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与孙谦乡土叙事比较研究

雪润清韵 梁大智

作为山药蛋派的核心作家，赵树理与孙谦均扎根三晋乡土，坚持大众化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以农民为书写主体，把乡村社会变革作为叙事重心，采用贴近农民的通俗叙事形式，重视文学的社会教化功能，践行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但由于人生经历、创作时段、文体偏好不同，二者乡土叙事呈现明显分野：赵树理立足乡村内部结构，聚焦基层社会矛盾与乡土伦理变迁，以小说为主要载体，长于民间故事化叙事；孙谦兼具剧作家与电影编剧身份，叙事视角更外向，善于捕捉时代转型中的乡村新问题，尤其擅长以影像化叙事呈现新时期农民的精神面貌。
山药蛋派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极具地域特色的乡土文学流派，植根于山西太行、晋绥两大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土壤，以大众化、乡土化的现实主义创作著称。赵树理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奠定流派根基，被视作山药蛋派的旗手；孙谦从晋绥时期的秧歌剧、短篇小说起步，后深耕电影文学剧本，《泪痕》《咱们的退伍兵》等作品成为新时期山药蛋派创作的重要成果。
赵树理、孙谦坚守写农民、给农民看的创作宗旨。但不可简单将孙谦视作赵树理的追随者。时代环境、文体选择的差异，使得二人乡土叙事各有侧重：赵树理更多书写土改、合作化运动背景下乡村旧秩序的瓦解与重构；孙谦则将笔触延伸至改革开放初期，直面乡村转型阵痛。比较二者乡土叙事的同与异，既能看清山药蛋派内部创作的丰富性，也能打破“山药蛋派风格单一”的刻板印象。
一、赵树理与孙谦乡土叙事的共通之处
（一）扎根乡土，坚持文艺大众化的创作立场
赵树理与孙谦都成长于山西乡土，熟悉当地农民的语言、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始终坚持“文学为农民服务”的底层立场。二人都反对脱离群众的精英文学，主张作品要让普通农民看得懂、听得进。赵树理提出“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的创作准则；孙谦同样主张文艺要扎根群众，认为作家不能站在高处俯视农民，要深入农村，倾听农民真实心声。
在人物选择上，二者叙事中心都是普通农民。不刻意塑造高大全的英雄，而是写农民身上的优点与局限，写出农民在时代浪潮里的挣扎、转变。无论是赵树理笔下的小二黑、李有才，还是孙谦笔下的退伍兵、乡村基层干部，都是乡土大地上鲜活的普通人。
（二）书写乡村社会变革，坚守现实主义的思想内核
赵树理、孙谦二人作品始终紧扣中国乡村社会变革主线，把乡村的矛盾斗争放置在真实的历史语境之中，坚持现实主义的求真品格。太行、晋绥根据地时期，二人都以文学助力革命，书写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批判封建旧势力、旧思想；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关注合作化、基层治理中的各类矛盾；到新时期，直面乡村改革带来的新冲突。
他们不回避乡村现实问题，敢于揭露基层干部作风、宗族陋习、思想保守等现实弊病，文学兼具记录时代、反思现实的社会功能。文学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参与乡村改造、思想启蒙的工具，这是山药蛋派作家共同的创作追求。
（三）吸纳民间文艺传统，通俗质朴的语言与叙事
赵树理汲取评书、鼓词、民间故事的叙事经验，情节连贯、故事性强，语言完全口语化，剔除晦涩书面词汇；孙谦早年创作秧歌剧，长期从事戏剧、剧本写作，同样熟练运用山西方言与民间口语，叙事脉络清晰，矛盾冲突集中。
