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在市场化运作模式下的创作（作者：李 幸）

李兴洲

　　纪录片内容宽泛，含新闻报道、文献政论以及专题片、体育片、风光片等多种表现形式。多年来纪录片的创作受我国社会制度、政治生活的影响较大，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纪录片的创作是以解说词贯穿活动影像，老一代纪录片创作者称之为“形象化的政论”。

随着电视事业的发展和家庭DV的普及，纪录片的创作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目前我们能观看到的纪录片，大多还是来自电视台或电影厂制作机构，很多纪录片只能说是带有纪录性质的专题片或是带有纪录性质的科教片。纪录片创作在当今市场化模式下应该注重市场的需求，换句话说，也就是观众想看什么？什么样的视角才能更吸引人？什么样的手法才能更有效地抓住观众的眼球？在我理解：纪录片是介于真实和艺术之间的创作形式，应该是采用纪录的手法，运用电影的视听语言，同时融入导演的创作构思，将现实层面的真实上升到艺术层面的真实综合而成的带有原生态纪录性质的影片。这就和传统纪录片的创作模式有区别，这种区别主要是不要说教，用真实的纪录体现道德感和崇高感，并且强化电影的表现手法和视听语言。

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我认为要具备两个中心和一个依据。两个中心，第一个是：以导演的创作构思为中心“营造世界”，第二个是：以现实为中心“描述与重构生活”；而一个依据则是：主要内容必须要有事实依据，不能虚构。

在纪录片中，情节是靠细节来支撑的，任何精彩的情节都是靠细节积累而成，没有细节就难以构成情节。而且情节的推进依靠的是发现。发现的是什么？发现的可以是一个道理，可以是一个幽默的事，可以是大家身边的一个不起眼的东西……但是这个发现要有真实的客观依据，这个发现是非虚构的。

我们为什么要在纪录片中强化电影的表现手法和视听语言呢？当前中国电影已经进入了市场化模式，面对强大的市场竞争，纪录片如何求生存已经成为首要问题。换句话说，片子拍的再有思想，再感人，但是可视性差，没人关注，也是失败的。这个失败是在市场运营模式下的失败，是票房的失败。纪录片创作只有不断寻求艺术化表现真实的方法，用实实在在的真实影像，非常感性地冲击你的眼睛和耳朵，用感性的纪录过程追求理性的目的，才能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形态。

中国内地纪录片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走入低谷，原因是多方面的，说到底就是因为失去了大多数观众，成本无法回收。相反，近年来纪录片在中国台湾发展势头突飞猛进。从《歌舞中国》《跳舞时代》《生命》到《无米乐》《翻滚吧！男孩》，台湾纪录片作品接力上场，美誉不断。讲述老农故事的《无米乐》以及关注小体操选手的《翻滚吧！男孩》分别创下了400万、500万台币的票房，而记录“九·二一”灾后重建的《生命》更是突破了1000万台币的票房大关。

台湾纪录片出现上扬发展态势也并非偶然，它是各种因素长期影响、共同作用合力促成的，是台湾纪录片人踏实耕耘、厚积薄发的结果。造就今日台湾纪录片繁荣局面的因素主要包括纪录片专门人才的培养、数字技术成熟对纪录片创作普及化的支持、相关激励机制的不断完善以及纪录片文化的普及与推广等等。

在种种条件和机缘下，台湾出现了很多纪录片的新锐导演，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把市场化运作纳入筹备环节当中。在拍摄用导演个人思想构建的真实世界和事件的同时，加入了很多电影的元素，加入了很多只有美国大片中才能见到的拍摄手法和后期特技合成方法，而最终目标则是抓住观众的眼球，真正做到了又叫好又叫座。

第一，在情节化叙事的基础上，以纪实求意境。

纪录片创作强调纪实，这已成定论。纪实的风格强调自然地表现客观现实，但绝不是无目的自然主义的表现。创作都是主观活动的产物，需要融入导演的思想，以导演的独特视角或观念实现对现实世界某些面貌的纪录。从主题选择、角度的切入到拍摄的技法，从而达到与客观真实的逼近，这其中蕴涵着艺术家的创造空间，是一种艺术的纪录，纪录片的创作是将现实层面的真实上升到艺术真实。

