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林夜话（109）——双板桥与打禾佬

龙湖桥畔

作者：邓亚龙（老汉）

引言：一座桥引出的百年人文现象

在明清时期，南洞庭湖就流行一句俗语：“沅江的湖塘汉寿的滩，益阳的石桥湘阴的湾。”这句俗语点明了益阳的地理特色——石桥。同治《益阳县志》中记载了250多处石桥，木桥在当时是不入流的。

　　然而，我的好友宝林最近在抖音上，站在宝林社区“双板桥”旧址上，具体报道讲解了原来很有名气的“双板桥”。目前这里的地名就叫“双板桥”，而且是一个村的名称。

木板桥本不入流，但沧水铺宝林冲社区的木板桥，不但入流，而且很有名气，并成了一个村的地名。这彰显了该桥的历史价值与传奇故事。但总感觉双板桥的介绍意犹未尽——双板桥的形成，不是单独一座桥的故事，而是益阳农耕时代沧桑变化中，山区与湖区经济、人文大交流融合的一个时段的文化现象，更是农耕文化跨入工业文化的益阳特色人文景观。

双板桥的起因，具体讲有四个方面。

一、双板桥的由来：四重因素叠加

（一）驿道开通：金沙义路连接山区与湖区

安化至益阳的驿道修通，始于嘉庆十年（1805年）七月。陶澍的父亲陶必铨病逝于安化，陶澍回乡奔丧，利用丁忧三年的时间，为扩大完善父亲的梦想，也是怀念当年父亲背他到长沙求学所走过的浮邱山崎岖山路之苦，捐田捐物，修建了一条通往益阳的求学之路，定名“金沙义路”。这条路在同治、民国《益阳县志》上均有记载。

　　也就是说，安化至桃江、益阳的驿道在嘉庆年间（1805—1807年）就开通，直达益阳县沧水铺，即开通了安化连接长益古驿道。从此，僧侣学子商贾贩夫开始利用这条驿道，成了益阳山区与湖区经济流通的一条主要通道。益阳湖区的藕粉、菱米、芡米等大量水产被贩到安化山区，而安化山区的红薯片、玉兰片以及桐油茶油等大量山货，也通过这条驿道运到益阳，开始了最早的经济交流，互通有无。安化田少人多，而湖区由于天赐，则是田多人少。这也是安化千年刀耕火种才出现的异地商品交流，老山区也开始引进了江湖文化，从而使安化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结构发生变化。

（二）地理变迁：藕池溃口与洲滩形成

益阳本地的沧桑变化，始于咸丰二年（1852年）藕池溃口。大量泥沙从长江涌入洞庭湖，北洞庭湖被淤塞，南洞庭水位抬高，造成资江流域入湖口被堵，形成许多冲击淤积洲滩。这些上游水土流失形成的洲滩，土地肥沃，是上等适合水稻种植的良田，但由于每年资江春夏两季的水汛，经常水淹，使种植极不稳定，尽管良田甚多，这里变成了政府不管也不征收“皇粮国税”的“甩亩”田。

政府不管的甩亩，大量的老百姓却在每年新增的甩亩田上抢占种植，人口与日俱增。今天的泉交河、拦泥湖、宁湖、上湖以及牌口欧江岔等地，还有已经遗弃的白泥湖、大汾湖等地名，均是当时外地人抢插占领的新增洲滩地。

（三）政治变迁：红巾会镇压与双廖湾改名

双板桥村的政治变迁，与咸丰年间的太平军入益阳直接相关。在咸丰三年（1853年）之前，双板桥村曾叫双廖湾保，被清秀山流下来的溪水（史称“大河里”）一分为二，称为双廖湾。

咸丰二年，太平军来益阳，双廖湾廖氏家族也迅速响应，组成益阳“红巾会”（《益阳县志》上有记载）。在益阳城内，湖南总兵向荣赶来镇压太平军时，被太平军打败，在逃回长沙的路途中，廖家湾的“红巾会”参与了追赶剿杀。但太平军很快就离开了益阳，湖南总兵向荣再次率兵来益阳，对益阳的红巾会进行了全面镇压。因双廖湾是红巾会活动的主要场地之一，故也成了镇压的主要家族，当家的成年人多被抓捕，其他当家成员也逃散。故此，双廖湾成了一个反叛基地的代名词。

