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婉容——一个悲怆的爱国主义者婉容——纪念郭布罗（勒）·婉容诞辰120周年 作者 : 吴勇男 沃泽明

吴勇男

郭布罗（勒）·婉容（1906.11.13～1946.6.20），字慕鸿，号植莲，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公历1906年11月13日），达斡尔族，郭布罗（勒）哈拉。祖籍黑龙江省讷河县龙河乡莽鼐（满乃）屯，先祖被编入满洲正白旗。逝于1946年6月20日吉林省延边。



真实的婉容——一个悲怆的爱国主义者郭布罗（勒）·婉容

婉容出生在北京，成长在北京、天津，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家人不仅为她聘请了家庭教师教她读书写字、弹琴绘画，还特意为她聘请了英语老师让她学习英语和学会弹钢琴。



　　琴棋书画无所不通、飘逸端庄、谈吐文雅、气质不凡、“翩若惊鸿”——具绝世芳容之婉容

1922年刚刚16岁的婉容已经出落的清秀典雅，她凭借出众的才貌，在众多秀女中脱颖而出，被选定成为清代最后一位皇后。1922年12月1日举行大典正式与溥仪结婚。

婉容婚礼盛装



婉容经历了在紫禁城生活了两年和1924年12月5日同溥仪一同被赶出紫禁城的跌宕岁月，复经历了在天津张园、静园生活7～8年和被欺骗转赴东北被推进屈辱的伪满皇宫的十几年生不如死的炼狱般的考验。她热爱中国并追求光明、追求幸福和厌恶日本人的统治、监视并充当傀儡。



　　淡雅大方、外柔内刚的婉容



　　

作为清朝末代皇后，婉容的生平与清朝和民国初年的历史相联系；而作为伪满的傀儡皇后，婉容的经历又与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史联系着。婉容的悲惨命运不仅值得同情，而且她的命运和历史囊括了颇为重要的历史内涵，亦可谓是中华民族近代历史的一个缩影:作为中国最后一位皇后，她既是旧中国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利用的妇女界代表人物，又是身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和摧残的孱弱女子，她的生平具有非凡的典型性，值得记述、研究、传世。她身上所具有的爱国主义者的情怀、反抗压迫、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不仅没有与日本军国主义同流合污、享受荣华富贵，反而处处与日本帝国主义为敌的精神值得传颂，应视为国人和达斡尔族的骄傲。

一、婉容先祖居住生息之地和祖先开创之战功及业绩



（一）清顺治年间，沙俄入侵我国黑龙江上中游和黑龙江北支流精奇里江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集聚区。达斡尔族等各族人民奋起反抗，进行了拼死抵抗，造成各民族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此时，满清主力正在全力入关作战，腾不出手来全力阻止沙俄的铁蹄。故为断其粮道并减少损失，自清顺治年间十七世纪中叶始，达斡尔族等各少数民族开始南迁嫩江上中游地区。





　　美丽开阔的讷谟尔河与肥沃的土地、茂密的森林——为林、牧、漁、猎、耕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婉容的先祖郭布罗（勒）哈拉世袭章京（佐领）乌默迪1649年带领哈拉族人自黑龙江北老家南迁，选择了嫩江支流讷谟尔河北岸，按氏族、莫昆序列建立了莽鼐四屯。莽鼐（满乃）屯周边环境优美，北临小兴安岭南帽尔山、莲花山等八座山峦；南濒宽阔的河套平原，水源丰富，草原肥沃——为祖先们提供了丰富的狩猎、放牧、渔业和农耕资源。故而，家园得以迅速重建，人口繁衍、百业兴旺。

（二）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讷河城向东，驱车60公里左右就会到达闻名于世的末代皇后婉容的故里——龙河镇保安村莽鼐（满乃）屯（如今叫将军屯）。



　　郭布罗（勒）家乡莽鼐（满乃）屯周边之肥沃的土地，美丽的家乡



　　郭布罗（勒）哈拉家族南迁落脚之地，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婉容的祖先中代代有名人，文治武功，著称於世。郭布罗（勒）家族在讷河繁衍生息了近300年，史载，郭布罗（勒）家族副都统（正二品）以上的将军有107名，参加了有清以来的前后共计六十七次反侵略、平叛等战争，转战达22省，为中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立下了汗马功劳，故——莽鼐（满乃）屯被称为将军屯。

　　

将军坟茔所在的莽鼐（满乃）古墓群便在将军屯后的树带北面——这里就是清代郭布罗（勒）哈拉的官宦世家墓地。墓地坐落在邻水向南的山坡上，周围都是田地，墓地早已荒草遍地，略微隆起的十一个土包，显示着这里曾是一个富有规模的古墓群。1999年黑龙江省政府确定郭布罗（勒）家族墓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里的一草一木见证了这个家族的荣辱兴衰。





　　黑龙江省政府于2011年立碑确定“郭贝勒（郭布罗‹勒›哈拉）氏家族墓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这里原有十一座将军墓，墓丘都在1949年后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夷为平地，墓前的龟趺、石狮等亦荡然无存，只有两块石碑立在那里:一块是1990年讷河市政府立的，另一块是2011年黑龙江省政府立的。如今只有讷河雨亭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东南角还保留着内大臣阿那保（郭布罗‹勒›哈拉先祖，清从一品官员）碑。



　　阿那保官至都统，内务府大臣，勇冠三军，立功无数，是婉容祖先中最为出名和功绩最大的。道光赞:“奋弋疆场知勇冠，精勤调习天闲骧”。如今只有讷河雨亭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东南角还保留着他的碑（苏伟伟摄）



　　这个古墓群，自东向西、前后两排，埋葬着清代郭布罗（勒）家族之显赫官宦将领。前排共有4穴，由东向西按世代埋葬顺序为:

　　第一代，布特哈骁骑校、武略骑尉、建威将军莫勒察夫妇合葬墓；

第二代，振威将军、建威将军绰钦保夫妇合葬墓；

第三代布特哈佐领、昭武都尉、振威将军、建威将军雁塔保夫妇合葬墓；

第三代，都统、内大臣阿那保夫妇合葬墓。



　　都统、内大臣阿那保画像。道光三年（1823年）清帝设宴于万寿山，阿那保作为十五位老臣之一参加了御宴，并被画图像于颐和园玉澜堂



　　后排有7穴，由东向西按世代埋葬顺序为:

第四代，都统中山夫妇合葬墓；

第四代，都统、总谙达、建威将军博多欢夫妇合葬墓；

第五代，奉道光皇帝命回籍侍候祖父阿那保休至，佐领、昭武都尉巴凌阿夫妇合葬墓；

第五代，威武将军都尔通阿夫妇合葬墓；

第五点，盛威将军、诰授建威将军都兴阿夫妇合葬墓；

第五代，建威将军西凌阿夫妇合葬墓；

第五代，三等卫士、诰授武德骑尉穆克登阿夫妇合葬墓。



（三）郭布罗（勒）哈拉莽鼐屯族内共分二支。同属于莽鼐四屯族谱内，是达斡尔族郭布罗（勒）哈拉南迁后的另一支。婉容的高祖阿尔景一脉当属另一支。在《清史》《中国名人大辞典》和《黑水先民录》等书记载的达斡尔族清朝时期的名人，郭氏家族内的人物，按其时代开列如下:

　　1、通吉鼐，云骑尉。

2、果勒敏色，嘉庆四年（1799）为御前侍卫并补正白旗蒙古副都统，后任镶蓝旗护军统领、上驷院卿、镶蓝旗蒙古都统、内大臣，赐紫禁城骑马。谥号勇恪。

3、佛木丕丕尔，乾隆四十年（1775）赐恩骑尉。

4、明禅，又写作明善。道光元年（1821）为总管，道光八年（1828）为西安左翼副都统。

　　以下为南迁后的五世，即十一代以下。

第十一代舒明安，咸丰年间为正白旗汉军副都统，后阵亡。谥号果毅，赐都统衔，赏骑尉加一云骑尉世职，由长子福春承袭敲，次子福亮为三等侍卫。

第十二代永德，同治四年（1865）为头等侍卫，加副都统。光绪十七年（1891）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改定边左副将军，光绪二十年（1894）总统神机营，后调为绥远城将军，光绪二十七年（1901）因涉戕害英官周尼恩而被革职。

