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蹉跎岁月（五）

一代枭雄

　　1976年，对我来说是命运转折的一年。那一年，大队民兵连长赵国荣看中了我，亲自点将，将我调到了大队部，成为一名光荣的基干民兵。这在当时可是个令人羡慕的差事，不仅代表着政治上的信任，更是年轻人中的佼佼者。

我们的训练生活紧张而充实。每天清晨，伴随着嘹亮的哨声，我们便开始了一天的操练。训练科目非常丰富，从基本的队形队列、拼刺刀，到实战性极强的投弹和打靶。起初，大队条件艰苦，我们手中的武器多是老式的“七九”式步枪，那枪身沉甸甸的，带着岁月的痕迹。后来，随着装备的更新，我们逐渐换上了更为先进的半自动步枪。由于我天资聪颖，对任何事物都有着敏锐的理解能力，加上刻苦的专研精神，每次实弹打靶，我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毫无悬念地都是“优秀”，这让我在战友中赢得了不少赞誉。

除了射击，我们还进行了大量的战术演练。印象最深的是打坦克训练。我们在山坡上用土石堆砌出坦克的模型，然后进行实战模拟。我右臂紧紧夹着用帆布包裹的“炸药包”，在连长的指令下，低姿匍匐前进。穿过“火线”，避开“敌人的视线”，悄悄摸到“坦克”履带前，迅速放下炸药包，拉响引信，将坦克炸毁，然后大喊一声：“同志们，冲啊！”虽然只是演练，但那份紧张与激动，至今回想起来仍让人心潮澎湃。

还有阵地防御战演习，更是惊心动魄。我们在山上修筑好的掩体里隐蔽，枪口瞄准前方。连长突然高喊：“敌人炮火袭击，注意隐蔽！”我们便迅速撤离阵地，钻入后方的防炮洞。五分钟后，连长又一声令下：“敌人炮火延伸，迅速进入阵地！”我们如猛虎般冲回战位，做好战斗准备。紧接着，“敌人开始进攻，射击！”随着连长的命令，我们手中的步枪“乒乒乓乓”一阵齐射，枪声在山谷中回荡。最后，连长高举手臂，兴奋地宣告：“敌人已被打跑，我们胜利了！”那一刻，我们欢呼雀跃，怀着胜利的喜悦，唱着军歌凯旋而归。

作为基干民兵，我们的职责不仅仅是训练，还包括保卫村庄的安全。我们经常在村里和山林间巡逻，守护着集体的财产。那时的农村娱乐活动匮乏，民兵连部就成了我们年轻人的聚集地。有时候在晚间巡逻时，路过村里的果园，我们也会利用手中的“特权”，悄悄摘些熟透的苹果、梨子带回连部解解馋，那清脆甘甜的滋味，是那个年代最美好的回忆。

然而，年少轻狂的我，有时也会做出一些令现在回想起来都后怕的荒唐事。由于整天和炸药、导火索、雷管打交道，我对爆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一天，我突发奇想：觉得用拉火管连导火索再接雷管的引爆方式太过繁琐，导火索燃烧的时间也太长，不够“快”。为了追求所谓的“简便快捷”，我竟然动起了歪脑筋。

我找来拉火管和雷管，用刀子小心翼翼地将它们的连接部位削掉，直接露出了里面的拉火帽和引火帽。然后，我将这两个危险的部位对在一起，用胶布紧紧缠好，再用细绳绑在旁边的一张犁杖上。我之所以不敢用手直接拽，是怕炸伤手，于是把绳子系在拉火管上，远远地用手一拽——“啪”的一声脆响，雷管应声爆炸！试验“成功”了，我为自己的“发明创造”沾沾自喜。

但现在细想起来，那简直是拿生命在开玩笑！雷管的爆炸力高达八百公斤，当年我用刀削雷管时，只要稍微有一点摩擦或意外，或者在连接时手稍微抖一下，后果不堪设想。如果当年真的出了事，我的人生将在那一瞬间戛然而止，留下的只会是家人的悲痛和一个悲惨的结局。如今回想起来，脊背仍会渗出冷汗，那是青春的鲁莽，也是命运对我的一次侥幸宽恕。

那年秋天，我们全体民兵又接到了新任务——前往鲅鱼圈支农，帮助当地社员进行秋收。我被安排进了炊事班，负责几十号人的伙食。那口大铁锅直径足有近一米，做饭可是一场体力活。为了防止饭糊底，我拿着一把新铁锹，刷洗干净后，站在锅台上，不停地翻动锅里的米。

