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赎罪与归途，第十一章三年奔走

勤耕有益

根据朱正兴短篇小说《枪祸》创作

枪沉大运河（十三）

周以耕著

下卷：赎罪与回途

第十一章 三年奔走

1978年到1981年，成海前前后后跑了宝阳县十三趟。每一趟他都是背着那个破旧的旅行包，里头装着煎饼和几件换洗衣裳。煎饼是秀兰给他烙的，一摞摞叠好，用油纸包了装进袋子里。路上饿了就掰一块嚼着，硬邦邦的煎饼在嘴里含着，含软了再慢慢咽下去。他不舍得在路上花钱买饭吃，省下来的每一分钱，他都用着买车票。

从曲阜到宝阳县。先坐长途汽车到兖州，再从兖州坐火车到徐州，再从徐州转长途汽车到宝阳县。一趟下来光是路上就要折腾两三天。他舍不得买卧铺，连硬座都嫌贵，有时候买站票，在车厢的连接处蹲着，蹲累了就坐在旅行包上打盹。火车咣当咣当地晃，他靠着车厢壁，半睡半醒，梦里全是宝阳县的街巷和那条大运河。

头三趟，他连领导的面都没见着。文教局的门卫告诉他，局长下乡了、局长开会了、局长去地区学习了。他就在传达室里坐着等，等一上午，等一下午，等到门卫下班了，人家说“你回去吧，今天不会来了”。他才起身，走出文教局大门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街上的路灯昏黄黄的，他找了个澡堂子，花两毛钱在长椅上凑合一宿，第二天接着来。

第四趟，他终于见到了文教局的局长。那局长看了他的档案，皱了好久的眉头，说：“成海同志，你这个情况……比较复杂。盗窃枪支，判了十年，性质严重。虽然出来了，但我们这边实在不好处理。”

成海弯着腰站在办公桌前，两只手绞在一起，指甲掐着手背。“领导，我不要好岗位。传达室看大门就行，扫扫地烧烧水都行。我年纪大了，砖窑厂的活快干不动了。我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要养，一家人要吃饭……”领导叹气，摆摆手：“回去等通知吧。”

成海被打发回去了。一等几个月，杳无音讯。再来，还是那个旅行包，还是那摞煎饼，还是在传达室里坐着等。

第七趟是1979年冬天。那年冬天冷得邪乎，曲阜下了一场大雪，积雪没过了膝盖。成海走的那天，天还没亮，秀兰起来给他烙了最后一摞煎饼，又往他包里塞了一双旧棉鞋和一件打了补丁的棉袄。“路上冷，别冻着。”秀兰低着头说，不敢看他的眼睛。成海“嗯”了一声，背起包出了门。

长途汽车在雪地里抛了锚，堵在半路上六个钟头。一车人冻得缩成一团，有人跺脚，有人骂娘，有人把能裹的东西全裹在了身上。成海抱着旅行包缩在车窗边上，窗户漏风，冷风顺着缝隙灌进来，吹得他半边脸都麻木了。他把包里的棉袄掏出来披上，还是冷，牙齿咯咯地响。旁边一个大嫂看他可怜，递给他一块烤红薯，他接过来攥在手里，热气从掌心一直暖到心口，连说了三声：“谢谢！谢谢！谢谢！”

到了兖州火车站，买票的队伍排了老长。他排了两个钟头，轮到他的时候，售票员说“今天的站票都卖完了，只有明天的”。他没办法，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蹲了一宿。候车室里没有暖气，四面透风，长椅是铁的，坐上去冰屁股。他把棉袄裹紧了，靠着墙角打盹，半夜被冻醒了三回，每次醒了就站起来跺跺脚、搓搓手，等身子暖和了再坐下。地上全是瓜子皮和痰迹，空气里混着烟味和厕所飘过来的臭味，熏得人头疼。

第二天上了火车，站票。车厢里挤满了人，过道上、厕所门口、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全是人。成海挤在连接处，一只手扶着椅背，一只手抱着旅行包，站了七个钟头。腿站肿了，膝盖疼得直哆嗦，他就轮流把重心挪到一条腿上，另一条腿稍微弯一弯歇歇。旁边一个小伙子看他年纪大，给他让了半个屁股的位置，他坐了二十分钟，又不好意思地站起来让人家坐。

到了宝阳县，已经是第三天的傍晚。天又下起了雪，细细的雪粒打在脸上，像小刀子割。他找了个最便宜的小旅馆，大通铺，五个人一间，被子又薄又硬，一股霉味。他和衣躺了一会儿，睡不着，起来把包里的煎饼掰了一块，就着旅馆的热水嚼。煎饼冻硬了，含在嘴里半天化不开，他一点一点地含，一点一点地嚼，像在嚼一块胶皮。

第二天一早他就去了文教局。雪还在下，他缩着脖子走在雪地里，脚下咯吱咯吱地响。到了大门口，门卫告诉他，局长去地区开会了，要三天才回来。成海站在雪地里，愣了好半天。雪花落在他的头发上、肩膀上，很快积了薄薄一层，他像个雪人似的戳在那儿。

他没走。他在大门旁边的屋檐底下蹲了下来，把旅行包抱在怀里，背靠着墙，等着。雪越下越大，屋檐底下也挡不住了，雪花斜着飘进来，落在他的膝盖上、帽檐上。他把棉袄的领子竖起来，缩着脖子，两只手揣在袖筒里。门卫看他可怜，喊他：“老同志，进来暖和暖和吧，外头冷。”他进去了，坐在传达室的长凳上，双手捧着门卫给的一杯热水，一小口一小口地喝。水是温的，喝下去也暖不到哪儿去，但总比没有强。