余姚电视台拍的《山里的孩子要当兵》，孩子要当兵了，山里那位常受孩子照顾的阿婆摸黑送来一团烤番薯……在车站上，孩子与父亲告别说：“阿婆的番薯我放好了，我带到部队去。”这里，导演想表达的是孩子带走的不仅仅是一块番薯，而是老区人民淳朴的感情，这是一种意境，能激发种种联想。

在纪录片中，只有摆脱单纯的纪实目的而以追求虚的意境为最终结果，才能使其意义变得无穷无尽，调动起丰富的想象。只有使纪实的品格上升为思想的品格、思考的品格，才能使其具有审美的价值和艺术的价值。这是我们运用纪实方法时，尤其应该引起重视的。

第二，善于抓住情感的共鸣点。

记得一位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编导曾经告诉我，他们那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个节目报道两三分钟后，必须要有兴奋点。这里所说的兴奋点，就是观众的共鸣点，是情感化的表现，要在不同的时间段和时间点抓住观众。这也就是常说的选择细节，选择引起共鸣的片断和情感内容。

第三，融入电影的视听手法，制造视觉冲击力。

很多传统的纪录片只是局限在纪实这一点上，但是在多元化的市场前提下，观众对于这种传统的模式并不满足。人们需要的是视觉上的享受和冲击。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美国商业大片尽管粗制滥造，依然能有市场和票房的原因。纪录片在市场化模式下，也应该把票房放在重要地位，所以在纪录片创作中，应该融入电影的拍摄手法，制造视觉冲击力。纪录片在电影元素方面的创新、画面影像上的潜力还有待开发。但是这些创作手法必须是叙事的需要，是为中心思想服务的手段，而不只是为了炫耀技巧。

第78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帝企鹅日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本片拍摄了帝企鹅在艰难环境中生存、求爱、成婚和繁衍的故事，并且把企鹅很好地人性化。单就企鹅本身，就有很强的吸引力，导演又使用了很多在商业片中才能见到的拍摄手法，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观众的视觉需求，因此本片也创下了很高的票房成绩。

第四，剪辑时适当地加入特技手段。

后期制作与合成技术对于纪录片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般电视纪录片和纪录电影的片比都很大，如何在众多的拍摄素材中选择最恰当的部分来应用，以表达导演的思想，成为后期剪辑的核心内容。那么在剪辑时加入特技合成的手段也成为表达中心思想和吸引观众眼球的重要砝码。

我在拍摄和制作纪录片《山与水的交响——桂林》时，采用了多线剪辑的手法。南斗村艾老汉一家的生活、桂林中国画院刘教授的绘画、桂林画童阿西的遭遇、阳朔月亮妈妈的故事，这些故事线索平行展开，虽然都是一些人物的故事，但是最终目的是为了告诉大家，正因为桂林这个神奇的地方，才造就了这些人，演绎了这些故事。这些故事的背景——桂林才是最终的表现主体。

又如我拍摄制作的纪录片《北京的由来》，是2008年奥组委的对外宣传片，拍摄手法不能过于本土化。要注意叙事方法，做到由浅入深，情节主线相对单一、集中，不分散。片中表现的思想和内容不能太多，主线不能被副线代替。因为这种叙事方法容易被海外观众和国际市场所接受。影片要介绍北京城的历史发展，但是很多历史遗址都已经不存在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摄制过程中，大量引用三维技术，在虚拟的世界中重现了元大都、明长城，表现紫禁城的画面是在实际拍摄的基础上，融入了三维展示。这样就能更直观地让观众理解要表达的内容和现实中难以看到的画面。

以上四点，是我对纪录片在当前市场模式下创作上的思考。纪录片创作的优劣，关键看有多少原创性因素，即思想观点的提出，技术使用的原创，艺术手法的原创。纪录片不仅以导演的视点“营造世界”，又能以事实为依据重构真实的故事，还能以市场为前提抓住观众的收看心理，一定要做到观众想看什么，就要有技巧有层次地让观众看到什么。可以说在市场化运作模式下，只有这样的纪录片创作才能生存和发展。

原载《桥·纪录影视》2011年第3期

纪录片《歌舞中国》海报

纪录片《翻滚吧男孩》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