第十二代长顺（略，后祥述）。

第十二代双龄，系伊利领队大臣常山之子。咸丰年间为二等侍卫、塔尔巴哈台和巴燕岱两城领队大臣、热河围场总管、副都统，宁古塔副都统。

第十二代特尔庆阿，曾从征与都兴阿，咸丰年间为正白旗蒙古副都统。

第十三代卓凌阿，光绪十五年（1889）为珲春副都统、吉林副都统。

第十三代丰坤阿，同治年间副都统。

恒龄，原为莽鼐屯人，后迁至呼伦贝尔入旗。咸丰年间曾随僧格林沁军，赐号达春巴图鲁，赏穿黄马褂、头品顶戴、副都统。同治二年（1863）署直隶提督、京都正黄旗护军统领。死后建昭忠祠，恩袭旗都尉、云骑尉加一恩骑尉世职。

卓明阿，同治年间以侍卫随僧格林沁军，后为头等侍卫。

文惠，同治年间为护军，后阵亡。

第十三代成保，郭克兴之族兄同治初年为副都统，死后诰授武显将军。

婉容高祖郭布罗（勒）·阿勒锦，也有称阿尔景，阿勒锦出生在莽鼐（满乃）屯。道光年间进北京升任御前头等侍卫，官至京旗副都统。咸丰年间被封为武显将军、建威将军。

 郭布罗（勒）家族阿那保的后辈人在京任职居住。他们不再像开始进京的一两辈人那样，老年时回原籍生活，在故乡安葬，而是直到去世就生活在北京，安葬在北京。从郭克兴的《黑水郭氏世系录》记载统计，从乾隆年间阿那保开始到1925年，郭布罗（勒）家族就有59人（去世的）任职生活在北京。所以，莽鼐（满乃）古墓群里只葬有五代人。





　　

（四）婉容的曾祖父长顺，出生于北京。精明强干，是军中的常玉春，因之亦称其“常顺”。曾任乌鲁木齐都统、吉林将军，著名的《吉林通志》是他同讷钦二人主持纂修的。吉林的老百姓为纪念他的丰功伟绩给他修建有祠堂长久供奉。长顺是三朝重臣，历仕咸丰、同治、光绪三朝，曾是咸丰皇帝的蓝翎侍卫，因战功赫赫而青云直上，20多岁便领兵驻守西北，勇号“恩特赫恩巴图鲁”（勇士英雄）。同治年间又擢升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成为封疆大吏。



光绪二年（1876），长顺跟随著名爱国将领左宗堂平定新疆叛乱，打击沙俄的侵略。当时俄国人妄图吞掉南疆边界一些地区。为了找到证据，配合谈判桌上的较量，长顺又领任了勘界大臣一职，率领手下深入南疆荒山野岭，熟悉情况、寻找证据。皇天不负有心人，经一番周折后，果然找到了乾隆皇帝御笔题写的界碑，有力地回击和驳斥了俄国侵略者的谎言，从而使得俄国侵略者的妄想落空，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完整。

　　光绪十四年（1888）他出任吉林将军，镇守东北边疆。在他主政吉林期间，吏治清明，百姓安乐。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军攻陷海城，危辽阳，长顺受命往援。自1895年1月17日至2月底几经奋战，方保无虞。同年4月，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长顺请疾归。光绪二十五年（1899），复授吉林将军。1900年沙俄兵分四路进犯东三省，辽、黑皆主战，唯吉林长顺妥协，并上书“拳匪不可恃，东省铁路随地皆驻俄兵，宜善为羁縻，宁严守以待战，毋先战以启衅”，敛兵不动。致使辽、黑师熸城陷，人民死伤无数。同年7月15日夜长顺令卫队包围义和团总部，将进入吉林境内义和团全数镇压。此（1900年战事）为长顺主掌吉林，屡受质疑和争论之热点，褒贬不一，可能成为长顺执掌吉林之重大污点矣。

　　光绪三十一年（1905）二月，长顺卒于任，终年67岁。清廷为表彰他的功绩，特赠太子少保、一等轻车都尉，并谥号忠靖，入祀贤良祠。去世后，葬于北京德胜门外牤牛桥。

　　婉容祖父郭布罗（勒）·锡林布，官至头等侍卫（正三品）。后弃武从文。

二、婉容的少年成长阶段和婉容与溥仪成婚后早期的和谐时光





　　

（一）婉容的少年时代





　　婉容出生在清朝末年（1906），但到她六岁的时候清廷已经退位。婉容母亲系爱新觉罗氏皇族小姐，不幸在婉容两岁时去世。婉容的养母爱新觉罗·恒馨是军机大臣毓朗贝勒的次女，是一位善良、精明、豁达、果断的女人。她对婉容一生影响极为深刻。对婉容悉心照料、宠爱备至，母女相处十分和睦。



　　左图，为婉容的养母爱新觉罗·恒馨；右二图，为婉容少年时期芳容

少年时代的婉容 



　　婉容的父亲内务府大臣郭布罗·荣源持家的时候，清帝已经退位无官可作，也没有了朝廷的俸禄，便开始经商并经常往返于北京～天津两地。荣源不但开明，而且经商和经常往返京津，见识大长——主张男女平等，女孩子应该和男孩子同样接受教育。



　　左图与右上图，为婉容少年时代照片；右下图，为婉容的父亲郭布罗·荣源



　　荣源除了为女儿聘请家庭教师讲授中国古典文化，教其读书写字，弹琴绘画外，还特意为婉容聘请了外籍英语老师让她学习英语，还使其学会了弹钢琴、吃西餐、跳西洋舞。后来，荣源更是带着家人来到中国北方当时西风最炙的天津租界居住，使婉容见识更加广博，民主自由意识亦随之渐入心田。



　　溥仪、婉容与外籍友人合影



（二）婉容大婚后在紫禁城的时光





　　

婉容与溥仪于1922年12月1日结婚。溥仪虽然作为清逊帝已经退位，但他与婉容的婚礼完全按照皇帝大婚的礼仪，举行了隆重繁褥之婚礼庆典。



　　婉容在1922年12月1日～12月3日，婚典大礼上的装束



　　婉容与溥仪大婚当天，婉容坐在32人抬的金顶凤舆轿里，由2000名骑兵浩浩荡荡护送她从东华门入宫。场面极为壮观，宫中连唱三天大戏，这场婚礼总共花费40万两白银，不仅轰动了整个北京城，还吸引了清室遗老遗少和各国使节前来祝贺。



　　溥仪、婉容在三天之婚礼大典中掠影



　　溥仪与婉容与妹妹、弟弟并婉容的继母爱新觉罗·恒馨在紫禁城内留影　　

在中国皇帝有集皇权与夫权于一身的特殊地位。皇后则负统领后宫的责任和对国家负有母仪天下的义务。其实，婉容从被册封为皇后之日起，也就是她悲惨命运的开始，从此走向一条不归路。

但溥仪和婉容，在婚后最初的八、九年时光里，也有过他们很和谐的感情生活。



　　婉容（前排右三）与姐妹及女眷们和一英语女教师在紫禁城内合影

　　上图，婉容与淑妃等女眷并皇族子弟在紫禁城内留影；下图，婉容与淑妃文秀、唐怡莹等人在紫禁城内

婚前，册封到了荣府。随后宫里来了许多太监、宫女服侍婉容，并负责教会婉容必要的宫廷礼仪。反复练习“三跪九拜”，练的精疲力尽，这时婉容接到溥仪来信 : 慕鸿女士听说你近日演礼十分劳苦，我很抱歉！要知道，这非我的本意。希望慕鸿能像对待朋友一样对待我，午安。宣统。

　　当婉容收到这笔体遒劲有力的草书后，一颗少女的心受到触动，心里激情荡漾，向往着美好幸福的前程。





端庄、浑然天成的婉容



　　1922年12月3日，大婚进入第三天。正午，溥仪在乾清宫大殿内升座接受臣下叩贺，有皇族王公、清朝遗老和尚在小朝廷内任职的官员近千人，在乾清宫前排班叩拜，根据祖制皇后回避。然而，在一小时前举行的非正式的外国人招待会上，则出现了不为“祖制”所囿的情况:婉容第一次以皇后的身份抛头露面了。

