条的朗畅生动、结体的奇肆飞动，迅速成为当代篆书创作的热点。然而，楚简原生形态中过多的弧线、尖笔以及头重尾轻的书写习惯，与篆刻所需的“金石气”和“铸凿感”存在天然的张力。许多跟风者往往直接剪贴楚字入印，导致印面轻滑、缺乏重量感。 高庆春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构建了一套独特的“高氏篆书”体系，并以此作为篆刻的“前置程序”。他坦言：“具体说，篆书是以金文来融化简书，复以简书来丰富金文，不生搬硬套简书之形。” 在文字处理上，他做出了三个关键性的学术调整： 1. 线质的“雅化”与反向处理：他舍弃了楚简中过多的弧线和尖笔，打破大篆的匀称排布，甚至将简帛笔画“反其道而用之”，改成头轻尾重的形式，从而获得了线条的苍劲与厚朴。 2. 结构的秩序化：楚简本身具有很大的随意性，高庆春通过篆法的梳理与提炼，将活泼的楚系大篆进行秩序化整合，解决了“率意”与“典雅”的冲突。 3. 残损的节奏介入：在章法排布中，他巧妙利用石材特质，予以粗细不同的残损处理，使同向笔画族之间“和而不同”，增加了印面的耐看度与节奏回复。 这种经过“过滤性加工”的篆书，既非楚系文字的翻版，也不同于流行书风，而是“宜书宜印”的专属文字体系。正如李刚田所评：“最主要一点是书法与篆刻之间统一协调”，“楚篆新热，庆春速移入印，新形式、新面貌遂生”。这种“书印同参”的模式，正是吴昌硕以石鼓文入印以来，近现代篆刻史上最为核心的生发逻辑在高庆春身上的延续与拓殖。 三、刀笔理路：冲切互见与“出锋钝角”的技法建构 如果说文字篆法是篆刻的“骨架”，刀法便是赋予其生命力的“血气”。高庆春在刀法上主张“使刀无定法，然需驱刀如笔，刀法浑融无迹可寻，乃为最高境”。 在具体的奏刀过程中，他创造性地以“出锋钝角”之刻刀，融钱松、吴让之切冲二刀法于一体。从印面效果来看，他主要采取冲刀为主，披、切、削相结合的用刀之法。这种复合刀法带来了极为丰富的线条质感：刻长线用冲刀，以求爽朗明快；短线与斜线则用单刀或小切刀，尽量保留起止刀痕、石花与齿痕。 以他的创作自述为例，在刻制“苍然秦汉上”一印时，他选用青田封门佳石，因其“脆而爽，受刀爽利，能见线见刀”。在刻制过程中，他起刀如起笔，稍施厚重，行刀如行笔，自然推进，末笔刀痕的尖角自然保存，使笔意与刀工的结合尽在有意无意之间。这种用刀既粗犷而又细腻、既雄强而又温润，使得线条绝不单薄单调，而是丰富耐咀嚼。 在章法排布上，高庆春追求在“疏放朗畅”基调统摄下的变化。他借鉴秦汉印、陶印、封泥、砖文，乃至齐白石、来楚生的招数，文字排布以险取胜。韩天衡评价其印面“虚实关系的处理上还颇具匠心、无所不在的有鲜明现代感的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容插针的妙趣”，这种“虚”与“实”的辩证演绎，使整方印章别具空灵与朦胧之妙。 四、审美品格：浑朴、疏放、简淡与玄远 高庆春的篆刻审美，可以概括为浑朴、疏放、简淡、玄远八个字。这一审美品格的形成，既是艺术技巧的凝结，更是其人格修养的投射。他自刻“独恐行藏堕俗流”一印以自警，体现了他不盲从跟风、独立思考的艺术态度。在《老春山房印话》中，他谈及“一笑一少一怒一老”时讲：“笑口常开，否极泰来”；在“须弥作寿山”中又说：“艺术创作除了守常遵法、勤奋用功，还需反观内心，渐修渐悟”。这种老庄哲学思想与艺术精神的践行，直接浸润了他的篆刻格调。 观其印作，如“得趣”貌似平正而机趣无限，“上善若水”淡然自若，“能藏拙”则通过醒目的留红反衬出文字部分的苍茫浑朴。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高超的技法，更散发出浓厚的人生况味。印文内容的选择，如“听于无声”“自我作古”“游鱼自迷”“一生低首拜寐翁”等，均显示出他作为读书人的文化修养与精神寄托。 在当代篆刻普遍追求视觉冲击力的展览时代，高庆春的这种“简淡高古”显得尤为可贵。他不追求过度的做旧与形式夸张，而是致力于去除火气、怪气、浊气，追求《诗品》中所谓的“俱道适往，着手成春”。 五、学术反思：反惯性刻印与“熟事生做”的当代启示 高庆春的篆刻实践，对当代印坛具有深刻的学术警示意义。他提出了一个极具洞见的概念——“反惯性刻印”。 他认为：“所谓风格，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习气。艺术要有追求和个性，但又不可作茧自缚。” 许多印人一旦形成某种获奖风格，便按部就班地复制，最终导致“千印一面”的僵化局面。高庆春早年提出“熟事要当生事做”，得到了刘艺的首肯，也与陈振濂“反惯性书写”的提法不谋而合。 为了避免惯性，他常用的办法是“调整思路、换个角度、逆向思维、搁置一下”。这种创作态度，使得他在近年的篆刻作品中，总体风格虽无明显突变，但在“小写意”这一路上稳步前行，呈现出复归平淡、粗中有细、拙中寓巧、触角多元的态势。这种“微调式”的演进，看似不如颠覆式创新那般夺目，却是一位成熟艺术家理性与睿智的体现，也是其印风能够历久弥新的内在保障。 六、结语 综观高庆春的篆刻艺术，他以楚篆为基，以金文为骨，以简帛为韵，以刀笔为魂，在当代书坛独树一帜。他成功地将新出的楚系文字资源转化为具有强烈个人标识的篆刻语言，既尊重了秦汉至明清的传承脉络，又开辟了“既古又新”的天地。 高庆春的意义在于，他证明了当代篆刻的出路不在于抛弃传统，而在于更深层次地回归传统——回归到“印从书出”的本体，回归到“书印互通”的理路，回归到“技进乎道”的人格修养。正如陈振濂所评价：“庆春正学富年少之时，若以此锲而不舍，当能于西泠诸贤中自成一军，而无愧于先贤前辈之业绩也。” 在篆刻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今天，高庆春的篆刻实践，无疑为这门古老艺术在当代的传承与创造，提供了一个极具参考价值的学术范本。 ☆注/图片来自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