二人都弱化复杂心理描写，多用行动、对话塑造人物，符合农民读者的阅读接受习惯。叙事上尽量避免跳跃、晦涩的现代叙事手法，遵循民间线性叙事传统，故事有头有尾，善恶清晰，保留民间文学朴素的审美特质。
二、赵树理与孙谦乡土叙事的差异
（一）叙事时代与主题重心不同
赵树理创作高峰期集中在40年代至60年代，叙事聚焦“传统乡土社会的解体”。他的核心主题是破除封建礼教、宗族势力、迷信思想，书写旧乡村向新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民思想观念的艰难改造。《小二黑结婚》对抗封建包办婚姻；《李有才板话》揭露乡村政权中的坏分子；《三里湾》书写合作化运动中家庭伦理、土地观念的冲突。他的矛盾冲突多发生在乡土社会内部，是新旧思想、新旧势力在村庄内部的博弈。
孙谦的创作横跨晋绥根据地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诞生于80年代。孙谦的叙事重心转向“乡村现代化转型的新困境”。《泪痕》书写文革遗留创伤，乡村干部在历史包袱下艰难重建乡村秩序；《咱们的退伍兵》聚焦改革开放初期，乡村青年面对进城务工、乡土坚守、贫富分化的抉择。他不再仅仅对抗封建旧俗，而是思考市场经济冲击下，乡村伦理、利益关系、城乡关系的新矛盾，时代议题更具现代性。
（二）文体载体与叙事形态差异
赵树理主要以短篇小说、长篇小说为主，是小说型乡土作家。叙事依托文字文本，擅长铺陈乡村日常人情世故，精细描摹村庄内部人际关系网络。他的叙事是“向内”的，镜头固定在村庄内部，写邻里、家族、村落内部错综复杂的人情纠葛，叙事节奏舒缓，细节丰富，擅长静态乡土社会的全景刻画。
孙谦是剧作家、电影文学编剧，文体以剧本为主，小说为辅。剧本创作决定其叙事天然带有影像特质：冲突高度集中，动作性强，场景转换清晰，重视人物对话与外在行动。他的叙事视角相对“向外”，常常把乡村放到城乡互动、国家政策调整的大框架下观察。故事冲突爆发力强，适合舞台与银幕呈现，相比赵树理细腻的人情描摹，更少琐碎日常细节，更重视戏剧性矛盾。
（三）农民形象塑造的侧重点不同
赵树理笔下农民形象，重在展现思想的守旧与觉醒。他着力刻画农民身上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残余，写出农民改造的长期性与复杂性。二诸葛、三仙姑这类落后农民形象，是旧乡土文化孕育出的典型；而小二黑、小芹等新人，也是在乡土内部生长出来的反抗者。赵树理更关注农民精神世界里新旧思想的拉锯。
孙谦偏爱塑造时代转型中的青年农民形象。如《咱们的退伍兵》主人公，退伍返乡，面对外出发财与留守建设家乡的抉择。孙谦更关注新一代农民的价值选择：市场经济诱惑、个人利益与集体责任之间的冲突。人物不再仅仅是破除封建思想，而是思考如何建设新乡村，农民主体性体现为主动选择、主动创业，人物身上带有更强的现代主体意识。
（四）叙事审美取向之别
赵树理的乡土叙事带有浓厚民间故事审美，叙事圆融，讲究大团圆式的结局，符合农民传统审美期待。矛盾最终大多在乡村内部得到解决，正义得到伸张，新人获得成长，保持一种温和启蒙的基调。
孙谦的剧作叙事悲剧感与现实沉重感更强。《泪痕》开篇就带着历史伤痛，作品直面历史遗留问题，并不刻意追求圆满的温情结局。他敢于书写时代伤痕，反思过往历史对普通人造成的伤害，现实主义批判力度更深沉，这也是孙谦区别于赵树理的显著特点。
三、赵树理与孙谦对照下的山药蛋派价值重估
　　很长一段时间，学界习惯于将山药蛋派概括为单一模式：赵树理式乡村故事、通俗语言、写农村政策。但通过赵树理与孙谦乡土叙事对比可见，山药蛋派并非千人一面的创作群体。赵树理构建起山药蛋派乡土小说范式，奠定流派的大众化根基；孙谦拓展了山药蛋派的文体边界，把乡土叙事从纸质小说延伸到舞台、银幕，将书写时间延续至改革开放，拓展了山药蛋派的时代命题。
　　应该说赵树理、孙谦二人一脉相承，共享太行晋绥老区文艺基因，坚守为农民写作；又各有开拓，从不同维度记录山西乡村变迁。赵树理书写旧乡村的瓦解，孙谦书写新乡村的求索，二者互补共生，共同丰富并完善了山药蛋派乡土文学的内涵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