　　总管内务府大臣耆龄在该日日记中写到:“午初，上升乾清宫内暖阁，同后见外交团，到者男女约二百人” 。其时，婉容身穿满族旗袍，梳起高高的“两把头”，与身穿龙袍皇冠的溥仪一起，在西暖阁的小套间里并肩站立，接受外国宾客一个接一个地入内鞠躬，时而和一二个人握手。外宾朝贺之后，溥仪还以英语致欢迎词和祝酒。这一过程以及溥仪、婉容的仪态，在当时的英、美等国报纸上有绘声绘色的报道。



婉容在紫禁城内



　　出席招待会给外国使节和记者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皇帝、皇后温和、平易、开明的态度、人情味。

　　起初，溥仪对仪态风情高雅、中英文化兼具的婉容十分欣赏，对婉容宠爱有加，感情甜蜜。两人都对西洋文化和事物感兴趣，十分谈得来，并常常一起骑马、打球、骑自行车、照相，婉容还教会了溥仪吃西餐，尽管天天见面，却依然用英文通信，互称对方为“亨利”和“伊丽莎白”。



　　上图，婉容与溥仪在紫禁城内玩儿照相机；下左图，婉容在紫禁城内骑自行车；下右图，婉容在紫禁城

　　左上图，溥仪、婉容并姐妹玩耍图；另四图，为婉容（不仅喜欢京戏）在宫内常自扮相学唱京剧　

大婚后，溥仪曾对婉容说:“我这个皇帝是中国皇帝，但并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整天呆在紫禁城里。而庄士敦（溥仪的英语老师）先生是外国人，但几乎到过中国的所有地方。皇后的幼年时代也是在天津租界度过的，中西方文化比我知道的多，我羡慕你们”！婉容何尝不是如此呢，在西方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贵族千金小姐，怎么能受得了宫墙的禁锢呢？！

　　于是溥仪大婚后想尽各种办法和借口，冲破宫中繁文缛节并遗老遗少的围堵，努力从禁锢的狭窄生活中走出去，偕皇后婉容、淑妃文绣数次出宫探望长辈和连续三次前往景山还实现了畅游颐和园的夙愿。溥仪第一次看到了从未见过的乡村和颐和园，登上了万寿山顶，还踏上了一条游艇，游览了龙王岛。





　　婉容与她的英语老师任萨姆合影



婉容与英语老师任萨姆在紫禁城内留影　　

红色的宫墙并没有阻断婉容与西方“新式教育”的联系，因为有“思想上很对劲”的溥仪支持。起初溥仪给婉容延聘两位师傅 : 一位是美国费城牧师的女儿马修容，另一位名叫英格兰木。她们显然与婉容在天津念书那个教会学校有关 ，是婉容自己物色的人选。不久，任萨姆女士也被聘到宫里来了，她与婉容也是旧相识。她们不但讲授英文，也讲授文学、历史、艺术及世界各地风物知识。



　　婉容与庄士敦（后排左侧、溥仪的师傅）并自己的英语教师任萨姆（后排右侧，刻意妆扮成满族淑女的样子）的合影



　　婉容的师傅们颇受礼遇，婉容亦深受她们的影响和她们相处的很好。婉容英文学得很不错，不但能用英语讲话，而且能用英文写信。她在宫中用英文给溥仪写过大量的短信，落款总是“伊丽莎白”。



溥仪、婉容与庄士敦、婉容的英语教师并外籍友人合影



　　婉容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也读过一些书，对写诗填词也有兴趣。溥仪出宫后人们曾在储秀宫发现婉容的若干作品（略）。

（三）婉容在天津张园、静园的岁月





　　婉容随着溥仪于1924年12月5日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来辗转来到天津张园居住，再后来复搬至静园。实际上这给婉容带来了更加自由开放的生活，溥仪亦然精神更加放开，少了那些遗老遗少们的干扰和清规戒律的束缚。





　　溥仪与婉容被赶出紫禁城后，来到天津租界先后在张园和静园居住

　　

在天津做“寓公”的日子成为婉容册封皇后以后最为开心快乐的时光。溥仪经常带领皇后和妹妹们逛商场，出去游玩、打高尔夫球、骑马、开汽车、跳舞等等。婉容不仅常去逛商场，不停地购买各种服饰、化妆品，还烫了头发，穿上了各种时髦的西装、旗袍和高跟鞋。溥仪亦穿戴的更加西化，更加讲究。婉容教会了溥仪跳交谊舞、爵士乐舞。婉容与溥仪婚后生活达到了幸福之最高点。



溥仪与婉容在天津租界留影——颇为摩登的头饰装束

　　溥仪与婉容在天津租界内穿戴、妆容时髦开放的生活照片

（四）同情帮助劳苦黎民大众

婉容极富爱国心和同情心，对黎民百姓的疾苦一直抱着强烈的同情与怜悯，曾数次捐资捐物，赈济国内受灾的民众。1931年6月至8月，长江、淮河现百年不遇洪灾，8省灾民5311万，死亡42万人。婉容闻之动容，捐出自己最珍贵的项链。捐助一出，引起轰动。由于婉容的赈捐，又推动了社会的赈灾热情。婉容同情帮助苦难民众并非第一次，在紫禁城皇宫时就向赈灾组织捐赠六百元大洋，及时救济了受灾民众，受到社会各界好评，那时婉容才17岁。婉容的善行受祖上的影响。其曾祖父长顺在吉林将军任上，在吉林发生严重饥荒时，他“既蒞事，赈菑荒”，力排种种阻力，开仓放粮，赈济灾民，缓解百姓疾苦。



　　缺少了清规戒律束缚颇为自由的溥仪与婉容在天津

但自日本人于1931年“9·18”侵略中国东北之后，溥仪在日本人不断蛊惑、游说下又萌生了复辟的念头，再加溥仪在夫妻性生活上一直存在的问题（原因众说纷纭），致使婉容与溥仪的感情生活逐渐生发了大的裂痕——婉容坚决反对溥仪受日本人蛊惑，反对他听从日本人的勾引，被日本人所利用甚至成为他们的傀儡。



三、真实的婉容，颇具良知与主见——一个悲怆的爱国主义者



郭布罗·婉容不论作为一个普通妇女，还是作为末代皇后，都称得上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婉容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乃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抗战守土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的时期。中华民族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才夺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无数牺牲中婉容便成为其中之一。

　　1931年的婉容25岁，在如何对待侵华日军，如何对待伪满洲国的问题上，作为末代皇后的她用自己的生命走了一条与溥仪截然相反的道路，即拒绝与日本军国主义同流合污。

（一）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拒绝与日本关东军合作

9.18事变之后婉容改变了对日本人的态度，由于中国东北已经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婉容便拒绝踏上东北的土地，这一点，和溥仪恰恰形成了最鲜明的对照。

　　1931年10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接到土肥原拍来的电报 : 认为“溥仪确有逃往满洲之意，并拟在吉林成立政府大体属实，...如不采取特殊手段，是难达到目的”[1]。关东军在拟定溥仪出逃方案的同时，对婉容也采取了决定性的措施，即把“帝妃不久从天津转移至旅顺”[2]。11月11日，溥仪先瞒着婉容在土肥原田安排下逃到了大连。但婉容“相信溥仪的决心已铸成大错，日本人始终在愚弄他，他们的许诺等于零”[3]。婉容“对日本人从来就没有过好感”[4]，十分抵触日本人对东北的统治。对此，日本人也十分清楚，但他们更清楚的是，“只要溥仪成为满洲国皇帝，皇后当然也不能留下”[5]。于是“土肥原大佐拍急电到上海，让金璧辉（川岛芳子）立即到天津待命”[6]，负责转移婉容。但基于日本人对溥仪的影响，“婉容对川岛芳子也没什么好印象”[7]。“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跟川岛芳子去满洲”，“皇后表示讨厌去满洲”[8]。川岛芳子告诉土肥原，“看来想要皇后自动离开天津是绝对不可能了。现在到了该用强硬手段的时候”[9]。可见，川岛芳子和日本关东军在转移婉容的事情上并不很顺利。





　　婉容被日本人软硬兼施诱骗到东北，但她将伪满洲国视为牢笼。这是婉容与溥仪在长春出席活动的照片——在伪满洲国两人联袂双双公开露面的照片稀缺，原因是婉容一直对日本人和伪满洲国反感、反对溥仪投靠日本人