那段时间的伙食好得让人难以置信。我们吃的是高粱米干饭，管够！菜是每人一两条炖得烂熟的黄花鱼。那时我们平时吃的是国家分配的返销粮，基本都是粗糙的苞米面窝头，别说吃高粱米干饭了，就是吃顿高粱米粥都是奢望。这回可算逮着机会了，大家放开肚量，甩开腮帮子可劲“造”，恨不得把一年没吃到的鱼和干饭都在这几天补回来。我们在鲅鱼圈忙活了十多天，虽然具体干了多少农活已经记不清了，但每个人都吃得滚瓜溜圆，心满意足，那是物质匮乏年代里一段难得的富足时光。

这段民兵生涯，虽然伴随着危险和无知的莽撞，但更多的是热血、荣耀和成长。它不仅锻炼了我的体魄和意志，也让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和价值。

由于当时家里生活拮据，捉襟见肘，猪圈也是由一些破木材勉强堆砌的，破烂不堪，有几次猪都冲出栅栏跑了出来。父亲就想改善一下条件，重新盖个猪圈。可是谈何容易呀！哪有那么些钱买砖瓦木料呀？这成了压在全家人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正在这时，听说地主姚兴阁家的祖坟不知被谁给刨了，棺材板子被扔在乱石岗上没人要。父亲眼珠一转，觉得这是个机会，便试探着对我说：“家奇，明天咱俩去把那山上的棺材板子弄回来，正好盖猪圈用，怎么样？”我一听，觉得这主意不错，既能废物利用，又能省下一笔巨款，便高兴地答应道：“好呀！反正也没人要，咱们不拿白不拿。”

说干就干。第二天黄昏，天色渐暗，我和父亲带上绳子和工具来到了山上。看着散落在地上的厚重棺材板，父亲一边动手归拢，一边对着坟地方向默默祷告：“老姚啊，对不住了，家里实在太困难，揭不开锅了，只好借你的‘房子’给我家猪住几天，你可千万别怪罪我呀，没有办法，我也只是权宜之计。”我在旁边年轻气盛，不以为然地劝慰道：“爸，没事儿，他的房子又不是我们亲手扒的，我们只是捡了漏，他就算想找后账，也怪不着咱们头上。”

于是，父亲将几块宽大的棺材板搭成一个“马架”，扛在肩上，在前边走，我则扛着剩下的几块较窄的板子，跟在后面。那棺材板都是上好木料做的，虽年头久了，还是沉甸甸的，压得人肩膀生疼。天渐渐黑了下来，山路崎岖难行。当我们走到山下一个厕所旁边时，父亲实在累得走不动了，便想把肩上的马架卸下来，搭在厕所的矮墙上歇一会儿脚。哪知那厕所墙头不平，马架没放稳，加上父亲卸力过猛，那沉重的棺材板马架突然合拢，狠狠地夹在了父亲的脑袋上！

父亲顿时惊恐得大喊起来：“家奇，快来呀！我的脑袋被夹住了，快帮我弄开！”我一看大事不好，吓得魂飞魄散，赶紧扔下自己肩上的板子，冲过去手忙脚乱地把那几块要命的棺材板扒开。好不容易把父亲解救出来，父亲摸摸脑袋，还好，没有伤到骨头，真是有惊无险。事后，我一边给父亲揉着肩膀，一边半开玩笑半后怕地说：“爸，你看，这姚兴阁还真来找后账了！”

不管怎样，材料是弄回来了，猪圈总算盖了起来，看着这漂亮又结实的猪圈，我们心里特别高兴。可是，诺大的院子还是用秫秸夹的杖子，没有院墙，不仅不安全，风沙也大。砌墙又需要大量的石料，可盖房子欠的钱还没还完，哪还有钱去买石头？

这时，我身为大队基干民兵的身份又派上了用场。我想方设法弄了些训练用剩下的拉火管、导火索、雷管和黄色炸药，和父亲一合计，决定去南山那个废弃的采石场“自力更生”。我们父子俩摇身一变，成了爆破手和采石工。

父亲负责掌钢钎，我负责抡八磅大锤打眼。这是我头一回抡大锤，心里既兴奋又发慌，由于没有经验，好几次都把父亲的手砸破。那石头硬得像铁块，大锤砸上去火星四溅。好不容易打出了一个像样的炮眼，我就把炸药管塞进去，插上雷管，接上导火索（算好撤离时间），再用黄泥把洞口封严。

