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2 道德人格的特点

威武之武

（一）道德人格具有养成性

正如道德的产生一样，道德人格也不是人先天固有或遗传获得的，而是后天养成的，是社会、家庭及教育环境共同涵育的结果。或专门教育，或社会濡染，或读书体悟，或实践历练。总之，道德人格是在持续的社会互动与个体觉悟中不断塑造而成的。

文天祥少时就读于庐陵白鹭书院，书院“坚持正义、不屈不挠、反对空谈、有益时用”的价值理念，深深影响了他的心志，为其日后的浩然气节埋下了种子。

周恩来的卓越人格魅力从哪里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滋养中来，从中西融汇的近代文化学养中来，从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和品德修炼中来。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会生存》所指出：“教育即人格塑造。”人格是在学习、反思与行动中不断建构的道德主体。正因可育、可塑、可成，道德人格才成为教育的根本使命与文明传承的价值凝结。



（二）道德人格具有稳定性

区别于一时情绪或偶然行为，道德人格是道德教育、修养实践与社会风尚长期涵育的结果。人格一旦内化成型，便呈现出相对稳定的思维模式、意志品质与行为风格。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因无私无惧，泰然自若；小人因患得患失、利欲熏心而常生忧惧。

“诸葛一生唯谨慎”，对诸葛亮当时的大多数知友、故交甚至于对手而言，谨慎是诸葛亮最重要的人格特征之一，无论治国理政、临阵用兵，抑或待人接物，持守如一。也正因如此，才成就了剧本“空城计”荡气回肠的精彩——司马懿对“城中必有埋伏”深信不疑，生动诠释了人格稳定性的力量。

道德人格的稳定性原则，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观察审查一个人的道德如何，须从他的道德人格着手，不要只看他说什么，还要看他是怎么做的。时间线上必有痕迹。

中国有句老话，“日久见真章”。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指出：“品格由习惯而来”，德性非一日之功，而是经年累月的实践沉淀为稳定的内在品质。此与儒家“习以成性”之说遥相呼应——习惯日久，便成性情；性情既定，则行止有恒。

（三）道德人格具有崇高性

道德人格不可侮。良好人格，总是对自我责任与义务深深关注，对自我的操守深切自敛，对道德之守护坚定不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志士仁人无不将修身立德、追求完美人格视为毕生职志。“朝闻道夕死可矣”，那种人格自我提升、自我塑造的决绝，是士人情怀与追求进步者求知若渴、崇尚文明的精神缩影。

良好人格的形成，也是一个自我教育、自我否定、自我改造的痛苦过程，需要通过“自省”来革除自身德行痼疾，需要通过“慎独”来提升道德境界，实现道德的自我超越。瞿秋白一度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八七会议、南昌起义的决策者之一，《国际歌》翻译者，也曾经是国民党一大候补委员、宣言起草人，但他首先定位自己是一名中共党员。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战略转移时，他留在苏区做地下斗争，不幸被捕。当时，国民党仅要他发一个脱离共产党的告示，或说上句仅愿做个大学教授，当局就可以把他释放。甚至，在囚禁期间，捕获他的敌 36 师师长宋希濂把他当成座上宾，陪他吃茶饮酒下棋谈天，只要他想偷生，随时可以实现，但他的选择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是不变初衷的，后来被蒋下令处死，从容就义。面对生与死、自由与囹圄，他经历了怎样的自省与慎独，方成就如此完美人格！“玉可碎而不可损其白，竹可破而不可毁其节。”其崇高气节，连他的敌人亦为之敬畏。

孟子曾举经典一例：“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孟子·告子上》）“箪”为盛饭之竹器，“豆”为盛肉之器皿；“呼尔”即高声呵斥，“蹴尔”即用脚踢过去。白话而言：一碗饭、一勺汤，关乎生死，若以侮辱方式施予，即便饥肠辘辘的路人也不接受；若用脚踢过去，连乞丐都嗤之以鼻。宁可饿死，不受辱食——这正是道德人格崇高性的生动写照。

康德之“人是目的”，以及罗尔斯“正义感”作为公民基本道德能力的设定，均指向一种普遍可及的道德人格理想——它不依赖身份，而根植于理性、良知与社会生活实践的道德自觉。

（四）扭曲人格具有卑污性

人格扭曲是对道德人格的背离，表现为极端自私、偏狭、贪婪、尖刻、残暴，不仁不义。在中华传统语境中，此类人被称为“卑污小人”。他们漠视公共利益与他人正当权益，唯私利是图，屡屡践踏人类道德底线。“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覆小人心。”春秋时期，齐桓公有宠臣易牙，为博君欢，竟蒸煮亲子献食。然“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爱亲慈幼乃人伦根基。易牙蒸子以示忠，实则暴露其不仁、不慈、不孝之卑污人格。可叹齐桓公英雄一世，晚年却忠奸莫辨，终致身死国乱，为天下笑。

卑污人格的危害不仅在于个体行为失范，更在于当此类人占据公共职位或专业领域时，其人格缺陷将被制度性放大，危及社会整体福祉。因此，在涉及公共利益高度敏感的教育选拔与社会用人中（如医学、法学、公职培养等），设置基本的道德品行门槛，是对社会福祉负责的审慎之举。所谓“用人德为先”。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一般性道德瑕疵者实施普遍排斥，更不等于以静态人格标签否定个体成长可能。孟子有言：“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唯有德者居高位，国家与人民方有希望；若让无德之人执掌权柄，势必败坏社会道德秩序，播撒道德破坏力。

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论及“平庸之恶”时警示世人：缺乏道德判断力的官僚人格，即便表面“守法”，亦可能成为系统性邪恶的执行者——这印证了“不仁而在高位”的现代危险。

（五）道德人格具有可塑性

崇尚良好人格、鄙弃不良人格，是健全理性之人的共同追求。人格分层与“人人生而平等”并不矛盾。“人之初，性本善”既是道德平等的起点，亦是“人人皆可为圣”的逻辑前提。然而，因成长环境、所受教育、认知能力之差异，人们在道德人格上渐生分野。在社会与职业实践中，个体常受共同体成员的潜移默化。“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缺乏道德定力者，极易为蛊惑所动、为利益所诱、为欲望所困。唯持续修养道德、将良知内化为信念者，方能不断完善自我人格。

人格分层并非静止状态。全社会成员的人格水平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有人向上跃迁，有人向下滑落。唯经得起金钱、权势、美色、谄媚之利益考验者，方能成就良好人格。若正气不彰、大义不举、纲常废弛、世风日下，则道德人格必趋退化、世俗化乃至卑污化。

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的道德人格发展阶段论，人格可通过道德困境讨论向更高阶段跃迁。然而，“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外求之，实为误矣”。当一定社会缺乏人格楷模与正确价值指引之时，崇高人格的达成，唯有依靠个体的道德觉悟与实践。向外求索，反可能误入歧途。可见，自我觉悟于人格养成，具有不可替代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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