　　11月26日晚，婉容被诱骗抵达东北后，受到日本关东军的严密监控，对日本人安排的不少佣人，婉容十分反感，认为“他们是拿日本人钱的”。溥仪周围的日本武官也十分清楚，婉容“有着强烈的反日情绪...。他们不让她上当地的新闻报道，不许她见任何访问记者，只发表信息说溥仪漂亮的、害羞的夫人总愿意留在后院，所有的时间都在操持家务，从事某些‘有益工作’”[10]。很显然，日本关东军对于婉容的反日立场十分警觉，是绝对不容许她有任何机会公开发表不满，但还要控制她、利用她，甚至迫害她。

注释:

【1】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土肥原密录》，中华书局，1900年11月，第13页。

【2】解学诗主编:《关东军满铁与伪满洲国的建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月，第442页。

【3】【4】【5】【6】【9】【10】（英）爱德华·贝尔:【中国末代皇帝】，中国建设出版社，1989年1月，第144页、128页、136页、139页、140页、第160页。

【7】北京电视台档案纪录片:《末代朝婉容的悲剧性》，2013年6月12日播出。

【8】（日）渡边龙策:《女间谍川岛芳子》，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二版，第77页。

（二）反对溥仪投靠日本





　　婉容反对溥仪投靠日本，而且态度坚决，这几乎是关东军和溥仪身边的近臣都知道的事情。在天津静园时，婉容“既恨又瞧不起日本人，还时不时提醒溥仪防着他们”[1]。 “对于溥仪亲日这件事，婉容很是反感，认为日本人不会给溥仪带来好的影响”[2]。溥仪身边的旧臣们也十分清楚，婉容“皇后拒绝离开天津，...也利用皇后这种意想不到的倔脾气，阻止溥仪接受日本人的任命请求”[3]。但溥仪出于勾结日本人的需要，对于婉容的这种政治态度十分反感，以至于瞒着婉容，独自去投敌叛国。由于政治上的分歧，溥仪便开始在各种事情上迁怒于婉容。二人的矛盾由小到大，日积月累直到婉容决定出逃。尽管如此，婉容还是利用各种机会劝说和影响溥仪，希望溥仪远离日本人，并认为这是在尽一个妻子的责任。于是，婉容“极力反对溥仪到东北去做日本人的傀儡”[4]，婉容与溥仪的矛盾几乎贯穿了整个伪满洲国时期。以至于溥仪愈来愈厌恶反感婉容。溥仪最后不得不承认:“自从我到了长春以后，我和我的妻子婉容之间的感情就已达到完全破裂的地步”[5]。日本研究溥仪问题的专家中田整一发现，在日本关东军拍摄并公开播放的新闻纪录片中，有一段1932年3月8日溥仪与婉容站在汤岗子温泉对翠阁门前的镜头，“可以看出溥仪面容紧张/戴着墨镜，身边陪伴着的是婉容。溥仪夫妇二人友好地出现在公共场合是非常罕见的事。在现存的影片中，这恐怕是最早的，以后也再没看到过”[6]。英国学者、美国《新闻周刊》文化版主笔爱德华·贝尔也考证到一件事情，即溥仪曾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提到过婉容，他向法庭陈述说:由于婉容反对我投靠日本，“皇后做了最后一次绝望的搏斗，‘但我的头已经伸进了老虎嘴里，没有退路了’”[7]。其实，因为溥仪投靠日本，婉容与溥仪在天津时就经常吵架，“目睹伊丽莎白（婉容）与溥仪吵架，旁人无不为之痛心，只有一个人在冷眼旁观地执行任务，日本人把一名全天候间谍安插在张园里，他是位日本管家，在溥仪身边多年，几乎每天都把所见所闻汇报一次。有一次汇报了这对夫妇下午高声对骂。伊丽莎白（婉容）骂溥仪的话里有一句‘你这个太监！’但弄不清是骂他的性方面，还是政治上无能。伊丽莎白（婉容）对日本人从来就没有过好感”[8]。溥仪投靠日本，始终成为二人的矛盾焦点，终于使得二人的分歧演化成政治上的严重对立，越来越难以调和。溥仪认为“婉容对溥仪越来越是个沉重的负担，不光是她的反日情绪”[9]。1940年6月22日，溥仪访日曾“告诉裕仁天皇想和伊丽莎白（婉容）离婚，天皇断然否定了他的要求。皇帝，甚至是傀儡皇帝，是绝对不能和皇后离婚的。这可能也是1940年他会见裕仁天皇后在车内放声痛哭的原因之一”[10]。婉容的性格具有达斡尔族的典型特征，倔犟不屈，守正不阿。

但婉容作为一介女子，必竟势单力薄，当其独自面对铁蹄纵横的日本关东军和残忍无信的伪满皇帝溥仪怎能不伤痕累累、病魔缠身，可她还是以自毁的方式不合作、不苟同、不同流合污。



　　婉容在伪满皇宫内——陪伴左右的侍女多为日本关东军安排的



注释:

【1】【3】【7】【8】【9】【10】（英）爱德华·贝尔:《中国末代皇帝》，中国建设出版社，1989年1月，第140页、139页、157页、128页、171页、195页。

【2】【4】北京电视台档案纪录片:《末代皇后婉容的悲剧人生》，北京电视台，2013年6月12日播出。

【5】溥仪:《我的前半生》（灰皮本），群众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第271页。

 【6】（日）中田整一著，喜人影雪译:《溥仪的另一种真相——密藏日本的伪满洲皇宫最高机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第44页。

　　

（三）反对伪满洲国，拒不参加伪满洲国各种公开活动

在婉容看来，伪满洲国不啻是一座黑暗的牢笼，从开始溥仪积极去东北策划卖国求荣开始，到当上伪满洲国皇帝，婉容都表现出了明显的抵制和排斥，以至于关东军不得不采取措施将婉容诱骗至东北。到东北后，婉容关心时局，了解掌握国内的形势变化，从1932年起她就订阅大量报刊，既便患病中也坚持阅读。仅1936年她就订阅了盛京时报、满洲报、大同报、民报、泰东日报、大亚公报、午报和吉林日报等八九种报纸[1]，婉容不仅具有良知，而且极有主见。倘若她积极投靠日本，与日本关东军同流合污，其影响力不会低于川岛芳子，甚至还会成为日本侵略者的一张好牌。但婉容采取了拒绝合作和对抗的态度。

　　婉容初抵长春时，婉容对溥仪依然存有感情，但政治上却非常清醒。“在新京，婉容进一步认清了日本关东军利用溥仪作为傀儡，将东三省变为日本殖民地的罪恶企图，认定了溥仪以全家性命做赌注必定满盘皆输，她后悔贸然来到东北，于是千方百计寻找机会，想逃出关东军的魔掌”[2]。所以到了长春婉容“拒绝参加任何重大的活动。她心里恨透了长春这个地方”[3]。甚至连1934年3月1日，溥仪登基伪满洲国皇帝的盛大典礼，28岁的婉容也拒绝出席，引起伪满洲国官员和日本关东军上层的密切关注[4]。溥仪的说法亦印证了婉容的决绝态度:我和“婉容之间的感情就已达到完全破裂的地步”[5]。这种主要由于政治上的原因造成的感情破裂，改变了婉容的命运，亦加速了婉容的悲剧。



　　婉容（左二）与溥仪（右二）、润麒（左一，婉容弟弟）、溥杰（右一，溥仪的弟弟）在长春合影

1934年6月6日日本天皇派出自己的弟弟雍仁亲王作为高规格的代表访问伪满洲国，祝贺溥仪称帝。当“裕仁的弟弟、秩父宫雍仁代表天皇前来拜访，并授赠日本大勋位菊花大绶章。伊丽莎白（婉容）的缺席，十分引人注目”[6]。第二天6月7日，婉容显然是在某种压力下被迫出席了活动，但神情十分冷淡。这一情况被日本外交官林出贤次郎记录了下来，密藏在日本的《绝密会见录》中明确记载道:“这一天，‘皇后’婉容也破例在场，婉容的‘御座’和溥仪并列摆放着。溥仪会见外国宾客时，一直以来都绝对不带婉容。这仅有的一次，是在关东军的强烈要求下才答应的……，秩父宫笑容满面地一边把视线转向‘皇后’一边回答:‘承蒙陛下接受。听说皇后陛下很少出席各种仪式，今天特意前来，可以看出皇帝皇后两陛下是如何地为日满亲善尽心尽力。归国后，我将向天皇呈报此事’。被一身华贵服装包裹着的婉容，听着林出翻译的秩父的话，一双细长的单眼皮眼睛一直看着前方，安静地端坐着没有一丝笑容”[7]。没有关东军的压力，婉容是绝不会出席这种重大活动的。