而叫“双板桥”，则是当时此地的人文景观形成的。前面说了，在沧水铺的北面已经形成了许多淤积洲滩，且这些洲滩年年增大扩宽，因此，周边的家族村落便去抢占种植。双廖湾因地势地貌优良，属于一方水土足以养活一方人的宝地，故此，对周边村落部族抢插甩亩田时，开始并不以为然。后来的现实也表明，他们的心思并没放在插甩亩田上，而是暗中运筹“红巾会”。但“红巾会”被镇压下去后，双廖湾的人再把心思放到抢种甩亩田的问题上，可说已经慢了一步，因好的洲滩都被周边村落的人围垦了下来，只有未成形的边滩和深水的湖塘。

但宝林冲、廖家湾一带，从嘉庆年开始，就有利用铁屎山的露天矿铁石炼锅的历史，其地名就叫“锅厂里”，故这一带的人多有经营头脑。既然抢插甩亩田比周边慢了一步，那就从湖里着手。现今的地名拦泥湖、凤凰湖、宁湖、上湖，和老地名的白泥湖、汾湖等这些深水低洼之地，他们引进了“泅水糯”种植。“泅水糯”在水汛不定期、不稳定的环境下，有顺水而长的特征，关键还是糯米。

　　深水低洼之地插“泅水糯”虽有品种优势，但收割却是明显的劣势。尽管收割多是安化打禾佬完成，可“泅水糯”的收割却不是常规，很多是在深水中“撩籽”，即用镰刀把顶端的稻穗撩下来，自然也不是用扮桶、围垫扮禾后用箩筐把谷子挑回来，而只能用船装谷穗。用船收割，就必须抬船。船不比扮桶，可以一个人扛着走，而船必须四人甚至六人抬着，因此，这就要求要宽桥宽路了。

双廖湾被一条“大河里”一分为二，桥面1.2米宽、两块7米长组成的单板桥显然不适合抬船，于是很自然地加宽了桥面，成了两块1.2米宽的梓木板。当地人都认为梓木经得瀚，谓之曰“千杉万梓”，这是做跳板、桥面、棺材的上选直板木料。此时的“双廖湾”的名称正处于尴尬时期，在咸丰四年，胡林翼创箴言书院，“双廖湾”变成了客观上的反面教材，于是也顺势改名，称为“双板桥”。

（四）安化打禾佬：最早的“打工潮”

安化打禾佬的人文现象，是双板桥故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出现了大批农民进城的“打工潮”现象，是现代改革开放的一种人文现象。但益阳县的安化“打禾佬”，则是早期的山区到湖区的打工现象，可说是最早的“打工潮”。

“打禾佬”，这是安化山里人到益阳湖区一百多年打工抢割水稻的现象的历史。这个名词，今天只有上了六十多岁的老益阳人都见过或知道，即每年夏天，成群结队的安化下来的“打禾佬”现象。

　　1962年，我随父母从常德分专区来益阳时，就曾在大码头候船室和码头石基见过横七竖八躺着的人，就这样赤身睡在外面。那时大人们告诉我，是安化到洞庭湖去的“打禾佬”。那时才开通益阳至桃江、至安化的轮船，这之前，安化到益阳都是走路，也就用不着在码头上集中，这之后，每年都可见到。

1975年我下放农村后，双抢期间曾回益阳，就在资江一桥的桥孔下看到过一大群，约70来人。他们是乘船来益阳的，这比先前进步，因以前都只能走路。先到益阳后再分散到益阳湖区各地去打禾。这次，因我本人也是下放的农民，就仔细观察了他们的行头：一把镰刀、一根扁担、两根绳索，脖子上或腰间缠一条萝卜巾（罗敷澡巾），一顶被各种布反复缝制过的草帽——我一直以为安化产竹子应该是戴竹斗笠，但见他们却是清一色的草帽——再就是腰间缠一个包袱，具体讲，就是一斤多烟丝和换洗的夏衣、草鞋。这包袱东西夜间都塞进草帽中，用那条既当洗澡、搽汗、洗脸，又当腰带的萝卜巾捆好做枕头，然后天当被，地当床，夜晚睡觉就和当地的牲口一样没区别。如果蚊子多了，也像牛一样，点稻草和蓼辣草熏烟驱赶。