一切就绪，我让父亲先撤到安全的草垛后面，自己则四处张望，确认附近没人后，又扯开嗓子大喊几声：“放炮了——，放炮了——！”然后，我拉动拉火管，转身就玩命地往回跑。等我刚跑到安全地带，还没站稳，就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山崩地裂的巨响！顿时，地动山摇，天昏地暗，无数碎石像炮弹一样满天飞舞，有些大块的石头甚至飞出了一里地远，落到了村子里的房顶上。

我心里咯噔一下，暗叫一声：完了！这是打筒了，可别砸着人呀！ 只听噼里啪啦一阵乱响后，村边传来老朱大婶惊恐的叫骂声：“这是谁作死呀？房子都快被砸塌了，要出人命啦！”

父亲一听，知道闯祸了，赶紧从隐蔽处跑出来，陪着笑脸大声道歉：“对不起呀他大婶儿，是我！老王！没伤着人吧？房子咋样？”朱婶儿一看是父亲，知道我们家的情况，气也消了一半，转怒为笑：“哎呀，是老王大哥呀！没事儿没事儿，就是屋顶上砸了些石头，人没事儿。”

谢天谢地，当时正赶上中午休息，外面没人，又一次有惊无险，一场风波算是平息了。后来想想，我们还是经验不足：黄色军用炸药威力巨大，我又恨债放多了药量，加上炮眼打得浅，黄泥封得也不够严实，才导致了炸药“窜天”。

有了这次教训，我们后续的爆破就谨慎多了。一炮接一炮地崩，由于我家院子大，砌墙需要几十立方的石头，工程量巨大，我们就在山上炸了一大堆。下一道工序就是往家运了，从那么高的山上往家运这么多的石头，谈何容易。

起初，父亲从城里的舅舅那借来了一辆马车。可是，当车装满了石头之后，由于下山的坡度太陡，那马胆小，死活不敢往下走，直往后坐坡，四条腿死死蹬着地。我和父亲连打带拽，累得满头大汗，才好不容易把第一车石头运下山。这法子太危险，显然不可行。于是，父亲又借来一辆手推车，父亲在前面弯着腰拉，我在后面用绳子拼命拽，山高坡陡，稍有不慎就会连人带车翻下山沟，但条件所限，我们也别无他法，只能冒着危险，一车一车地往家运，最后终于全部运回了家。

但这还只是做了前期的准备工作，最艰难的工作才刚刚开始。砌墙是瓦匠活，是需要技术的，可是我和父亲从来都没干过，完全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请瓦匠？那得花不少钱，我们家拿不出来。母亲每天为我们准备吃喝，缝缝补补，洗洗涮涮，还要为我们担惊受怕，不就是为了省下这笔钱吗！再说了，事在人为，砌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技术，我们照样可以做好。

于是，我们决定“赶鸭子上架”，自己干！父亲凭着看别人干活时的记忆，一边摸索一边砌墙，我则负责和泥、递石头，打下手。刚开始，那墙砌得歪歪扭扭，像条蛇，进度也特别慢。但熟能生巧，后来越砌越快，越砌越好，最后终于全部竣工了。

我们白手起家，没花一分钱，历时数月，完成了如此巨大而危险的基本建设工程，不仅把猪圈盖好了，还把坚固的院墙砌起来了。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我们全家都感到特别地欣慰与自豪，这墙，不仅挡住了风沙，更挡住了生活的艰难。

可是，时隔不久，我家西院四队的会计王宽生，仗着自己有点权势，硬说我家的院墙占了他家门口的路，蛮横无理地要求我们把墙往里收一尺宽。我一听这话，火冒三丈，坚决不同意：“这墙是我和父亲一锤一钎炸石头，一砖一瓦砌起来的，凭什么让？他家的路宽一尺窄一尺关我屁事！”

后来，父亲把我拉到一边，给我讲了清朝“六尺巷”的故事：当时的礼部尚书张英，因为老家的院墙和邻居吴家发生争执，家人给他修书一封，想借他的权势迫使吴家让步。张英接到家书后，马上回书一封：

千里捎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后来，他的家人深受教育，将院墙主动让出三尺宽。吴家因受感动，也主动让出三尺，因而形成了著名的“六尺巷”，至今被传为美谈。

父亲语重心长地教导我：“家奇，做人要大度，邻里之间要和睦，为了这一尺宽的地方闹得不可开交，不值得。”我虽然听了心里仍不情愿，觉得那是对恶人的纵容，但在父亲的坚持下，最终还是忍痛将砌好的院墙拆了，往里收了一尺。

当然，那个无耻小人王宽生是不可能被感动的，自然是一寸土地也不会让出的。但父亲的宽容和智慧，却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让我明白了在力量悬殊时，退一步并非软弱，而是为了家庭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