　　然而在不久之后，婉容却完全是另一番姿态。同年7月，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乘火车到长春来探亲，婉容官裝打扮，“像一位孝顺的儿媳跪在醇亲王面前”，“她本分地陪在溥仪身边。这是她唯一一次同意在公众面前表现得像第一夫人，肯这样做的原因是没有日本人在场”[8]。接着又是9月11日，婉容和溥仪的老朋友、故宫时期的英语教师庄士敦到访，“婉容也临席陪见，他们时而用英语直接交谈，婉容更显得有说有笑，很觉畅快”[9]。可见，婉容对于如何参加社交活动是有明确把握的，完全表现了不同的政治态度和远近亲疏。“在她眼里，这个在关东军刺刀保护下的宝座是无法与紫禁城内乾宁宫的皇后宝座相比的，如果可能的话，她情愿舍这张宝座去换取更可贵的自由”[10]。正是因为日本人，婉容和溥仪的关系才貌合神离，渐行渐远。

注释:

【1】秦翰才:《满宫残照记》，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中华民国36年（1947年）5月第一版；岳麓书社，1986年6月重印版，第45页。

【2】【10】钱立言:《国舅驸马学者——郭布罗·润麒传》，南海出版公司，1991年12月，第168页、168页。

【3】【6】【8】（英）爱德华·贝尔:《中国末代皇帝》，中国建设出版社，1989年1月，第160页、171页、171页。

【4】【9】王庆祥:《中国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5月，第197页、197页。

【5】溥仪:《我的前半生》（灰皮本），群众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第271页。

【7】（日）中田整一著，喜人影雪译:《溥仪的另一种真相——密藏日本的伪满洲皇宫最高机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第77页。

（四）厌恶伪满洲国，两次策划出逃

两次计划出逃伪满洲国，可以说是婉容反抗伪满洲国的果断选择，也是她与伪满洲国、关东军势不两立的勇敢表现。倘若婉容逃跑成功，对伪满洲国、关东军而言，不啻是政治上的一颗炸弹。亦有力地证明了婉容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第一次出逃是在1932年4月，即溥仪出任伪满洲国执政（登基当伪满皇帝是1934年3月1日）仅一个多月，婉容即选择了逃离伪满洲国。当婉容得知由英、美、法、德、意五个国家代表组成的国联李顿调查团达到了大连，其中担任顾问的是中国代表顾维钧（后来出任民国外交部长）后，婉容便派了一名自己的亲信赶赴大连，将自己的亲笔信面交顾维钧，恳请他施以援手帮自己从长春伪满洲国逃走。顾维钧后来回忆到:“当我在大连一家旅馆里吃午饭时，（我的卫士）他进来说，一个从长春来的满洲国内务府的代表要见我，有机密消息相告。我起初犹豫，因为他说的名字我不熟悉。但是我的随从说，他在北京认识这个人，可以见见他。他告诉我，此人化装为古董商，以免引起日本人注意（也许他当过古董商）。我出去走到门廊里，我们停在转角处。此人告诉我，他是皇后（溥仪的妻子）派来的。他说因为知道我去满洲，她要我帮助她从长春逃走。他说她觉得生活很悲惨，因为她在宫中受到日本侍女的包围（那里没有中国侍女）。她在那里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和告密。她知道皇帝不能逃走，如果她能逃走，她就可能帮助他逃走。我为这故事所感动，但是我告诉他，我的处境不能帮助她做什么事，因为我在满洲是中国顾问的身份，没有任何有效方法来帮助她。虽然这样，我得到了一个明确的概念，知道日本人都干了些什么，这个故事可以证实日本的企图”[1]。婉容这一行动失败，却赢在了骨气和信念上，若不是写在了《顾维钧回忆录》中，怕是后世再无人知晓了。





　　婉容与溥仪初至长春之时的合影，婉容此时仍对劝阻溥仪不要将全家人作为赌注、受日本人的利用抱有幻想，但却是溥仪铁了心成为日本人的傀儡　

第二次出逃是在1933年8、9月间，婉容再一次创造机会逃走。当婉容得知自己的好友耿维馥（后改名赵碧琰，伪满洲国立法院院长赵欣伯的妻子）准备前去日本，便请求她帮助自己以去日本养病为名先行逃出伪满洲国，然后再作打算。耿维馥果然同意，还委托日方出手帮助婉容东渡。然而耿维馥又将此事告诉了韫颖（又名莉莉），韫颖即婉容的弟媳、溥仪的三妹妹，当时正在日本。没料到韫颖得知此讯后，立刻给溥仪写信，密告了婉容这一秘密安排（该信在伪满洲国垮台后散失，落于历史学家秦翰才手中）。信中说:关于赵欣伯之妻所述后之事，祥禀于左:赵妻赴日前，曾谒见后。后见彼将与分离，极悲，并托彼告日方，请后来日养病。后云:‘为什么别人都得自由，独我不能自由？’赵妻果欲托日人请后东渡。莉极阻之”[2]。结果第二次出逃又遭到溥仪的破坏。按婉容的弟弟郭布罗·润麒分析:婉容计划“逃出‘满洲国’，逃脱日本人的掌握，作为关东军一系列阴谋和罪行的见证人长住海外”[3]。从婉容那近乎悲愤的呼号声中可以感觉到:“为什么别人都得自由，独我不能自由的愤怒，即把伪满洲国早已看作是自己的牢笼了，对伪满洲国，婉容已经是恨入骨髓了。”

　　两次出逃伪满洲国，表明婉容在反满问题的大是大非上不屈不挠，颇具良知和主见，还勇敢和坚定。



　婉容在伪满洲国皇宫内留影——因讨厌伪满洲国而活动日益艰难寂寞　

然而日本人在发现婉容逃跑的企图后，立即对她加强了严密监控，使婉容的“情况更糟糕，她在宫中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到日本侍女的监控和告密，甚至不能走出大门一步，执政府的院子就是婉容的禁地，而缉熙楼就是她的囚室”[4]。溥仪却更是气急败坏，“将婉容用手铐脚镣锁住，囚禁起来”[5]。“还严令她周围的佣人，须担当起对她进行不断监视的任务”[6]。婉容的悲剧日甚一日，愈加深重，结局也愈加悲惨了 。

注释:

【1】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第430页。

【2】秦翰才:《满宫残照记》，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中华民国36年（1947年）5月第一版；岳麓书社，1986年6月重印版，第30页。

【3】钱立言:《国舅驸马学者——郭布罗·潤麒传》，南海出版公司，1991年12月，第169页。

【4】北京电视台档案纪录片:《末代皇后婉容的悲剧人生》，北京电视台，2013年6月12日播出。

【5】王简斋:《我跟随溥仪二十八年》，天津文史资料，第42期，1988年1月，第236页

【6】溥仪:《我的前半生》（灰皮本），群众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247页。



（五）婉容是被溥仪和日本侵略势力残酷虐杀的被压迫者

婉容贵为末代皇后，却并没有得到溥仪集团的善待和宽容，反而由于她的反日立场、反满态度，遭到了溥仪及其团伙们的残酷虐待、蹂躏甚至是慢性的扼杀。



　溥仪、婉容在伪满宫内与管家、卫士、国外的朋友并女眷们合影　

李焘是溥仪的亲信侍从，他说“溥仪这个人既残暴又怕死，特别好疑心，而且奸诈、好用权术，十分伪善”[1]。溥仪对婉容的迫害，既有思想上的，也有道德、心理和性格上、政治上的综合施暴。经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的描述，溥仪将婉容定性为嗜毒、淫荡、歇斯底里的烟鬼、娼妇和爱新觉罗家族的弃妇和伪满洲国的叛逆，并聚集家族和社会的狗血者们围观施暴，似乎一切罪恶均是婉容咎由自取，与溥仪没有半点关系。对婉容的摧残既覆盖了整个伪满时期，又延续到了当代。

　　通过实事求是和负责任地查验溥仪和婉容在伪满洲国期间的历史表现，完全可以肯定溥仪给婉容罗织的所有“劣迹”，都不是像他定性的那样，且正好相反，有的是无中生有、遮人眼目，有的是他一手迫害造成的，恰好说明了他的邪恶和惨酷迫害婉容的劣迹。

　　