他等了三天。第一天，局长没回来。他在传达室坐了一天，门卫给他倒了三回水，他就着水吃了半摞煎饼。晚上回小旅馆，被子太薄，冻得睡不着，他就把棉袄盖在被子上面，还是冷，蜷成一团熬到天亮。

第二天，局长还没回来。他白天在传达室等，下午出去在街上转了转，走到了运河边。冬天的运河结了一层薄冰，灰扑扑的，岸边的芦苇全枯了，光秃秃的杆子戳在冰面上，像一把把倒插的剑。他在河堤上站了一会儿，风吹得他眼泪直流，也不知道是冻的还是别的什么。

第三天下午，局长终于回来了。成海被领进办公室的时候，腿都是僵的，走路一瘸一拐的。局长是新来的，姓刘，四十来岁，看着挺和气。他听成海把情况说完，翻了翻档案，沉默了一会儿，说：“老同志，你的情况我了解了。这样吧，你先回去，我们研究研究，有消息通知你。”

又是“回去等通知”。成海走出文教局大门的时候，雪停了，太阳出来了，惨白惨白的，照在雪地上晃眼睛。他站在台阶上，眯着眼看了看天，然后从兜里摸出一根烟，点上，吸了一口。烟是最便宜的那种，辣嗓子，他咳了两声，把烟掐了。

他没有立刻去车站。他绕到了金水中学，在学校门口站了一会儿。大门还是那扇大门，传达室还是那间传达室，只是看门的人换了。他站在街对面，看着学生们放学，一群一群地从校门里涌出来，叽叽喳喳的，像出笼的麻雀。他看了很久，直到学生散完了，校门关上了，才转身走了。

这一趟，他在路上折腾了八天，见了局长不到十分钟。

回去的火车上，他坐在连接处，靠着车厢壁，闭着眼。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是秀兰的脸、孩子们的脸、小旅馆里发霉的被子、文教局门口的雪。他想，要不就算了吧，不跑了，回去搬砖，一家人饿不死就行。可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另一个念头压下去了——不行，不能算了。他欠这个家的，欠了十年，欠了一辈子，他得还。

三年多的时间，他跑了十三趟宝阳县，将近一万公里的路。每一趟都是满怀希望地出发，又带着失望回去。回去之后继续在砖窑厂搬砖、出窑，攒够了路费再出发。他受尽冷眼、遭尽推诿，机关单位的大门一次次迈进、一次次被赶出，将昔日军人的傲骨、尊严，一点点碾碎、尽数舍弃。

有一回他回到曲阜家里，发现秀兰病倒了，发高烧，躺在炕上起不来。红梅守在她娘身边，眼眶红红的。成海急忙去村里的卫生所请了大夫，打了两针，吃了药，烧才退下去。那天晚上他坐在炕沿上，看着秀兰瘦削的脸庞在煤油灯下泛着不正常的潮红，鼻子酸得厉害。他握着她的手，那只手粗糙得像树皮，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黑泥。

“秀兰，”他的声音很轻，“再给我一年。我再跑一年，要是还不成，我就不跑了，回来守着你们。”

秀兰没睁眼，但手指轻轻动了一下，勾住了他的小指头。

他清楚，有人嘲讽他是劳改犯、痴心妄想；有人敷衍推诿、刻意刁难。无论何种羞辱、何种难堪，他悉数隐忍、默默承受。他不求体面，只求一口饭吃，只求妻儿能摆脱乡村的屈辱与清苦。事情终于有了转机。县里新调来一个分管教育的副县长，姓孙，也是山东人，跟成海是同一个县的。孙副县长在翻档案的时候看到了成海的材料，一份是立功受奖的记录：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嘉奖多次；另一份是判决书——盗窃枪支弹药，有期徒刑十年。他把两份材料放在一起，看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

他把档案合上，对文教局局长说：“这个人，有功有过。功是大的，过是头脑发热，没造成实际危害。坐了十年牢，一家六口要吃饭，给他个机会吧。”

1981年腊月，成海第十三趟来宝阳县。这一次，他站在文教局局长办公室里，局长亲自把一份工作介绍信递到他手上："成海同志，县里决定恢复你的事业编制，安排你到县中专学校传达室当门卫，待遇按工勤岗执行。另外，同意恢复你家原来四个人的城镇定量户口，名额你们家里自己协商分配。"

成海接介绍信的时候，两只手抖得厉害，纸在他手里哗啦啦地响。他把那张纸看了又看，字他认不全，但那几个关键的字，他看懂了——“安排工作”“事业编制”“定量户口”。他的嘴唇哆嗦着，想说一句“谢谢”，喉咙里却像塞了什么东西，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朝局长深深地鞠了一躬，腰弯到了九十度，好半天没直起来。

从局长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成海的腿都是软的。他扶着走廊的墙壁慢慢走，走一步停一步，走到楼梯口，一屁股坐在了台阶上。他把脸埋进双手里，肩膀一耸一耸的，无声地哭了。眼泪从指缝里渗出来，滴在裤子上，洇出深色的印子。

哭了很久，他站起来，抹了一把脸，去邮局给曲阜老家发了封电报。电报很短，就几个字：“工作已解决”。

发完电报，他循着地址来到中专学校报到。学校传达室，那间屋子是空的，门锁着，窗户上糊的纸已经破了洞。成海站在门口，透过门缝往里看，空荡荡的屋子，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靠着墙，墙角堆着几块碎砖头。他想象着自己坐在那把椅子上，穿着工作服，看着学生们进进出出，有人喊他“成爹爹早”。

他笑了。笑着笑着眼眶又湿了。

三年，十三趟，一万公里的路。他终于把这个窟窿补上了一个角。还有好多窟窿要补，但慢慢来，一天一天地补，总有一天能补完的。

（待续，第十二章恢复公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