二、打禾佬：一个半世纪的山区湖区打工潮

（一）组织形式与工钱规矩

他们来湖区打禾，规模和表象看起来是集体，因那年月单干就是搞资本主义，于是，就统一说是生产队组织的“副业”。其实他们还是和解放前一样，来时是统一结队而来，但回去的时间便难约齐了，这是分散不同地域打禾的原因。再因钱是老板给的，犯不着、也无法交给生产队后记工分再分配，等于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唯一和解放前有区别的就是，那时是走路，现在则是来回都可以坐洋船，省了一天的时间和吃食费用。

他们的工钱也是上百年的规矩，根据天气的晴雨和收割量，每天8—10斤大米不等。如是定额“撩子”，且月亮明亮，舍得干的一天可达到14斤米。那时节，在湖区的黑市米多是0.30元一斤以上，多的达到0.33元（因一斤粮票相当于0.20元钱，国家的标二米为0.138加一斤粮票），但当地老板折扣大米的价是0.28一斤。这也是当年洞庭湖许多“天吊户”到泉交河、宁湖一带买黑市米的现象，因只有这里才有安化打禾佬，反馈粮食的现象。

（二）与地主、生产队的关系

应该说一点的是，当时在政策极左的时期，像这种几乎公开的买卖黑市、投机倒把的行为，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极左路线下，这种现象应该是打击的典型。但安化、益阳两地都未收缴没收，就像视而不见一样。

至于打禾佬与地主是个什么关系？这可能完全颠覆了我们认识的“三观”，或者说是劳资关系，但仔细分析起来，尤其是结合分配结果来看，却并不是这么回事。安化打禾佬一个月的打禾，相当于田主后来社员一年的工资收入。拿1975年前后的农村工分收入来看，每个工约0.20元左右，本地农民一年的收入也就是个80元上下，而安化本地的农民收入还不到40元。

　　但对安化“打禾佬”来说，整个双抢约一个月时间的样子，不睡床，不盖被也不垫单，就像猪狗牛一样，这个苦，也只有打禾佬才能承受。可平均挣到约80元的样子，这已经相当于当时一个副处级干部的月工资水准。有的还在城市找工多干几天，如淘水井、做藕煤、砌烟囱、修补房子挣几块钱（1.5——1.7元一天）。这比他们在本地一年还挣不到40元的现状强了一倍。当然，这也是他们吃大苦受大累，可说是拿命挣来的钱，也让资水下游人见到了安化人“吃得苦，霸得蛮”的精神。

（三）为何持续百年：信任与口碑

打禾佬现象，在安化和益阳县之间已成为一种文化融合现象，且保持了一个世纪以上。益阳人特放心安化人收割的稻田。安化由于田少，多是杂粮粗粮，他们将大米看成是细粮精粮，浪费是要遭天谴雷劈的，因此，收割得特干净，真正做到了颗粒归仓。这也是百多年来安化打禾佬一直被湖区欢迎的缘故。

（四）打禾佬的终结

安化打禾佬的结束，具体讲直到1979年深圳建设开始后才开始逐减，许多开放的安化人便开始到城市打工。但还有一些较闭塞的安化人，直到1985年还来益阳茈湖口、沙头打禾。具体算起来，安化“打禾佬”的历史有约一个半世纪，这是近代农耕社会转型工业社会的益阳地域特有的人文现象。

目前，这种“打禾”最辛苦的农活，已基本结束了，因人口、农业科技、机械化以及多种经营的普及，不再是单一吃白米饭的生活方式了，人们生活水平已全面提升，温饱问题已经成功解决。

三、结语：最后的物证与不灭的记忆

安化打禾佬吃常人所不能吃的苦，受常人所不能受的累，这应该是农耕文明时代最吃苦的最后一代人了，也是真正的“吃得苦、霸得蛮”的湖湘文化精神集中体现。整个夏天都打普赤膊，背心晒出一层油，水都沾不住。若割泅水稻，更是短裤都不穿，赤裸裸的条胯。但却不承担风险，收入也十分可观，对他们来讲，可说也值了。

这种益阳资水上游与下游、山区与湖区经济文化大交流融合的现象，今天已成为记忆中的历史，现实生活中几乎找不到它的痕迹。虽说往事如烟，可这双板桥，最后一点“物证”：今天在“大河里”溪边，还能看到一块当时作为桥面的厚木板，上面据说还留着当年独轮车碾过的深深车辙。

　　这块木板，是双板桥的遗存，也是那个山区与湖区之间靠脚步、扁担和镰刀连接起来的经济生态的最后见证。它静静地躺在溪边，像一位沉默的老人，守着一段已经消失的岁月，也守着一份不该被遗忘的记忆。

老汉 2026年国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