1、诱骗迫使婉容吸食毒品鸦片。



清朝历代是绝不容忍吸食鸦片的，皇家更是禁忌。但溥仪却以吸鸦片能够治病为由，诱使婉容染上了毒瘾，还谎称这是婉容个人行为所致[2]，并狡辩说“她的吸毒是由于他的父兄给出的主意”[3]。这个狡辩不值一驳，不会有人相信，可以忽略不计。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将自己的责任推卸的干干净净。

　　首先，溥仪诱使婉容吸毒；其次，又坚决反对婉容戒烟；其三，最终导致婉容毒入膏肓。这三点在后来发现的《婉容日记》中都有明确记载，婉容在日记中记录了和溥仪就鸦片问题的讨论，从中可以看出4个问题:（1）溥仪认为吸鸦片可以治病。（2）婉容感觉痛苦，提出要戒掉鸦片。（3）溥仪反对婉容戒鸦片。（4）婉容认为溥仪是在关怀自己，甚为感激。



婉容在长春伪满洲国皇宫内的留影　　

在《婉容日记》1931年9月30日写到:“八月十九日，前四五日，‘余欲戒烟矣。’皇上道:‘汝身体尚未复原，现不可戒烟，待强健后亦未为晚。’余道:‘您不是不喜余吸此吗？您如不愿，余即戒之。上次您曾对余云，言吸烟者对于生育有碍。’皇上道:‘听他的哪！那是郑垂（按:郑孝胥之子、溥仪三妹夫）张誠和（总管太监）说的，那又何足信！吸烟之生育者有的是，不必以此为意。再说，栢大夫（按:德国医院女医生栢瑞尔）亦曾说过，如吸不多，胜于喝酒，不但无碍于人身体，尚有益处你看哪个外国人不喝酒？每饭时必饮酒，然生育俱很发达。’余甚感激皇上之圣明！不拘于偏听之言，亦是皇上多情，这亦是皇上之体谅。”这一天，婉容还写道:“鸦片烟了，哎哟！受不了啦！……往来作烧，并气色亦现灰白，并有时怕风，如受风一样。余之病原即此，也总按受风医，所以始有后来之症，前年之症。八月十九日，子时”[4]。

　　此时婉容仅25岁，青春洋溢，风华正茂。由于误信溥仪，失掉了主动戒掉的机会。嵯峨浩（溥仪的弟媳，溥杰的日本妻子）在回忆录中提到，“听说皇后来满洲之前，并不吸鸦片，和皇帝的关系也还和睦。这样看来，可能是满洲的生活成为她精神的负担才变成了这样”[5]。嵯峨浩作为一个局外人，她的观察应该还是客观公道的。幸亏有《婉容日记》作证，否则吸鸦片一事真成了婉容自寻的死罪了。

　　由于如何对待伪满洲国的问题上严重对立和冲突，溥仪在婉容出逃几次未遂后，便加大了对婉容的控制，其中最致命的手段之一，迫使婉容深染毒瘾，不断加大给婉容吸食毒品的剂量，使她彻底中毒不能自拔，从而任由溥仪摆布于股掌之间。



婉容在伪满皇宫内　

关于婉容吸食鸦片一事，关东军一直冷眼旁观，十分清楚:“通过日本司膳特务，日本人对她的鸦片烟瘾了如指掌。特务报告，1938年7月至1939年7月10日这一年，她买了740盎司（约21公斤）当时所谓的‘长寿膏’，连同在市场上销售的最便宜的那种烟枪。这就是说一天大约抽两盎司（约合19钱）的鸦片，这个数量是惊人的，几乎能致命。此外，她一天还抽二包烟，不是溥仪抽的三五牌，而是最便宜的地方烟卷”[6]。这种足以致命的吸食量，让婉容生又不能生，死又不能死，日夜煎熬在痛苦中。这样巨大的吸食量实在骇人，这不是谋杀是什么？婉容没有逃跑的自由，没有戒毒的自由，在毫无自由的环境下，唯独“得到”了溥仪允许的吸毒“自由”，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病理科学表明，吸毒能够引起全身重要脏器的改变，尤其以实质性脏器心、肝、肾等萎缩性最为普遍明显，最终导致脏器功能衰竭……，这些症状婉容去世之前，表现的均十分明显。溥仪将大剂量毒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提供给婉容，对其后发性持续效果，溥仪早就了然于胸了。否则，凭着溥仪的权势、金钱和医疗条件，戒毒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至少不该看着婉容病入膏肓而无动于衷。可见，溥仪对婉容之阴险用心何其毒也。

注释:

【1】溥仪:《我的前半生》（批校本），群众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393页。

【2】【3】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2013年1月第二版，第304页、第303页。

【4】婉容:《婉容日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原件，引自王庆祥《中国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传》，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第170页。

【5】嵯峨浩:《流浪的王妃——溥杰夫人自传》，南海出版公司，1991年12月，第144页。

【6】（英）爱德华·贝尔:《中国末代皇帝》，中国建设出版社，1989年1月，第188页。



2、策划废掉“皇后”婉容



1934年11月，溥仪登基仅过去8个月，便召见婉容的老师、晚清著名学者陈曾寿说:“将来皇后必废，到了不幸的时候，于师傅有碍，不如预先脱卸，这是保全之意”[1]。此时婉容28岁。陈曾寿是清末著名学者，从1930年起就在天津静园担任婉容的国学老师，政治上反感日本，对溥仪投靠日本也一直持反对态度，与婉容立场非常吻合。陈曾寿被迫辞去讲学后，婉容想与老师见最后一面，被溥仪禁止，婉容“哭了几个昼夜，直至发狂，自己剪去头发，溥仪仍不理睬她”[2]。溥仪策划“废后”，既有自己的想法，也有家族势力和伪满洲国上层高官的参与，是合谋的结果。“溥仪对婉容本来谈不上夫妻感情，加上二格格（韫和，溥仪的二妹、郑孝胥的孙媳妇）和胡嗣瑷（溥仪的内阁阁丞、亲日派骨干）等人内外配合，日子久了，隔阂便愈来愈深”[3]。婉容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溥仪，而是面对溥仪家族和伪满洲国的亲日上层。



婉容与弟弟润麒在伪满皇宫内合影　

“一九三五年一月，溥仪借口去旅顺避寒为由，准备把婉容带去，宣布‘废后’，留在旅顺，打入冷宫。由于日方不同意，婉容也不肯去，废后之事只得从缓，但旅顺方面已做好了安排，溥仪只得单独去旅顺，住了八天”[4]。这是婉容另一位老师周君适的揭露。在1947年民国出版的《满宮残照记》中也记述了该件事:“溥仪要借避寒为名，把皇后送到旅顺软禁起来”[5]结果是废后之事尽人皆知了，从此二人矛盾更加尖锐。

注释:

【1】【2】【3】【4】周君适:《伪满宫廷杂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141页、141页、141页、141页、141页。

【5】秦翰才:《满宫残照记》，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中华民国36年（1947年）5月，第24页。

　　

3、制造所谓“内廷秽闻”



所谓“内廷秽闻”，似乎成了婉容不忠不节、罪该当诛的滔天罪行，而且至今还在为许多传媒和学者津津乐道。事实证明，这恰恰是溥仪诬陷婉容的又一起世纪冤案，是对婉容死后继续进行的凌辱和摧残[1]。

　　“内廷秽闻”说，是溥仪在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独家说法，见诸于1962年10月内部印刷的《我的前半生》第二稿本中[2]，主要是说婉容身为皇后，对自己不忠不节，与自己两名或多名亲信私通，自己被完全蒙在鼓里，直到婴儿快出世时才知道，而且还不敢让日本人知道，在世人面前将自己装扮成被妻子抛弃、被亲信戴绿帽子、受到欺辱欺骗的可怜样子，似乎在这个问题上，自己投敌叛国的累累血债已经不算什么，而婉容却成了十恶不赦的淫妇和罪人。

