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堌堆：一座黄土高台里的鄄城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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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堌堆：一座黄土高台里的鄄城前世

鲁西南平原的尽头，黄河在大堤与滩地之间反复改道、反复浸润。风一吹，土腥味里混着麦苗气；雨一来，千里平野曾几度变成泽国。就在这条大河的臂弯里，藏着一座千年古县——鄄城。

今人提起鄄城，知道它古称“古鄄”，知道这里有孙膑、有曹植、有雷泽历山；却少有人细想：如今鄄城老城所立之处，旧日并不叫“鄄城”，而叫王堌堆。民间笔头松快些，也写作“王崮堆”。三个字土得掉渣，却不是普通村名——它是黄河留给鲁西南的胎记，是先民与水博弈的纪念碑，也是一县治所从旧城走向新城的渡口。

一、堌堆是什么：黄泛区里活下来的智慧

懂鲁西南的人，先得懂“堌堆”。

古时黄河无坚堤可恃，伏秋大汛一到，浊浪卷着柴草、房梁、棺木横扫平原。低处的人往高处跑，高处的人往更高处垫。洪水退后，破碗捡起来，断墙垒起来，再运一筐黄土，把屋基垫高半尺。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代垫下去，平地便隆起一座座土台子——这便是“堌堆”。

所以堌堆不是山，不是丘，是人拿脊梁和洪水商量出来的居所。菏泽一带，这样的堌堆遗址有一百五十余处，以堌堆命名的村庄上百个，在全国都属罕见。 台子上面住人，台子下面种地；台子上面是炊烟，台子下面是淤泥。先民不求征服大河，只求在溃决的间隙里，给妻儿留一张干爽的炕。

鄄城境内的王堌堆，正是其中沉甸甸的一处。文物普查载明，王堌堆古遗址年代跨新石器时代、夏商周、宋辽西夏金元、明、清，就在今古泉街道办事处一带。 也就是说，当平原还泡在洪水的记忆里时，这台子上已经有人烧火、制陶、养孩子；夏商的车辙、周代的陶片、宋元的水患、明清的集市，一层层压进黄土里，像一本没装订好的 县志。

二、从“崇兴”到“王堌堆”：土台子上的聚落生长

元末明初，天下初定，河患未息。四方流民扶老携幼，沿着黄河故道、濮州旧境往高地方向走。他们看中的，正是这片连片高堌：水再大，也先淹洼地；人再穷，站到台子上，心就稳一半。

迁来的人里，王氏人丁渐旺，垦荒、结庐、娶亲、立坟，世代不出这方高台。聚落初有雅号，叫“崇兴”——崇善、兴业，乱世过后，老百姓的愿望从来不多：别再逃了，好好过吧。

可乡野社会认大族、认根系。人越聚越多，集越赶越热，大家便顺口以姓氏冠名：王家住的堌堆，就是王堌堆。“崇兴”像文人替村子许的愿，“王堌堆”才是农人喊出来的家常。两个名字并行了很久，就像台子上一层是礼，一层是泥。

到明正德年间，王堌堆已成集。官道从台子边穿过，独轮车碾出深辙，骡马驮着粮食、棉布、盐巴进来；四乡农民逢集上会，卖筐的、杀羊的、说书的、算命的，全挤在土堌四周。它被列入濮州三十四集镇之一，不再是避水的小寨，而成了黄河东岸的一颗市井心脏。

三、旧城沉入水里，新城还在台上

鄄城的老根，其实在别处。

春秋这里是卫国鄄邑；西汉置鄄城县；隋开皇十六年，于鄄城设濮州，此后八百余年，州、县治所都在后来的旧城一带。 古鄄的名号，半部春秋诸侯会盟史、半部曹魏与北朝的兵戈史，都压在那座旧城里。

但黄河不认郡县。

明代宗景泰二年，1451 年，大水连年，旧城墙塌、衙毁、街沉。濮州知州毛晟无奈奏请，把州治西迁到黄河以西的王村集——即今河南范县濮城。河东那座昔日州城，从此被人叫作“旧城”。 州走了，县也废了；明洪武二年废鄄城县入濮州，鄄地归濮州、后来归濮县管。此后几百年，古鄄有城无治，像一位被夺了印的故侯，只留城门豁口对着落日。

可大河这边的人还要活。王堌堆越来越高，集越来越闹，崇兴集的客商修井、立碑，连山西、江西的行商都出现在捐资人名单里——“亘古清泉”的传说，便是在这种烟火里长出来的。

四、1931：王堌堆接过了“鄄城”二字

真正的转折在民国。

1931 年，濮鄄分治，于濮县河东地区复设鄄城县，县署就选在王堌堆。 为什么不去旧城？旧城挨着黄河老道，水患太狠；王堌堆地势高敞，台子就是天然城基。官方征地筑城，次年新城粗具规模：方方正正，边长七百五十米，城墙高一丈、底宽三丈，周长约三公里；夯土兑上石灰与碎瓦，外挖护城壕，引水环城。衙署、学堂、商铺、庙宇顺着街巷排开，南街一口老井，被明万历四十八年那通“亘古清泉”碑镇着，像给新城留了一枚旧魂。

相传这井东汉末年便有根脉：曹操屯兵鄄地，兵马渴极，依百姓所指，在淤平的清泉上重新掏出井水。曹植后来封鄄城王，饮此水酿的酒，写出“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的豪句。传说未必句句可考，但井是真井，碑是真碑，水真甘洌；一座新城最缺的不是砖，是“我们这儿从前就有人活过”的底气——王堌堆恰恰有这个底气。

从那天起，“王堌堆”慢慢退到志书背后，“鄄城”正式坐到台子之上。县治来了，学校来了，邮局、粮行、药铺来了；土堌被街巷咬碎，夯墙被扩建吞掉。老人还说“上堌堆”，年轻人只说“进城里”。

五、黄土还在，名字替我们记着

今天走到鄄城老城，古泉路、南大街、老县衙旧址、亘古清泉碑，都还在；可你低头看，已看不见那座隆起数米的土台。它不是消失了，是被砖、被柏油、被楼房、被日子一层层盖住了——像当年先民垫土那样，时代也在它身上垫新土。

“王堌堆”三个字，年轻一代多半陌生。可只要翻开《濮州志》 《鄄城县志》，听村里九旬老头端着茶碗慢悠悠讲：“咱这城，原先是个堌堆，王家先来的……”你就会明白：

一座堌堆，半部鄄城迁徙史。

它装着新石器先民的第一缕炊烟，装着夏商周陶罐里的残米，装着宋元流民草鞋上的泥，装着明代集市的吆喝，装着 1931 年那批官员在台子上插下的县旗。黄河改过道，濮州搬过家，旧城沉过水，鄄城换过址；唯独这方黄土，把“人怎么在天上水底下活下去”这件事，默默记了几千年。

大河奔流，地名有根。

王堌堆不是老掉牙的村名，它是鄄城还没忘记自己从哪儿长出来的证据。

等夜灯亮起来，老城车流穿过古泉路，亘古清泉碑影里，仿佛还能看见：台子上的先人正往地基上撒一把干土，回头对后代说——

“站稳，水还会来；但只要土还高一点，人就还得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