　 婉容在伪满皇宫内准备出行

因溥仪在“内廷秽闻” 中描绘的情节漏洞很多，不仅逻辑上难以成立，而且事情本身难以自圆其说。比如溥仪说祁继忠“是‘内廷秽闻’中的人物（唯一具名的涉案人）”，但经查证，祁继忠当时既不在国内，更不在伪皇宫里，从1933年至1936年都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与溥杰、润麒等人同是第二十七期的学员，那他又是怎样制造了1935年“内廷秽闻”的呢？另如，溥仪对婉容“内廷秽闻”在《我的前半生》中缺乏准确的（怀孕、分娩、孩子扔火炉烧化）日期，只大概在1935年。溥仪虽然有自己亲笔记日记的习惯[4]，凡重要事件、重要日期，不可能没有印象。但此事却无日记记载。经仔细查证1934年～1935年婉容的行迹、举止等，都无这种“内廷秽闻”（怀孕、分娩）的可能。还如，在一册《主上衣料簿记》的卷帙里，记录了宫中为婉容制作裁剪衣服的资料，其中几页就详细记录了1934年3月15日至10月2日的制作情况，仅订制旗袍一项就达27件，分别为旗袍、单旗袍、夹旗袍、衬绒旗袍4种（具体订制日期等略），一看便知婉容置换旗袍的节奏顺应了时令和季节变化，而且很难想象一位孕妇会在“孕期”不停地订制、穿扮这么多件旗袍，而每次订制必然是量体裁衣。倘若真是这样，旗袍衬托“身孕”，这岂不是要昭告天下，让溥仪更加打脸了吗[5]。溥仪诸如此类的杜撰和漏洞还有很多，如在一册宫中《记事簿》中看到，1935年9月8日，“四格格传:拟皇后与皇上电报稿二件”，内容主要是问溥仪（正在外地出巡）“现在何处，圣躬安否”[6]。这说明，此段时间里婉容对自己的丈夫还很有感情，十分清楚二人之间的基本礼数。否则怎么会给溥仪连发两份电报问候呢？最值得一提的是崔慧梅，她与姐姐崔慧茀均是旗人，其父为保皇党，曾担任过张勋的顾问，其叔崔永安曾任天津直隶总督。为对逊帝宣统表忠，两姊妹决定终身不嫁，代父为皇家尽忠。1925年，溥仪从北京紫禁城迁居天津张园，崔氏姐妹即晋见“皇上”和“皇后”。从此，婉容就与崔氏姊妹生活在一起，而且一见如故，大家经常在一起绘画、弹琴，度过皇宫漫长的光阴。姐姐崔慧茀于1937年病逝。崔慧梅后来千方百计隐姓埋名在香港平静度过余生。但当她发现婉容遭到诬陷，她奋尔抗争，不能容忍婉容皇后蒙上“失德”的不白之冤。她说:“只要我这白头宫女有一口气在，我仍然要呐喊，仍然要呼冤！”她提出几条证据和事实证明婉容“风流秽闻”绝非事实:一是伪满内宫除了“皇上”及太监，根本没有男人可以进入；二是不仅由于内宫管理森严，男人没有机会进入，而且当年日本人打算长期利用溥仪做傀儡，他们的间谍充斥，严密监视，皇后与人苟合之说纯属天方夜谭；三是退一步，假设皇后当真有越轨行为，怀下孽种，难道任由她怀孕九个月，乃至瓜熟蒂落...溥仪不知不闻？御医都放假了？不会“堕胎”和“人工流产”吗？[7]故，说皇后怀孕以至产下私生女，完全是滑天下之大稽。经分析表明溥仪在书中还有多处撒谎！

　　 婉容与溥仪在长春留影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还说:“婉容也许至死还在做一个梦，梦见她的孩子还活在世上。她不知道孩子一生下来就被填进锅炉里烧化[8]，她只知道她的哥哥在外边代她养育着孩子，她哥哥是每月要从她手里拿去一笔养育费的”[9]。1935年9月正是溥仪离开长春到各地巡视期间，宫中权利真空，倘若真有个“孩子”的话，婉容岂不正好趁溥仪不在，趁机让哥哥带孩子过来，亲眼看看自己的“孩子”了吗？那不真相大明了吗？倘若知道了溥仪欲盖弥彰、杀子之恨，婉容还会连拍两份电报关切问候溥仪吗？弥天大谎漏馅也！

哥俩穿帮。溥仪说“孩子一生下来就被填进锅炉里烧化”了。溥杰（溥仪弟）1988年却说:“婉容确实生过一个私生子，是她自己把孩子掐死了[10]”。谎言无法合仄，哥俩说法不一，严重穿帮，说明哥俩狼狈为奸，在诬陷、摧残婉容上沆瀣一气，一丘之貉。卑劣的杜撰，让人作呕。

长期担任溥仪护军的一位亲信王庆元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不为呼冤为正名》，文章指出:“婉容的起居行止都与外界隔绝，这是更加严格，令人无机可乘的界限。...入夜后至少有两名以上陪寝人员待在婉容的寝宫中，还专设一名太监掌握婉容的夜间活动，至次日早晨得向溥仪汇报她吸了几多鸦片、睡了多少觉等。在这种情况下，私通者根本找不到与婉容接触的机会，再说守夜太监责任在身，发生私通之事岂能担当得起？结论是‘这段私通丑闻纯属杜撰子虚乌有’”[11]。

　　公安部在1964年3月审查批准《我的前半生》正式出版时，将这些具体内容予以了全部删除。[12]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溥仪对婉容的进一步侵害。这一版本被后来称为正式本。

　　截止目前，无论日方、中方或是伪满以及第三方，尚未发现一份当时涉及婉容出现“妊娠、怀孕或临产”等内容的密档、文件、诊断或记录等，既没有一份有效的历史文字和资料来支持溥仪的“内廷秽闻”一说，证明这完全是溥仪自己杜撰的、子虚乌有的事件。至于后来一些人所谓的考证、回忆或是揭秘以及采访、秘闻、传记等等，都是源自于溥仪的这个谎言，属狗尾续貂之作，根本经不住推敲和论证，其目的也是五花八门，各取所需。《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有许多编造的谎言，溥仪自己就承认，“我认为写自传是审判的前奏。既然要审判，那就是生死尚未定局，在这上面我要力争一条活路。...我必须编造的更加严密，绝不能有一点点漏洞”[13]。但对婉容造成的伤害却是持久的、深重的。现在到了推倒这些扣在婉容头上的不实之词、诬陷之词和无耻谎言的时刻了！

注释:

【1】参见沃泽明:《对溥仪‘内廷秽闻’说的解剖与分析》，北京达斡尔学会2016年11月26日《纪念郭布罗·婉容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

【2】【8】【9】溥仪:《我的前半生》（批校本），群众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228、313页、第313页、第196页。

【3】陈予欢编著《中国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将帅录》，广州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36页。

【4】爱新觉罗·毓嶦:《我与末代皇帝二十年》，《爱新觉罗·毓嶦回忆录》华文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114页。

【5】【6】秦翰才:《满宮残照记》，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中华民国36年（1947年）5月第一版；岳麓书社，1986年6月重印版，第195、196、197页、194页。

【7】阿凤:《面向远方》内《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22年6月第一版，第236～237页。

【10】宗春启:《溥杰评‹末代皇帝›》，《团结报》1998年4月19日。引自王庆祥著:《中国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5月，第241页。

【11】王庆祥:【中国末代皇后郭布罗（勒）·婉容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5月，第231～232页。

【12】【13】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2013年1月第二版，第196页。

4、施以酷刑折磨婉容





　　溥仪“皇帝”貌似强大，但在婉容面前，又时常卑微、怯懦、猥琐。婉容性格开朗，刚韧倔犟，一但认准一个事理就坚持到底，而且绝不低头。溥仪为了表示更加强大，便不时祭出暴力的手段。据溥仪的随身侍从王简斋揭露:溥仪“将婉容用手铐脚镣锁住，囚禁起来”、“我们从房边经过时，常听到从屋内传出铁链拖地的声音，过了很长时间才给拆下”[1]。甚至最后入宫的李玉琴也愤愤不平，认为溥仪对婉容的惩治“实在太苛太重”她在自述中写道:“听说婉容私蓄的珍贵首饰也全部提走，不知是否有人贪污中饱，溥仪也太绝情绝义了”[2]。

　　溥仪还时刻监视婉容，派遣自己的二妹韫和、刘太监、崔小姐等人监视婉容。韫和经常躲在屏门后或窗外窃听，将婉容的一言一行，随时报告给溥仪知道。婉容左右的人，包括陈曾寿在内，提起韫和，莫不恨之入骨。陈曾寿还再三叮嘱自己的两个女儿和儿媳，对婉容讲话要特别慎重，以防韫和窃听，在溥仪面前搬弄是非。有一次，邦筌（陈曾寿的小女儿）进见婉容，婉容凝目不语，但以手指在空中书写道:“宫中黑暗”四字[3]。婉容已到了有苦难言、有话难说的地步了。



婉容在伪皇宫内（孤寂）留影

然1956年12月，溥仪在回答记者潘际埛采访时却矢口否认说，对婉容“倒还没怎么样”[4]。

注释:

【1】王简斋:《我跟随溥仪二十八年》，天津文史资料，第42辑，第236页。

【2】李玉琴:《1986年自述资料》，引自王庆祥《中国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5月，第239页

【3】周君适:《伪满宫廷杂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141页。

【4】王庆祥:《中国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5月，第239页。





　　

5、关东军对婉容的控制和迫害



由于婉容具有“强烈的反日情绪”，日本关东军对于她的监控一直十分严格。既要掌握日常随时的动态，还要防止婉容再出现逃跑，只要她不越过雷池一步，关东军一般是不对婉容直接动手的。但直接针对婉容下手的事件大概有两起。

　　一次是1932年3月，婉容虽未出席溥仪9日上任“执政”的就职典礼，却在几天后陪着溥仪和他的两个妹妹一起游历大同公园。由于是初到长春，婉容兴致很高，正在欣赏公园景致的时候，突然被大批包围的日本关东军宪兵和伪满警察强行带离，被送回伪满皇宫，理由是要确保溥仪的尊严和安全[1]。这次的主角是溥仪，但关东军的锋芒也同样指向婉容。

　　第二次是1939年的所谓“护军事件”。与其他版本不同的是，这是一个达斡尔族郭布罗（勒）老人介绍的“护军事件”[2]。1939年6月27日，婉容在内廷护军20名达斡尔族士兵的护卫陪同下，又一次来到大同公园散心赏花，结果受到日本关东军宪兵的阻扰，而且对婉容很不礼貌。对这种冒犯皇后的行为，护军士兵非常愤怒。为了保护婉容的尊严，护军与关东军宪兵发生口角，遭倒数十名宪兵的围攻，随即发生严重冲突。冲突中，护军士兵将两名关东军参谋和多名宪兵打伤，并将一条军犬打死，遂成严重事件。



　　 伪满洲国聚会场面

他们保护婉容，“踢死狼狗，冲出重围，逃回队里”[3]。可想而知，若不是保护婉容皇后，这些护军是断不敢与关东军发生冲突的，更不会去争抢什么游船进而与关东军大打出手的。披露这一真相的，正是当年婉容的族亲、几十年后的一位郭布罗（勒）老人[4]。

　　这支护军组建于伪满建国之后，是由溥仪委托婉容的父亲荣源（溥仪的岳父）招募组织的亲兵卫队，多以达斡尔族、满族、蒙古族嫡亲子弟为主，其中达斡尔族亲兵主要由郭布罗（勒）、杜拉尔和德都勒等家族子弟组成，总计约300人。溥仪的弟弟溥杰、婉容的弟弟润麒等都曾在其中任职，达斡尔族郭文林因与婉容是族亲，还担任了护军上校统领[5]，统辖三个队。由于这支护军的骨干多是皇家嫡亲世家子弟，对婉容和溥仪十分忠诚，又有天津武术名师霍殿阁、霍庆云的亲自教练，武术技能普遍很高。这支变相的陆军，装备十分精良，令日本人特别恼怒，认为是对日本人的严重威胁，预谋已久，准备伺机除之。此次事件，正好成了关东军的口实，便借“反满抗日”的罪名，将十几名护军士兵全部逮捕，并以惨酷刑罚虐杀了几名达斡尔族的护军士兵。事后，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命令吉冈安直，对溥仪提出四点要求: （一）撤换负责人；（二）把肇事护军驱除出境；（三）派人向被打的关东军两名参谋道歉和慰问；（四）保证今后永不再发生此类事件[6]，并借机清洗了护军，削夺了指挥权。关东军这次出手既打击了婉容，又震慑了溥仪。“护军事件”的发生，不仅反应了以婉容为代表的达斡尔族上层人士同日本侵略者的深刻矛盾，也反映了达斡尔族下层官兵的强烈反日情绪，某种程度上又起到了推动后来1945年8月达斡尔族等少数民族官兵奋起抗日，举兵起义的作用。



长春伪满洲国皇宫——被婉容称作牢笼

日本关东军对婉容的监视与控制，主要是为防止婉容可能出现的不利影响甚至是破坏作用，体现了婉容与日本关东军久已存在的深刻矛盾。

注释:

【1】【3】溥仪:《我的前半生》（全本），群众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263、264页、241页。

【2】【4】乌娜姬:《护军事件的真相》，《搜狐博客》2008年4月27日。

【5】【6】溥仪:《我的前半生》（灰皮本），群众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235页、第236页。



（六）身后仍遭受社会的侮辱和摧残



截止目前，涉及婉容所谓“秽闻”的众多书刊、文章、影视及媒体节目，基本都来源自溥仪所谓“内廷秽闻”的谎言，如果仅是对事情真相的不清楚、不了解还有情可原，但令人不堪的是一些演义实在荒诞、乌龙甚至狗血，完全丧失了道德和良知的底线。在众多演义中还有一个共同特点是，对婉容在政治上的表现避而不谈，对她遭受的苦难视而不见，而对溥仪则重罪从宽，对他后半生更是褒奖有加，溢美之词唯恐不足，造成了溥仪卖国求敌反而光彩荣耀，婉容爱国蒙难却丑陋不堪，既摧毁了人们正常的善恶标准，又竭力迎合并推动了社会低俗的心理需求和变态的商业炒作。正如鲁迅揭露的“吃着蘸血馒头的人”一样[1]，只不过这次是用婉容的血蘸着吃罢了。婉容的重重苦难，归根到底体现的是溥仪、伪满洲国和日本关东军的意志，是溥仪（为卖国求荣）和日本侵略者强加给婉容的，无论如何也不该延续到今天了。

注释:

【1】鲁迅:《药》，《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465页。

四、尊重婉容便是对良知的尊重——还一个清白的婉容给世界，还一个爱国的婉容给人间



婉容的结局非常凄惨，她在尽尝了人间所有的苦难后，于1946年6月20日在延吉监狱孤苦伶仃、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的情况下，绝望地与世长辞了。监狱管理人员用旧炕席卷着婉容尸体扔在延吉的山上，也有说用草席卷着掩埋在延吉的南山。

　　婉容的一生，如上所述是十分凄苦悲惨的一生。她聪慧善良，美丽端庄，不仅没有加害过任何人，反而能同情弱者，主动捐钱捐物，赈济过众多疾苦的黎民百姓。但仅仅因为她反对伪满洲国、反对日本侵略、反对溥仪投靠日本，就被黑暗残暴的势力加害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可谓是亘古少见。

婉容在长春的最后岁月

婉容的遭遇，可以归结为一种婉容现象，即被害者蒙冤难雪，加害者却洗白了罪恶；被害者无处申告，加害者却独霸话语权。这虽然是正义与邪恶的颠倒，但必竟不能代表社会前进的方向。婉容的历史，是那个历史时代的一部分，它折射出了伪满洲国的矛盾与冲突，还突现了爱国与卖国、反对日本与投靠日本之间的尖锐对立，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全社会最基本矛盾的体现。我们应该让真实的婉容拨开一切不实之词，还一个清白的婉容给世界，还一个爱国的婉容给人间，让公平和正义的阳光也同样照在婉容身上。“历史事实之争，其实就是是与非、正义与邪恶之争”[1]。厘清历史事实，揭示历史真相，明辨是非曲直，正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必然选择。

　　婉容的苦难，是几千年来无数中国人苦难中的一个，应该获得起码的悲悯和同情。婉容的爱国，和无数黎民百姓的爱国一样，举止普通，不显波澜，但也该获得起码的尊重。中华民族的爱国历史源远流长，今后还将浩浩荡荡。可不论是谁，只要她做过一些爱国的举动、爱国的事情，就会自然融入那爱国主义的洪流，不被遗落并永垂不朽！

注释:

【1】傅光中:《谈‹日本侵华图志>一部值得珍藏的历史影像文献》，《光明日报》2015年8月11日第十一版。



全篇毕

2026年10月



感谢杜兴华女士（大姐）对编撰此美篇给予的大力支持和鼓励，并提供不少资料、文件和照片。在是美篇收官之际，谨向杜兴华女士（大姐）致以崇高的敬意！